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啊。
这之后两个人参加了八王之乱。
按封建史家的价值标准,祖逖始终都站在“大义”的一方,先是辅佐齐王司马冏讨伐图谋篡位的野心家赵王司马伦,然后在齐王野心暴露之后又投靠长沙王司马乂。司马乂被成都王、河间王等野心家联军消灭后,祖逖加入了清河王司马覃(时任皇太子)、豫章王司马炽(时任皇太弟)的麾下;当时这两个人先后出任法定继承人,但全部都是成都王、河间王、东海王三雄之间的傀儡,没有实质政治权力,可见此时祖逖已经不再谋求短期内的权力,而是开始布局未来。之后,祖逖参加了东海王司马越挟持晋惠帝北伐的军事行动,即荡阴之战。此战之后祖逖彻底放弃了在西晋体制内挽救时局的想法,宣布下野了。当时割据一方的司马氏野心家东海王司马越、范阳王司马虓、高密王司马略、平昌公司马模等一再邀请,祖逖都拒绝加盟。显然这个时候祖逖已经决定从晋国体制之外来重建(依他的阶级出身来说,当然还是封建的)社会秩序了,因此开始了一系列家族本位的政治军事准备。
刘琨这个人就很不一样。他一直是在体制内,而且一直是在各个野心家之间反复横跳,试图走捷径迅速掌握最高权力。贾皇后当权时,刘琨阿附后党,是金谷二十四友之一。司马伦图谋篡逆时,刘琨是司马伦手下的心腹干将,曾率军出击河北进攻讨逆军,结果惨败,烧毁河桥才逃生。司马伦被诛杀后,其他心腹都被杀,他因为“名高”(实质就因为是高门,关系盘根错节,可能其中就包括跟祖逖的关系)投靠齐王司马冏成功。司马冏失败前后,刘琨投靠了八王之乱中二流的皇室野心家范阳王司马虓,继续在各地积极参加军阀混战,最后撺掇司马虓加入了东海王司马越阵营。由于哥哥刘玙(通作刘舆)是东海王司马越的谋主,因此刘琨又迅速得到司马越的重用。刘琨去晋阳就是司马越和王衍、刘舆等人布局天下计划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顺便一提,后来的东晋政权即由司马越在建康设置的一个备胎幕府转化而来)。
结论:
1、祖逖和刘琨在“闻鸡起舞”之后肯定是见过面的。至少在齐王司马冏辅政的那个短暂春秋里,他们都是司马冏的部下,抬头不见低头见。
2、祖逖在八王之乱中一直辅佐“大义”的一方。在认识到局势不可挽救后,放弃了体制内的地位,开始布局自下而上重建社会。后来祖逖为什么可以跟石勒等人交往?因为他身上并没有太深厚的诸王背景,曾经辅佐过的不是正统继承人,就是已经惨死(被烧烤)、被当时封建舆论所共同怀念、政治势力完全消散的长沙王司马乂。
3、刘琨则不然,直到八王之乱的最终,还继续在体制内的各路野心家之间反复横跳,最后加入了东海王势力。他是被东海王安排到晋阳去为东海王幕府效力的,这也就可以解释后来他跟作为成都王余孽的刘聪、石勒等人之敌对关系。
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个人在政治志趣上是很早就分道扬镳了。在晋末那个时代里,两个人身上的政治符号也是完全不同。因此,两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是否还能像青年时代一样就变得可疑。
5、但即便如此,刘琨和祖逖在东晋初年作为两个地方实力派,肯定是有联系的,不然刘琨怎么能说出“祖生先吾著鞭”一类的话呢?
PS:
不妨再多说几句。正如我过去在上面这个答案里讲过的那样,永嘉之乱初期举兵的“五胡”也即屠各、巴氐、羯胡之类,都是在中原地区跟汉人杂居百年以上的族群。这些人除了还有一定独特的语言、社会组织(但其实也在解体)和特殊习惯外,就是一般的晋国国民,可以看作晋国内部的少数民族。刘渊(实质上就是一个并州土司)、石勒(连土司制都解体了)等人也是作为八王中某一派政治集团的余孽而崛起的。
当时真正形同“外国”的反而是塞外鲜卑,特别是拓跋鲜卑。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反而被晋国体制一方所利用,来压制举兵的各族晋国人,刘琨与各部鲜卑的密切关系就是个最好的例子。随后拓跋鲜卑及曾附属于拓跋鲜卑的各族(如铁弗匈奴)在前秦灭亡后大举南下,最终建立北魏,这才是真正的“少数民族南迁”(此前在中原住了百年乃至五百年的民族算个乜的南迁哦),怕不是比刘渊、石勒建国更接近“亡天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