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是地主阶级专制政权,而非意识形态政权。
在实际统治中,封建君主会根据自身所在的环境去选择一套适合的统治方案,由此表现出符合某种政治思想的倾向——这并不代表某种思想就“占统治地位”,更不代表封建王朝会因此而变成“姓法”、“姓儒”的意识形态国家。
顺便讲两个笑话:
秦朝是一个法治或法制国家;
儒家和儒教是一回事。
2,
秦廷的法家倾向在战国前期就已经出现。
最迟在秦惠公一朝时就已经成为了一个赏罚较为严明的诸侯国(见《吴子》)。
至秦孝公一朝,秦廷的法家倾向到达了顶峰。
有关秦廷在此时为何表现出有强烈的法家倾向,根本动力在于列国变法大潮下的此消彼长——东方列国在春秋后期就开始了接连不断的变革活动,相比之下秦国确实要显得迟钝又慵懒得多——为此,秦廷必须强化变革工作以避免自身在激烈的竞争中掉队。
至秦惠文王一朝,秦廷的法家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被纵横家倾向覆盖。这一表象的原因也与外部因素有关——此时,以魏国为代表的东方诸侯国开始以外交手段弥补国力上的不足,由此形成了一种被称为“纵横”的特殊外交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外交因素在当时的作用甚至超越了国力本身,如何把控外交的主动权自然成为了秦廷的头等大事。
当然,纵横家倾向的上升并不等于变革活动就此终止,更不等于封建法律自此废除——无论秦国还是东方列国都是如此。
秦廷的纵横家倾向一直持续到了始皇帝一朝前期。
在助赵攻燕、助魏攻楚的外交攻势下,也在间谍网的破坏下,秦廷于公元前230年发动了最后的军事总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东方六国的政治实体。
这里要讲个大笑话:
“河x派”史观认为秦灭六国是制度上的胜利——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面秦国的制度与列国有明显区别,但也要强行在制度上把东方列国划到秦国的对立面——由此得出结论,“一定是制度的问题”。
摧毁了东方的竞争对手以后,秦廷的工作重点转向了如何解决“远方黔首未集”的问题,自此纵横家的倾向下降,法家倾向重新回升到了首要的位置。
当然,儒家倾向同时也得到了提升。秦始皇在巡游期间到处刻碑照着儒家那一套显摆自身在民生上的政绩。只不过这一行为让“儒法之争”的双方都倍感尴尬,所以很少被提。
至二世皇帝一朝,幼主继位、朝臣火并、地方不稳,以上三者使秦廷的法家倾向变得更为极端甚至扭曲,直至秦廷最终崩溃。
3,
汉廷原为楚将的幕僚系统,因项羽的“分封”而被转化为了一个割据政权。
汉国的建立阶段十分短暂。在项羽“分封”之后,汉王至汉中就封,不久后就重新调头兼并秦地,得手后又立即将都城迁至秦旧都栎阳。
从实际上来看,汉国的国家机器的成型应在消灭三秦阶段完成。
那么,秦廷留下的制度遗产自然就成为了汉廷唯一的参考。
更何况这一套也确实适合战争环境。
高皇帝及吕后逝世后,战争被基本平息,汉廷的道家倾向得以上升。
至东方的半割据势力走向颓势之际,汉廷的儒家倾向自然和会得以提升。
4,
总之,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并不会像中学生对待课本一样死心眼,他们会根据实际的政治需要选择对应的政治倾向,并不会死心眼搭在某一学科的主张。
之后,由于有了儒教这个东西,朝廷的倾向就变得没那么明显了,由此产生一种怎么样都很“儒家”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