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看待南明将领李定国与孙可望的矛盾?

回答
南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中挣扎求存,而在这之中,两位曾经肩并肩作战的将领——李定国和孙可望,却未能携手并肩,反而因矛盾而渐行渐远,最终成为了南明覆灭的隐患之一。他们的恩怨纠葛,如同那个时代其他许多悲剧一样,充满了个人野心、战略分歧和复杂的人性。

要理解李定国和孙可望的矛盾,咱们得先理一理他们各自的出身和崛起之路。

孙可望:从流贼首领到南明“监国”

孙可望,原名孙锦,是明末流贼张献忠麾下的重要将领。他深得张献忠信任,能力出众,在张献忠死后,他成为了大西军的实际领导者。张献忠死前曾将部下托付给孙可望,这在他眼中无疑是一种传承。

南明时期,当南明政权在福州建立时,孙可望率领着张献忠的旧部投靠过来。他带来了近二十万的精锐军队,这在当时南明政权极度缺乏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无疑是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他凭借着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很快在南明内部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目标很明确:继承张献忠的遗志,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而南明,对他而言,更像是一个他可以利用的跳板,一个让他能够实现野心的平台。

他并非真正忠于明朝,更看重的是个人的权力和地位。他自比张献忠,希望成为新的“天子”,或者至少拥有与皇室抗衡的实力。因此,他很快便被封为“定王”,并被给予“监国”的权力,这让他能够以一种“摄政王”的姿态来操纵南明的朝政。

李定国:忠诚于大明,坚定的反清斗士

李定国,也是张献忠的部下,但与孙可望不同的是,李定国在张献忠死后,并没有像孙可望那样立刻投靠南明,而是选择了继续抗清。他在四川和云南地区与清军周旋,屡屡取得胜利,尤其是他“前后夹击,溃敌万余”的定国战法,在当时被誉为“战神”。

李定国对明朝怀有深厚的忠诚,他坚持恢复明朝统治的理想,将抗清视为自己的使命。当南明政权建立后,他率领部下归附,并将自己手中的兵权交给了南明朝廷。他更看重的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理想,而非个人的权位。

矛盾的种子:野心与理想的碰撞

李定国和孙可望之间的矛盾,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源于他们不同的出身、立场和价值观。

1. 权力欲望的差异: 孙可望有着强烈的权力欲望,他希望成为实际的统治者,甚至不惜利用南明政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而李定国则相对淡泊名利,他更看重的是对大明的忠诚和抗清的使命感。当孙可望利用自己的军队力量在南明朝廷中为所欲为,甚至试图排除异己,挑战皇权时,李定国作为一名忠诚的明朝将领,自然会感到不满。

2. 战略思想的分歧: 孙可望在战略上倾向于巩固自己在西南地区的势力,与清军采取拉锯战,甚至与清朝有过一些试探性的接触。他似乎更看重眼前利益,而李定国则坚信应该集中力量,主动出击,与清军进行决战,以期恢复中原。例如,在永历帝被围困在缅甸后,李定国主张立即出兵救援,而孙可望却以“后勤困难”为由推脱,这背后可能也有他自己盘算——不希望将自己的精锐力量投入到一场可能失败的战役中,从而影响他在南明内部的地位。

3. 个人恩怨与猜忌: 孙可望坐拥重兵,拥有“监国”的权力,这本身就让许多人忌惮,包括李定国。而孙可望也可能因为李定国的忠诚和声望而感到威胁,害怕李定国会对他构成挑战。这种猜忌和戒备,进一步加剧了两人之间的隔阂。

矛盾的激化与分裂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孙可望在朝廷中排挤忠于明朝的官员,树立自己的权威,而李定国则对孙可望的跋扈和独断专行感到不满。

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永历六年(1652年)。当时,清军开始大举进攻西南,李定国在滇南的磨盘山与清军决战,虽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歼灭了清军大将洪承畴的部队,但南明政权的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动荡。

孙可望不满李定国在战前未能获得他的支持,更因为他自己的部队也受损而感到心痛。他认为李定国不顾大局,执意进攻,是“骄兵必败”,并且对李定国的胜利不以为然。他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干预朝政,并试图将李定国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

更直接的冲突发生在永历七年(1653年)。孙可望认为李定国专断军务,不听从他的指挥,于是下令解除李定国的一些兵权。这彻底激怒了李定国。李定国认为自己为恢复明朝屡立战功,却遭受如此对待,深感失望和愤怒。

最终,在政治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双重作用下,孙可望决定叛逃,投奔清朝。他认为自己在南明已经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清朝能够给予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在他投降清朝后,还试图拉拢李定国,但被李定国严词拒绝。李定国甚至在得知孙可望投降的消息后,对孙可望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表示将继续为明朝效力,与孙可望作对。

对南明政权的影响

李定国和孙可望的矛盾,对南明政权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削弱了军事力量: 当孙可望率领二十万大军投靠南明时,这是南明政权得以延续的重要力量。然而,当孙可望因为矛盾而叛逃时,南明又失去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而为了对抗孙可望,李定国不得不将一部分兵力用来防备他,这削弱了抗清的力量。
加速了政治的混乱: 孙可望的跋扈和排挤异己,使得南明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中央集权受到严重损害,各种派系林立,无法形成统一的抗清力量。
动摇了民心士气: 将领之间的内斗,以及最高统治者(永历帝)的软弱无能,都极大地打击了军民的士气。人们看不到希望,也对政权的未来感到绝望。

历史的评价

从历史的角度看,李定国和孙可望的矛盾,是一场由个人野心、政治分歧和时代局限共同造成的悲剧。

李定国 被后世誉为“南明最后的忠臣”,他的忠诚和勇敢是毋庸置疑的。他始终坚持恢复明朝的理想,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尽管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肯定,但他在政治上的局限性,以及未能有效弥合内部矛盾,也使得他的努力最终未能挽救南明。
孙可望 则更多地被视为一个野心家,他利用了南明政权的虚弱,企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他的投降行为,无疑加速了南明的灭亡。但也有一些说法认为,他当初投靠南明并非完全出于私心,而是希望能在明朝框架下有所作为。然而,最终他个人的权力欲望还是战胜了政治理想。

总而言之,李定国和孙可望的矛盾,是南明政权内部矛盾的缩影。它暴露了南明政权在领导层、战略决策和政治团结上的深层问题。这场矛盾,不仅仅是两位将领的个人恩怨,更是那个时代无数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悲剧性结果,最终将南明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推向了覆灭的深渊。他们的恩怨,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危难之际,个人的野心和内部的分裂,往往比外部的敌人更加致命。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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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和室友们四个人一起联机打帝国时代。

我们打游戏有一个特点——每局必吵。有时候是因为要资源,有时候是因为要援兵;有时候是有人进攻了,其他人不配合;有时候是某个人被对面推家了,队友觉得已经没救了,不派兵增援;有时候是因为被打得太惨,有人认为这局输了要投降,而有人一定要再坚持一下。

每局打完,还有一个总结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互相指责对方,你出兵不积极、他没发展海军、你卡片带错了、他没杀村民腾人口……

我们交情好,也没人拿游戏当真,反正大家都是菜鸡。吵完了照样喝酒撸串。

后来有一次我突然想到,假如我们指挥的是现实中的军队呢?

能不能在友军需要支援的时候,明知道自己的援兵会损失惨重还把军队派过去?辛辛苦苦收集的资源能不能白送给队友?在友军被敌人端了老窝的时候,能不能把他们接到自己的大本营来,不仅给他们提供保护,还让他们吃自己的牲畜,在自己的城墙里面盖兵营?

所有在游戏中的争吵,到了现实中那就变成了政治斗争。

假如我们四个人分别扮演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以我们四个的德性,说不定在张献忠死的时候就直接散伙了。

团结这件事,实在是太困难了。没成功倒是正常的,成功了才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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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是大西-永历复合政权的实际领袖,除了朱由榔都是这么认为的;

李定国是大西-永历复合政权的二号人物,除了朱由榔都是这么认为的。

孙可望在大西-永历复合政权的发展中贡献最大,后期虽然投降清廷,但也是功大于过的。孙可望的贡献有以下几点:

  1. 在张献忠去世后,迅速整合了大西军的实力,维持了大西军的内部基本团结;

2. 放弃的张献忠末期的错误政策,废除了大西国号,制定了“共扶明后,恢复江山”的正确方针,转进云南后,迅速平定了云南土司叛乱,整合云南地区的旧明官僚;

3. 在云南施政有方,他改革了土地制度,使耕者有其田;发型铜币,注意保护商业,消除陋规,一时间云南百姓安乐,五谷丰登时人称之为“大有年,兵民安乐如初”。

4. 整顿军队,严肃军纪,改变了自张献忠时代大西军烧杀抢掠的作风,使大西军得到云南百姓由衷的拥戴,时人称之为“孙可望等立法甚严,兵民相安。”

5. 清理户口,扩充军队,短短三年时间,大西军就由最初入滇的两余万人,扩充到了十余万人,这还是在几乎没有扰民的情况下进行的。

6. 成功团结了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改变了当地土司时叛时附的局面,时人称之为“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

总而言之,孙可望治理云南,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这也是永历六年大西军北伐成功的基础;此次北伐,孙可望虽未亲临前线,但也是贡献不小;他把除了殿前军以外所有的大西军部队,全部交给了刘文秀,李定国二人,尤其是李定国所部,几乎是大西军的全部精华所在,若说孙可望不信任乃至猜忌李定国,实属无稽之谈。

孙李第一次内讧,主要责任在李定国;

李定国作战虽然勇猛,但在政治上极为幼稚,永历七年,他听信小人之言,认为孙可望有害己之心,遂私自率兵西撤。试想当时,大西军的主力大半在李定国手中,孙可望身边只有一只两三万人的小部队而已,若要害李定国,实在有些自不量力。此次内讧危害极大,李定国擅自撤军后,清军立刻派兵追击,致使大西军主力尽灭,北伐所得土地尽为清军所得。

孙李第二次内讧,李定国依然要负主要责任;

孙可望迷信“二龙不相见”的鬼话,不敢将永历帝接到贵阳,自然也无法清理控制永历朝廷;这时的永历朝廷洋洋得意,自以为还是天下之主,到处传递密令,要求各地军头出兵,消灭孙可望,这些密令,自然也送到了李定国手中。

李定国若是明朝的旧官僚也就罢了,他可是孙可望的义弟,大西军的高层,竟然也发誓要为朱由榔除去孙可望,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
“臣誓死为陛下除逆臣,后议恢复”。

永历九年,朱由榔再次使者告急,李定国遂放弃广东,进入云南,将永历小朝廷抢到到了自己的地盘上,孙李二人就此决裂。

孙李第三次内讧,主要责任在孙可望,次要责任在朱由榔;

迎驾事件后,孙李二人虽正式决裂,但并未内战,二人还曾数次互通使节,试图议和;永历十一年五月,朱由榔派张勇前去面见孙可望,临行前赐其金簪,令其伺机行刺:

“上赐金簪,令我密行刺也”。

此事为孙可望得知后勃然大怒,立刻率兵讨伐李定国,孙李内战正式爆发;孙可望发起的内战自是不得人心的,其军队迅速崩溃,仅率数百名亲信逃走,并未对大西军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失。

但李定国很快就证明了自己只有统军之才,却无治国之能。他之后采取的政策,才是使大西-永历政权快速覆灭的罪魁祸首;他将孙可望遗留下来的军队称为“秦军”,自己的嫡系成为“晋军”,以此区别亲疏,后来又大肆清洗“秦军”将官,以至将士寒心,军队战斗力大幅下降:

“以收获孙可望之兵曰‘秦兵’,滇省旧兵名曰‘晋兵’,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

永历十二年初,李定国火线召回刘文秀,夺起军权并将其幽禁,同时开始清洗刘,艾两派人马,致使大西军外围据点尽失,众将士为之寒心;当年四月,刘文秀忧虑而死。

永历十三年二月,清将军罗讬,吴三桂,卓布泰分三路进攻云贵;李定国狐疑不定,迟迟未有反应;直到八月,清军逼近云南之时,才率兵离开昆明。此时,南明在四川,贵州,广西的军队和势力皆已濒临崩溃。

十一月,信郡王多尼部败冯双礼于鸡公背,陷安庆、曲靖;吴三桂所部败白文选于七星关,攻入云南;卓布泰率军杀李承爵,攻陷安隆。李定国随后率兵与清军交战,连战连败,被迫退回昆明。

永历十四年正月,李定国退往中缅边境地区,朱由榔逃亡缅甸,为缅甸国所扣押,从此和李定国部失去联系;

永历十六年,吴三桂杀朱由榔;同年六月,李定国病逝,其子李嗣兴率部降清,大西-永历复合政权灭亡。

在孙李二人的冲突中,我们不能因孙可望最后降清而忽视了李定国的责任;虽然李定国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他给队友拆台这方面上,肯定是得到了朱由榔的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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