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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渤健阿尔茨海默病药物 Aduhelm 导致临床研究超过三分之一受试者脑水肿?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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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脑水肿”,医生们会立即联想到什么?很可能是脑组织肿胀、颅内压增高、喷射性呕吐,更严重点是脑疝、生命垂危……屋漏偏逢连夜雨,aducanumab 最近因为所谓的“脑水肿”不良反应再次成为焦点——只是这两种“脑水肿”说不上截然不同,至少也是大相径庭

Aducanumab 的“脑水肿”,其实有专门名称:淀粉样蛋白相关影像学异常(amyloid-related imaging abnormalities,简称 ARIA)。它指的是一系列通过影像学检查(主要是 MRI)发现的脑部异常,因与 β 淀粉样蛋白(amyloid-β,以下简称 Aβ)单克隆抗体治疗密切相关得名。

ARIA 目前分成两类:

  • 一类表现为脑组织血管性水肿、渗出,称为 ARIA-E(edema/effusion);
  • 另一类表现为脑实质、软脑膜微出血或含铁血红素沉积,称为 ARIA-H(hemorrhage/hemosiderin deposit)。

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脑水肿”就是 ARIA-E(见下图:图片来源)。

ARIA 的发生机制尚不清楚。有假说认为:由于 Aβ 单抗清除脑内炎性斑块,改善了脑血管周围回流情况,导致脑血管渗透性增加;同时清除血管壁沉积的淀粉样蛋白,削弱了血管壁屏障功能——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下,ARIA 发生了。

ARIA 定名可以追溯至早期 Aβ 单抗 bapineuzumab,在 1 期临床研究中发现少量高剂量组受试者出现 脑组织血管性水肿样病变。此后类似机制的单抗(如 solanezumab、aducanumab、gantenerumab、lecanemab)大多无法幸免,即使理论上能够避免的 donanemab,2 期临床试验仍有 27% 的受试者发生了 ARIA 事件

好在 ARIA 的危险因素逐渐明了,主要为以下三点:

  • 给药剂量:Aβ 单抗剂量越高,ARIA 风险越大;
  • ApoE4 基因携带情况:携带 ApoE4 等位基因数量越多的患者,ARIA 风险越大;
  • 基线 ARIA 状况:Aβ 单抗给药前就有微出血的患者,开始治疗后的 ARIA(尤其 ARIA-E)风险高于给药前无微出血的患者。

此外,ARIA 常见于 Aβ 单抗给药初期,及剂量增加后一段时间内。各家药企据此制定合适给药方案,希望尽可能降低 ARIA 风险,最典型的是根据 ApoE4 基因携带情况设置不同治疗剂量,并从小剂量开始给药,逐步增加,直至目标剂量。而剂量上调期间、达到目标剂量后一段时间,同时设置相对密集的头部 MRI 检查,尽早诊断,尽早应对。

JAMA Neurology 今年 11 月报告了 aducanumab 两项 3 期未完成临床研究受试者 ARIA 的发生情况和临床特征 (Salloway et al. 2021),超过 2000 人接收活性药物治疗,可能是当前单一 Aβ 单抗最大的 ARIA 安全数据集,足以一窥以上风险管理措施的效果。具体结果如下:

  • 接收 aducanumab 治疗的受试者有 36.9% 发生了 ARIA 事件 [1],安慰剂受试者为 10.3%(是的,正常人也会发生 ARIA);
  • 接收 aducanumab 治疗的受试者有 30.7% 仅发生了 ARIA-E 事件,安慰剂受试者为 2.7%;
  • 接收 aducanumab 治疗的受试者有 1.1% 发生了严重(serious)ARIA 事件,安慰剂受试者为 0.2%,但未发生致死事件。

虽然近四成受试者发生 ARIA 事件,超过三成受试者发生 ARIA-E 事件,但这些事件均符合 ARIA 已知的临床特征,大多数并无临床症状——对应至上述的 aducanumab 临床试验数据集,约 78% 的患者发生 ARIA 时无任何临床表现。即使伴随症状,也多是头痛、意识模糊、恶心、癫痫等非特异性表现(有症状 ARIA 患者中仅 6% 症状严重程度为重度)。

从预后看,ARIA-E 通常呈一过性,无须额外治疗,仅靠停止剂量上调,或暂停给药数周至数月,影像学检查下即可恢复正常;ARIA-H 病灶虽然在影像学下不会消失,但一般维持稳定。ARIA 影像学下较严重的受试者,则往往直接终止治疗。

结合多项临床试验数据,Aβ 单抗的 ARIA 风险基本可控。然而确实还存在一些不确定之处,需要用药时谨慎处置。

  • 首先是长期治疗的 ARIA 数据有限。目前为止,绝大多数 Aβ 单抗临床试验主要治疗阶段不超过 2 年,随后的长期扩展研究(long-term extension)样本量又大打折扣,因此并不足以评估 Aβ 单抗长期应用的 ARIA 风险。目前已有接受 aducanumab 治疗 3 年,先后发生 6 次 ARIA 事件的病例报道 (Hall, Mormino, and Ng 2021),最后一次发作距离开始目标剂量已近一年,意味着达到目标剂量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患者仍有可能发生 ARIA。这种长期风险未必常见,却不得不监测、预防,尤其对于需要长期给药的 Aβ 单抗,这也给头部 MRI 监测方案制定带来不小挑战。
  • 其次是临床症状较严重 ARIA 的治疗方法不明。由于 ARIA 近十年来随着 Aβ 单抗类药物研发兴起,才逐渐为人所知,发病机制又不明确,故尚缺乏可靠的治疗手段。大多数 ARIA 可以通过暂停、终止用药控制,但一旦遭遇较严重事件,需要紧急处理或停药无法缓解,就必须寻求专门治疗方案。一位临床表现为爆裂性头痛、失读、恶性高血压的 ARIA 患者,予静脉甲强龙冲击治疗后缓解 (VandeVrede et al. 2020),其机制解读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算是不错的探索开端。
  • 最后是 ARIA 的 MRI 扫描复杂。诊断 ARIA 依赖专门的头部 MRI 检查方案(protocol),以 华盛顿大学 Tammie Benzinger 等开发的方案 为例,共包含 4 个序列,完整扫描一次约需时 20 分钟。加上切换方案、调整设备参数的耗时,可能给影像学检查科室增添不少工作压力。大多数影像科医师又缺乏 ARIA 的诊断经验,必须经过专业培训才能参与监测,也将大大阻碍 Aβ 单抗的实际临床应用。

我们对大多数药物安全性特征的认识都是渐进的过程,aducanumab 的 ARIA 风险不例外。临床试验由于样本量、治疗时间限制,期间观察到的 ARIA 共性未必完整反映其全貌。哪怕不同单抗在临床试验中都呈现出相对一致的情况,也可能因为机制上“失之毫厘”,导致大规模、长时间应用后“谬之千里”。所以,上市后监测至关重要,并应尽可能深入地调查每一个 关键案例

最后,再聊几句个人对许多媒体、机构(如 丁香园)直接使用“脑水肿”描述 aducanumab 相关 ARIA-E 事件的想法。ARIA 无疑是一个学术氛围特别浓郁的术语,发明至今不过十年,且主要流行于阿尔茨海默病临床试验圈,绝大多数人(包括专业人士)不了解合情合理。临时选择病理相似的“脑水肿”来代替,自然也情有可原。

然而正如本文所述,目前已知的 ARIA-E 与通常意义上的“脑水肿”,无论临床表现、治疗方法、预后,都有显著差异。如果专业人士不能、乃至不愿深入了解、小心辨析,势必将对 Aβ 单抗药物形成巨大误解。假如 Aβ 单抗最终证实临床获益,这一误解难免造成医疗工作者错误评估新药获益、风险,耽误患者接受有效治疗。即使最终证明无效,ARIA 背后的机制,又何尝不是人类大脑有待解答的生理奥秘?

参考文献

Hall, Jacob, Elizabeth Mormino, and Amanda Ng. 2021. “Six Recurrent Amyloid-Related Imaging Abnormality Episodes in a Patient Treated With Aducanumab.” JAMA Neurology, 2. doi.org/10.1001/jamaneu.

Salloway, Stephen, Spyros Chalkias, Frederik Barkhof, Patrick Burkett, Jerome Barakos, Derk Purcell, Joyce Suhy, et al. 2021. “Amyloid-Related Imaging Abnormalities in 2 Phase 3 Studies Evaluating Aducanumab in Patients With Early Alzheimer Disease.” JAMA Neurology, November. doi.org/10.1001/jamaneu.

VandeVrede, Lawren, Daniel M Gibbs, Mary Koestler, Renaud La Joie, Peter A. Ljubenkov, Karine Provost, David Soleimani‐Meigooni, et al. 2020. “Symptomatic Amyloid‐related Imaging Abnormalities in an APOE Ε4/Ε4 Patient Treated with Aducanumab.” Alzheimer’s & Dementia: Diagnosis, Assessment & Disease Monitoring 12 (1). doi.org/10.1002/dad2.12.

参考

  1. ^ 包括 ARIA-E 和 AR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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