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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苏联妇女给德国战俘面包的文章出处是哪?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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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白俄罗斯女作家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和《我还是想你,妈妈》中

印象中相似的大概有这么三处情节:

1.希特勒政权快完蛋了,一群年轻的德国战俘游行的时候,孩子们朝他们扔石块,被母亲们呵斥住了,然后母亲们把面包们递给了战俘,一边抹眼泪:“你们也都是孩子啊,他们怎么会让你上战场?”

2.战后大量德国战俘在苏联境内进行战争恢复工作,一个在矿山挖矿的德国人饥肠辘辘,见到一位拖着一袋土豆的苏联妇女: —“大婶,给个土豆吧,我快要饿死了”

—“没门,说不定我的丈夫和儿子就是你打死的!”

德国战俘站在那里默不作声了。

大婶最后还是掏出两个土豆,递到德国战俘的手里:“吃吧,拿去吃吧。”

3.一群苏联士兵围着一口锅,锅里是用黄油和米煮的粥,两个战俘来了,想讨一口喝

—“滚远点!再不走就痛打你一顿!”

他们走了,但肚子太饿,过了一会儿又转回来了。

士兵们就只好给他们一人盛了一饭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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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有人提到了苏联人给德国人面包的案例,这里我摘录一点先在华北与八路军作战、后在关东军与苏军作战、兵败被俘的日本兵斋藤邦雄《西伯利亚扣留战俘物语》的回忆:

马洛肖恩大妈

俄罗斯大妈马洛肖恩是我在工厂里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个人。

马洛肖恩当时年近五十,是个满脸褶子的老大妈,但不知为啥她却对我非常疼爱。

那时我才26岁,年龄正好和她像一对母子。

马洛肖恩的家在乌索利耶镇上,每天徒步来工厂上班。

她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可惜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现在一个人过日子。

每天都在工厂干同样的活儿,时间长了自然会偶尔说上几句。不过内容都是“你几岁啦?”“父母身体好吗?”“想回东京吗?”一类没营养的话。

不过马洛肖恩和其他大妈最大的区别就是:看到我除了打招呼说“兹德拉斯奇(你好)”外一定还会塞给我些面包、土豆什么的。

我每天都饿着肚子,所以这些东西真是雪中送炭。

车间里除马洛肖恩以外,还有乌克兰姑娘和其他大妈,但会主动给我带吃的的只有马洛肖恩一个。

俄罗斯大妈大多都长得比较粗壮,但马洛肖恩却身材较小,穿的衣服也非常简朴。由此可见她生活得并不好。

接下来我就要写两三件有关这位贫穷的俄罗斯大妈和身为战俘的我在工厂里发生的难忘的故事。

莫列卡布斯塔(海带)

我们经常自带午饭(西伯利亚当地称为“阿别特”)去工厂上班。

至于那个午饭其实也就是些像水一样稀的菜粥,而且还装不满半个饭盒。

我们倒是希望这菜粥能越稠越好,因为越稠越说明里面放的米多。

所以每次下班交接的时候,下班次的人和上班次的人在厂里一碰头就肯定会问:“稠不?”

这自然是在问粥(喀夏)怎么样。“今天挺稠的。”

“多稠?能立起来吗?”这里的“立起来”是指往粥里插勺子能不能立起来的意思。

只要听说稠到可以立起来我们就会心花怒放,工作一结束立刻大步流星地往劳动营赶回去。

让我们把话题回到午饭上来。工厂的汽笛(休息的信号)一响就到了午饭的时间。休息点设在工

二楼的房檐下方。乌克兰姑娘和俄罗斯大妈都一样在那里呆着。

按军队的规矩大伙围都成一圈吃饭,实际上应该说都在喝粥。

有的人啥都不管把午饭和早饭一起都吃了,中午就干脆不吃。所以这会儿也只能听着旁边人吱溜吱溜喝粥的声音,在一边躺下睡觉,不过我想他们这时候肚子一定咕咕直叫吧。

当天的盒饭除了蔬菜外里面还有海带(莫非这海带也是从满洲搬到苏联来的吗?)。

我把海带特地挑出来放到饭盒盖子上正准备吃,旁边马洛肖恩大妈看到后说“莫列卡布斯塔(海里的卷心菜)”表情很稀奇的样子。

这东西在西伯利亚可找不到,大妈也从没吃过,所以我表示可以让给她尝个鲜;可她却说:“日本人吃得这么少,我可不能要。”怎么也不肯收。

这时正巧马塞尔走了过来。“日本人比我们吃得都好。可为啥老是捏拉伯塔(不好好干活儿)?”还说他要一口把盒饭盖子里的海带全吃了。

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先前偷土豆事件也是这样,所以对他没有任何好感,自然也不会愿意让他吃。

然而就在他动手拿饭盒前,大妈立刻开火了:“不准拿日本人的午饭!”马塞尔一下陷入尴尬之中,丢下句“午饭吃完了,快点干活,干活去!”,然后就气急败坏地往工厂里走去。

第二天马洛肖恩大妈带了颗卷心菜给我。

西伯利亚的卷心菜即使直接生吃也甜甜的很好吃。我就和战友一起网上撒点盐分着吃了,这可比比海带美味多了。

可能是马洛肖恩大妈给的才会那么好吃。

牛奶和绑腿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马洛肖恩大妈照例拎了个装着土豆的袋子进了工厂。一看到我,她就说:“这边来。”“兹拉斯奇(你好)马洛肖恩大妈”,说着我走了过去。

大妈从袋子里拿出个圆盘一样冻得白白的东西出来,掰成两半分了半块给我。

刚拿到手时我还觉得奇怪:这是啥东西?

再仔细一看原来是冻成硬块的牛奶啊。

原来在寒区,只要把牛奶冻成这样就不必装进瓶子,携带起来非常方便。

于是我就咯吱咯吱啃起牛奶来。那味道好吃的不得了,到现在我都没忘。

在苏联的时候,牛奶不用喝的而是这么啃着吃还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在西伯利亚,一到冬天无论男女都会穿上野外作业专用的靴子(喀通奇,毡靴——译)。

女的会用厚布把头裹好,穿上名为“咻吧”的毛皮外套,在雪地上喀喀喀地快速走动。

之所以要快速走动大概还是因为太冷了吧。

如果是年轻姑娘的话,那走路的姿势真是帅极了。但这对马洛肖恩来说就太难了,没法跑得快。本来穿的就很粗陋,而且人个子较矮又上了年纪就更没法跑了。

记得有次她坐在火堆旁边把长靴脱了烤火暖脚,这才发现原来靴子底上还有个洞。也不知道她是买不起还是因为配给什么的原因弄不到新的,虽然那时候我们的处境也和她一样,但看到这个样子还是让我挺心痛的。

大妈们没有穿袜子的习惯。取而代之的是用布来把脚包起来。从脚趾开始包,直到把整个脚都包好了才把长靴套上。

马洛肖恩的裹脚布已经给用烂了,所以我就想把部队里用过的绑腿给她,可她确认为自己不值得去用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也不肯要。

我强调说这东西已经用不着,硬把它塞给她,这才接了下来。

这绑腿其实是在刚战败混乱的时候从满洲日军的被服库里偷拿出来的。东西完全还是新的,我一次都没用过。就算我把它留下来其实也没啥用处。

可后来马洛肖恩大妈貌似也没在用给她的新绑腿。东西既然已经给人家,那么如何处置我自然也不会去多管了。

绑腿又还回来了

那之后不久,某天马洛肖恩大妈拿了一张旧照片到正在铲盐的我这里来。照片上是一名5、6岁的男孩。我马上紧张起来。莫非这就是大妈曾对我提起过的那个小时候就去世的孩子吗?

正如我所料,大妈说想把这照片画成大图。她从女事务员、乌克兰姑娘聊天时得知我虽然画得不好,但毕竟还是会画几笔就托我画画。

在劳动营里哪怕就是画一张画也会让人累得精疲力尽。要对一般人会事先约好画完以后给些黑面包,但对马洛肖恩大妈免费给她画也行。

交画的日期也没限定,要等我身体条件好些的时候再打算给她画的,所以照片也就给留了下来。

就在这段时间里,劳动营的气氛开始有些变化,逐渐有个传闻在我们中间散播开来,说是我们中间最近会有一批人可以从劳动营回国。

这种流言蜚语也不知什么时候就传得劳动营里到处都是,不过要万一是真的的话剩下的时间可就不多了,于是我就快马加鞭把马洛肖恩大妈拜托的照片绘画赶紧赶了出来交货。

大妈拿到画非常高兴,约好明天就把报酬——一条黑面包给我带来。

没想到这却是和马洛肖恩大妈的最后一面。

第二天,突然发布日本战俘回国的消息,工厂的工作也暂停下来,我们所有人员都必须准备回国,所以没人去工厂。

在苏联,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突然,火急火燎的。

在劳动营里一直梦想能够回国,没想到真的变成了现实,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

但后来才知道真正能回国去的都是些身体不太好的人,而且人数也只有一半,于是剩下的那半人自然非常失望。

我也属于那批剩下来的。

送走回国去的人后,我们第二天也离开了劳动营。

从劳动营到乌索利耶镇的路上看到一名平时一起工作过的大妈在往工厂方向走去,就对她喊:“达斯维达尼亚(再见),替我向马洛肖恩大妈问个好!”

对方于是就跑了过来说:“哈拉少,达斯维达尼亚,斋藤。”和我握了个手。

在乌索利耶车站上等了三个小时装载我们的货车就出发了。

而在伊尔库斯克停车的时候,有人喊:“斋藤在哪儿?”

听到有人从列车外面喊我,就打开车窗一看,外面站着的是制盐厂的作业负责人——一名苏军见习士官。怀里还揣了个用报纸包着的包裹。

“今天我去工厂收拾行李,碰到马洛肖恩大妈,她让我把这给你。”

说着这位苏军士官将报纸包裹递给了我,然后转身就回自己的车厢去了。

拿到包裹就闻到一股黑面包的香味。

“哦,这是画画的报酬啊。”

马洛肖恩大妈不但没忘记约定,而且还特地委托那位苏军长官,把面包送到我这个可能以后都不会再见上一面的人手里。

她还真是挺有原则性的一个人。

其实还不止这些。在包裹了还有我给她的绑腿,看来她还真的无法接受我给她的东西啊。

“马洛肖恩大妈这人还真不错。”

“嗯,人人都夸她的面包做得好。”

战友们吃了大妈的面包后一边说笑一边躺倒列车地板上睡着了。

可我却一直还在回忆大妈相处的日子。

之后又过了一年多的扣押生活,却再也没能遇见一位类似马洛肖恩大妈那样让人感到亲切的俄罗斯人。

现在每当我怀念起在西伯利亚的日子,总是会有马洛肖恩大妈的影子在里面。

如果她能健康活下来的话,估计现在已经是个80多岁的老太婆了


有天中午前后,突然听到从火堆旁传来“当啷”一声响,回头一看,只见有个小子用脚把我们放在火堆边加热的饭盒给踢飞了。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我的饭盒。虽然里面的粥稀得和水一样,但毕竟是我最最看重的食物啊。

于是我怒火攻心,抓起一旁的冰块就朝着正在逃跑的坏小子丢过去。只可惜不但没打着,反倒是让那小子一溜烟给跑了。还好这饭盒盖子盖得很牢固,就算被踢了一脚盖子也没松开,所以里面的粥也没给洒出来,不过就是自己实在气不过一点东西都吃不下。

“巴夏鲁斯塔(请吃吧)”这时有人对我一边说着一边塞过来块黑面包,一看原来是位60岁左右的俄国大妈。大妈对发着愣的我说:“刚才的事情我都看到了,都是那孩子的错。这面包算是替那孩子给你赔罪的。”

虽然给我的黑面包不算大,但此时我心里却感到很高兴。于是就向着没入人群中的那位大妈敬礼,并感谢她道:“斯巴西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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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2005年《晚报文萃》07期,这篇文章出名还是入选了《良友文摘》,其实题主产生疑惑不难理解,毕竟很多城市中产阶层家庭都会在厕所和沙发角落放上这么一堆类似的感情类、文摘类的杂志。指不定是哪个学校命题组老师上厕所或者躺在沙发上翻到了,于是就编成了阅读理解题目。


原文如下:


给仇人一块面包

  二战时期,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浴血奋战,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终于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

  战争胜利的当天,上万名疲惫不堪、无精打采的德国战俘排成长长的纵队,在荷枪实弹、威风凛凛的苏联士兵的押解下走进莫斯科城。

  得知法西斯战俘进城的消息后,人们几乎倾城而出,纷纷拥上街头。在宽阔的莫斯科大街两旁,围观群众人山人海,挤得风雨不透。在围观的人群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苏军在战胜入侵的德国法西斯的同时,自己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这些老人、妇女和儿童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亲人,在这场异常残酷的战争中被入侵的德国法西斯杀害了。

  失去亲人的痛苦把原来温和、善良的人们激怒了,他们怀着满腔的仇恨,将牙齿咬得咯咯响,一双双充满血丝与复仇火焰的眼睛齐刷刷地向俘虏走来的方向注视着。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大批的军队和警察出动组成一堵墙,排在愤怒的人群前面。

  战俘出现了,近了,更近了。围观的人群开始骚动,有人喊出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有人叫骂着让杀人的凶手偿命,接着人群潮水般地向前涌。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企图阻止,马上被汹涌的人潮冲得七零八落,最后警察和士兵手拉手组成人墙,好不容易才将人潮挡住。

  此时,战俘已经来到人群前面,他们个个衣衫褴褛、步履蹒跚,每向前迈一步都十分艰难。他们有的头上裹着绷带,有的身带重伤,有的失去手脚躺在担架上不断发出痛苦的呻吟。

  面对激怒的人群,德国战俘呆滞、木讷的目光中充满了恐惧与惊慌。出于求生的本能,他们不住地后退。许多战俘本来就身负重伤、疲惫不堪,在遭如此惊吓后瘫软在地。担架上的重伤号,被扔在地上,无力逃脱,拼命地哭号呼救。

  这时,一位中年妇女在混乱中拼力挤过人墙,冲到一个受伤的战俘跟前,举拳要打。

  这是一个失去双腿的重伤号,他头上打着绷带,破烂的军装上沾满了血迹,脸上的稚气表明他绝对不会超过20岁。面对扑面打来的拳头,他无力躲闪,瞪着惊恐的眼睛,发出绝望的哭泣。

  蓦地,中年妇女停住了,木雕泥塑般站在那里。她怔怔地看着年轻的战俘,心头一阵剧烈刺痛。在这个年轻伤号稚气的脸上,她看到自己刚刚战死的儿子的影子!

  妇女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那只高举的拳头无力地垂了下来。妇女从怀里掏出一块用纸裹着的面包,轻轻地递到伤号的面前。年轻的伤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用惊恐的眼睛盯着面包,不敢去接。直到妇女硬把面包塞到他的手中,他才如梦方醒,抓起面包连裹在外面的纸都顾不上撕,就狼吞虎咽大吃起来,看得出他一定几天没有吃饭,饿坏了。

  看到伤号饿成这个样子,妇女缓缓蹲下身子,用颤抖的双手轻轻抚摩着伤号头上的弹伤,失声痛哭起来!

  悲恸的哭声撕心裂肺,骚动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人们惊呆了,一个个用惊异的目光注视着眼前的一切。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住了,整条大街一片死寂。

  良久,人们才醒悟过来。这时,出人意料的一幕出现了:那些老人、妇女、孩子,纷纷拿出面包、火腿、香肠等各种食品,一齐向受伤的战俘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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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夫图申科《提前撰写的自传》【苏杭译,原书60年代初创作出版】:

1944年,妈妈和我从西伯利亚回到了莫斯科。
于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敌人。如果我没记错数的话,大约有两万名德国俘虏,排成纵队,通过莫斯科的街道。
所有的马路都挤满了人,由士兵和警察封锁着。
围观的人大部分是妇女。
俄罗斯的妇女由于沉重的劳动手都裂了,嘴唇已经不习惯涂口红,肩膀瘦削而且弯弓着,——她们用这副肩膀承担了战争的一半负担。大概,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或者是父亲,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兄弟,或者是儿子,让德寇杀死了。
妇女们怀着满腔仇恨,朝着大队俘虏即将走来的方向望着。
俘虏的行列终于出现了。
走在前面的,是将官们,傲慢地仰着厚实的下颏。他们的嘴角蔑视地紧抿着。他们摆出一副样子,竭力显示出一种贵族对战胜他们的平民的优越感。
“还洒香水呢,这些坏蛋!”人群中有人愤恨地说。
俄罗斯妇女们渐渐地把一双勤劳的手攥成了拳头。
士兵们和警察竭尽全力阻挡着她们。
于是我突然看见一个上年纪的妇女,穿着一双破旧的长筒靴,把手搭在一个民警的肩上:
“让我过去!”
她,这个妇女身上,好像带有什么东西,因而民警闪开了。
妇女走近行列,从怀里掏出来一个用印花布方巾包裹的东西,打开了。方巾里是一块黑面包头。
妇女不好意思地把面包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的、两条腿勉强支撑得住的俘虏的衣袋里。
于是妇女们从四面八方一齐拥向俘虏,开始把面包、香烟……塞给他们。
这些人已经不再是敌人了。
这些人已经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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