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近代英国和中国都有人吸食鸦片，但偏偏鸦片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更为恶劣？ 第1页

禁烟是因为导致了白银外流，而英国贩卖鸦片也是因为自己出超。所以当时的角度来看，这算是贸易战。

而鸦片战争本质是贸易战变成热战。

之所以边境互市的要求被清政府拒绝，也可以说归结于满汉对立的思想：这帮子汉人和洋人搞在一起，到时候造反怎么办？

清末和民国拉胯的原因，鸦片的实际影响排在很后面了。

成瘾品的流行总要经过四个阶段，最开始是“药品”，第二阶段是“奢侈品”，第三阶段是“大众消费品”，最后成为一种“必需品”。

非毒品像烟草、茶叶、咖啡如此，鸦片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国社会的毒瘾发展到了第四阶段，而英国没有。

鸦片作为毒品，可以降低食欲，中国的一些工矿会把鸦片作为工资付给矿工，这样可以降低他们食物的供给，省下伙食费。也就是说，在大清国，用鸦片减食欲的花费要低于买粮食吃饱的花费，鸦片的费用比粮食“便宜”。这种习惯后来也传到了全社会，一些体力活的酬劳，轿夫、脚夫、兵丁，其工资经常是鸦片。

总之，鸦片在中国底层社会，已经成了一种节省食物用的必须品，兼具货币职能。

其外，在一个治安荡然、兵荒马乱、交通线不安全的社会，如今天的缅甸、阿富汗，以及清末民初军阀时期的中国，种普通的粮食、经济作物体积庞大，存储运输风险都大，运输粮食则受到厘金阻碍；而种植鸦片耕作时间短，收成快；鸦片的成品体积小、易藏匿、运输，是完美的战争作物。

民国时期的军阀，其军费花销一般来自于鸦片专卖，所谓“鸦片辑护队”，其所“辑”的是私烟，“护”的则是政府收入所赖的公烟。

也就是说，到了民国时期，在长期战乱背景下，鸦片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英国没有以上任何一个社会条件，能使鸦片变成一种“必需品”。

英国十八十九世纪都处在“农业革命”期间，新的工业化的手段开采和处理硝酸盐、海鸟粪、动物骨骼、磷酸盐、粪化石等肥料，播种机、拖拉机的发明使得粮食产量一直在增长。

即使工业革命将人口和土地大量城市化，英国也能用其巨额利润从丹麦、美国、阿根廷、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俄国不断进口粮食；蒸汽船和铁路的发明使得粮食的运输成本不断下降。

英国通过殖民战争，成功地输出了国内矛盾，所以也没有军阀割据和内战。晚清和民国的军阀之间设立的厘金、关费之类早在英国光荣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就被废除了。

也就是说，英国社会不会出现粮食不够吃，必须抽大烟降低食欲的情况，也没有在战乱条件下依赖鸦片收入的农民和军阀。

-

英國人吸鴉片銀子進的是英國鴉片商口袋。中國人買鴉片的銀子也是進英國鴉片商的口袋。

-

前方高能多图扯淡慎入！！！

对英国影响明明很恶劣！！！

如果没有中国人开在伦敦的堕落鸦片馆，大伦敦就不会有地方藏匿这玩意儿！

以及他发展出来的这些玩意儿！

如果没有那些玩意儿，米娜．穆雷也不用被这些玩意抓走，穆雷爵士大可以继续过着冷血而潇洒的生活，大家也用不着组队去打那玩意儿，反而把费劲找了整整一季的米娜．穆雷一枪崩了。

如果没有打死那玩意儿，弗兰肯斯坦博士就可以专注和自己造的男怪人撕逼，用不着进入玛丽苏女主与杰克苏男主的故事线。

用不着认识布洛娜搞出恋爱与女权极端主义这么狗血的事情来！！！

也不至于把范海辛老师坑死，让那些玩意儿越来越多！

最重要的是不至于让老基友莱尔教授解读出阿慕拉和阿姆奈特，两位埃及大神不至于出来打这尴尬的酱油，全体人员也用不着集体为女主奋斗，抓走就抓走呗！

如果没有全体人员一起奋斗身心俱伤，闹得大家各走各路，女主也不会一个人在第三季面对大Boss德古拉。

如果没有中国人开在伦敦的堕落鸦片馆，心理诊所小秘书下了班就不会去嫖就不会被那玩意抓去变成吸血鬼就不会啃蛤蟆还被老板揍。女主也不会沦陷那么快！

最后女主失身德古拉造成了伦敦化学烟雾事件，男主为了抗霾只好把女主崩了。

大家都被打成这德行了。

双苏剧情是结束了，七千条伦敦人民的性命你还我来！

鸦片对英国的恶劣影响堪比丘处机经过牛家村和潘金莲掉支窗棍两大历史事件！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成了中国人在英国经营鸦片。

（米娜．穆雷：你这个恶毒闺蜜，不但我未婚夫要抢，我的《惊情四百年》女主角色也要抢？！啃死你！）

以下为转载

福寿膏，就是鸦片。

与常人想象中的，到了鸦片战争后，其才进入中国不同，其实早在唐朝时期，阿拉伯就开始将其输入中国了。

不过，其并没有流行。

到了明朝，一些藩国会给皇室进贡鸦片，价比黄金，有钱人才能尝试一下。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明朝末年，国人抽普通烟草的问题开始严重，大规模的烟田也开始兴起，甚至就连崇祯主持的殿试中，都有一个考生一边抽烟，一边答卷。

为此，在1639年时，崇祯甚至明诏全国禁烟。

但到了清朝，一切就都乱了。

雍正时期，就开始禁鸦片了。

但其惩罚力度并不高，还不如卖私盐的惩罚重，流放就完事了，又因为其暴利，因此越禁越多。

到了晚清时期，鸦片进口更是严重，在1837年时，更是已经达到两万七千余箱，到了鸦片战争之前，清朝每年进口的鸦片，已经达到4万箱。

鸦片战争后，其进入清朝的态势，更加凶猛。

历史书上的资料，让人感觉清朝似乎对鸦片深恶痛绝，毕竟是打趴下后，被硬塞进来的东西，显得很是屈辱。

但实际上，从咸丰开始，清末的皇帝不知道进口鸦片，进口得有多嗨。

始作俑者，源于咸丰。

签了《南京条约》后，咸丰眼看制止不了鸦片贸易，就开始对其征收“洋药税”。

除了每百斤鸦片，海关收30两白银外，进入国内各地后，还要征收数量不等的“厘金”。

到后来1885年时，为了方便管理，清廷规定每百斤进口鸦片，共要缴纳关税和厘金共计110两白银。

之前的咸丰皇帝，穷得厉害，太平天国起义后，南方赋税断绝，清朝庭收入锐减一半以上，军支却剧烈猛增，连续亏空之下，满清财政，已经面临崩溃。

而且，两次鸦片战争，军费每次基本都是4000万两，赔款分别是1960万、1600万两，压力山大。

在这个时候，进口鸦片，征收关税、厘金，就为清廷开辟了财源，甚至发了财。

到1908年，也就是光绪、慈禧身死的那一年，清廷单只靠鸦片税收，就达到了3302万两，总税收达到了2.92亿白银。

老佛爷割地赔款，不在乎条约赔的那点小钱，不是没道理的。

借着鸦片带来的巨大关税，清廷一下子有了钱，很快就把太平天国解决。

英伦人揍了大清两次，逼着大清进口鸦片。

没想到咸丰随手一记，就让自己的朝庭，更加稳固，历史有时诡异得就没法讲。

而且，咸丰还有更厉害的一招：种鸦片！

进口，毕竟是买，大头让英伦人占去了。

自己种，才赚得多啊！

至于鸦片对国、对民的伤害？

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朝廷稳固了，大清一统万年，谁管你百姓遭难、民族沉沦？

从咸丰的1850年，开始，西南云贵等地，已经“乡村嵩落皆遍种之”。

到了1894年，满清的8.66亿亩地上，鸦片已经种了1333.3万亩，占比高达1.5%。

从南到北，举国上下，已经遍植鸦片！

这，就是大清朝！

打败仗、平乱、签条约赔款。

动不动就是上千万两、上亿两，量中华之物力，结列国之欢心，怎么结？

拿什么结？

向老百姓加收重税？

这是肯定的，一直都在加税。

但苛捐杂税已经够多了，老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一个个早就被压榨到了极点，又能榨出几滴油来？

但清廷靠着种鸦片，硬是维持住了财政！

而且老百姓都去吸大烟了，自然也就没力气反抗朝廷，当真是一举数得！

在了解到这段历史后，叶书也只能佩服地说上一句：

牛B!

更牛B的是，国产打败了进口！

进口的叫“洋药”，国产的叫“土药”。

在咸丰的大种特种之下，到了1879年，大清帝国的“土药”自给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

阿三哥家种的“洋药”，已经基本被赶出了中国市场。

新中国，奋斗了多少年，才在工业上自给自足，成为工业强国。

大清朝，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扬帆出海，走向世界，自家种的“土药”，反向出口到了国外，打败了世界第一强国！

英伦人悔得肠子都青了！

本想着开拓个市场。

谁想着惹到了大清朝，反而把自家的生意给抢了！

这特喵的，两次战争白打了呀！

英伦人，那真是大清朝的爸爸，上赶子送来了鸦片，给大清朝续了命。

征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买军舰、造大炮，大部分都是卖“土药”弄的钱。

甚至于，就连教育，比如说“京师大学堂”，就有川蜀上贡的鸦片税厘里，拨出专款支持京师大学堂。

从京城大学到近代许多教育事业，和军工事业发展的背后，都有着鸦片税厘的影子。

这段尴尬的历史，自然上不了台面，让后世的满遗历史学家，掩饰得头皮都麻了。

此时的大清朝，庚子之乱后，尽管背负着共9.7亿的本息赔款，但大清朝依旧阔气得厉害。

1909年，海军大臣载洵游历欧洲，还想着重整海军计划，准备在未来七年内，购置8艘战列舰、20艘巡洋舰。

在游历过程中，载洵在途经的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兵工厂都下了订单，到了德意志时，更是牛气哄哄，都把他当大金主哄着。

乾隆号称盛世，一年也不过收入3000万两，给咸丰、光绪提鞋都不配！

1839年，林则徐奉朝廷之令，在虎门销烟。

要是让晚清的皇帝，早知道鸦片能续大清国运，哪还有林则徐什么事？

可以说，两场鸦片战争，百姓虽然遭了罪，但清廷反而日子好过起来。

从原本的穷困潦倒，一下子阔气了，赔款、洋务运动、军备，全都开始不差钱。

至于说1877、1878时的“丁戊奇荒”，因为最好的田地，都去种“土药”，而导致粮食减产，饿死1000万人，逃荒2000万人，人吃人，根本就不算事……

蕃薯这时已经流行开来，产量极高，靠着它，清朝已经200多年，没有出现这样的惨相。

可是，在能给自己统治带来极大利益面前……

这些死去的人……

谁在乎？

鉴于有些知友对我转载的文章有些疑问，那我就再做些补充吧。

链接为文字来源，感兴趣可移步观看。

禁烟第一人林则徐的转变

1847年，已调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鸦片观”，反与许乃济成了“同道中人”。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林则徐如此说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在此时的林则徐看来，如果本土鸦片“胜于洋贩”，百姓自然都会乐意购买本国鸦片吸食，不再购买洋烟，如此，白银只在本国之内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自然是毫无问题，怕只怕，那些吸惯了洋烟的人不爱国，不能回心转意支持国货——“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

晚清文人的观点

1873年6月28日，《申报》刊登《拟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极力呼吁政府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理由是：其一，国人既然喜食鸦片，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政府一可征税，二可使数千万两白银留在国内，免致流失；其二，加强鸦片制作方法的改进，仿行印度办法，以适合国内消费者的口味，政府不但有巨额税收，农民也可以增加收入；其三，凭借征税而使鸦片售卖价格增高，贫者戒吸而富者渐减，最终自然不禁而禁。

1874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首次向清廷提出“种烟驰禁”的主张，建议自行生产鸦片，以抵制进口鸦片。当时虽有许多大臣并不赞成，但李鸿章对自己的这一提议极为自信，在他看来，继续禁止本国生产鸦片，不过是“徒为外洋利薮之驱，授胥吏扰索之柄”，不过是便宜了洋人，方便了胥吏。

在知识分子眼里，国产鸦片战胜进口鸦片，是民族主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但在朝廷内部大多数官员眼里，扶植国产鸦片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取可靠而且可观的财政收入。在知识分子们中间，禁烟是一种政治正确，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政治正确，但后者高于前者，所以，可以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在官僚系统内部，禁烟同样是一种政治正确，国家自强也同样是一种政治正确，后者高于前者，所以，同样可以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

这成了晚清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府县泛滥成灾的鸦片财政的“理论根源”。

作为表面文章，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始终宣称对鸦片征税只是手段，禁烟才是终极目的，乃是“以征为禁”、“寓禁于征”。但事实是：禁烟只是幌子，征税才是目的。

1877年，驻英公使郭嵩焘连上两道奏折，请求朝廷主持禁烟，两广总督刘坤一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如此评价郭嵩焘的建议：“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顾据实直陈，必触忌讳，不如暂缓置议，想朝廷不再垂询。”

晚清名士何启和胡礼垣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

鸦片财政

据史料记载及相关资料统计，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亿两多一点，光绪三十一年的财政总收入至多不过1.5亿两，光绪三十四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增长至2.4191亿余两。

光绪三十一年的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为 22,610,478两。

光绪三十二年的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为 23,507,550两。

光绪三十三年的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为 20,204,236两。

也就是说，鸦片税收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中至少维持在10%以上的比例——如果考虑到中央政府所完整控制的仅仅是进口鸦片的税厘征收，在本土鸦片的税厘征收方面一直未能战胜地方政府，而后者又在整个鸦片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那么，这个10%的比例，显然是严重缩水了的。

为求“国富”而不惜牺牲“民强”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由此悄然发生转向——从“朝廷不可与民争利”进化到了“国家不惜害民以取利”。正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国家富强”日趋上升成为最顶端的政治正确，在这一政治正确的大帽子下面，民生一再被“合法蹂躏”，晚清鸦片财政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

以下来源：

再看中华民国是怎么做的

“一切为了共和”——在神圣的口号之下，云南鸦片流向了全中国。当然，云南当时本是罂粟（鸦片原植物）种植大省，护国军有此行为也不足为怪。在1927年的前几年，云南每年收入约1100万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元，1932年鸦片税收占当年总收入的38%。 　　

而另一个鸦片重灾区就是四川，当时统治的军阀甚至规定：“农民种粮食而不种烟，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而种烟只完本年一年的税……到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这一年，应完七年的税。” 　　

民国时期，除了吉林、山西少数省份，全国各省大小军阀无不视鸦片为重要财源。一项关于13个地区种烟面积变化的调查显示，1914年—1919年，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到了1929—193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 　　

全国种植罂粟的面积高达100多万公顷，最大产毒地在西南地区（即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及重庆市），其种烟土地达1545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9．4％，而在云南省高达33％，在西康省高达48％以上。 　　

制毒贩毒者约有50余万人，几乎遍及全国，仅华北地区的察哈尔、山西、绥远、河北4省及北京、天津2市就有毒贩1万多人。西安的各个行业几乎都贩毒，有的小镇仅有万余人口却有毒贩500多人。 　　

至于鸦片烟馆更是到处林立，仅昆明一市即有烟馆1100多家。全国约有烟民2000多万，约占当时总人口的4．4％，而在贵州省高达21．42％。众多烟民因吸毒倾家荡产，道德沦丧，家破人亡。

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1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严厉禁种罂粟。政务院禁毒通令发布后，各级人民政府立即行动，纷纷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全同各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禁毒工作。


　　在具体查办毒品的时候，新中国采取了广泛动员群众的方针。在整个禁毒运动期间，共有130多万人进行了检举揭发。在当时尤其重视贩毒人员的检举揭发工作。像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当中就明确指出，要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特别提倡检举立功：


　　【对于运动中被揭发或自动坦白的毒犯，在处理上应采取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即：
　　制造者、集体大量贩卖者从严，个别少量贩卖者从宽；
　　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
　　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打击的重点放在集体大量的制毒、贩毒犯与严重违法的工作人员。对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检举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三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06,第134页】



　　当时，全国禁毒斗争初见成效。针对毒品的种、运、制、贩、吸等环节的实际情况，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采取“力劝两头，断斩中间”的策略，即规劝吸毒者不吸、种者不种（包括强制铲除），重点卡断流通环节，着重打击制毒贩毒。
　　此法在当时称之为“拦腰一棍”，使得种罂粟的不易卖出，吸食者也不易买到，因而鸦片价格大跌，除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偏僻山区尚有零星种植罂粟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先后实现了禁种。但是，由于巨大的毒品地下市场依然存在，不法之徒为牟取暴利更铤而走险；产地禁种使得存货“浮出水面”及境外货走私入境，所以禁毒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

　　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5月21日，政务院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7月30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

　　1952年8月10日，公安部一声令下，全国1202个禁毒重点地方和重点部门同时大规模地搜查缉捕毒品案犯，毒犯们纷纷落入法网，全国查出毒贩近37万人，逮捕82056人。
　　在具体执行当中，那时更是充分落实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一般来说，只要有检举立功表现的贩毒人员就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而如果要是死硬到底则要受到严惩。于是在这种形势下，绝大多数毒贩一落网就立即进行积极检举，公安部门顺藤摸瓜，毒品交易网络便倾刻土崩瓦解。
　　全国的禁毒运动也取得了巨大胜利。据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称，运动于1952年11月底结束，共查出毒犯369705名，共逮捕82056名；处理51627名，其中判处各种徒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33786名，劳改的2138名，管制的6843名，释放3534名，已处决880名；共缴获毒品3996056两，制毒机235部又15716套，贩运藏毒工具263459件、迫击炮2门、机枪5挺、长短枪877支、子弹80296粒、手榴弹167颗、炸弹16个、发报机6部。
　　短短的两三年时间，新中国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泛滥之祸害，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随后的时间里，中央政府对鸦片毒品的打击依然没有放松，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发布数道禁毒的法律，并依靠人民群体的力量，与毒品做斗争。
　　196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央关于严禁鸦片、吗啡毒害的通知》，规定严惩私藏毒品、吸食毒品、种植罂粟、私没地下烟馆和贩卖毒品等犯罪行为；规定对吸毒犯应强制戒毒，对已吸食鸦片或打吗啡针等毒品成瘾者，必须指定专门机构严加管制，在群众监督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限期强制戒除，在吸毒严重的地区可以集中戒除；规定凡自己吸食毒品，但自动交出毒品并坦白交代其犯罪行为者，可从宽处理。
　　1973年1月13日，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严禁私种罂粟和贩卖、吸食鸦片等毒品的通知》。该通知重申1950年《关予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发动群众同私种罂粟和贩卖、吸食鸦片等毒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规定严惩偷运、贩运毒品的犯罪行为，对吸毒者实行强制戒毒。
　　至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国以“无毒国”享誉世界近三十年。尽管改革开放后，海洛因、冰毒、麻古等新一代毒品又卷土重来，但我国禁毒的态度依然没变，贩毒必严惩。
　　最后借用网上一句名言结束，世界上最不值得三大危险行径：美国逃税、中国贩毒、俄罗斯人质。

---

---

  shan-yue-dao-lan-yue-dao 网友的相关建议: 
      

之前在网上看到一组关于程序员的漫画，觉得用来回来这个问题很贴切！侵删

最后和程序员身边的朋友们嘱咐一句，就算程序员的工位再乱，也不要帮他整理。否则，当心会毁灭世界哦

-----------------------------------------我是分割线-----------------------------------------

请各位大佬支持一下我的这篇原创问答：

---

  xu-cheng-8-94 网友的相关建议: 
      

那么，唐僧在花果山念一段紧箍咒，就会当上猴王吗？

如来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花果山的猴子会认为如来是猴王吗？

不扎根基层，群众是不会认可的！

---

原答案被折叠了:

盖世猴王为何裸死猴山？ 数百头母猴为何半夜惨叫？ 动物园最大猴群为何屡遭黑手？ 游客投掷的食物为何频频失窃？ 连环强 J母猴案，究竟是何人所为？ 动物园管理处的门夜夜被敲，究竟是人是鬼？ 数百只小猴意外身亡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 这一切的背后， 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是性的爆发还是饥渴的无奈？ 敬请关注今晚8点CCTV12法制频道年度巨献《题主的不归之路》 让我们跟随着镜头走进题主的内心世界…

---

  qiu-yuan-89-17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不是很懂现在人怎么买啥都成投资了，买车也要核算一下机会成本了，买手机也要考虑卖二手了，买游戏主机也要考虑跌价了，买游戏卡带也要考虑好不好出手了。

车是消费品啊，什么手机电脑主机卡带也都是消费品，消费品就是用来让你用，感受效用的。

你需要这个效用，它能提供这个效用，它的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最终维持在一个你愿意接受的水平，这就够了。

你要是不需要这个效用你就不买呗，如果你的城市真有良好的公共交通，确实省钱，省时间还省力，那你就别买呗。你买了难道不是你需要么？既然需要那还说什么呢。。

要我说，撸串才是一生最坏的投资，变成了肥肉你还得花时间、金钱和精力去减肥，可能还会带来未来潜在医疗成本。那为什么撸串摊子还是这么火？因为爽啊，因为它提供的效用我们确实需要啊。

所以不要干什么事都用投资思维去理解，这样会成为资本增殖的奴隶的。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得到效用，而不是让生产进一步扩大。

---

  zhou-zhi-62-9 网友的相关建议: 
      

要想搞笑，低俗是最快速的手段。

日本的志村健在三俗的路上走了快40多年了，

现在依然还是依靠这个维持人气的。

可是，一直依靠低俗笑料

迟早会遇到玻璃天花板的。

日本有个叫 快乐亭黑的混血，是说单口相声的，

说的全部都是下三滥的笑料，不是一点，而是全部。

结果就是没人敢找他上电视，广播，或者剧场演出。

翻过来说，保持一点三俗笑料不用，纯靠幽默和擦边球的相声演员，

依然不多。

而且要一直维持这种作品的风格是极其困难的。

侯老，马老就是典范。

（马老后期说的很多小段，其实就是外国笑话，当然是自己加工过的）

反过来说

七口人这个死杠死口 的内容

说了有一百年了吧？

不用解说大家不还是听的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