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外媒把中国防疫政策比作纳粹屠杀，并称这是中国人「平庸的恶」？ 第1页

从我的角度，看到的不是外媒。

是中国姓氏的人，在外媒上写东西。

这个事情，离奇啊！

袁某舔着大脸在推特上置顶推销自己的文章，而这位用户对她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

在漂亮国，我们可以自由地去死。

这两天热点怎么也轮不到我们啊，羊也不能只撸一只啊！

有点新意嘛， 都21世纪了。

袁莉嘛，老阴阳人了，从华尔街邮报到纽约时报，十几年如一日地表达她的“坚定立场”。

最近的这篇文章的写作形式没什么新意，一如既往的用那套“维权体制”逻辑套在我国防疫上，认为过于严格的封城措施导致了西安的问题。

只不过她的逻辑越来越感人，看来年纪大了真的脑子不够用了。

比如上来一句经典名言：

对官员来说，控制病毒是第一位的，人民的生命、福祉和尊严排不上号。

？？？

我是不太明白她的脑回路，在疫情面前控制病毒难道不是第一位的？

是不是不控制死上八十万人才算是“生命、福祉和尊严”？

更何况，她还是一直在实行动态清零的香港过日子啊，既然她那么不喜欢、何不去纽约时报总部呢？

下面还有更好笑的，就是关于所谓“平庸之恶”的部分

这么多官员和老百姓甘当维权主义政策的推动者，令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震惊

？？？

这不就是你要的民主、民意嘛！

怎么了，符合你“标准”的民意才算民主、不符合你“标准”的民意就是民粹？

更何况，这居然值得震惊？这么多基层百姓和公务员的支持和协力，不才是我们国家立国之本吗？

袁好歹也是国内出生长大的，怎么这都忘记了？

当然，最核心的错误就是，她一如既往的双重标准：

美国死了八十万的防疫方法，她认为是“自由和福祉”，而我们封城后拯救了生命，她认为是威权和民粹。

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权，看看死亡数字的对比，如果几百万人同心协力拯救生命是“平庸之恶”，那我希望这样的“恶”能多一些、多救点生命，而不是坐在香港的办公室里享受着“平庸之恶”带来的安全、却在那里指指点点。

做个人吧，袁莉。

前几天一个有关 “印度人为什么厌恶中国” 的答文中，我说到了，全球各个主要人群，对我国的负面态度和负面成见，不论广或不广，但深度也就还好。

真谈得上恶意到恨不得分分钟对你各种反人类的群体，真谈得上若信息透明，你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饮其血的群体，其身份属性基本上都是 “华人”。

但那篇答文下面的评论中，我也提到了，他们的存在，虽然多少起到了固化、扩大乃至加深别国民众对吾国吾民负面成见的效果，但在今天和可预见的将来，前面提到的这种 “别国民众的负面成见”，范围基本上到头儿了，深度就还好，且若有转变，转变的原因也不该是且不会是中国的针对性讨好，而是所谓 “人性本贱”，所以这终究是无所谓的事儿。

那么，在此情况下，这类身份为 “华人” 的反对者们，在对方阵营中的话语权越高，结果越好。

原因很简单：仇恨是最大最深的成见，而成见必然会扭曲乃至屏蔽真实和实时的信息。

如美国共民两党高层圈子中经常窜的一些华人面孔，近些年基本上把美国对华政策忽悠得一塌糊涂，简直毫无章法可言，我都替他们捉急了。

若美国的例子还太远，那不如就拿台湾省内的曹科长举例好了。可以去围观一下这类人物的日常言论，并想象一下，若岛内当局全面以此类人物为智囊，效果会如何。恐怕国家早就统一了。

而类似现象，其实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即应当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竞争对手。

哪怕是 “敌对” 的态度，也应当是一个基于道义和利益双重考量结果上下的一个实然。然后在此基础上，当展开斗争方法论的时候，情绪的加成，依然可以是合理的，乃至是必要的，但始终都别让仇恨成为你最核心的驱动力，尤其是对手完全谈不上弱小的情况下 — 这样只会蒙蔽双眼，自缚手脚。

看文章之前我们需要认识袁莉其人。

袁莉，出生于宁夏，曾在新华社北京总社，以及曼谷和喀布尔分社工作，2004年加入《华尔街日报》，2018年5月跳槽至《纽约时报》。

自从袁莉供职于外媒后性情大变，以抹黑中国为己任，先后发表了不少恨国言论，疫情爆发后更是创作欲爆发，写了不少抨击中国的文章。例如《中国地铁之殇》、《华为是如何在中国失去民心的》等都是她的“大作”。

不得不说这一次袁莉做足了功课，本次发表的名为《中国铁腕病毒清零政策背后的百万“螺丝钉”》的文章汇总了自西安封城以来发生的全部重大事件，包括：

一码通奔溃、孕妇因核酸问题流产，女子父亲心绞痛不治身亡，以及著名的“铁人三项”等。

虽然她指出的问题真实存在的，反映了西安骤然封城下的准备不足，但相比于大家积极抗疫的态度，她一直在文章中唱衰抗疫政策，暗示这一切的背后是功利心的推动和官员的强权。

对官员们来说，控制病毒是第一位的。人民的生命、福祉和尊严排不上号。

我没有搞清楚她写这句话的目的，难道“控制病毒”和“人民的生命福祉”不是一回事吗？

至于核心部分，我们先来看原文：

翻译过来就是：

“平庸之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发生像西安这种事情时经常提到的一个说法，它来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阿伦特在一本关于纳粹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的书中写道，艾希曼不过是个普通人，他的动机来自“追求个人发展的非凡勤奋”。

“平庸之恶”这个词被袁莉拿来指责奋斗在一线的抗疫人员和基层干部，在袁莉的眼中，他们在政府的挟裹下做出了不少背弃人民的行为，比如，帮助政府封城抗疫。

而紧接着她又引用了阿伦特的话，既然制造纳粹大屠杀的艾希曼是个普通人，而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追求个人发展的非凡勤奋”，那么这些在西安封城后为了疫情警报早日解除而奔走的普通人自然也和艾希曼的动机一样，从而把西安封城和纳粹屠杀画上了等号。

不得不说这一手偷换概念和强行逻辑玩的炉火纯青，很容易将人带入袁莉设置的文字陷阱，因为她刻意忽略了“艾希曼是为了杀人，而志愿者是为了救人”这一最根本的不同。

袁莉这样上蹿下跳中有多少是对这个国家的仇恨，又有多少是为了让自己被美国接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她作为一个普通的华裔，不仅罔顾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还为了个人私欲大肆抹黑中国抗疫，力求扰乱中国的抗疫秩序，这才是最为人所不齿的“平庸之恶”。

你知道每一个奋战在一线的防疫人员有多辛苦吗？

熊艳是武汉一家公立医院的90后年轻护士。疫情期间，她一直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也用抖音记录下她在抗击疫情一线奋战的日子【ID：Xx1347】，视频里的她眼睛红红的，脸上还带着口罩的压痕。

对她来说，在一线工作的这段日子仿佛一场迟来的成人礼，让她在经历了无数辛苦之后，逐渐成为一个乐观、成熟、内心强大的人。

“有人说哪里有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学着前辈的样子去战斗。从今往后，我也能给自己的后代作个榜样了。我觉得在一线工作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将来可以讲给我的孩子听。”

如果这都能算是“平庸之恶”，只能说明袁莉的心里根本没有“善”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