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强大是虚有其表的吗？碰上西方国家就显得那么弱？ 第1页

1813年9月15日，200名天理教教徒在京城起事，其中约50余名天理教教徒在皇宫太监的接应下攻入皇宫，这可是满清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变——

其实纵观中国2000年历史，一群乌合之众突然杀入皇宫也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为什么区区50名天理教教徒就能突袭攻入皇宫呢？

是起义组织者计划很完美，并且保密做得很好吗？

恰恰相反！

这场起义计划既谈不上计划周密，保密也做得很差，甚至整个清朝官僚集团从始至终都知道这个计划。

而耐人寻味的是，无数清朝官员在得知天理教即将攻打皇宫的计划时，他们的反应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下面，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历史记载。

181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台湾知府被淡水同知扰了美梦。原来，淡水同知抓了一个天理教教徒，此人不吃打，供出了一个惊人情报——

明年中秋节，天理教教徒要攻打紫禁城，目标是干掉嘉庆，建立新王朝。天理教教徒头子叫林清，突击队队长叫祝现（豫亲王的管家）……

台湾知府稍作思考，说：“犯人为了保命，什么胡话都会说。快把那家伙宰了，免得出去瞎说，给我们惹事。”

1813年初夏的一天，祝现有事请假，其堂弟偷偷来到了豫亲王府，一是举报祝现谋反，二是举报林清在宣武门暗暗打造枪械。

豫亲王一听就跳了起来：“我这就进宫禀报！”

仆人备好轿子，豫亲王却摆了摆手，他沉吟半晌，低声劝导祝现的堂弟：“做事要动脑子啊！谋反是灭九族的大罪，你想害死整个祝氏家族的人吗？此事到此为止，千万别再提了。”

同年八月以来，京城卫戌司令吉伦将军连续接报，说天理教教徒很快就要攻打皇宫，可他却十分淡定：“紫禁城内又不归我管，我操这个闲心干什么？”

九月底，嘉庆结束休假，离开木兰围场回京，下一站行在是蓟县的白涧，为大老板服务的机会来了，吉伦立即率大队人马前往迎驾。

刚上路，一个参谋骑快马狂追上来报告：“天理教教徒混进城了！”

吉伦火了：“你们想立功受奖想疯了？滚开！”

参谋不依不饶，拽住吉伦的马缰绳苦苦哀求，可吉伦更为恼火：“你竟敢造谣惑众，等我办完大事再来收拾你！”说罢，一脚踢翻参谋，骑马呼啸而去。

十月七日中午，兵部尚书正与客人觥筹交错，宛平县令和卢沟桥巡检破门而入，附耳低语：“林清等人骗过岗哨进了城，明天午后攻打皇宫！”

兵部尚书早已酒酣耳热，哈哈大笑道：“你们以为皇帝老子家是大栅栏，谁想进就能进？别没事找事了，陪我喝酒。”

事实证明，清廷的皇宫确实就是一个四面漏风的大栅栏，是谁都可以随便进出的。

50名天理教教徒攻入皇宫之后，守卫皇宫的侍卫立刻一哄而散，天理教教徒在皇宫里乱砍乱杀简直就是入无人之境。

天理教徒

最后还是嘉庆皇帝的亲儿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好歹抵抗了一下——

旻宁用火枪击杀了2名天理教徒，总算遏制了天理教教徒的攻势。

但是旻宁组织皇宫的侍卫也无法击退50名天理教教徒，双方从中午厮杀到了晚上，京城总算组织了1000余名清军增援，这才将攻入皇宫的50名天理教教徒全部剿灭。

说实话，在阅读这段历史时，我总有一种看一出荒诞剧的感觉。

一个是前期得知天理教即将造反（甚至是要进攻皇宫）消息的各路官员，其懒政不作为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一个是区区50名天理教徒在满清皇宫里横冲直撞，整个皇宫侍卫不下数千人居然奈何不得，最后还要京城的军队出动增援，才能最后镇压这群乌合之众。

以上情况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时候清王朝的国家机器已经出现系统性的大问题！

我们对官僚机构的问题一般总是聚焦在贪腐层面，其实比贪腐更可怕的是懒政不作为——

因为贪腐只是公器私用让财富分配失衡，而懒政不作为则可以让国家机器彻底失灵，整个社会治理处于混沌无序的状态，一个微小的变量就足以引发一场灾难。

1813年癸酉之变区区200名天理教教徒起事，50名天理教徒进攻皇宫，就让整个满清皇宫被一锅端就是满清官僚机构系统性懒政不作为的具体表现。

据历史记载，从乾隆后期到嘉庆王朝，当时的官僚机构懒政不作为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首先是公事拖着不办理。

如嘉庆十二年六月，福建巡抚一个衙门未结词讼3000余件；

十二年七月，直隶江西福建各督抚衙门未结案件多的2000余件，少的也有数百件，且故意以多报少；

十三年闰五月，查河南积案，布政司共700余件；

十三年六月，浙江巡抚衙门积案1000多件，按察司300多件，直隶布政司和按察司衙 500余件；

同年，山东巡抚衙门积案1374件， 按察司积案更为惊人，为6080余起。（以上数据来自《仁宗实录》）

官员拖着不办事，老百姓就倒了大霉。

从嘉庆七年到道光二十年，光是因词讼拖延处理迟误而致死的人证，被牵连的邻舍，亲戚朋友（大多数是无辜的），《仁宗实录》有记载的就有56000多人。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

一群农村流氓抢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妇家，寡妇认出了抢劫者，事后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事情清楚，很容易处理。

可是当时的县令汤廷芳虽然派人抓到了两个嫌犯，却懒得审理，将嫌犯取保了事。后面相继接任的4任县令在10年内“均不严究”，“经事主控告，臬司严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搁，置地方盗案于不办，实出情理之外”。

这样一个小小案件，换了5任地方官，居然还没有结案。

不但拖着不办事，清朝中后期时，官员连班都懒得上。在道光皇帝时期，一般人到官府衙门是很难找到官员的。

以致有人要求规定严格的考勤制度：十日不进署者，分别记过，一月不进署者，即行严参议处。

换句话说，这个准备约束官员不旷工的考勤制度是前所未有的宽松——

10天没有去衙门上班，才记过，1个月没有去上班，才会处分。

但就这样的考勤制度，道光皇帝认为不成政体，要求加强对官员的道德教育，然而这没有丝毫用处。

道光皇帝

其实，就算是这个考勤制度被皇帝批准，也未必有什么作用，因为当时官员根本就不怕处分。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京城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

也就是上级部门出台了红头文件，将某个官员革职，但是这个官员居然可以不予理睬，最后红头文件发了十几次，竟然丝毫不妨碍这个被多次革职的官员在原来的职位上继续当官。

整个官僚机构已经腐朽到了连官员任免都无法执行的地步！

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清朝在中后期会出现官僚系统集体懒政不作为的现象？

原因很简单。

一个国家过了鼎盛期之后，其官僚系统与精英阶层就逐渐丧失了进取意识。

这个时候，升官发财成为官僚阶层唯一的追求，在这个前提下，懒政不作为就是就能让官僚阶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毕竟，做事就可能做错，做错就可能被追责。

懒政不作为就是尽量少做事，然后就少犯错，不犯错就能长期做官，就能长期利用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

但是这种对于官僚阶层利益最大化的懒政行为对于整个社会却是一场灾难——

因为社会治理的缺失，导致社会矛盾日积月累之下越来越尖锐，最后爆发时不但极具破坏性，而且也让国势如日落长河坠入深渊。

乾隆后期，中国已经发展到了农耕文明的顶峰，人口从1亿多增长到了近4亿，GDP全球占比1/3。但是这个顶峰之后却急转直下。

嘉庆年间先后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与天理教起义。

到了道光年间，中国已经腐化蜕变为一个虚弱不堪的衰老的国家，区区几千英军就能一脚踹开中国国门，在中国的土地上予取予夺，然后就是百年中国屈辱史。

请记住，决定任何国家真正实力一定在内不在外，清朝僚系统如此拉胯，社会治理能力如此低下，虽然还强撑着一个庞大帝国的架子，但是其虚弱的本质在有心人眼里已经是洞若观火。

当年清朝国土面积是日本数十倍，人口、经济规模是日本的十倍，但是虚弱的本质一旦被日本看穿，满清庞大的帝国架子根本就吓不到日本人。

甲午日本主动挑起战争，然后北洋水师团灭，淮军陆师全面溃败，满清轰然倒地，割让台湾澎湖，赔款2亿两白银——日本踩着满清的尸骨成为世界舞台一颗冉冉升起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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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说的是封建王朝都那样，我会表示支持。

如果你就是觉得清朝在建国两百年以后遇到外敌表现拉跨，而所谓的汉唐明会好点，那就是扯淡了。

我可以肯定，同时期的汉唐遇到类似的情况只会更糟，他们主少国疑的时期更多，军阀割据更多。如果强行觉得汉朝的世家，唐朝的节度使能像打游牧一样打西洋，那就更是失了智。如果觉得刘李两家能比爱新觉罗家开明，那只能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