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相信《陈情表》中李密是真的想要侍奉祖母？ 第1页

这个问题分两个角度来看，不要做二极管。

第一，李密到底愿不愿意侍奉祖母。

李宓，字令伯，犍为武阳人也。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更行，见养祖母。

李密父亲早亡，母亲改嫁，是祖母养大的，是个人总有三分感情，侍奉祖母合情合理。当然，我们要说论迹不论心。

事祖母以孝闻，其侍疾则泣涕侧息，日夜不解带，膳饮汤药，必过目尝口。

从实际行动来说，李密对祖母也是非常孝顺的。

吴主与群臣汎论道义，谓“宁为人弟”。宓曰：“愿为人兄。”吴主曰：“何以为兄？”宓曰“为兄供养之日长。”吴主及群臣称之。

李密出使吴国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孝道亲情的重视，即便这是一种政治人设，要维系这种人设也是必须要有相对应的行为的。

所以说侍奉祖母对于李密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有人非要说李密压根不想侍奉祖母就是单纯给不出仕找个借口，那大家笑一笑就完了。

第二，李密拒绝征辟到底有没有政治因素。

那当然是非常有的。

先指出一个问题，认为李密不愿意出仕是嫌弃晋朝的，大概是只看了《晋书》而忽略了《华阳国志》。

事祖母以孝闻，其侍疾则泣涕侧息，日夜不解带，膳饮汤药，必过目尝口。本郡礼命，不应。州辟从事，尚书郎，大将军主簿，太子洗马。——《华阳国志·后贤志》

注意这个“本郡礼命，不应。”这还是蜀汉时期，是不是要说李密也嫌弃蜀汉？当然不是，因为“州辟从事”他就去了。

这种行为是自东汉以来察举、征辟制度下的一种政治作秀，其目的就是通过“征辟不就”来获取声望从而得到更多的政治资本。

均好义笃实，养寡嫂孤儿，恩礼敦至。常称病家廷，不应州郡辟召。郡将欲必致之，使县令谲将诣门，既至，卒不能屈。均于是客于濮阳。
建初三年，司徒鲍昱辟之，后举直言，并不诣。六年，公车特征。再迁尚书，数纳忠言，肃宗敬重之。——《后汉书·郑均传》

"养寡嫂孤儿"、“不应州郡辟召”、“县令谲将诣门，既至，卒不能屈”，是不是一模一样？司徒鲍昱征辟也不去，但是等到建初六年“公车特征”，马上就去了。

有人可能会说了，李密不是皇帝也拒绝吗？

复习业犍为，不应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车特征皆不就。
永建二年，顺帝特征，诏告郡县督促发遣。厚不得已，行到长安，以病自上，因陈汉三百五十年之厄，宜蠲法改宪之道，蠲，明也。及消伏灾异，凡五事。——《后汉书·杨厚传》

杨厚连“公车特征”也不去，等到顺帝亲自下诏征聘，他一边“不得已”、“以病自上”，一边“陈汉三百五十年之厄，宜蠲法改宪之道”，最终得以拜议郎，三迁为侍中。

董扶字茂安，广汉绵竹人也。少游太学，与乡人任安齐名，俱事同郡杨厚，学图谶。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征，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称疾不就。
灵帝时，大将军何进荐扶，征拜侍中，甚见器重。——《后汉书·方士列传》

杨厚的学生董扶，“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征，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称疾不就”，等到大将军何进征拜侍中，他就去了。

顺便一提，杨厚、董扶都是益州广汉人，可以算得上是蜀中先贤了，尤其是杨厚曾在犍为习业，而李密就是犍为人。

这种越是“征辟不就“就越受重视的现象非常常见，东晋人虞喜就是一个典型。

察孝廉，州举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镇江左，上疏荐喜。怀帝即位，公车征拜博士，不就。
太宁中，与临海任旭俱以博士征，不就。复下诏曰："夫兴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丧乱以来，儒雅陵夷，每览《子衿》之诗，未尝不慨然。临海任旭、会稽虞喜并洁静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前虽不至，其更以博士征之。"喜辞疾不赴。咸和末，诏公卿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华恒举喜为贤良。会国有军事，不行。
诏曰："寻阳翟汤、会稽虞喜并守道清贞，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往虽征命而不降屈，岂素丝难染而搜引礼简乎！政道须贤，宜纳诸廊庙，其并以散骑常侍征之。"又不起。
永和初，有司奏称十月殷祭，京兆府君当迁祧室，征西、豫章、颍川三府君初毁主，内外博议不能决。时喜在会稽，朝廷遣就喜谘访焉。其见重如此。——《晋书·虞喜传》

虞喜确实是真的不想做官，终身研究天文学，但是朝廷对他的重视程度却与日俱增。

这一套察举制体系下的政治作秀对当时的士人来说就是家常便饭，《魏舒传》更是直接挑明了说“劝令不就，可以为高。”

年四十余，郡上计掾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耳。舒曰：“若试而不中，其负在我，安可虚窃不就之高以为己荣乎！”——《晋书·魏舒传》

在当时的士人看来，这种“征辟不就”的行为就是且高且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史书中有许多“征辟不就”、“察举不行”的例子，因为这就是一种荣耀。

并且这种荣耀受到广泛的认可，按理来说，“征辟不就”代表这个人没有担任这个官职，那自然是不作数的。但按照当时的社会认知，甚至可以用不就的官职来进行称呼他。

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并不就。兄充为骠骑将军，劝其令仕，准曰：“第五之名何灭骠骑？”准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辅之重，权倾一时，而准散带衡门，不及人事，唯诵佛经，修营塔庙而已。征拜散骑侍郎，不起。年四十七卒。——《晋书·何准传》
主人曰：“皇帝嘉命，访婚陋族，备数采择。臣从祖弟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未闲教训，衣履若如人。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晋书·礼志十一》

何准“征拜散骑侍郎，不起”，且一辈子没有出仕，但何琦却用“故散骑侍郎准”来称呼他。

车骑将军桓冲闻其名，请为长史，驎之固辞不受。冲尝到其家，驎之于树条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驾光临，宜先诣家君。”冲闻大愧，于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后方还，拂短褐与冲言话。父使驎之于内自持浊酒蔬菜供宾，冲敕人代驎之斟酌，父辞曰：“若使从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
去驎之家百里有孤妪将死，谓人曰：“唯有刘长史当埋我耳！” 驎之适往候，值终，为治棺殡。——《晋书·刘驎之传》

刘驎之并未出任车骑将军长史，终身不仕，但百里外的孤妪也称呼他为“刘长史”。

再比如上文提到的虞喜，他曾被华恒举为贤良，但不去。而何充上疏却称他为“前贤良虞喜”。

伏见前贤良虞喜天挺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综广深，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处静味道无风尘之志，高枕柴门，怡然自足。——《晋书·虞喜传》

可见这种“征辟不就”的行为有广泛的社会认同，成为了一种提高身价的官方评价。

所以说，李密的侍奉祖母并非不想做官，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非常有政治野心的人，这一点从之后李密出仕西晋的事例也能看出来。

密有才能，常望内转，而朝廷无援，乃迁汉中太守，自以失分怀怨。及赐饯东堂。诏密令赋诗，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无中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武帝忿之，于是都官从事奏免密官。后卒于家。——《晋书·李密传》

对于李密来说，他依照惯例博取的政治资本最终毫无价值，也难免失分怀怨。当然，这又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当时西晋社会对南人的歧视和打压，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最后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对于李密来说，侍奉祖母既能体会亲情满足孝心，又能成为增加政治资本的筹码，实在是一件两全其美之事，为什么不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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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要形成一种既有的认知。但凡涉及到魏晋南北朝，尤其是曹操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第一就要先把它们想得坏。

叶朗先生编的《中国美学史大纲》说得非常清楚：中国美学发展的两个高峰时期，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直接就被定性为所有历史朝代里面政治最黑暗的时候，这就是魏晋风度的整个大背景。

形成这种既有认知之后呢，会帮助我们理解很多文章。

进入大学可以有更加全面的认知，但是——

在学中学语文的时候，看到杜甫就应该想到沉郁顿挫，看到李白就应该想到飘逸，看到王维就应该想到空灵。看到安史之乱的背景，就应该想到国破家亡、颠沛流离。

同样的，你只要看到沾上了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其他作者的诗文，就应该想到极度黑暗。

这样会更加有助于我们理解孔融为什么被杀、嵇康为什么会发疯、王子猷居山阴整个行为逻辑为什么那么奇怪、刘伶为什么会说那些酒话……以及到底什么是清谈玄学，还有鲁迅的《药与酒》。

通过这种反衬，我们也能够看到为什么蜀汉政权的诸葛亮那么受人尊崇，刘备为什么是真的仁德而不是装出来的。

所以李密的陈情表也要回到朝代背景去看，这样就理解了。

就是说这边科普一些小知识：

写诗悲悯天下苍生，不妨碍曹操在徐州搞屠杀 | 短史记

其实，屠徐州并不是曹操唯一的屠城劣迹。见于史书者至少还有：征张超屠雍丘；征乌丸屠柳城、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征侯音屠宛城、征袁绍坑降卒八万。另据《三国志》的《于禁传》《程昱传》和《国渊传》的记载，曹操还制定有一条“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军事常令。这一残暴的杀降政策，一直维持到建安十六年，才因程昱、国渊的劝阻而暂时失效——说暂时失效，是因为史书仅记载“太祖从之，赖渊得生者千余人”，并没有说此后在其他战争中，就不再执行该军令。

曹操杀害孔融时，极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之能事 | 短史记

“爱汉室”的孔融做出了反击。他以与“古九州制”相呼应、想配套为由，紧跟着抛出了一份恢复“古王畿制”的提案。这份提案以《周礼》为依据，主张“方千里曰国畿，其外五百里侯畿”，意即：以皇帝所在的都城为中心，周围方圆千里之内，是属于皇帝的直辖区，不能用来分封诸侯。如此算来，以许都为中心，周边的兖州、豫州的全部，司隶州的东半部，荆州的北半部，就必须全部直属中央，归皇帝直接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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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司马炎称帝后，封皇族二十余人为拥有独立军权、财权、人事权的诸侯王，直接造成其死后，太后、皇后、皇子之间争斗不休，中央与诸侯王、诸侯王与诸侯王之间彼此攻伐。发展至内有晋惠帝“何不食肉糜”、外有“八王之乱”屠杀数十万无辜军民。整个国家，成了丛林社会。
这样的社会，既不足以承载任何正常理想，自会将有志之人首先逆向淘汰。这些人或选择不合作（如嵇康），或选择放浪避祸（如阮籍），或选择自我麻木（如刘伶）。留下来的，则往往甘受权力摧折，成为“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的群体的一部分。

头条文章

《晋书.赵至传》里的赵至，就是曹魏政权下的一个“士息”，也就是屯田兵的儿子。他和母亲作为人质，被政府从家乡代郡迁至河南缑氏，与其他屯田兵家属共同生活。赵至不甘心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做毫无自由的奴隶，想要逃跑，又怕家人遭到政府的报复，于是在15岁的时候开始装疯，经常假装走出三五里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后被人寻回；他还拿火烧自己的身体，烧伤十多处。一年后，觉得基层监管者真的已经相信自己疯了，他才正式出逃，最后在遥远的辽西，用假身份洗掉了自己的低贱的农奴出身，成为可以出仕的自由民。

然后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更可信的应该是司马昭说的：

曹操有没有说过「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 短史记

“《魏氏春秋》曰：（郑）小同，高贵乡公（曹髦）时为侍中，尝诣司马文王（司马昭），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厕还，问之曰：卿见吾疏乎？答曰：不。文王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酖之。”
曹操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是汉末魏晋时期流传于历代权力高层的“黑暗名言”；司马昭的“宁我负卿，无卿负我”则是承袭该名言的变种。孙盛将二者同时记录了下来，是因为他认为二者都是真的；曹操与司马昭，本就是同一类人。这两句话，代表了魏晋时代之人，对曹操与司马昭个人形象的基本看法。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