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他辗转到达“军情局”。一个叫胥继侥的人接待了他。“他一见面就跟我说,你来也白来,一分钱也拿不着。因为‘国防部’要的证明,你永远也拿不来。胥继侥让我回北京,还是偷渡,可我哪有钱呢?后来,他同意让我领7个人的抚恤金,共2.1万美元,还开了个条,让我找个有台湾身份证的人代领。”钮益惠认为,胥继侥已经承认他说的是事实,也就是说,他的身份合法了,既然在台湾没地方住,就想先找警察,去警察局待着。
谁成想,一到警察局,钮益惠就作为偷渡客被抓了起来。关押了3天之后,他被送到新竹市静庐的一处拘留中心。在那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坐。“挺胸、抬头、收下巴、闭眼睛,一动不动,而且还有人监视。因为这种姿势非常难摆,所以经常有人挨打。”钮益惠说。“把你一人叫进屋,眼睛蒙上,四个警察一人一根电棍,分头打。打完之后,出去,有人问,‘有人打你吗?’要说实话,就又会被拖进去继续打。”
钮益惠申请给“军情局”局长写信,他以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写了好几天,上万言,但都石沉大海。有件事情钮益惠始终想不通:“我是军统特务的家属,我到台湾,应该是功臣,你们不仅不给钱,为什么还把我关起来。”
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10个月,2000年9月28日,钮益惠终于和一批大陆客一起,回到大陆。事实上,还没离开台湾时,他已经盘算起下一次的行程。“我跟亲友们借钱的时候说了,我到台湾拿到钱了回来就还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拿着就回来了,我肯定还要去拿回胥继侥承诺给我的那2.1万美金。”
终于拿到“刑牢补助”
2001年2月24日,已经轻车熟路的钮益惠再次偷渡到台湾。这一次,他首先去了中国时报社。一位叫林照真的记者接待了他,并且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后经林照真介绍,钮益惠见到了“立法委员”陈学圣。“他对我很同情,说会想办法帮我要到那笔生活补助。”陈学圣受钮益惠委托,将钮益惠的证明材料交给了“军情局”。
不想再麻烦别人,钮益惠在台北火车站的高架桥下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耐心等待消息。为防止警察盘问时露出破绽,他装起了哑巴。
两三个月过去了,“军情局”方面终于有了回复,称“本局考量其兄遭中共枪决,为国受难属实,以殉难人员家属发给钮员一次济助金3000美元”。钮益惠对此并不满意。
陈学圣已经尽了全力,只得劝钮益惠先回北京。由于他没有合法身份,又被当成偷渡客关了几个月。随后,钮益惠再次被遣返。
2001年回北京后,钮益惠一直不间断地给“军情局”、“监察院”打电话,申请生活补助。
2009年6月,“军情局”终于发来函件,却称“钮员系前保密局民国卅九年敌后单位失事殉职同志之弟,非前保密局正式运用人员”,“且无法证实为我工作牵连之难”。对函中所述自己曾“请求返台定居及刑劳补偿”,钮益惠表示不满,他说:“我从没有说要去台湾定居,也没说要刑劳补偿。我就是生活困难,你给我点生活补助。”对钮益惠找台湾方面要钱,同村人丁占营当着钮益惠的面,毫不客气地说那是“痴人说梦”。“历史上,对共产党而言,他是罪人;而国民党一方,也不觉得他是功臣。”
事情在今年有了转机,8月27日,钮益惠通过合法渠道第三次去了台湾,并终于领到了他争取了12年的“刑牢补助”。
现在,北京市政府每个月发给钮益惠和妻子各1030元的生活补贴。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他:“你这一生坎坎坷坷,你怎么看待自己和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钮益惠长叹一口气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小丑。”
你把刮民党的特务想的太高端了。。。
你以为特务都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职业情报人员,但是中统军统特务他不是这样啊,绝大多数中统军统特务
都是这种货色,一群地痞无赖,平时就跟街面儿上混着,打探个消息,欺负欺负进步学生,勒索一下铺面门市,招摇撞骗敲诈勒索绑票打劫才是他们的主业。
所以你看中统军统那么庞大的组织,工作效率低得令人发指,因为正经的情报人员就那么几个人,每一次大的收获,要么就是共产党自己出叛徒,要么就是那几个正经情报员干的。所以你看刮民党的情报工作成绩,绕来绕去就那么几个名字。
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末这十年中,刮民党特务机关看似卓有成效的工作其实另有玄机:因为大革命时代国共合作的深度,双方都是熟人,所以412和715之后,就靠瞎溜达碰熟人的方式,也可以成功逮到共产党,靠发报习惯都可以判断出对面是不是共产党特工。而且由于共产党组织的不成熟以及两边都是熟人,刮民党的政策上升官发财的大门还是为叛徒敞开的,所以往往一人被捕就牵扯出一级组织。
抗战胜利后,军统中统/保密局党通局的工作效率就一落千丈,主要原因就是双方分道扬镳久了,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成长起来了新一代的情报人员,瞎溜达逮不到人了。。。而且由于刮民党加速腐败,情报人员也学会了情报交易这一发财手段,刮民党的情报满天飞,宿北战役粟裕奇袭宿迁干掉戴之奇,电文头一周就泄露了,结果被我党的情报员两根金条从刮民党手里买回来了(潜伏里有这个细节),情报系统腐败成这样,谁都救不了。
说穿了刮民党这种lowB法西斯,就是一个冒充政党的封建会党,那几十万“特务”,和满清步军统领衙门手底下那些“密探”是一个路子,马路边包打听的水平。
对了,著名的叶问大师,就当过这种特务,广州市卫戍司令部南区巡逻队上校队长,军队系统的,专办共产党,就是因为这个建国后他才跑路去了香港不回来了。
如果特务吃皇粮,自然是一笔天价,不过 蒋公手下的特务机关是可以经商的,自然就不怎么花钱了。而且不光能经商,能走私,甚至可以大印假钞(军统拿到了印汪伪假钞“破坏敌占区金融”的权力;而中统则长期勾结日伪,利用沦陷于日伪的法币铜板制作假法币在国统区谋利,直到1943年夏被戴笠人赃俱获),反而是创收大户。
1944年8月19日,唐纵在日记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记载:
戴的为人更深认识了一层。
他想掌握胡宗南的一生,他正为宗南培养一个女人,这是叶霞翟【按:又名叶蔚、叶夏蒂、李爱珍,胡宗南的老婆。浙江警校三期毕业,军统分子。很得戴笠宠爱,一度当过戴的秘书。后入杭州、南京特训班。1937年由戴笠保送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叶是警校毕业的一个学生,叶毕业后授以特务训练,曾在上海工作。太平洋战事发生之前他送了几个女子往美国读书,叶是其中之一。但是他想掌握她将来,必须掌握她现在一切的活动。在美国时,叶与胡的通讯,他要求经过他的检查,她拒绝了,他恨而停止叶的费用,同时阻止她回国。但叶在他委托监视人肖勃【按:时任军统美国站站长,其公开职务是驻美大使馆助理武官。】返国时,居然又回到重庆,叶与胡的联系接上了,他又回复原来的笑脸。
对付宋子文的办法,他是两个法宝。一是特务威力,一是迷魂的女人。王亚樵案是他换取交情的开始。宋觉得戴某人是有力量的,他在香港为宋预备了个有名容太太的女儿,刚才十六岁献给宋。这年轻而可爱的女人打动宋的心情。容太太是戴的姘头,如果容小姐得了宠,岂非妙喻吕不韦吗?不幸这事情给宋、蒋二夫人风闻在耳,曾在康庄起了风波。他赶急送她往桂林暂避。现在宋的对头走了,容小姐自然回到重庆,宋氏将她藏在郑莱公馆内。
该局经费,据说每月亏空千余万元,但他并不以此而着急,他是生财有道。生财的方法有四:一是买卖外汇黑市;二是货运局匀补;三是抢运物资弥补;四是伪钞。
当然,要是在军统局内老实领工资,生活就很凄惨了。
1943年9月8日,唐纵在日记中记载:
启瑞,锡鳞向我诉苦。锡鳞坚决要辞职,而雨农不肯。启瑞云中美合作所,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竭同志同事之膏血,而掷于对美人之宴会中。职员无饭无衣,病者累累, 而缫丝厂之宴会,—餐十万元无吝色。外间谣言戴先生出国,而忠实同志暗中有喜悦。启瑞、锡辚要求我再作忠告,彼不知我已无言可告矣!
中统和军统的特务,特别是军统的特务,实际上是指的是最广义的特务。
最广义的特务实际上是分成三类人的:
第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特务,也就是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的编制内特工人员,也就是军统和中统的编制内的特务。
第二类是特务武装,也就是军统下属的准军事部队----忠义救国军,人数超过10万人。但它并不是正规军,只是一支游击武装,养这样一支部队的钱比正规军要少得多。
京剧《沙家浜》里有这样的唱词,是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唱的:“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显然这样一支准军事的游击部队不会像正规军一样烧钱,而且养一名士兵的成本要比养一名特工低得多。
第三类就是中统和军统的线人。这些人是编制外人员,但也属于特务的范畴。
比如中统可以发展一名茶馆老板为线人,由他观察来喝茶的客人里有没有可疑人员。
对于这类线人,也用不了多少钱。
每个月给些固定工资,等他们提供了价值比较高的情报时再额外行赏。
用现在的话讲,只要给他们很少的基本工资就可以了,不用给他们上五险一金,也不用给他们发退休金,花不了多少钱。
而且有的线人都没有基本工资,按提供的有效情报的条数计件领薪。
可见,养一名线人的成本也要比养一名特工低得多。
只有高价值的线人才会比较烧钱,但这种高价值线人的总人数不会太多。
所以,虽然中统和军统的特务人数听起来众多,但大部分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编制内的特务,而是线人和准军事部队而已,而养一名线人或者一名士兵的成本要比养一名编制内的特务低得多。
一个马桶牌子,用来装奥利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