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欧语学家如何证明拉丁语lupus和同系的各种w-l/r-形式有关，而和亚非语*labiʔ-无关？ 第1页

我不专印欧，所以就不处理印欧的问题了，只处理闪语族和亚非语系的问题。

题主和很多早期讨论闪语族的学者类似，聚焦在最为经典的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此外，有不少学术圈内外的朋友们喜欢看看闪族就急于认定亚非语系，我因为专业是闪语族，所以在尝试相对认真啃柏柏尔语、库施语、埃及语之前也有过同样天真的想法。但，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的东西不一定能上升到闪语族，闪语族东西也不一定能上升到亚非语系。

先来看题主列出的“希伯来לָבִיא‎(lāḇīʾ)、阿拉伯 ‎(labuʾa)”。

希伯来语的“（母）狮子”lāḇîʾ<*labīʾu，体现很明确的三辅音根母√l-b-ʾ；至于阿拉伯语的“母狮子”，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这个ﻟﺒﺆﺓ是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中的唯一形式——可以参见Hans Wehr词典词条，但并不是阿拉伯语中的唯一形式，查看其它词典（如Lane）的就可以轻易看到其它多种：labʾatun、labāʾatun、lubaʾatun、labwatun、libwatun、labatun、labuwatun、labātun【这里的-(a)tun转写的都是ﺓ】。我引用Lane和Hans Wehr只是因为这俩相对方便一点点，题主如果不考虑欧美人的工具书，至少要翻查国内的阿语词典之后再加上“阿人之舌”大辞典才行而实际上Lane在编纂时是融合了“阿人之舌”大辞典的。

至此我们能看到什么问题呢？在这个情况下至少我个人对维基上的所谓的原始闪语*labiʔ-是存疑的。当然，词条内给出了“*labiʔ- or *labuʔ-”，但即便考虑了这两个元音，我的疑虑也仍然存在。从最表面的问题来看，阿拉伯语显然是个混乱的状态，只看现代标准语才能得到一个干净的“labuʾa”，阿拉伯语法学家自己就已经记录了众多的形式变体，暂不提或许在其他现代阿拉伯“方言”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形式的变体。而如果原始闪语的形式是*labiʔ-并被原始西北闪继承了的话，进入希伯来语是不该成为lāḇîʾ的（合理的音变结果应是但lāḇēʾ并未见记载），所以其实我还是很好奇这个构拟形式的直接依据到底是什么。

我个人对于认为绝对确定的*CvCvC也暂时还没到盖棺定论的地步，虽然我知道Militarev大佬是给构拟了*labiʔ-的（即至少是认可*CvCvC的）。构拟原始闪语只看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是远远不够的，我对*CvCvC模式的疑虑主要来源于阿卡德语。阿卡德语的（标准）形式可以认为是lābu(m)，但也可以认为是labbu，因此如果题主查AHw就会看到前者作为主词条，查CAD就会看到后者作为主词条，而从古阿卡德语和古亚述语的书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labʾu(m)的形式（以前面两个词形的变体形式的身份见诸各种阿卡德语词典）我个人认为这个形式对于阿拉德语后续的音变而言是非常合适的，尤其lābu(m)，可以对比来自*marʾum的阿卡德语常用名词māru(m)，即*C₁aC₂ʔ- > C₁āC₂-。因此从阿卡德语看，我们理应加大*CvCC词形的权重。

原始闪语的*C₁aC₂iC₃-型名词和*C₁aC₂uC₃-型名词是主打形容词语义的，尤其后者在诸后代语言中都是比较少见的一个词式。比如*C₁aC₂uC₃-的例子，如果要构拟的话，以“土狼”为例，面对阿拉伯语中的交替ḍabuʿ- ~ ḍabʿ-，我们需要原始希伯来语*ṣabuʿ-（>צָבוֹעַ）才能确定第二三辅音之间的确应该有个u。

上面举的”土狼”例子，我虽然只列了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我们也还是应该看其他的亲属语言的，比如格厄兹语ፅብዕṣ́əbʿ，这个形式在音节结构方面并不矛盾，因为格厄兹语的C₁əC₂C₃可以来自原始的*C₁uC₂uC₃-，但，同样可见，这个形式其实第一个音节的原因就和上面的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出现了矛盾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看到阿拉姆语中的ʿap̄ʿā和索科特拉语中的ṣ́abuʿah的话，再来判定第一个元音为a就相对确定了许多。

这里讨论的原始闪语形式不论是“*labiʔ-”还是“*labuʔ-”窃以为都没有更合适的支持。

第二三辅音之间的元音的问题之外，从其他亲属语言中我们得到的结论其实就是非常牢靠的三辅音根母√l-b-ʾ：古代南阿拉比亚语lbʾ、乌加里特语lbủ、古阿拉姆语lbʾ。此外，埃卜拉语词表中记录的ab-BA-um有被释读为/labw-um/，我暂时不去亲自追溯到底是这里第二个音节处理得是否合适，但我们不必担心似乎没有体现在楔形文字音节中的第一个词根辅音字母l，埃卜拉语用AB记录没问题的。

【补充：不确定会不会有人因为我上面引用了乌加里特语的lbủ进而考虑u的问题——这个拼写本身是没有任何指示作用的，乌加里特语的记录的只不过是/ʔu/，而名词主格词尾必然是带着-u，实际上乌加里特语泥板中的这个名词是属格，所以使用的是ỉ。乌加里特语中如果假设人名是和lbỉy这个“狮子”关联，那么我们会有支持*CvCC词形的一个佐证，因为该人名的音节拼写是la-ab-ʾi-ya。】

这边分析过来的结论是，在原始闪语层面想找到题主用来联系“-gw-”的“/-u-/或/-w-/”是很困难的，如果一定硬要联系也只能用中间的-b-，而且，原始闪语层面是一定要有三辅音根母√l-b-ʾ的，最后的喉塞是少不了的。

那么接下来，亚非呢？简单的答案是，很难说。

前几天，我看到某柏柏尔大佬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有轻度嘲讽Takács的亚非语构拟的感觉，而在我心目中可以认为在努力尝试做相对靠谱的亚非构拟的可以说就只有Takács了，实话说心里感觉还挺悲凉的。再早的亚非构拟或者尝试构拟的材料收集都有很多的问题，只能参考素材，大概率无法参考构拟形式。这个事儿也涉及这里的这个词根——要知道闪语中另一个表示“狮子”的三辅音根母是√ʾ-r-w而这个根就被不少学者拿过去比较埃及语的rw（比如Stolbova），但同时，埃及语的rw也被用来比较三辅音根母√l-b-ʾ（比如Von Soden），窃以为或许后者还是有可能合适的——闪语的l去找埃及语r的对应并不难，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就很难说孰是孰非。

原始乍得语方面，Stolbova和Takács有不少争执的地方，所以几乎很自然地，后者认为埃及语的ꜣby“豹”可以和闪语的l-b联系起来，而前者认为二者无关，尽管俩人都认为埃及语的ꜣby或许可以跟豪萨语的“râbbī”联系一下——不过我还没能找到这个豪萨语词的词条，虽然知道有些（暂时看不到的）文章有讨论这个词。Stolbova给原始乍得构拟了*lVb-(r)-然后给原始中乍得构拟了*(HV)lVb-r- ，但中乍得按照Gravina的构拟可以有很干净的一个*lɨvari，于是我们只能说原始乍得语的情况还不算清晰。而如果看目前有的构拟的话大概可以认定l-b后面不会存在元音u。

库施方面其实最有力的大概就是索马里语的libaax和阿法尔语的lubak，这俩（或者仨，带上萨霍语）都在低地东库施分支，原始中库施的*yəb-只能是“豹”（因为“狮子”另有共同词根），当然l > y是个很好的音变。那么对于库施而言，我们无法确定l-b之后的情况，或许没有辅音，但几乎一定没有元音u。

柏柏尔似乎没有同源词。╮(╯▽╰)╭

于是，题主考虑的“*l-b-衍生出*l-bw-”其实是比较困难的，除非能够有其他的证据可以支持w的增生。按照Takács的构拟，l-b之后还有个y，这种情况下想再朝向“/-u-/或/-w-/”演进的话，实话说障碍还挺大的：比较带有偏见的一个参考——闪语族中w > y的演变的很多，反过来极少（我一时没想到例子为了不把话说死，谨慎一点）。而就算不看Takács的构拟，只看能找到的亚非语疑似同源词的情况，似乎在l-b后出现展唇（低）元音的例子不少（比如a或者aa），似乎也难朝向u/w发展。

最后提一下，闪语的*√l-b-ʾ的确有人认为和印欧有联系，但不是*wĺ̥kʷos而是λέων，题主单看语义按理说应该也要优先这个“狮子”的语义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