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中的北海孔融和让梨的孔融是一个人吗？ 第1页

是同一个人，让梨之事见《孔融家传》，任北海相之事见《后汉书》。

很多人用“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来嘲讽孔融的一生，引以为乐。汉末名士孔融真的如此不堪吗？乱世中的孔融拥有着多重的身份：在出身上，他是孔子后裔，累代为官，维护世族利益；在性格上，他喜爱嘲戏，狂悖不羁，行事不拘名教，常有惊俗之论，是魏晋风尚之先驱；在文化上，他是当时的文坛翘楚，以文章名扬天下，导建安文学之先声；在军事上，他曾据守一方，有心匡汉，但才疏意广，在群雄争霸中落败；在政治上，他拥护汉室，多次主导朝会正议，反对军阀强权，并最终取祸身死。

多重身份的交织让孔融这个历史形象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特点，汉魏间思想的转变也令后人不易理解这一时期人物的言行。有人认为他姓孔，就应当扮演好一个道德无暇的圣人后裔形象；有人认为他是地方长官，就应当扮演好一个杀伐果断的乱世枭雄形象；有人认为他志于匡扶汉室，就应当好辅佐他们眼中忠于汉室的曹操；甚至有人认为他年少时曾以一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显露急智，就应当以被“怼”的太中大夫为人生的衡量目标。至于孔融实际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事，这些反倒不重要了。孔门后裔在古时是门第的光辉，但在现在的网络舆论中却经常变成原罪，以至于捡择史料有意污化其形象。

我们了解一个历史人物，不应当以我们给他预设的身份来评判他，而是去尽可能地去尝试深入这个人物本身。历史上对孔融的评价，总体上是较高的。尤其到了《后汉书》成书的南朝时期，时间的距离减少了政治上的禁忌，范晔编纂的《后汉书·孔融传》甚至已有过誉的嫌疑，该传记也成为后世了解孔融的最重要的史料。同一时期成书的《三国志注》中，裴松之保留了一些被范晔舍弃的史料，也足为参考。下面的内容以这两种书的记载为主，辅以其它相关文献，读者不妨抛弃成见，看看孔融究竟是不是“大未必佳”。答案字数较多，分多次写成，内容可能前后有所重复，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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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说孔融被人们取笑的几个点：

一、孔融在北海相任上的军事失败。

如果真说孔融什么地方“大未必佳”，恐怕就是他相对平庸的军事能力，但有意思的是对其的指责大多来自于他击退黄巾军管亥的胜绩。孔融担任北海相的背景，就是董卓出于忌惮而有意将其置于黄巾军最严重的险地（黄巾之乱以冀青兖三州势力最大，北海首当其冲）。史书中孔融在北海有三役，首役迎战冀州黄巾军黄饶而失败，次战吸取教训通过守城待援的策略与平原相刘备合力击退黄巾军管亥。结合青州刺史焦和不战而逃、兖州刺史刘岱兵败身死的历史事实，此役是值得一提的胜利。实际上直到赤壁之战前夕，还有夏侯渊平定青州黄巾之事，也可以反映出青州黄巾势力之大。至于败于袁谭那一役，败给当时最强大的袁绍势力算是很意外的事情？孔融军事能力不佳是无可否认的，但也不至于到被取笑的地步。

二、孔融是失败的道德楷模。

其实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孔融，很大的原因恐怕是出于对儒学及道德楷模这种设定的反感。但程朱理学的兴起是宋代以后的事情，汉儒与宋儒本来就不同，并且看孔融的言行，与其说是道德先生，不如说是魏晋之风的先驱。魏晋时期的文人开始自性的自觉，呼吁人性的解放，崇尚至情至性。《孔融家语》在记载孔融让梨时，并非称他是兄恭弟友，而是称孔融“幼有自然之性”，其后在丧父时“哀悴过毁”，兵临城下时“隐几读书”，以母比缶的狂妄言论，不与曹操合作而遭屠戮的结局，熟悉魏晋历史的人不觉得这些与阮籍、嵇康等魏晋名士非常相像吗？将这些视为作秀，只能说眼界决定视野。

三、孔融嘴贱导致全家被杀。

但凡有点儿历史认知，也会知道历史上的这类案件，言语忤逆都只是表面原因。孔融在当时有极大的号召力，曾经以自身威望对杨彪（太尉杨赐子，杨修父）施以援手，使曹操未能以杨氏与袁术有联姻关系的罪名杀之。最初，孔融对曹操充满期待，但后来因意见不同而始亲终恶，不愿与曹氏政权合作。他并未像建安七子中的其他六子一样做曹氏幕僚，反而时时加以嘲戏。而喜好嘲戏，是孔融本人的文字特点，在他的文章中也多有体现。中国文人中有许多人都是如此，比如宋代的苏轼，又比如近代的钱钟书。这本来不成为什么缺点，甚至很多文人以此为自我人格独立的标志，只是在讲究会说话的今天反倒被“聪明人”讥讽。

四、宿命般的打脸感。（据评论补充）

评论的叙述主要为了体现戏剧性，其中提到的大多数问题前面都已说明，里面最有探讨性的一项指责是孔融曾以不孝治人死罪，后来也因为不孝的罪名被杀。关于以不孝治罪这一点，汉代以孝治天下，不孝是足以处死的重罪，直到魏晋时期，以不孝罪名被诛杀的例子还非常多。所以后来曹操可以用不孝作为罪名之一，将名重天下的孔融论死。这是汉律的问题，不是孔融残忍或作秀。至于孔融仅以哭时不是发自真心就判为不孝之罪，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显然是执法过当。汉初董仲舒以春秋决狱，开此先河。但故事出处《秦子》显然是将此作为正面例子，后来《太平御览》收录时也纳入“良太守”条目，这大致可以反应当时的价值观。我们不需要附合当时的观点，非要说孔融的做法是对的；但同样，也不必以现在的法制文明来指责孔融法制观念的落后。不过，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孔融后来被杀与此并无关联。没必要既站在当今视角去指责孔融滥杀，又站在古代因果宿命论的陈词滥调上再加以嘲讽，将孔融这个“不完美受害人”的被害说成是咎由自取。

五、《九州春秋》中对孔融的贬斥。（据评论补充）

对孔融最不利的史料出自司马彪的《九州春秋》，原文较长，不再引出，可见于裴注《三国志·崔琰传》，评论中有人贴了一部分。《九州春秋》的记载可以作为孔融“才疏意广”的参考，但该史料与其它史料稍有出入，个人持保留意见。如《九州春秋》说孔融“其所任用，好奇取异，多剽轻小才”，但《三国志》《吴录》《后汉书》提到孔融所任之人为王修、孙邵、郑玄、彭璆、邴原、是仪等，显然都不能列为“剽轻小才”。客将太史慈报恩之举，也可以佐证孔融却有抚弱怜贫之实。更重要的是，在司马彪价值更高的另一部史学著作《续汉书》中，他又称赞孔融“承黄巾残破之后，修复城邑，崇学校，设庠序，举贤才，显儒士。……又国人无后，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为棺木而殡葬之。……其礼贤如此。”两书同出司马彪之手，一褒一贬，记载殊异。后世范晔编《后汉书》时用《续汉书》而舍《九州春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引用《九州春秋》时也只保留了能够佐证孔融才疏意广、崇尚清谈和不依附诸侯的内容。虽然如此，《九州春秋》的记载依然是孔融形象的一个重要补充，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根本就不是很多人想像中的谦和儒生形象，而更多的是流露出魏晋狂狷气象。同时，《九州春秋》中还提及了孔融诈取幽州流兵的事，也非常不同于人们对孔融的以往认识，这段内容同样未被《后汉书》《资治通鉴》采纳，本文也不引以为证。

六、孔融讽是仪改姓之事。（据评论补充）

《三国志·是仪传》中记载：“是仪字子羽，北海营陵人也。本姓氏，初为县吏，后仕郡，郡相孔融嘲仪，言‘氏’字‘民’无上，可改为‘是’，乃遂改焉。”徐众评论称：孔融“今离文析字，横生忌讳，使仪易姓，忘本诬祖，不亦谬哉！教人易姓，从人改族，融既失之，仪又不得也。”对此，清代学者钱大昕已有考证：“氏、是本一字，犹姒与戈，嬴与盈，姞与郅，可以互用。徐众讥其忘本诬祖，由于未通古文。”有评论引申认为“是仪被迫改姓又是何等的憋屈”，实在是替古人担忧。或有人认为后世研究不足以推翻晋代史学家徐众的观点，但须知这不是史料冲突，所以并非时代越早就越正确。清代训诂学成就远超前代，而钱大昕本人正是清代成就最大的考据学家之一，其考证应当说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孔融喜好嘲戏，是仪“清恪贞素”，不以此为意。今人若以此事强加罪状，反说是孔融开文字狱先声，倒不知是谁在以文字夺人是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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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谈谈孔融到底有什么真才实学。

其一，德行。孔融身处汉魏之际，正是中国古代思潮从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时期。他虽有四岁让梨之事，但并非谦和儒者，而是魏晋之风的先驱，故其言论多与传统观念相悖离，崇尚自性，不饰矫励，宁折不屈。其所追求的个性化而不无偏颇的状态，以充满自由而自律的看似矛盾的方式展现于世人，是那个时代的文人在独立人格追求中砥砺明志的无奈之举。他在曹操面前表现的如此“不会说话”，正是他志洁所在，品性使然。旁且不论，单从他幼女容赴死，幼子慷慨受戮，也可想见他们的父亲品行如何。所以，南朝史学家范晔才会称赞他说：“若夫文举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动义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终之规，启机于身后也。夫严气正性，覆折而己。岂有员园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懔懔焉，皓皓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

其二，文章。由于曹丕个人的推崇，孔融被列在“建安七子”的首位，但实际上他并不属于以邺下文人为主体的建安文学范畴。七子中的王粲以诗赋被誉于“七子之冠冕”，刘桢诗名次之，两人于后世的名声均在孔融之上。孔融诗歌成就并不高，而是以文章扬名于世。曹丕将他与班固、扬雄相比，即认为他的文章已达到汉代最高水准，但同时也对其文风提出“理不胜辞”、“杂以嘲戏”的评批。虽然如此，孔融的文章与蔡邕、祢衡、臧洪等人一起，开创建安文学之先声。古代论文学之发展，称汉魏间“文体三变”，孔融正是其第三变“以气质为体”的代表。

其三，事功。古人称“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是古代评价人物的最高标准。三不朽中，立德为先，立言次之，立功最次。今人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多将事功置于首位。孔融既开魏晋风气之先，本人也有崇尚清谈的毛病，这一点以现在的价值观来说并不受赞可。而孔融之所以名闻后世，首在立德，立言次之，在事功上其实并无太多建树。但说他并无太多建树，是与大有建树之人相比较而言，并非指他无能。在孔融官吏生涯中，答主们谈论较多的主要是北海相时期和回朝任官时期。以下分开来说：

（一）北海相时期。孔融在北海相任期被非议较多。孔融本在朝为官，不懂曲意奉承，忤逆董卓，而被派往黄巾军作乱最甚的北海国。到郡后，孔融迎击张饶所领黄巾军二十万众，兵败退保朱虚县。之后说降黄巾军四万余人，重修城邑，在管亥率领黄巾军来袭时，率兵出屯都昌县，一面守城，一面派太史慈向平原相刘备求援，最终在援兵到来后击退管亥。内有可守之城，外有可待之援，战管亥之役能够获胜，显然与孔融“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的举措是相关的。很多人以为黄巾军是不足为谈的乌合之众，不妨看下被曹操击败的那支黄巾军在被击败前，先后杀死任城相郑遂、兖州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的战绩。当然，不屑者大可说郑遂、刘岱、鲍信都和孔融一样是废物。

至于内政方面，孔融修城保民，抚孤怜弱，举荐贤良，“虽一介之善，莫不加礼焉。郡人无后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为棺具而敛葬之”。太史慈并非孔融手下，愿意为其赴汤蹈火，正是因为孔融赡养其母的恩德。有评论说讥讽他“治理成这般模样”，实在不知道是哪里让人觉得糟点很大。最终孔融被驱逐出北海，并非败于黄巾军之手，而是在乱世之中以汉臣自守，拒绝归队于袁曹中的任何一家，最终败于袁谭之中。至于妻子陷于敌手之事，乱世之中，岂是自己能够选择，刘备未尝没有这样的经历，《三国志》中也不止这两例，居和平之世来笑话乱世中的无奈之举，恐怕并不合适。

（二）在朝为官时期。很多人认为孔融无所事事，除了对曹操放嘴炮什么也没干，有此误解不是没看史书就是故意视而不见。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两点：其一，孔融是汉臣，不是曹操的掾属；其二，孔融并非雍容侍从之列，议政是其职责所在。孔融在当时能够主导朝议，并非闲人，“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孔融的议论也不是出于意气而专门针对曹操，何进、董卓、袁术、刘表等人俱在其列：他因“不时通”而得罪何进，险遭追杀，托病辞官；因不满董卓废立多有匡正之言，而被董卓遣派到危险的北海国。孔融还有著名的《议复肉刑》，言论也足可称道。此外，孔融“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以上这些，作为言臣来看，应当说孔融是尽责的。部分答主将这些记载视而不见，制造成孔融只是针对曹操私人恩怨的假象，并不公道。

对于曹操，孔融也并非一直抱以敌视。他最初对曹操抱着极大的期待，写下“郭李纷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的诗句，但当他察觉曹操并非他所想的匡扶之臣后，便改变了想法，多有讽政之事。他支持曹操对郭李之战，因为驱逐郭李有匡扶汉室的意味；但他不支持曹操与袁结的战争，因为曹袁之战的性质是诸侯间争夺权力的争霸，对于并非曹操势力的他而言本来就没有支持的理由。他讽刺曹丕纳甄氏，很多答主只说是他在卖弄，却忽略了原文写的是“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至于其它种种，“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最终取祸，均可视作他身为汉臣的高节。后来，辅佐曹操多年的荀彧在曹操将称魏公时，表达异见，会意自尽。孔融死于曹操任丞相的时间节点，荀彧死于曹操进封魏公的时间节点。两者取祸身死，实质上有相似之处，所以范晔才会在《后汉书》中将二人并传。（同列传的另外一人郑泰是帮助关东盟军击败董卓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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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放上孔融《临终诗》一首，孔融虽为七子之首，但不以诗称，不过从中可见其临终之流悲：

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河溃蚁孔端，山环由猿穴。涓涓江汉流，天窗通冥室。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靡辞无忠诚，华繁竟不实。人有两三心，安能合为一。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我看了下最高赞的第一句话我就受不了了，这种回答也能上第一，知乎……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哈哈哈哈哈哈。

你身边清华北大的天才你眼中的亿万富豪千百年后能有一人留下姓名？

三国是一个精英扎堆的时代，他非常优秀，像马云马化腾在你眼里非常牛逼，中国顶级人物了吧，但国家能捏死他们的人比三国里能捏死孔融的人多的多。

让个梨而已，叫小时了了？北海太守叫大未必佳？你小时候让个梨子哇你不得了哦，长大了当上了省委书记加省军区总司令加你们省首富，你是个垃圾，国主席都当不上，实际上你……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自己为何物都没拎清，也敢菲薄他人，真真可笑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