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笼络家族势力、避免重蹈曹魏的覆辙，司马炎封宗室王是否是对的选择？ 第1页

读史切忌拿后果的成败倒推措置的对错，因为历史人物再是大人物，也没有遇见未来的能力，只能跟随一时形势做出有一定局限性的抉择。具体到本题，题主至少是把八王之乱与宗室分封挂上了钩，并且可能想把西晋灭亡的锅都扣到分封宗室之上，却忽略了历史人物进行历史选择时的局限性，以及多个历史因素共同导致八王之乱与西晋灭亡的“多因一果”的事实。司马炎的局限性前面说的差不多，下面谈谈八王之乱与西晋灭亡的“多因一果”。

真正导致西晋八王之乱的绝非分封宗王，而是宗王出镇，也即宗王得以都督一方州军、镇军，成为军区司令。换言之，八王之乱是分封宗王与都督军事两种身份同时落到一人身上所致，这与汉末州牧掌兵致乱与盛唐节度使兼采访使致乱是一个道理，大片地方区域的军事权力与行政权力的重合，才是分裂割据的制度源头。可以说，司马炎处在汉末州牧出镇、曹魏都督出镇的历史“下游”，仅仅意识到曹魏宗王形同软禁导致三马食曹之得手，并没有意识到都督制本身存在的弊病，反而将都督制看做是制衡外姓功臣的有效手段，并认为既然自家宗室凭出镇曹魏要冲而完成夺天下，便也能凭此实现治天下。

对于都督制认知的局限性，以及不得不分封宗室的妥协性相结合，为八王发动政变提供了实力。再加上日后贾南风在面对司马谲人望时的过激反应，造成中央政局的不稳定，给拥有实力的宗室王以可乘之机，这才造成了八王之乱的局面。概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政动乱，大多是要员获得都督一方全权与中央政权不稳定两方面因素综合所致，绝不是区区一个行政区划上的封国制度便能促成的。

至于西晋灭亡，前有司马懿父子的诡诈不义与频繁更换领袖人物所造成的统治集团内部不稳定，后有惠帝时期矛盾激化引起的一系列连串内耗（贾后乱政+八王之乱），司马炎只是尴尬地处在两者之间罢了。换言之，司马炎迫于形势所能选择的政治选择本已不多，改换掉其中的宗王封国制度也无法扭转西晋的衰败之象，而系统性改换掉西晋的全部不利因素，就更不可能了。

西晋的失败，应该放在东汉以来政治社会与国家意识形态大崩溃的背景下来人士。魏晋之际错综复杂的政治人事关系，以及统治者面对高昂激化的舆论时应对失措，无能、不作为和用错药，变成恶性循环，加剧社会迅速断裂为碎片，“八王之乱”又勾引胡族参加到争权夺利的内讧中来，政治破产、信仰崩溃加上民族斗争，从而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分裂时代。西晋时这个大崩溃时代的庸医，非但没能救世，反而用老处方给气息奄奄的病人开了一剂毒药。 ——韩昇《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序》

那么西晋为何有如此之多的不利因素呢？原因就在于，西晋对于曹魏的统治集团几乎是照单全收的，这种照单全收，使得西晋压根就是曹魏的翻版，除了一个宗室封国制度以外，几乎全无差别。可以说，西晋是魏晋政权整体的“衰落的后期”，而东晋则更是魏晋政权的“仓促续命”。

西晋官僚阶层经过魏晋两代的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结起来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加之魏晋之际玄学清谈的兴起，这些官僚家族除了政治利益外，在文化上也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与认同。——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质言之，曹操一代的未能统一、曹魏早期英主的短命、曹魏后期的篡代政斗、司马炎时期的妥协与措置失当，使得这个早在建安年间（以官渡之战发生的公元200年计）就诞生了的魏晋政权，经历了一个长达八九十年的内耗期。任何一个统治集团，无论创建伊始多么生机勃勃，也扛不住这长达一个世纪的外战与内耗，玄谈之兴、斗富之靡、倾轧之烈，纷纷在公元三世纪后期粉墨登场，恰恰反映了这个统治集团的衰朽，已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概言之，司马炎的政治措置，完全顾不上纠正任何源自汉制的弊病，更解决不了东汉所无法解决并延宕到西晋的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只能如其父祖一般，汲汲营营于自家门户利益的维持，全无经邦治世的大格局，这才是司马晋政权本身的大错所在。

又及：历史进程中一个政权的兴亡，总是更为系统的原因导致的，切忌硬把单个事件或单一制度作为政权兴亡的唯一原因，这样只会把读史的格局往小里带，并得出一些比较片面的结论。具体到本题，寒某的思路就是：要从单个措置的对错中跳出来，细密地梳理整个汉末的来龙与隋唐的去脉，方能看清西晋的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