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肯定是一个分水岭,西方民主的标杆——美国在现实面前顾首不顾尾,把张维为提出的11个灵魂之问抛给了每一个想鼓吹西式民主的人。
据说多党竞争更能产生为民服务的领导人,但怎么就是选出那么一些不上心的领导人,处理疫情更像任性的熊孩子或是冷酷的投机分子,跟着感觉走,而非跟着科学走,死多少人都不当一回事,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据说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更好地问责,但没想到,中国湖北一个省就处理了三千多个干部,美国死了这么多人,到8月10日,美国疫情死亡人数已是中国的35倍,而美国人口才中国的四之一都不到,半年时间过去了,美国哪有什么问责制可言?
据说西方国家最讲人权,美国会用“拯救大兵瑞恩”的精神拯救每一个人,但从“群体免疫”到无视老年人的生命,多少养老院的员工抛弃老人逃走,多少医院放弃救治年长者或有基础疾病的人?
据说西方新闻自由可以让人民知情并作出理性的选择,但美国领导人带头满嘴跑火车,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充斥了党争,一切都政治化了,连是否戴口罩都要争论几个月,这样的信息混战误导了民众,如何让人做出理性的选择?
据说言论自由可以让吹哨人提前发出警报,但美国的情况表明你有10个20个吹哨人也没有用,只要你敢违背资本的力量,它叫你噤声你就要噤声,不管你是科学家,大夫还是航空母舰舰长。连美国疫情防控的首席专家福奇都惊呼自己和家人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
据说医疗市场化可以让市场发挥作用,自动达到供需平衡,美国是医疗市场化最充分的西方国家,结果是数千万人没有医保,数千万人医保不足。轻症不看病,重了看病可能要破产,如此落后的医疗体系怎么能够应对新冠疫情大危机?
据说欧美公民素质高,市民高度自律,但没想到那么多人根本就不遵守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这次国人真正见识了西方社会反智的力量,从纵火焚烧5G基站、喝消毒水防疫,到相信上帝可以驱散病毒,无奇不有。许多“公民社会组织”忙的不是抗疫,而是上街抵制抗疫措施。
据说美联储遵循经济学原理,严格把控货币供应,但美国为了救股市,救富豪,救经济,印钱毫无底线,拼命放水。
据说美国是市场经济国家,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调节,可以避免权力寻租。据说美国还是法治国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哪怕一个小破屋,风能进雨能进但国王不能进,但总统居然可以强行要求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出售Tik Tok,否则它将被强行关闭,总统还张口要“佣金”,因为“我们使之成为可能”。
据说美国有学术自由,但是当麦卡锡主义浪潮再次袭来,多少学者噤若寒蝉,客观介绍中国都成为禁忌。
据说美国尊重个人隐私,但美国边境人员,无须事先申请搜查令,就可以检查和扣留任何人的手机、通信记录、电脑等电子设备。美国竟然还公布“被制裁人员”的住址和身份信息。
——张维为的这11个“据说”,正是很多人心中所思所想。
【回复】1、啥?中国一党专政?西方说你是你就认了?中国官方可从来没承认过这个说法!!
中国官方的表述是,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不了解的可以看看这个:中国的政治制度到底怎么设计的?别不懂装懂。
2、湖北3000干部被问责有什么依据?你就编吧!——你想反驳别人自己不会动手搜搜吗?湖北3000余党员干部因疫情防控失职被处分,含厅局级10多人
这不过是报应罢了。
当俄国liberal配合寡头大搞休克疗法,让俄国工农饥寒交迫、走投无路时,他们是否想过,普京的右翼统制经济威权政体下等待他们的是什么[1]?
当波兰自由派与旧官僚推杯换盏,在“第三条道路”、亲欧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不归路上一路狂奔,他们是否想过卡钦斯基会向他们发起复仇?他们是否想过,法律与公正党所代表的那些人的怒火,在他们“Pislam”的嘲弄和斥骂面前只会愈演愈烈[2]?
在伊拉克,在美国人操纵亲美的中右翼“世俗自由派”偷走了整个支柱性的石油产业之后,伊朗人通过亲伊朗的什叶派教权政党和伊拉克民族主义-什叶派教权主义政党的联盟,用“一人一票”把美国人送了出去。如今伊拉克什叶派已经从翘首期盼美军解放走向了坚决的反美立场。美国人估计永远也不会想到,自己送来的“民主”是这样发挥作用的!
右边是这样,左边也是这样。卢卡申科或许在风雨飘摇中挣扎,罗伯特·菲佐与德拉格内亚[3]或许已经走向垮台。可米洛斯·泽曼[4]和伊戈尔·多东呢?更何况,种下了伊利埃斯库的种子,收获的是德拉格内亚;种下的是杜布切克的种子,收获的是菲佐。是谁让东欧社会民主党走向这样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欧同侪的社会保守主义道路?难道他们的西欧同侪们不觉得自己需要反思么?
然而我觉得最讽刺的莫过于维克多·欧尔班与青民盟的胜利。尽管老科尔奈怒骂欧尔班走的是“康米的老路”[5],而美国liberal们则惊慌失措地高呼“卡达尔模式回来了!”[6],然而这些却丝毫不能阻挡他的高歌猛进。恰恰相反,欧尔班与卡钦斯基正在把美国人自己吹捧的意识形态同质化道路变成笑话——在美国人那里,不要说俄国人和中国人,就连伊朗人也会成为“残暴的革命政权”——谢天谢地,我不知道霍梅尼的棺材板是否能压住,毕竟美国人正在操纵以反对伊朗的可是人民党、MEK和自由派——然而匈牙利和波兰却被赞许为“自由的桥头堡”[7]。谢天谢地,卡钦斯基先生被冠以这个称号也就罢了,欧尔班先生和普京先生的亲密关系可是人尽皆知……
所以说,当这个根本不存在的“liberal democracy”先是被本国liberal玩臭,而后被威权-国家主义右翼或“保守左翼”击垮,最后还被宗主国弃之如敝履的时候,其结局难道不是已经注定了吗?
最后我们来看一段或许能让我们学到点什么的文字吧:
……西方媒体和舆论起初忽视或嘲笑欧尔班的民族主义、仇外和专制措施,但现在他们在其他地方迎接类似的举动是合法的,因为匈牙利统治阶级“主流化”了。
……重要的是,去商品化并不总是进步的。波兰尼认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代表了社会试图保护自己不受市场过剩的影响,写道,“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实际上是由于自由主义者阻挠任何涉及规划、监管或控制的改革而不可避免的。”
……
在向资本主义过渡期间,匈牙利遭受不受管制的自由主义之苦,与许多邻国命运相同。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被称为“休克疗法”,病人仍未康复。……随着时间的推移,匈牙利不仅变得自由化了,而且比大多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更加自由化了。……开放市场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外来者现在主宰了匈牙利经济生活的一大部分……把匈牙利变成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殖民地。……匈牙利工人几乎没有生产资料,但公平地说,匈牙利资本家也没有。
……许多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和教育,资金严重不足;对这些项目的投资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或萎缩,其质量的下降经常引起公众的争论。
……
欧尔班的成功归功于他对民众情绪的理解和他解决全球化中被剥夺权利、被边缘化和被疏远的失败者的能力。他是一个足够聪明的自由主义者,看到自由主义在匈牙利的失败。
那么,反对派在哪里呢?在布达佩斯,大多数情况下,它遭受着严重的错误意识的折磨。城市知识分子将其精炼的信息瞄准了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将投票权分给差不多五十种自由派:自由派的绿党、“第三条道路”的社会党人……青年运动家也大多是自由主义的。
布达佩斯模仿西欧各国首都的生活,有时髦的酒吧和价格过高的咖啡店。而反对派忘记了,他们周围沉默的大多数人,没有权力(power),接触媒体的机会有限,却把欧尔班视为愿意倾听他们的心声并向他们发表讲话的人。
匈牙利反对派对欧尔班着迷,但对他为何如此受欢迎并不感兴趣。他们喜欢憎恨他华丽的言辞、明显的谎言和政府管理的大众媒体的荒谬。……但似乎没有人想知道为什么它如此成功。
……年轻精英们也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中——幻想着他们的微薄工资增长只相当于真正的财富——并享受着“欧洲生活方式”。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信息时代的“汉堡烙饼”,其竞争力恰恰在于其廉价劳动力,而作为欧洲中产阶级成员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
……反对派需要真正倾听和解决农村和在业穷人的问题,而不是想象自由化能让他们摆脱所造成的贫困经济结构调整。
我建议你们好好读一读这篇文章,尤其是最后一段话。言尽于此。
最后推一下我新开的收藏夹。
1、2012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扫过的中东国家一片狼籍,难民反噬欧洲,欧洲街头恐怖袭击呈出不穷。
2、如果你觉得“阿拉伯之春”有宗教作孽,2013年“乌克兰之春”总和宗教没关系吧?
2013年乌克兰人均GDP 4000多美元,如今只有2000左右。国土沦丧,山河破碎;专家出走,妹子外奔。
3、如果你觉得乌克兰是因为在大国博弈中站错队伍,隔壁老三可是站队高手,左右逢源的。
30年前,印度的人均收入还略高于我们;现在我们是印度的5倍。
30年前印度人喝牛尿,活人死人一起泡恒河水;现在还是如此。
4、如果你说印度还是受到宗教和种姓做怪,我们来看看人类灯塔美利坚。
枪战每一天;警察虐国人;21世际上演乱葬岗;议员靠内部信息倒卖股票;内戚干政;买官派大使;政客台上演,专家边上站;消毒水治病毒;GDP大缩水,富翁们财产坐火箭;对内抢劫外企,对外背信弃义(前几天又征加拿大关税)。不可胜数。
你说人家美利坚只是不小心选了个不靠谱总统,咱再看看南美洲----人类社会的反面教材集成。
再看看非洲,哪个不是民主,哪个不是选举?
有一个反对派在监督,执政当局做事就不敢怠慢,不敢胡作非为?
实际情况反对派也有自己的算盘,而且从来也不干净;在和执政当局达成了交易之后,然后就一起爽歪歪,而且还完全合法合规。
都是光鲜亮丽在国会靠表演恰钱的,谁没有点黑料,互相拆穿给P民看,失了大人们的体统,多不值啊!
我们不妨顺着 @姜源 大v的问题,尝试定义一下“西方民主”。
1:西方民主指有选举制,可以有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且有分权制,如,“立法司法和行政权三权分立”。
其中,行政权由多党轮流掌握,不同党可以代表不同人群和阶级的诉求,关于阶级的定义,存在于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各路学说对阶级的定义或有不同,但是在这里来看这些差别没什么大问题,任何一路都至少不会把资本家和工人当成一个阶级。
2:社会主义民主指民主集中制,也有选举,但权力不可分割,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苏维埃或人民代表大会具有一切最高权力,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例,其可以任命或罢免主席副主席等一切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可以罢免中央长官,地方人大可以罢免地方长官,全国人大可以通过或废除一切宪法或法律条文。
如在三权分立制度下,总统有权否决法案,最高法院可以宣布法案违宪。在民主集中制下,行政长官无权否决法案,人大对法律保有审查权,人大常委对宪法保留解释权,最高法院也无权对人大通过的法案进行违宪审查。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一切政权机构,且不受人民直接监督和人大代表自身以外的一切机构监督。
社会主义民主制下,行政权始终归于一个执政党,执政党始终代表工人阶级或工农联盟,只对工农阶级实施民主,对剥削阶级实施专政,即“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
这样,“社会主义民主”和“西方民主”的区别在于,a:立法机构(议会,人大等)受不受其他机构权力限制和监督。b:是否有多党轮流执政。
3:美,德,俄,日,新加坡是“西方民主”国家吗?
按照,1,2的定义,美,德,日均是“西方民主”国家。
如前面所说,美国的总统和法院均有权限制和监督国会。
德国总理虽然是议会选出的代表,无法抵触议会,但联邦宪法法院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即议会的投票结果是会受到其他机构限制的,因此德国存在分权。
德国显然也有多党轮流执政,故德国是“西方民主国家”。
日本最高法院也可以对国会的法案进行违宪审查,而且也是多党轮流执政。
俄,新两国名义上三权分立,多党可以轮流执政,但实际上从未有过多党轮流执政,统一俄罗斯党或人民行动党也都未宣称自身是工人阶级政党,其制度可以说是既不是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也不是西方民主。
现在,什么是“西方民主”的问题已经定义清楚了,什么是“西方民主”国家也得到了举例说明,但是这个问题下的大多数问题都集中在投没投票,多少人投票上,这显然不是重点,因为俄罗斯新加坡也是有全民投票的,但他们一定不会认为俄新两国是“西方民主”国家。
重点应该是看有没有多个党轮流执政,以及有没有多党互相撕逼的现象经常发生,在国家层面上,如果中国是只有一个党推候选人,那么就算投票率再高,也无非是选一个党的左右手的区别,只有多党轮流执政,群众投票选举领导人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在中国,群众直接投票选国家领导意义不大,都是一个党的,而且群众对候选人不了解。
但是在乡镇及以下级别,群众投票是有意义的,一来候选人很多群众也认识,二来一个党的成员在治理国家的大政上可能意见差别不大,但在治理一个村的问题上的具体套路的区别可能也是很大的。
关于“西方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另一个区别,则要看有没有议会,总统,和法院之间互相撕逼内斗的现象,如美国众议院弹劾川普,德国法院否决《移民法》。
简而言之,“西方民主”最大的特色不是群众有没有投票,而是党和党之间,机构和机构之间有没有内斗,群众的票本质上只是“西方民主”国家党争时决定胜负的一个依据罢了。
「西式民主」这个词的发明本身就是为了作为攻击的靶子,那么它自然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市场一说。
从「民主」这一概念传入中国开始,他就没分中式西式,民主就是民主,仅此而已,顶多有个外号叫「德先生」。
就像科学一词,你除了叫它「赛先生」以外会给他另加一个「西式科学」的帽子么?显然不会,除非你是中医粉或传武粉,你想要论证西式科学不符合中国人体质。
给一些词汇硬加上「西式」的前缀,其实就是想说明这个词不符合国情,中国不归牛顿管,归牛顿他弟弟牛逼管。
「西式民主」论者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词汇并没有很好的定义,一方面他们说不清西式民主到底哪不好,恨不得欧美老太太嗑瓜子磕出个臭的来都怪在「西式民主」上;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明确解释什么叫「不西式的民主」。
他们的观点就是中国绝对不能搞西式民主,什么是不西式的民主他们也不知道,反正【哔】。
说到底,遁词而已。
去年美国不予余力地拼命抹黑中国,但是这个抹黑的矛头基本都是对着执政党去的。
特别是蓬佩奥,一边编造各种谎言抹黑中国,一边假惺惺表示对中国人民依然“保持尊重”,企图割裂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
1 中国民众满意度
7月12日对于蓬佩奥的污蔑,我们外交部发言人突然抛出一个数据:“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率超过93%!”
(来源: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
这个数据确实有点吓人,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来说民众对执政党的支持率超过50%就是很不错的数据,超过60%就是非常罕见的高支持率了。
而中国民众对中共的支持率竟然超过93%——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据。
那么,这个民众支持率超过93%的数据是谁提供的呢?
这是哈佛大学在2020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提供的数据。
这份长达18页的报告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三名专家撰写,他们于2003年—2016年在中国组织了8次调查,与超过3.1万名中国城乡居民进行了面对面的谈话,以追踪中国民众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各级政府的满意度,之后写的这份调查报告。
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几乎全面提升,尤其是内陆及贫困地区的民众的满意度提升较大。
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中国各级政府满意度依次是中央政府最高,省、县(市)、乡镇各级逐级降低。
在2003年民众对中央政府满意度为86.1%,乡镇政府满意度为43.6%;
到了2016年,中央政府满意度变成93.1%,乡镇政府满意度为70.2%。
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
民众对乡镇政府的满意度
(来源:报告截图)
不仅如此,中国民众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印象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地方政府官员“友善”“关心普通群众困难”。
在2003年,仅39.1%受访民众表示地方政府官员“友善”,但这一数字到2016年升至74.3%。
2003年只有47.5%的民众认为地方政府官员“博学”,到2016年这个数字变成75.7%。
(来源:报告截图)
2 印象与真相
说实话,如果这不是哈佛大学一群教授花费了13年时间做出的一份调查报告,估计很多人都不大会相信这个调查结果。
因为这些数据与大家心理印象的差距有点大。
比如2010年之前当时网络上是啥氛围?
那时公知肆虐,反体制成为主流!
那个时期谁敢在网络上说自己爱国爱政府绝对会被喷成渣,甚至还有人因为发表了爱国言论被人肉被殴打,殴打之后警方处理居然是偏袒肇事者(真事)。
这种情况下哈佛大学调查报告居然显示从2003年—2016年中央政府民众满意度从来没有低于过80%,最高甚至达到95.9%!
这些数据是不是与自己心里印象差距太大了?
那么,印象与报告那个最接近真相?
我认为这份报告更接近真相。
为什么?
首先网络最容易放大负面印象。
举一个典型例子,去年滴滴出现两起杀人案件之后,网络舆论简直就要沸腾。
我的朋友圈就看到很多人要卸载滴滴软件,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滴滴安全性太差了!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滴滴杀人事件不久最高检就出台了一个报告,报告指出过去每年传统的出租车发生的恶性刑事案件是滴滴同等周期的8倍!
这就是印象与真相的差距。
其次,中国政府民众支持度很高的逻辑其实很好理解——
一个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国家民众对政府支持度肯定很高!
再说一遍,
一个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国家民众对政府支持度肯定很高!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平均每年经济复合增长率是9%!这样高速增长的经济,民众对政府支持度不高才是见鬼了!
3 我的经历
可能一些年轻人不大懂我上述描述的含义,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历史的见证者谈谈我的经历。
70年代我家住在企业的家属院里。
房子就一间,不但采光极差还没有厨房也没有厕所,墙壁与屋顶都是用报纸裱糊装饰,晚上还能听到老鼠在跑动。
洗澡去单位的澡堂,上厕所是去江边的公共厕所——
每次上厕所都要走好几分钟,晚上还要拿手电筒(附近没有路灯),这个厕所还发生过小孩晚上掉进粪坑的事故。
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间自己的私家厕所。
但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要说是私家厕所,连台黑白电视机都是一种奢望。
那时黑白电视要400元一台,400元在70年代是什么概念?
我父母还算是企业的干部,每月工资也只有20—30元,据父母说,毛主席的工资才400元一个月。
我们整个家属大院只有一家人买了一台电视机,我们这群小孩最喜欢到这家去蹭电视看,当时甚至不敢幻想自己家里能有台电视。
到了80年代大部分城市家庭还是很穷。
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每月生活费只有10元——包括早中两顿伙食,当日来往学校的车辆交通费(每天2毛)。
那时食堂一份炒肉片是2毛,蔬菜是8分,我的生活费大致够每周吃两顿肉,也就是说一周六天我有4个中午只能吃素。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那时我对肉的渴望,明明中午计划吃一顿蔬菜,把饭盒递进食堂打菜的窗口,嘴里喊出来的竟然还是“来一份肉片”。
这样生活费自然是有较大的缺口,于是就在家里偷粮票去卖钱(偷家里钱是不敢的,家里的钱父母每天都要数一遍)。
那时细粮票大致是三毛一斤,粗粮票是2毛一斤,并且经常波动——我对经济的启蒙理解就是从倒卖粮票开始的。
整个80年代,我们这代人基本对物质都没啥欲望,因为确实物质都很贫乏。
大家吃穿用度都差不多,服装都是最普通的布料,有件的确良都算是好的。
就这样大部分家庭都买不起衣服——比如我们家,都是靠母亲用缝纫机做全家的衣服。
90年代上大学之后,慢慢感觉条件好起来。
首先是彩电的迅速普及,然后是洗衣机、VCD进入千家万户,最震撼的是90年代中期我家安装了一门电话。
记得当时我兴奋得不得了,以前这玩意感觉都是电视里大干部家庭才会有的奢侈品,现在自己家里有一部,那种感觉简直就要飘起来。
从90年代回顾70、80年代,我都感觉自己家庭这十几年如同梦幻般变化。
其实我父母也只是普通的企业干部,只是飞速发展的时代推着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进入21世纪更是像开了挂一样,基本自己想要的东西几年之后都能实现。
想要一部大哥大,结果工作2年之后就拥有自己第一部手机;
想买房,工作6年之后买下第一套商品房;
想买车,工作8年之后买下第一台自己的私家车;
然后就是不断换房,不断换车,生活越来越安逸富足。
现在如果再回头看看这段历史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在这过程中任何时候最大胆的想法也不敢想象未来生活会变成今天这样!
要知道在80年代我们家连吃肉都很困难!
大家知道以上经历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这个国家仅仅用四十年时间就实现了发达国家300年的成就,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了一个开了挂的人生。
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4 大象起飞的奇迹
二战之后也有少数国家与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比较典型的就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但它们才多少人口?加在一起还没有我们四川省多,而我们是十几亿这样的人口规模整体性的跨越式发展。
这是绝无仅有的大象起飞的奇迹。
横向纵向比较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奇迹!
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可能有些人觉得今天的生活是理所当然,但是二战之后全球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只有区区几千万人口。
地球村除了发达国家还有60亿人生活水平依然很低下,只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率领下,让14亿国民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即使在2010年之前,即使公知恨国党最肆虐猖狂的时候,我们党的民众支持率也非常高。
但凡上点岁数经历过改革开放历程大多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定的基本盘——虽然那时他们大多数都不上网。
大多数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
你就把西方那套制度吹上天也绝对比不上自己的亲身感受——这个国家的这个党这几十年确确实实是一直让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
5 建设性思维
在2010年之前我也曾经一度被公知那套理论所蛊惑,思想比较偏激,总是用社会上一些不好的阴暗面去整体否定我们的体制。
后面因为工作关系与企业家打交道比较多,在交流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我与他们最大的差距还不是财富上的,而是思维方式上的差距——
我的思维模式总是轻率地否定一切,而这些成功人士的思维方式都是建设性的思维,从不轻率地否定。
有一次与一个企业家交流一个项目,我大概从5个层面提出对这个项目的否定意见。
而这位企业家并不否认我的意见,但也不轻易否定项目,而是不断提出新的思路既能规避项目的瑕疵又能推动项目的运行。
这次交流对我的震撼极大。
那天晚上我坐在某个城市河边的一个小酒吧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想了很多很多。
从个体到社会,从微观到宏观,我的思绪如天马行空。
这次我与企业家的交流如果放大一点何尝不可以理解为一个普通民众与管理层的交流?
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总是会因为某些微观的问题而否定一切,而站在管理层的角度却是正视存在的问题并且用建设性的方法去解决它。
所以,我决定要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不是动辄偏激的以偏概全以点及面,而是尝试着用建设性思维去看到这个世界。
然后,我开始在网络上连载《假如你是总理》——就是试图站在总理这样宏观的层面来解析当时的热点时政事件。
这个《假如你是总理》我大概写了两季有二十多篇,通过这个写作过程我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从一个偏激的“右派”变成一个坚定的左派。
因为站在宏观的层面我发现,一些看似简单的社会问题处理起来也是千头万绪繁杂无比。
而我们的管理层不但殚精竭虑化解着各种社会矛盾,还能同时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真是太不容易了!
有了这个认识之后,我渐渐越来越反感那种冷嘲热讽的公知腔,特别反感那种动辄把屎盆子往体制上扣的言论。
有一次在饭局中一个朋友喋喋不休地对执政党大放厥词,在他眼里执政党与民众就是“割韭菜”的关系,为了割韭菜执政党策划了各种阴谋。
最后我实在忍不住,就与他杠起来——
“你说执政党对老百姓一茬一茬割韭菜,那我来给你讲几组数据:
1999年中国人均居住面积是8平米,现在是36平米,自有房率全球第一;
1999年中国私家车保有量只有1000万台,现在是2.1亿台;
1999年中国空调销售量是1000万台,现在是1亿台,空调渗透率60%已经达到美国标准。”
“那我来问你,不是说执政党就是对老百姓割韭菜吗?怎么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怎么解释?”
他瞠目结舌。
然后我继续毫不客气说道,30年前你也不过是个农村的孩子,现在你有车有房,每年出去旅游度假都是住5星级酒店——
能有今天的生活你觉得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还是因为时代大环境的原因?
他想了想,试图开口却被我打断了——
“最重要的原因一定是时代大环境!没有一个高速增长的时代大环境,个人再努力也是一个屁!”
6 时代的浪潮
当然,我能下这个结论也是有依据的,过去几十年发展中国家如果撇开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就是印度。
但是印度也没有能实现带领印度老百姓实现阶层性的跨越。
2016年莫迪搞税改,消费品税率最高的奢侈品税率是28%。
那么大家知道印度官方定义的“奢侈消费品”是什么吗?是汽水、电吹风、巧克力、洗衣机。
也就是说,如果你生在印度,通过个人努力能过上印度官方定义的“奢侈生活”——
其结果也不过就是能喝汽水,吃巧克力,用电吹风与洗衣机而已!
与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差了一大截。
也只有在中国,过去几十年才能不断创造出整整一代人跨越式发展的励志故事。
其实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被时代的浪潮席卷着前进。
平时大家忙忙碌碌不觉得,过了10—20年回头再看看绝对会惊叹自己生活与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感受我相信60后、70后甚至80后都感触颇深。
所以,最后我毫不客气对朋友说到,“如果没有一个高速增长的时代大环境,你大概率还留在农村啃泥巴,你能有今天的成就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这是一句很俗套的老话,但是当时我觉得无比的贴切,这句话就是,
翻身不忘共产党,吃水不忘挖井人!
7 西方的幻像
本次新冠疫情就是一张魔鬼的考卷,将过去公知吹嘘的无比“优秀”的西方那套制度的幻像戳得稀烂。
幻象一:美国是有言论自由的国家。
真相:任何媒体稍微站在公正立场上报道中国立刻被抨击为“亲中”。
连美国之音这样长期反华的媒体竟然因为有“亲中倾向”导致高层被撤职,推特上只要客观为中国说几句公道话就会被删号。
幻象二:美国的官员对选民负责。
真相:美国目前确诊超过400万,死亡14万,如此灾难性结果没有任何官员为此承担责任而被撤职查办;
幻象三:美国民众综合素质很高。
真相:直到现在很多美国人还不愿佩戴口罩,甚至有人认为口罩里藏着5G天线,美国防疫首席专家福奇甚至收到死亡威胁——
这些全都是超级反智的行为。
幻象四:美国官员权力有制衡,官员不敢为所欲为。
真相:川普上台一言不合就动辄退群撕毁各种协议,这些行为可有任何制约?
防疫期间,川普将联邦政府弄来的防疫物资交给女婿库什那贩卖,库什那让各个州政府竞拍防疫物资,价高者得,这种公然发国难财的行为可有谁来制约?
幻想五:美国政府以人为本。
真相:美国疫情爆发之后(包括欧洲各国也是如此),政府首先考虑不是防疫救人,而是不要影响经济。
不管疫情有多严重,不管死多少人,都无法动摇美国政府重启经济的决心。
以前公知污蔑中国靠“低人权优势”来推动经济增长,现在来看,真正具有“低人权优势”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以上林林总总与中国相比方方面面都差了八条街,所以老天爷也很公平,中国不仅是全球防疫工作做得最好的国家,也是今年全球各国经济体唯一将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7 核心竞争力
我甚至认为,如果哈佛大学现在再对中国民众做一次调查,有很大可能执政党与各级政府的民众支持度会创下新高。
这才是中国最核心的竞争力。
执政党与老百姓紧密团结在一起从而形成极强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不但能创造经济建设的奇迹,更能创造防疫战争的奇迹。
这就是我一直坚定的看多做多中国,并且坚定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实现的根本原因。
这里是@花猫哥哥,更多深度内容,请关注公众号:猫哥的视界、猫哥的世界;哔哩哔哩:花猫哥哥713
相关阅读(点击下方标题可直接阅读):
从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发展了几十年还吃不饱饭开始。
从美国新冠死亡16万开始。
从民主化的阿富汗政府又被塔利班推翻开始。
从民主的西方支持极端的沙特阿拉伯开始。
从丹麦放弃新冠管控措施开始。
从英国鲍里斯确诊开始。
从加拿大扣押孟晚舟开始。
从推特禁言特朗普开始。
从斯诺登逃亡开始。
从阿桑奇躲进外国大使馆开始。
从爱泼斯坦自杀开始。
从棱镜计划开始。
从五眼联盟开始。
从日本核泄漏开始。
从湾省太阳花运动开始。
从乡岗闹事开始。
从白头盔开始。
从大赦国际开始。
从绿色和平开始。
从诺贝尔和平奖开始。
……
首先得说一下概念性的东西。
民主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是脱胎于西方哲学的,民主就是民主,没有什么“西式民主”,就像没有什么“西式马列”、“中式儒家”一样。
民主之所以脱胎于西方哲学是因为民主的核心是为了充分保障“自由”,而“自由”是随着西方破除神权枷锁而逐步在民间普及的西方主流思想,而民主也是为了适应“自由”这一主流思想而诞生的政治概念。
在政治学领域,中国从汉代以后就占据统治地位的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追求是与民主思想相反的。儒家在汉代之前提倡的是王道复古,也就是说在儒家看来人并不是生而“自由”,而是要扮演好自己在社会内的角色。
后面虽然儒家思想不断改良,但其核心追求也不是“自由”,而是要求人追求“天理”顺应“天理”,换句话说依然是扮演好“天理”所赋予的角色,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并没有什么“中式民主”,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民主是彻头彻尾的舶来品。
现在语境下的“西式民主”更多的是指“选举政治”,也有可能是单指代议制的选举政治。选举政治是个源远流长的政治制度,这个应该在人类形成文明之前就有雏形。
但要注意选举政治不等于民主,你给奴隶选票让他们选奴隶主这不叫民主,就像我说的民主的前提是为了保障自由,不为了保障自由的选举政治和民主没有任何关系。
选举政治的核心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这一原则和民主没关系,民主追求的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服从,而是每个人的自由。施行选举政治的政体在中文语境下一般会被翻译成“共和国”,所以我倒觉得与其把选举政治叫成西式民主倒不如叫成西式共和更好。
如果你说的“西式民主”指的是民主这一政治概念以及其背后的自由,那这个在中国不仅没有失去市场反而这里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越来越有市场了,现在中国人也都更倾向于追求个人自由而不是扮演好自己在社会内的角色,社会风气也对追求个人自由的行为也更开放。
如果你说的“西式民主”指的是选举政治,那中国目前的政体就是“共和制”,只不过咱们采取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选举政治自从民国进入中国以来也并没有失去市场。
如果你说的“西式民主”指的是代议制选举政治,那这个在民国之后就在中国没有市场了。
从政治层面是这个样子的,而大家感觉“西式民主”在中国失去市场的原因更多的是互联网发展导致的媒体产业的“去权威化”。
互联网发展之前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有限,无非就是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影视作品、街头闲聊等等。这里除了街头闲聊之外其他所有获取信息的渠道都是由“权威”把控的,实际上人们对外界的认知基本是把控媒体的权威想让人们知道什么人们就只能知道什么。
我举个例子,比如在里你所在地很遥远的地方发生了战争,为了了解这场战争的情况你只能是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新闻,这些内容当然都不是一手消息,而是经过主编审核后允许发布才可以的。
而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你甚至可以通过很多渠道直接和战区的人们对话,比如你可以在国际性的论坛发帖子,也可以通过社交软件添加就住在当地的人当朋友。这样你获得的就是一手信息,这是以前只有专职记者才有可能获得的。
如果把“新闻”当做商品,那报社、电视台等等媒体机构就是“经销商”,广大群众就是“消费者”,以前消费者想要看新闻能且仅能从“经销商”手里购买,你能买到什么样的新闻完全取决于“经销商”想卖给你什么,从这个当面说“经销商”是垄断的。
但现在互联网提供了一个B2B的新闻交易平台,消费者可以直接从新闻原产地购入,这种打破经销商垄断地位的行为就是所谓“媒体去权威化”的本质。
之前大家认为“西式民主”在中国有市场是因为你从多数渠道只能接受到这样的声音,毕竟现在国际上主要媒体都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和观众养着的,普通人都是愿意听好话的,所以当然它们会宣传自己的政治制度优秀,自然各种媒体都在旁敲侧击的告诉你“西式民主”好。
而现在渠道垄断被打破后你可以多方面获得信息,这时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是有不同声音的。
同时传统的经销商为了继续生存也不可能像原来一样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给消费者提供单一的新闻产品,因为单一的产品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意味着受众也单一,为了生存经销商们也得不得不提供多样的产品供人选择,同时还不能把产品做得太烂(很明显的假新闻),所以自然就显得“西式民主”没有市场了。
有个道理很简单,你有一份工作,尽管这份工作可能有点苦、有点儿累、有点儿糟心,但这份工作每年都给你涨工资,从2000年到2020年给你涨了20倍,抱怨工作肯定免不了,当你会认真考虑让管理层大换血吗?而且是换成隔壁公司20年工资涨的不多还隔三差五出一些幺蛾子问题的管理层?
我很认同 @姜源 在这个问题下的回答,本来不想回答,只想直接贴两张图。
结果发不了图,我就看看,结果这么一看,这个问题下面真的是“群魔乱舞”,很多人连民主“ABC”都没搞清楚就在这里臧否人物,我也是挺佩服的。
我就对“一人一票”普选制简单介绍一下“民主”ABC。
首先,民主确实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的目的就是保护个人的自由,也就是个人权利。
为了便于理解,大家接下来可以把个人自由=个人权利。
为什么民主的目的是保障个人权利呢?
原因很简单,这个世界上肯定是先有自然人再有族群、国家的,所以理论上每一个自然人先天就是自由的,拥有全部的权利。
假设世界真有超人,那么他一定是世界上第一个不需要让渡任何个人权利的自然人。
但是人在大自然食物链里并不出色,想要活下来必须“组团”,这就是族群的由来。
有了族群,那么自然人与自然人在行使各自权利的同时就难免会发生碰撞。
举一个例子:族群里的A每天晚上8点睡觉,B每天晚上9点准时唱30分钟的歌,这么一来,B唱歌就影响了A睡觉的权利,而A睡觉也影响了B唱歌的权利。
经过族群其他人的协调,最后达成妥协是:
A每天晚上8点30睡觉,B每天晚上8点唱歌。
这种妥协看似皆大欢喜,实际上A和B在这个过程中都牺牲了自己一部分个人权利。
当然,实在达不成妥协,还有一种办法是A或者B离开这个族群,去寻找一个可以完全接纳他们行使个人权利的族群,现在话说就是移民。
久而久之,族群就演变成现代国家,妥协就变成这个国家的法律。
所谓的法律,所谓行政,就是这个国家每一个公民私权的集合。
公民虽然让渡了自己一部分私权,但是让渡不等于割让,让渡的私权还是属于个人所有。
再举一个例子:100个人集体出去旅游,事先商定每人先出100块钱作为“公费”,之后开支先从“公费”里出;虽然这是“公费”,但是这“公费”里每一张100块都是个人的,个人拥有绝对处置权。
如果有谁不去了,也必须从“公费”里退100块钱给这个人。
而且去哪儿玩、在哪儿住、吃什么馆子,都是需要表决的,从没有说掌握“公费”的人可以自行决定。
同样,“一人一票”并不是西方民主的虚伪,而是公民在自由处置自己让渡私权。
投票权从来和效率、制度没有关系,投票权本身是你在行使自己让渡给国家的这部分属于你的私权。
说的大一点,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中国,而是全体公民的中国,你、我都是这个国家十四亿分之一的“股东”。
我们为什么要投票要表决?因为这个国家有我十四亿分之一的“股份”。
至于我怎么处理我这点“股份”,那是我个人的事情。
你邻居家烧自己家人民币,你跳过去说你这么糟践人民币,我把你的人民币全没收了。然后把你邻居家所有人民币拿到自己家。
你觉得你是不是犯罪了?
不是西式民主在中国失去了市场,而是公知们鼓吹的西式民主在中国失去了市场。
要知道西方那么多国家,西式民主这个概念是极其宽泛的。
但在他们嘴巴里,西方任何一个国家从出生到死亡都有福利保障,水电煤气住房免费,税收低不说还有每年三个月的带薪假期。而公权力机关工作人员每天都是鞠躬式服务,不仅效率奇高而且还有人情味。
所以相当于是前些年,公知硬生生把西式民主统一概念,吹成了最理想的分权制衡制度加北欧的福利制度。
分权制衡这个词可能有些人不太熟悉,把它换成公知们常说的三权分立你们肯定都多少听过。
但有意思的是许多吹这个的公知并不知道“三权分立”并不是因为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个不同类型的权力而被冠以“三”这个前缀。
它的本质是speration of powers和check and balance,我估摸着当年翻译的时候要么是按照实际情况直译,要么是取三这个数字在中文中可以代表多个。
这种制度并未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因为历史原因美国人对公权力机关有着天然不信任,为了最大程度限制公权力防止其作恶,三权分立这种形式的分权制衡方式天然导致效率低下。
且三家在制衡上做的并没有设想的那么好,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年在特朗普的带领下行政机关权力越来越大。
而这种制度在公知嘴里,不仅达到了美国宪法之父说的那样,三个机关不完全分离但是分工明晰互相制衡,还能保证效率让人民体验到温暖,你们觉得可能吗?
更重要的是当你仔细了解“三权分立”的内涵之后,你会发现只要涉及到分权和制衡的政治体制其实就和“三权分立”的本质相吻合,而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有分权和制衡的因素,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
就好比菜市场上几个人卖菜,一个人卖土豆,一个人买马铃薯,一个人卖洋芋,一个人指着土豆说我这卖的是地瓜。
突然冲出来个公知告诉你:“土豆,好!洋芋、马铃薯、地瓜,不好!”
你要是卖菜的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至于北欧福利制度,确实北欧一些国家比如挪威、瑞典、芬兰确实福利很好,但那是因为他们即便不发展工业通过旅游业或者海洋森林产业也能赚的盆满钵满。
在这种环境下每个人一出生就有福利保障,甚至在这种福利保障之下你一个最基础的建筑工和一个工程师赚的钱差距不大。
但是这种福利待遇并不能复制不具备普适性,欧洲其他国家不行,美国也不行。
所以他们嘴里的西式民主,是基于刻意吹嘘和不了解之下自行脑补出来的东西,可能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公民看到了都会愣一下:“哟嘿,我们的制度这么棒了?我都是看了你说的才知道。”
之前因为种种原因,西方这个词带有天然的神圣加成,好像沾上了这个词就从人变成了神。
现在慢慢有人开始掀开那层神圣的面纱,发现吹出来的神殿里坐的是和你一样的人,自然而然就不觉得神秘和高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