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太宗和隋炀帝时期制度类似，战绩却天差地别，可很多人还把唐初胜利归结为制度优势？ 第1页

因为“定体问”后遗症。

前些年，公知们特别喜欢把我国发生的一切问题归为“都是体质问题”。

这几年舆论阵地抢回来一些，一部分人出于之前的恩怨，顶着怼，把我们取得的全部成果归功于“体质更加优越”。

（注：这里必须说明一句，我不反对“制度论”，我反对“唯制度论”——其实上面两句我觉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考虑到过往经验还是加上这句比较好，勿杠。）

然后，出于中华文明深入灵魂的“托古”精神，许多人又开始以今度古，认为古代的“盛世”也都是因为制度优越性。

然后反对派们又跟进，开始大力鼓吹“失败朝代才是制度的探路者”，比如隋朝是为制度奠基趟了雷，唐朝是白捡前人的便宜。

……

吵意识不吵事实，怎么都吵不明白的。

“唯制度论”和“英雄史观”一样，本质都是懒得读史，缺少了解具体历史事件及其形成经过的耐心，想方设法找到一条“推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公式。别看两种“史观”经常对立吵得欢，实际上只不过是同一种思维惰性的两种表现形式。

讲了这么半天，来讲点具体的，比如有一种情况叫做制度摆在那里，但是当权者可以想方设法不遵守制度：

时牛弘为吏部尚书，不得专行其职，别敕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骁卫大将军张瑾、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黄门侍郎裴矩参掌选事，时人谓之“选曹七贵”。

这就差把“吏部是挂牌的”写脸上了，三省六部的制度优越性体现在哪啊？

君主集权就是君主集权，人治就是人治，不要老想着托古改制生搬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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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更新补充一例：

可能有人会觉得，“皇帝不遵守制度导致亡国”不是制度的问题，只要皇帝自觉遵守制度并治理好了国家，那么这个制度就是有优势的？（暂且先不考虑“不能限制君权的制度是不是好制度”这么深奥的问题了）

我们再来看实际情况：

高祖常有敕而中书不时宣行，高祖责其迟，瑀曰：“臣大业之日，见内史宣敕，或前后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谓易必在前，难必在后，臣在中书日久，备见其事。今皇基初构，事涉安危，远方有疑，恐失机会。 比每受一敕，臣必勘审，使与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迟晚之愆，实由于此。” 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忧？”
——《旧唐书•萧瑀传》

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臣诚虽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 左丞戴胄、右丞魏徵，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比者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品非其任，功势相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虽欲自强，先惧嚣谤。所以郎中抑夺，唯事谘禀；尚书依违，不得断决。或惮闻奏，故事稽延。 案虽理穷，仍更盘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或希旨失情， 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为事了，不究是非；尚书用便僻为奉公，莫论当否。递相姑息，唯务弥缝。……久妨贤路， 殊为不可。将救兹弊，且宜精简四员。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纲维略 举，亦当矫正趋竞，岂唯息其稽滞哉！
——《旧唐书•刘洎传》

虽然是两个例子，不过性质相似就放一块说了，这两件事体现出三省六部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慢。

唐高祖时期，萧瑀担任内史令（即中书令），内史舍人写好的诏书拿到他这审核，他担心前后诏令相违背，就每次都跟之前的诏书比对，确认没有互相打架再签字，然后就因为拖得太慢，被皇帝找上门来了。唐太宗中期，侍御史刘洎上言尚书左右丞不作为，能力小架子大，导致左右司郎中凡事都要向上禀报，六部尚书各自不知如何决断，想要上报皇帝又怕被骂，然后大家就都这么拖着，比如已经查明的案子不知道该谁管，就打回去再查一次总没错的……

（说到这插一句：不知看到这有没有人觉得自己被打公屏上了的……）

你看，光是一个三省六部，抽了两个相关官员的传记，就有这么多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很少洋洋洒洒地写一些所谓的“宏大叙事”。至于为什么有人觉得“某制度在微观操作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在宏观层面上就是一切成败的根源”，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