如果苏联还存在，那么它能控制好疫情吗？ 第1页

这疫情说不定能救苏联一命

给你们介绍一下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被人类自身彻底消灭的流行病毒—天花是怎么被人类合力消灭的。

列宁于1919年颁布的公共卫生方面最早的法令就已明文规定，所有人必须强制注射天花疫苗。依托高效的行政管理措施与全面的宣传推广，这一政策迅速得到落实。苏联天花感染人数从1920年的12.6万人飞速下降到1930年的3800人。天花疫苗效果的立竿见影，反过来又助推了民众对接种的积极性。1936年，苏联政府宣布已经消灭了国内的天花疫情。

苏联能够在短时间内战胜天花的历史给了其国内医疗系统巨大的信心，认为只要推行苏联经验，全人类将在不久的将来战胜天花病毒。1958年，苏联卫生部长在世界卫生大会上登高一呼，要求全人类联合起来，战胜天花病毒。

为了拉美国和西欧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入伙，苏联人甚至还在演讲中引用了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1806年写给天花疫苗发现者琴纳的信：“您已经将人类最深重的苦难之一从日程表上擦去，未来的人们只有读史才会知道天花这种可恶的疾病存在过并且已经被您消灭。”，说明了即使苏联在一国之内战胜了天花疫情，但是无法解决来自伊朗、阿富汗等周边国家地区的输入病例等问题。任何一个宣布在一国之内战胜天花的国家实际上还是没有远离天花病毒的威胁，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全球范围彻底消灭天花病毒。并承诺对外援助天花疫苗。

在这次大会上根除天花的提案获得全票通过，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全人类为了同一个目标决定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的高光时刻。

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作为唯二的两个超级大国，两种社会制度的领头羊，美苏两国呈现出一种亦敌亦友的微妙关系。1967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启动“根除天花加强规划”，以区别之前的根除天花规划，目标是10年内在全球根除天花，并在总部成立根除天花工作组全面负责协调工作，由美国流行病学家唐纳德·亨德森担任组长。

唐纳德·亨德森在后来接见苏联代表团主席德米特里·韦涅季克托夫要求保证天花疫苗供应，出乎他意料的是，对方回应称“我们相信你是一位诚实、信誉良好的科学家，你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天花。我们将全力支持你。”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全球消灭天花行动使用的两亿份疫苗中，近1.7亿份疫苗都是由苏联生产的。

在此期间，也曾出现过“劣质疫苗”风波。当时苏联提供给阿富汗的部分天花疫苗被检测出低于标准，西方媒体将此事炒作为苏联“不负责任”。但亨德森深知大批量生产疫苗的不易，他没有跟风指责苏联，而是亲自赶往莫斯科，协调苏联方面展开调查。最终结果显示，部分厂商的疫苗的确不符合要求，但苏联政府很快采取行动，关停这些生产企业，并由政府建立实验室检验所有疫苗，以保证达到国际标准。此后苏联提供的疫苗再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苏联还向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使用冰冻-干燥法保存的天花疫苗（冻干疫苗）。这种疫苗不用冷藏，运送方便，对于需要前往偏远地区接种的天花疫苗而言意义重大。同时苏联也为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制备合格天花疫苗的规范，到1973年后，很多国家都具备生产合格疫苗的能力。

美国流行病学家威廉·福吉推动的“环形接种法”则极大减少了根除天花的开销。根据他的建议，各国卫生官员们不再寻求为所有人都接种疫苗，而是跟踪疫情发展，先定位天花患者，隔离他们，为所有与其接触过的人接种疫苗，然后再对与这些密切接触者有过接触的人接种疫苗。当时尼日利亚东部人口超过1200万，福吉带领的团队仅为75万人接种就成功阻止了疫情扩散。为了让当地人准确判断出天花患者，世界卫生组织还别出心裁地制作了天花识别卡。

在偏远地区推广天花疫苗的下一个技术难题是接种方法，尤其是对于那些缺少培训的当地医务工作者。早期推行的“划痕法”是将疫苗滴在皮肤表面，再用针具划破皮肤，让疫苗渗入伤口。这种方法不但浪费疫苗，而且成功率也较低。1970年美国惠氏实验室发明的分叉针只需要沾上疫苗，在皮肤上快速刺15下即可。这种接种方法简单易学，而且所需疫苗量仅有先前的1/4，后来每年用这种方法接种的人数超过两亿。

1958年，美苏签订《美苏文化交流协定》，其中包括了双方在医药方面进行交流合作的内容。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双方多次派遣医疗卫生专家代表团进行互访。到70年代，双方签订了正式的医疗合作协议，承诺双方应共同努力，通过扩大医学领域的合作，以促进人类健康水平的改善，双方成立了美苏医学合作联合委员会作为专门的机构进行合作。双方的合作内容包括：攻克世界性疾病难题，专家和代表团的定期交流，信息数据库的交流与分享，医疗设备、医药产品的援助与交换，以及为国际医疗机构提供援助等。1967到1977年的十年时间里，仅在消灭天花这个领域，美国和苏联在资金支持和疫苗供应两个方面实现了分工合作：该项目总共九千八百万美元的开支，美国贡献了其中的一半多；而苏联则提供了总疫苗数的九成。

1967年世界尚有46个国家有天花流行，至1972年底，就只剩下印度、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埃塞俄比亚、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等少数国家仍有天花疫情。得益于美苏合作以及医务工作者的辛苦付出，全球根除天花于1977年10月26日以索马里的最后一例自然发生病例宣布实现。此后两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进行特别搜寻，以确定天花不再传播。世界卫生大会1980年5月8日宣布根除天花的全球目标已经实现。天花，成为法西斯之后美苏联手击败的又一个人类之敌。

如果苏联还在，在此次疫情中人类用勇气与理想谱写的赞歌将会传唱于星空之下。

前言：去年俄罗斯疫情爆发之初，我搜集了资料写了这篇文章，当时一些俄罗斯博主也用这次事件安抚众人。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苏联拥有成功的经验并不代表如今的“新沙俄”就能成功。
毕竟如今的俄罗斯恐怕给苏联提鞋都不配吧？
俄罗斯防疫出现了和欧美相似的问题。我的一位在医院从事行政工作的俄罗斯朋友告诉我，他认为医院反而比外界安全，因为俄罗斯医院的防疫措施到位。
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地铁上只有十分之三的人戴口罩，有的人口罩拉到下巴上，只为逃避罚款。很多人对疫情不以为意，直到自己或者亲朋好友躺在病床上等着医生拯救。
他曾经在去年俄罗斯疫情爆发之初中招，痊愈后半年的时间内丧失味觉，无法分辨啤酒和格瓦斯，现在也不敢保完全恢复，所以早早接种了疫苗。
但是俄罗斯大众整体上不信任疫苗，存在抵触情绪。所以俄罗斯的疫情几时休？

作者：微信公众号@近卫T34、知乎@蒋梦珊

1959年12月21日的一个早晨，一架载有著名画家阿列克谢·科科雷金的飞机在伏努科沃机场降落。跟随苏联艺术家和作家代表团访问印度的画家提前一天从印度飞回国，通过了边检和海关检查。

他稍微咳嗽了一阵，但是谁会在意在12月的莫斯科发出的一阵咳嗽？

他利用这个时间差，与情人来了次秘密约会。

他将热情洋溢的异国礼物送给了他的情人，第二天当另一架新德里飞往莫斯科的航班降落时，他再度去了机场，假装在长途旅行后与家人相会。他回到家，晚上和来访的友人一起庆祝了他的归来，分发了礼物。次日，他感到发热、疲劳、骨头酸痛，他在诊所领了感冒药然后就回家了。

但是病情继续恶化，两天后，他的妻子叫了救护车，紧急把他送往博特金医院。医生认为是严重的流感，患者身上出现的皮疹则被认为是抗生素过敏，科科雷金住进了流感病人的病房。但是很快科科雷金的痰液中出现了血迹，呼吸功能受损。12月29日，家属来到病房与科科雷金道别，当晚，科科雷金去世。

医生并不明白是什么疾病让科科雷金如此快地丢掉了性命。病理学家克拉耶夫斯基一度认为是鼠疫，但是随后又被否定了。

12月31日，医院中有2人身上出现了酷似水痘疹子的脓疱，但是其中一人已经60多岁了，显然不是水痘。

接着又有三人生病，人们想起了还没交还给家属的科科雷金的遗体。

人们来到解剖台前，一位前来拜访克拉耶夫斯基的、来自列宁格勒的75岁老病理学家碰巧在场，他看了一眼尸体，自信地做出了判断：

“Variola vera!”——就是天花！

在那时的苏联，连富有经验的专家都几乎忘记了天花这种曾经在人类世界中蔓延索命的可怕疾病的存在。

在“钢铁之人”斯大林治下的30年代，苏联就通过普及人民医疗保健、广泛接种疫苗消灭了天花。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医生们甚至都不认为天花会在苏联再度复发。

所以一开始，天花并不在苏联医生的考虑范围内。

但是在印度，天花依然存在。

著名的苏联艺术家、两次斯大林奖得主阿列克谢·科科雷金在他的印度之行中参观了一位婆罗门的火葬仪式，这位艺术家拿着画板画了草图并接近了遗体，他甚至还买下了死者留下的地毯，但他不知道，这位婆罗门其实死于天花，而他没有接种过疫苗，于是，他被感染了。

而关于科科雷金没有接种疫苗的原因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认为印度并不是天花灾区，所以出国前没有接种疫苗。另一种说法则是，科科雷金担心疫苗会影响他在情人面前的床上表现，所以他购买了假疫苗接种证书蒙混过关。

不过，无论实际情况如何，没有接种疫苗加近距离观察病死者遗体最终要了他的命，并把天花这位“不速之客“带到了人口密集的莫斯科。

1960年1月15日，疫苗和血清研究所的米哈伊尔·莫罗佐夫院士通过显微镜在博特金医院送来的、从患者身上提取的样本中发现了天花病毒，这一情况被迅速报告了苏联最高领导层。

此时天花已经在博特金医院内显示出了其强大的传染能力：

接诊大夫感染，而一位登记员因为使用接诊大夫使用过的电话被感染。

一个因流感住在科科雷金病房楼下病房的十几岁少年因为与科科雷金病房相通的通风口被感染。

一名锅炉工仅仅是路过病房门口、好奇的打量了这位著名艺术家一眼就被感染……

很明显，莫斯科和苏联距离这种早已消灭的传染病大爆发只有一步之遥。

当天下午，“玉米同志”尼基塔·赫鲁晓夫召开会议并决定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防止天花流行。

莫斯科警察局、内务部和克格勃人员被赋予了一项紧急任务：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查明这位艺术家登上归国航班后接触的每一个人。

高危群体包括飞机的乘客、机组人员、海关人员、同事、朋友和亲属。

调查甚至查明，科科雷金在回家之前花了24小时和他的情妇在一起，而这偷享欢愉的24小时增加了排查难度，令排查工作规模巨大。

而病人和密切接触者们在几星期内与数千人有过交集，难以一个不漏地查出每个人。

尽管工作艰难，但苏联克格勃、内政部和卫生部还是找出并隔离了与感染者有过任何形式接触的每一个人。

首先，飞机、飞机乘客和出租车司机都被找到了，科科雷金的妻子、女儿、未婚夫、拜访过的朋友、科科雷金去过的诊所的大约100名病人也被隔离。

而科科雷金的情人：一名大学教师也生病了，而她在学校组织了众多学生参加的考试，因此在大学中有数百人被立刻隔离。

科科雷金女婿工作学习的门捷列夫研究所里的人员也被隔离……

调查还发现，由于50年代苏印关系的迅速升温使得来自印度的商品、纪念品在苏联大受欢迎，所以科科雷金的妻子和情人把来自印度的礼物送到旧货店变现，这使得传染风险扩张到莫斯科全市。

好在24小时内，所有到过商店的顾客就都被找到、隔离；作为礼物的印度纺织品也被找到并烧毁。

博特金医院处于戒严状态，数千名病人和五千名工作人员不能踏出医院半步。在欧洲上空，一架从莫斯科飞往巴黎的飞机上有一名曾和科科雷金同乘一个航班的乘客，因此连人带飞机被紧急召回了莫斯科。

刚刚过完新年的莫斯科，实际上已经完全按照战时状态法律封闭了，无法进出：飞行航班被取消，铁路服务中断，道路被封锁。医疗队在城里来来回回，莫斯科的警察、内务部、克格勃办公机构灯火通明。

与病人有过接触的人员所在场所都进行了消毒，隔离人员被送往位于索科尔尼基区、拥有5000张床位的大型传染病医院和其他几家医院，前前后后有9000余人被隔离。

为此，苏联政府拨付了大量经费，并且从地下防核掩体中取出储存的药品和折叠床。

与此同时，苏联开展了第二阶段的行动，采取疫苗接种来应对天花可能的流行。在3天内，苏联用飞机从托木斯克和塔什干疫苗和血清研究所以及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卫生流行病研究所紧急调运了1000万剂疫苗到莫斯科市卫生流行病研究所。

莫斯科动员了医生、护士、医大学生、技术员等各类医疗相关人员组成疫苗接种小组，为全市所有人接种。

短时间内，由27000名医护人员组成的10000个疫苗接种小组完成了700万人的接种任务，莫斯科的天花危机也随之平息。

在1959年12月22日到1960年2月3日莫斯科天花疫情期间，共有19人（7名亲属、9名工作人员和3名住院病人）因为科科雷金感染了天花病毒。他们又感染了23人，这23人又感染了3人。

在全部46名感染者中有3人死亡。科科雷金的遗体在做了必要的预防措施后火化，遗骸安葬在新圣女公墓。

由于苏联医务工作者数十年没有接触过天花病例（这该怪罪列宁和斯大林消灭天花太彻底了吗？）导致早期诊断出现了误判浪费了不少时间，但是苏联当局还是通过雷厉风行的行动迅速化解了这场危机，避免了天花再度大爆发，整体应对措施还是十分成功，堪称现代国家处理突发疫情灾害的杰出典范。

1966年，苏联根据此次事件拍摄了电影《城市来了麻烦》。

有趣的是，在影片中警察、内务部和克格勃发挥的作用并没有被提及，只突出了医护人员的功劳。

1982年，在天花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宣告灭绝后两年，苏联停止了全民天花疫苗接种。

曾经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天花淡出了人类的日常生活。

现在天花病毒仅仅存在于实验室中。

疫情大概率发生在勃列日涅夫以及之后的那些年老体衰的领袖任内，那只会加速崩溃。

我们的成功是在一个大面积反腐以后的，不然按照过去那批脑肥肠满的贪官污吏行政德性，也早垮了，这就是领袖英明伟大之处。

当年防腐是为了防止苏式崩溃，结果，捎带手挡住了大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