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反驳“富人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躺平就是懒”的观点？ 第1页

“白手起家”是商业大亨编造的“最美童话”

“我从未见过从苦力起家的商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王赓武

你所熟知的大亨发家史并不光彩。他们真的是白手起家吗？他们真的勤劳节俭吗？他们真的靠自由市场竞争取胜吗？大亨真的是亚洲经济崛起的贡献者吗？咱们一起跟随亚洲通资深记者 Joe Studwell的采访调查，揭开这些占据富豪榜多年的亚洲富豪的真实面目。

一、白手起家的谎言

每一个大亨都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励志故事，渲染年轻时候过着非人的贫苦日子，给多少年轻人植入了发家致富的梦。但事实上，真正白手起家的大亨几乎没有。研究海外华人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王赓武曾说：“我从未见过从苦力起家的商人。”

大亨的发家渠道离不开这两样：要么自家家底丰厚，要么和有钱人联姻；如果这两者同时存在，那效果就更好了。

你一定听过李嘉诚经常挂在嘴边的老套故事吧。李嘉诚长江集团官网醒目地写着：李嘉诚的父亲是一名教师，1940年身无分文来到香港，李嘉诚为了扛起家里的重担，15岁前被迫辍学在一家塑料公司工作，每天勤劳工作16个小时，1950年由于他的勤奋、谨慎以及追求完美的精神，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香港长江实业。

然而真实的版本是，他为经营香港中南钟表有限公司的土豪舅舅工作，娶了舅舅的女儿，他刚办的公司也属于老丈人的，只是拓展了一下业务。

相似的例子数不胜数。新加坡华人慈善家李光前以前是小学老师，娶了东南亚著名企业家陈嘉庚的女儿，在接下来七年里，他成功掌管了老人的生意，后来又独立经营起来。航运公司东方海外的创始人以及香港曾经的特首董建华，与上海的大家族联姻才得迈向后来的成功。

所以，现在饱受世俗鄙视的傍大款行为也并非女性的专利，对于那些在起步阶段自家产业基础薄弱、又有野心的亚洲教父来说，迎娶老板的女儿是飞黄腾达的敲门砖。

二、勤劳节俭：骗人的把戏

大亨们擅长包装勤劳节俭的公众形象。然而，他们的节俭是有选择性的，他们对勤劳的定义也与众不同。

这些大亨真正的收入并不微薄，只是他们选择让你看到朴素的一面。李嘉诚经常晒自己的工资单，他从自己的上市公司拿到的薪水很低，2005年，李嘉诚从长江集团只拿到了一万港元。但是，鲜有公众知道，他的薪资基本以股息的形式获得，根据香港的法律，个人薪水是要纳税的，而股息是免税的。摩根士丹利驻香港前董事总经理 Peter Churchouse 提到李嘉诚的好朋友李兆基在20年里从恒基兆业公司拿了1.5亿到3亿美元的股息，还用这笔钱在美国买了3万套公寓。

富豪都喜欢夸赞自己很勤劳，日理万机，只不过他们把娱乐活动也算作工作。李嘉诚早上6点起床去高尔夫球场和亿万富翁老友、自家公司高管或潜在生意伙伴打球，10点到达位于长江中心的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阅读秘书早已准备好的报刊，这些报道都与他有关，负面报道他的报社都没有好果子吃，数额庞大的广告撤资就能把媒体整得够呛，然后李嘉诚开始一个个电话通知高管，交代当天的企业任务。11点半，做个按摩。下午1点吃个午餐，继续工作。下午5点可能继续做个按摩。晚上6点左右和生意伙伴吃饭玩牌，晚上10点睡觉。

富豪和平民的勤劳完全是两码事。真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是大亨贴身的高管（被Studwell称为头号奴隶和走狗），李嘉诚的高管霍建宁住在办公室附近，随叫随到，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早上还赶在李嘉诚之前上班。马来西亚大亨郭鹤年的一名高管因过劳在机场突然死亡。

三、走私套利的天然优势

香港和新加坡被誉为亚洲地区市场最自由开放、竞争充分的港湾，但事实上，这两个城市不过是仗着其特殊的地理优势以及周边的国家腐败和市场低效的现实。说得通俗点，就是矮子里面挑高个罢了。

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香港富豪提供了走私和套利的优势。霍英东在朝鲜战争中走私军火等物资挣得人生第一桶金，然后转而投资地产；赌王何鸿燊从香港跑到澳门成立合作社向驻扎在广州的日本军队提供拖船、打火机和交通工具，以换取大米和服装再卖给膨胀的澳门人口。可见，国难当头是大发横财的好时机。

香港对外贸易的确是自由的，但是本土的港口、零售、电力、通讯、服务、房地产等行业（这些行业的最大特点是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现金流稳定），从上游到下游全都被大佬垄断，根本没有竞争可言。令人咋舌的是，美国在20世纪初就出台了反垄断法，限制了卡特尔形成与垄断权力的滥用，然而堪称制度完善的香港直到2012年才出台公平竞争法，过去几十年大佬一直通过政治影响力游说官员，百般阻挠一切竞争。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也很微妙，市场竞争法律的不完善也让人大跌眼镜，还是经济犯罪的天堂。当瑞士这个避税天堂面临欧美的打压时，新加坡成了热门的洗钱天堂。当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家族把国家资本挥霍干净并且转移资产时，新加坡欣然接纳其资本；同样的，当周边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纷纷倒下，权贵卷走大量国家资本都藏在新加坡，从而构成了新加坡主要的金融资产。到2004年为止，新加坡没有竞争法，直到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才在2004年出台《竞争法》，然而该法律漏洞百出，把大公司垄断行为排除在外。

新加坡对周边地区的富豪很有吸引力，不信你去看看，许多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富豪住在那儿。

四、动用政治手腕，行使寡头垄断，操纵资本市场

东南亚的商业大佬基本都是华人，这些华人喜欢鼓吹华人聪慧的基因和儒家精神文化铸就了他们的辉煌，然而事实上大部分大佬连汉语都不会，动不动把华人种族优势论和儒家思想挂嘴边的李光耀却容许新加坡开妓院和赌场，之所以他们喜欢和中华扯在一起是因为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崛起让他们脸上更加有光，从而获得更多与中国有关的社会资源。

有些华人富豪将自己的群体标榜成亚洲犹太人，天生自带的高智商成就了他们的今天，然而不是智商高让他们善于经商，而是东南亚国家早期政策上不允许华人移民进入核心政治阶层，唯一能够打破社会阶级而晋升的渠道是经商，这与犹太人不能融入欧洲主流社会只好从事基督徒不能做的放高利贷生意的现象如出一辙。

这些大亨的成功与他们自称优越的中国文化或勤奋无关，最要紧的是政治裙带关系。无论是东南亚被殖民还是独立后的时代，这些大亨周旋于殖民政府、本土政治精英和移民商业精英之间，建立牢靠的关系。在东南亚这种官商一体化、裙带关系纵横的社会制度中，企业的效率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对核心政治阶层的忠诚和信任。李嘉诚和李兆基等大亨被看作大牛，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创造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大亨的努力不是努力工作，而是努力拉关系，他们的出色在于政治寻租，像变色龙一样灵活调整身份。

政治关系拉得好，富豪就可以获得特许经营权、竖起竞争壁垒，东南亚国家的银行都能成为这些富豪的私人小金库，风生水起地操纵股市资本、把散户当韭菜收割。在东南亚经济靠低端制造业和出口崛起时，没有一个大亨会投资利润菲薄的制造业，而是掌控银行业、投机房地产或者玩弄股市。

举几个例子：何鸿燊和霍英东联手在上世纪60年代独揽了澳门赌场经营权，从此积累了资本扩展到旅游、航运、地产、财务、空运等行业，构建商业帝国。苏哈托家族控制着印尼银行业，整个国家的储蓄被浪费在大亨们经营低效的企业上，当货币贬值时印尼大亨们把国家银行的钱兑换成外币，偷偷转移到海外，可怜的印尼国库被洗劫一空，国家经济瞬间垮掉，严重的贫富不均导致了印尼在1998年发生了黑色五月暴动，矛头指向华裔群体，上千人死亡。马科斯时期的菲律宾腐败丛生，马科斯夫妇把日本和世界银行提供的援助挪到自己账户上并且乱花一气，当时的大亨还担任菲律宾国家银行的董事会成员，为自己的公司融资，最终把菲律宾国家银行弄倒闭了，马科斯在位期间，菲律宾的贫困率居高不下，他倒台时贪污金额高达30亿美元。

尽管当时东南亚制造业带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东南亚股市并没有反映实体经济的趋势。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大亨们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的成本比通过股市融资更低，股市自然不够强劲；另一方面，东南亚地区的制造业主要由跨国公司控制，其股票在东南亚以外的国家上市。

亚洲的股市基本被少数几家集团公司垄断。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中文大学对2500多家亚洲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进行研究，发现8家集团控制了亚洲地区四分之一以上的上市公司，集团其中就包括李嘉诚的集团和马来西亚的森那美。

香港股市自由竞争程度也很低，内幕交易是常态。21世纪初的数据显示，如果将10家大陆企业从恒生指数中剔除，其余24家企业中有8家是地产大亨，4家是公用事业大亨，李嘉诚家族控制着5支恒生股票。李嘉诚多次通过内幕交易、牺牲散户股民从而获取丰厚利润，甚至还起诉揭穿他的媒体并索要赔款。大亨们还擅长金字塔式的股权操作掩盖自己的主心骨控制权。比如，1995年李嘉诚的和记黄埔收购了香港电力，其持股比例超过35%，长江集团将其在哈钦森的持股比例提高到35%以上，这在当时的香港是违法的，但他从未被法律追究，毕竟他拥有香港最好的律师。

亚洲金融危机带来了一些经济监管上的变化，但是这些改变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东南亚和香港的政经结构。危机并没有让市场重新洗牌，大亨依然不倒，一些精明的大亨甚至在危机后还更加巩固自己的金钱地位和权力。

很无奈的是，每次被经济灾难浪潮冲垮的大多是中产阶级和穷人。亚洲金融危机使得香港的贫穷率由1991年从人口的11.2%上升至1996年的15%以及2000年的18.3%。2000年左右，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约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全球贫困线以下，菲律宾这个国家最大的资金来源依靠海外女工汇款回国。董建华时期的香港政府大力救市，而这些钱大部分都流入了李嘉诚的公司，危机后董建华还给李嘉诚更多独家的土地开发许可，导致公共资源进一步压缩，激起的民愤最终导致董建华下台。香港的大亨们控制着立法会，还捐款资助竞选者，政治游说势力强大。Studwell认为，香港体制若不改革、依然缺乏竞争，就永远成不了自由港。

尾声：蛋糕分配是问题关键

Studwell认为，贪婪腐败和过度行为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亚洲大亨们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而不是推动者。当然，我们没有必要指责这些政治寻租者，他们的行为是大环境使然，商人的本质就是理性逐利、减少交易成本。对政经结构进行改革才是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若不改革，大亨可能拖累亚洲经济长期发展。

我们大多数人忙碌一辈子，为谁辛苦为谁甜？

殊途同归哟，同志们。

延安我们去得早，土地革命也就进行得早。

当时老百姓们从地主手里解放出来，分了地，分了房，分了牲口，那个热情劲是很高的。

但是，到快解放时，已经12个年头过去了。

全国快解放时，北方先解放，要进行更彻底的土地革命。早年因为抗日，土地革命是稍有保留的。

然而，新的土地革命到了延安时，却出现了问题。

当初，明明都是一样的贫穷农民，12年后，有的经营得好，成富农了，甚至经商成小资产了。有的经营不好，还是贫农，一贫如洗。

这个时候，如果按照像南方（南方刚解放）一样的彻底土地政策，那些新晋富农、小资产就要被打倒。而那些12年经营不利的（甚至是好吃懒做的），就又可以打一次土豪，分一次房子、牲口。

这样做，明显有问题啊。可是哪里又不对呢？

明明当初一样的起点啊？

后来有研究政策的，专门讨论此类问题。怎么才是合理？这就是我经常说，搞不好最后还是和欧美，殊途同归。

回到，富人的钱是不是风刮来的，有一些还真是。

比如，一个厂子好好的，股权改制，改着改着，成某一个人的了。

比如，有的公司，不论大事小事，出了事就找那个法院，然后官司包赢。甚至有的案子，连被告身份都没搞清就让法院开传票。

比如，有的房企，贷了款，人民币，本来是建房子卖的。结果非把钱换成美元，用美元在国外买毕加索的鬼画符，买别人的旧楼拆了重建。不但自己资金流紧张，而且空耗国家外汇。这钱，是他自己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