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吕思勉认为秦桧受冤枉？

20160311更新对

知友的回应

PS：该知友答案中强烈要求的数据真相和证明秦桧执政水平到底如何的史料原文已补充，请没耐烦看扯皮的知友往下拉，到有张彩图那儿就是了~）

知友开头就说

关于南宋军费对财政压力的问题，实际上有许多研究，北溟客稍微举例就给出结论——“军费出得起”，

上来我就有点想吐槽啊：吕大师的论断现在看起来bug超多槽点不是一两个，军费问题我如果不给关键论点和依据（也就是你说的”简单举例“），而是真的铺开了讨论，这个答案得写多长？原先的已经长的快没人看了~

好在这个问题去年还真长篇大论的讨论过：

开头就是。你不愿意看简单论证的那就自己去看论文吧。

然后该知友又说：

实际上稍微有点常识，就知道南宋财政不可能迅速恢复到北宋的水平，因为丢失黄河流域意味着丢掉了1/3的国土，而要知道至少在北宋时期黄河流域开发程度还是比长江流域高的。

首先，北宋时期黄河流域的开发程度，我认为是和长江流域相当，而不能说高。对这一点的学术性论证，可以去看程民生老师的

一书。——实际上就是程民生老师的论述，恐怕也是出于很多人习惯印象之外的。

其次，如果承认黄河流域经济开发水平和长江流域相当，那么南宋初年高宗秦桧一意求和的决策，就更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合理性了。因为一来金国当时根本控制不了华北地区，只能推行代理人政治，地方驻军也不多，真正站稳脚跟已经是金世宗时期，这意味着金国的国力并未随着表面上的疆土扩大而增长，地理上的占有不能转化为经济实力（顺便提示下：我这里的叙述主要是从常识上推导，但现存史料记载也完全支持这一点。不过还是，篇幅所限我没法逐条列上来）；二来当时宋室南渡以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并且无法逆转。——人口增加，领土减少，税收压力加大，还不愿意趁着敌国立足未稳的时候北伐收复失地，这不是作死是什么？要知道当时距离靖康之变不到十年，如果高宗和秦桧真是从政权利益出发的理性决策人，那么北伐收复失地才是必然的也几乎是唯一的政策选择，而吕思勉大师及其拥趸一直致力论证的“秦桧的议和，在当时是符合实际而且相当合理的，后世被骂，是受了冤枉”，照此一看则毫无疑问是自相矛盾+观点先行的想当然。

实际上，你自己答案里的很多论述也能说明一部分问题：终其灭亡，南宋整体上的财政状况为什么一直捉襟见肘？因为解决不了安全压力这个大难题。——又不能收复失地，又不敢裁军，这种状况手头能宽绰才怪了。所以我其实很困惑你为什么一面认为黄河流域开发程度和长江流域相当，一面又认为“南宋主和几乎是必然选择，不然就像前面所说轮不到金灭宋，南宋自己就灭亡了”。

或者。。。您也和很多网友一样，觉得金国打仗是不需要后勤的，金国是不存在经济压力的？。。。

再次，你说“实际上稍微有点常识，就知道南宋财政不可能迅速恢复到北宋的水平”。第一我自己又倒回头看了看，我原答案只说“ 南宋的财政收支到1135年就已经基本恢复平衡 ”，哪里有说恢复到北宋水平还“迅速”？ 而且我原答案里就已经重点强调过：安全压力不缓解的话，国家的财政负担就不可能彻底减轻。

第二我前面也提过了，南宋初年财政状况到底有没有迅速好转（当然你非要纠结的话，这个好转可以加个定语：相对的），有没有财力和必要性继续北伐，史有明载，现代学者的专业讨论也已经很充分。而且我原答案里还列了记载当时人看法的史料，你没看到的话，我再贴一遍好了：

比如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就明确说了：南宋初年，国家“连年用兵”时费用尚能支吾，反而是和议以后“休兵浸久，用度滋多，部尝患无余”。

再往下，您举了一篇论文，讨论通货膨胀率的问题。我得先承认代谦这篇论文我确实没看过，但是我打眼一扫就觉得这篇文章的结论并不适合直接拿来讨论——别的不说，他论文里对南宋前、中期的划分就有问题，时段划分有问题意味着案例和数据也必然有问题，这样得出的统计结果，至少我是不敢直接采信的。——比如他把第二次绍兴和议后（1142年）一直到1205年都算作了一段。实际上这期间宋金之间还爆发过大规模战争（完颜亮南侵和隆兴北伐），在我看来根本不好算作一个时期，即使按照他自己的论证意图，也是应该再细分阶段而不是一下子都划拉一块；再比如他把赵构登基到绍兴二次和议前一下子都算作了一段，这也有问题：高宗刚登基那阵经济状况确实很糟，但后来也确实是有所好转的；同样的，秦桧在和议后反而大幅增加税收搞的怨声载道，也有大量原始史料记载可以佐证。我原答案已经列了几条记载原文，待会儿可以举出更多。而代谦的统计没有反映出史料所记载的南宋国势变化，恐怕不能倒过头来说是史料出了问题。

当然我接着度娘了一下，这位学者ms是搞经济学的不是专业治宋史的，所以他的论文我还真得再看。因为根据我有限的经验，拿数据统计验证自己的观点也难也简单，因为这种方法有的时候真是想要什么结果，就能算出什么结果，看你怎么选择样本筛选数据了。

——如果我不想展开讨论，只想回答题主的问题、指出吕思勉大师之立论并不成立、同时反驳你的批评的话，其实到这里已经可以了~

不过你后面补充的对于秦桧的论断槽点更多，就那么放着的话真心看不下去。然而实在太多了，我得喘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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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继续。

一上来我还是要先甩下锅：我原先答案里贴的关履权论文里的表，只是想给很多以为和议之后就天下太平的人看一下，和议之后照样有兵变民变，毕竟贴个图比列文字记载容易多了；而且如果看了我原回答中链的另一个答案：南宋高宗如此昏庸，为何没能促成有效的农民起义推翻现有政权？ - 北溟客的回答，就很容易知道我有没有断章取义——我讨论宋高宗的那个答案写的清清楚楚：两个高发期，“第一个高发期是建炎年间到绍兴初年，也就是1127年——1135年”（幸亏那个答案我还没修改还留着原发日期），谁试图隐瞒数据了？

不过你连原答案都看不囫囵，肯定也不会点开链接看的。我这里专门提这个，只是想说明一点：

虽然知乎也不是什么严肃场合，但没凭没据就试图揣测别人的主观动机乱扣帽子，还是有点膈应人。

所以你答案里是不是应该向我道个歉？或者把你原答案那些像模像样揣测我意图的话删掉？你自己选项中意的吧。

另外我实在憋不住再吐槽一个点儿：秦桧在官场上沉浮起落的过程和具体时间段，我写过很多答案专门进行介绍，利。用。个。鬼。啊。。。至于生卒年这种百度一下就能知道的事儿，抱歉我还真没心思在这上面玩猫腻。

话说你不看别人答案就算了，喜欢无凭无据的揣测别人意图也算了，但是分析的这么煞有介事。。。拜托尴尬癌要发了好么。

不过呢，我引的关的那篇论文，后来看倒确实有问题。——首先关的论文对南宋初年内乱的统计严重不全，比如秦桧执政期间很多民变，他都没算上，当然前期也有一些没算，总之翻了翻史料以后发现确实不好直接拿来当结论用；其次有些统计明显搞错了，比如何白旗起义是绍兴二十年的事情，他给算到绍兴十二年了，明显是当时看岔了或者笔误了。

那南宋初年的民变情况到底怎么样？恰好我前天刚自己重新刨了一遍史料做了个简图，不过因为知乎没有答案更新提示，就犹豫了下没修改两个相关答案（现在看起来也幸亏没改）。既然有人追着问，那就贴一贴好了：

（顺便说一下，这个统计主要依据的是何竹淇先生的

》以及其他相关论文。）

很不幸，绍兴六年以后那几个内乱高点全在秦桧执政期间。

当然，这个图确实也是需要稍作说明的。

第一，图还有很大修改余地。比如这里的统计是纯用次数计的，基本是只要史料上提了就算，没怎么考虑规模的问题。如果考虑了这个问题再进一步修改的话，有些差距会更明显——比如绍兴二十二年的虔州兵变，最后调动了京湖、淮西、御前的多支禁军、厢军和乡兵才平定，而且持续时间长民众伤亡很大。这点看图看单纯的统计表都是看不出来的，必须看史料才能有感觉。

第二，这种统计图的主要好处，是可以借助视觉效果，一目了然的看个大势，比如你光看这个图也能看出来宋金第二次绍兴和议以后南宋的国内政治还是一团糟，特别秦桧当政的时候。但要具体分析的话，那这个数据是不能和宰执大臣责任直接挂钩，得结合史料具体分析。不过呢，分析的结果，还是对秦桧不利：

比如绍兴五年到六年之所以民变次数较多，是因为绍兴五年夏天南宋长江流域发生了一次大旱灾，岳飞平杨幺的时候洞庭湖水位低，杨幺军的车船不如往年优势大也和这次旱灾有关系。这种你就不能说是当时执政的张浚赵鼎、以及主政地方的大臣比如李纲等人的水平有问题；

但是秦桧执政时期的情况又不一样了。还拿绍兴二十二年的虔州兵变举个栗子，虔州兵变闹大的时候，秦桧直接瞒报，导致高宗不知情。最后还是当时实际上的皇储、后来的宋孝宗赵瑗，给高宗透了风声。结果秦桧得知赵构有所察觉后，竟然直接去问赵构谁告诉你的？高宗回答说“儿子（即赵瑗）说”，导致赵瑗直接被秦桧罚了三个月的月俸钱：

章贡军叛，上不知。一日，问如何，秦曰：「军人们闲相争之类，已令人去抚定矣。」问是谁说。上初不言，诘之，乃曰：「儿子说。」遂寻别事罚俸，三月不支。（《朱子语类》卷131）

再比如民变除了和天灾有关，和税收轻重、和地方官执政水平都有关系，而本质在于加强国家对地方控制能力、提升税收的经界法，恰恰是第二次绍兴和议以后全面铺开的，同时南宋官僚系统的全面腐化堕落，小人竞进，也是秦桧主政后造成的。

——天灾是人力不能控制的，但是不打仗了还持续加税呢？聚联财富呢？有意瞒报呢？地方官胡乱任命自己亲信完全不考虑公利呢？

另外，你的答案里所谓的“绍兴六年以后民变发生率低是不是可以说明秦桧是好官员”，也是站不住完全可以删去的一条质疑：

赵丞相初亦不喜之。及其再入，全然若无能，赵便谓其收敛，不做一声，遂一向不疑之，亦不知其如此。（《朱子语类》卷131）

这里说的是秦桧再入政府到重新把持相位之前的状况。所以很无奈，确实民变低的那阵和秦桧车扯不上什么关系，民变高的时候就有关系了。

实际上，秦桧当权期间，最大的劣迹恰恰是为政不修致使民生凋敝，和残酷迫害士人任用奸佞导致吏治败坏。史料记载最多的也是这两条，前面贴了图，这里随便再贴几条原文：

（第二次绍兴和议后推行经界法时，秦桧）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七食货上二）

“绍兴休兵后，秦桧取户部窠名之可必者尽入此库，户部告乏，则予之。桧将死，属之御前，由是金币山积，士大夫指为琼林、大盈之比。”（《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左藏南库》）
（绍兴十四年五月）甲戌……初，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置经界局于平江府，守臣直秘阁周葵见椿年问之曰：公今欲均税耶？或遂增税也？椿年曰：何敢增税。葵曰：苟不欲增，胡为言本州七十万斛？椿年曰：若然，当用图经三十万数为准。时秦桧怒葵不已，椿年因奏葵在郡锡宴北使，饮食臭腐，致行人有词，葵坐落职，主管台州崇道观，自是投闲十一年。按葵行状，其罢平江在此年，而日历会要皆不见，未知在何月日。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
秦桧在相时，执政皆用昏庸无能者，如汪渤章夏董德元皆一类人。太上一日问处州兵反事，秦久未对。章夏在后，恐秦忘之，因对一句。后秦语之曰：「桧不能对时，参政却好对。桧未对，参政何故便如此？」实时逐去之。兴化林大鼐为士人，时对策，言自宣政以来，人无节义。后得秦桧于虏中，乞立赵氏，节义可取。时秦被黜闲居。后秦知之，大擢用。一日在经筵，因讲得甚称上意，上喜，赐一带，秦逐出之。（《朱子语类》卷131）
将士观望，忠义之气沮丧，散而为盗贼，大事去矣。……补财用在今日最为难事，宜省官吏、减州郡冗卒。陛下痛自撙节，蠲损切身之奉，以养战士；清心寡欲，疏远阉寺，与贤士大夫、骨鲠谋议之臣共济艰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2载宣和六年状元冯时行绍兴三十一年八月上高宗书）

——“公私扫地赤立”啊~ 而且上面贴的这条截图版史料，是孙觌给万俟卨写的墓志铭里的。现在 很多人盲目学吕思勉大师的诛心和“理客中”，没凭没据就觉得岂但岳珂是不能信的，李心传也不可信，朱熹也不可信，元人编的宋史也不可信，那万俟卨 孙觌这德性的应该可以信了吧？

这么多史料在这儿摆着，再看看吕思勉大师当年提出的“和议是为了改善民生是有道理的”“秦桧是受了冤枉的”，还有这个问题下面很多知友答案里孜孜不倦论证的“大师不可能错”“南宋国内经济状况怎么样和秦桧没有关系”，不觉得荒谬到可笑可笑到魔幻吗？？

还有你答案里说的这段就更可笑了：

宋朝老百姓思想觉悟自然也不会高出多少。民族大义、皇权思想，既不能让秦桧保住相位，也不能让宋朝皇帝保住皇位。

——宋朝老百姓的思想觉悟是未必比现代人高出多少，但是与后世人不同的是，不管是对当时的北方民众还是南方民众来说，金军一次次的屠城、掳掠人口还没有过去十年以上，还是很新鲜的记忆；而敌军屡屡南侵、边防不靖又不敢大规模裁军所导致的安全压力、经济压力，也是最终由他们承担。所以比起后世很多泛泛而论、不能或者不愿下工夫严谨考证的学者，他们更清楚谁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又是谁在打着维护他们的旗号，出卖他们的血汗甚至身家性命。——当年秦桧挂掉以后，府宅门口污秽如山积，墓志铭出重金都没一个人肯写，你以为是南宋老百姓蛋疼吗？那会儿赵构还在宣扬自己和秦桧君臣相得呢~

至于“民族大义、皇权思想，既不能让秦桧保住相位，也不能让宋朝皇帝保住皇位”就更可笑了。民族大义确实保不住秦桧的相位，因为他的执政地位从得来到维护都是靠的与金人媾和，否则根本轮不到他当宰相；但是高宗可没脸说他的皇位没靠民族大义。他当年刚登基的时候，还有被兀术追的下海的时候，如果不是北方民众纷纷起义抗金，如果不是江南众多民兵和低级官吏拼死抵挡，早被兀术抓着去北方陪他爹了谢谢~

说到底，讨论历史最忌的就是不肯深入，而只凭自己头脑中的“常识”和“人之常情”想当然。

——你要光说关履权那篇文章的事儿也就算了，因为一来确实有些问题二来我也在犹豫要不要改下答案；但是后来断断续续加上的这些，只能说没全面了解就强行发言的情况下必然说多错多，越改越着相。

补个图存照。

话说我还真是从来不介意承认自己水平很差很多知识不懂，但是这不妨碍我觉得你一样有很多知识不懂而强答。至于“本来就没想和你争”这种辙，第一应该一开始就给自己找下，第二找下以后要努力在自己的答案中体现出来，不能一开始给别人扣了帽子，再一抹脸说哎我本来就没打算和你讨论。

还有“主要目的是借古喻今”这种论调，老实不客气的说，吕思勉大师都玩脱了，后人还是老实一些吧~

但是我实在还是憋不住想再问一句啊：我说秦桧是奸细，就不能是我看了多家观点多方论述以后，更加确信这个观点才是站得住的？学术就是所有的论点都要采信？

你说这种话之前真的有过脑子么？。。。

不过话都说到这种份上，再讨论下去确实很难看了，就这么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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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5首答

谢谢邀请。

如果只谈历史学和历史本身，就事儿论事儿就史论史的评价吕思勉大师对岳飞秦桧的观点，那就是邓广铭先生在《岳飞的死因何在》一文（该文发表于1963年的某期《沈阳晚报》，在《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一书中有收录）中的一句话：

“是完全荒诞无稽，违背历史事实的。”

或者用邓广铭先生在《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原文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中的另一句话来概括也不错：

“是完全昧于史实者的一种无稽之谈。”

当然邓广铭先生的这两句话并不是针对吕思勉大师的，而是喷“岳飞被杀是因为主张迎还二圣”这个百年老谣顺便吐槽文徵明的，这儿只是借来用一下。因为吕思勉大师在岳飞秦桧这个话题上的犯错原因和硬伤严重程度，实在是和邓广铭先生的这两句断语太契合了，答主不用不舒服斯基。

那么史实又是怎么样的呢？

史实是岳飞怎么算也算不上是军阀，而有些答案里所谓的“五大家军”，其性质其实是屯驻地方的中央禁军，关键的人事任免权和钱粮来源都掌握在朝廷手里。打个比方的话，这些部队更接近于现在的大军区野战军，之所以叫“X家军”仅仅是当时的口语习惯+这些部队的正式番号比如“行营后护军”“神武后军”之类的换的太频了，老百姓记不住；

史实是秦桧一手主导的绍兴和议严重损害了当时绝大多数人（这个大多数人，包括南宋军队官兵，包括沦陷区的北中国普通百姓和尚在南宋治下的南中国普通百姓，包括士大夫阶层，包括女真贵族治下的其他各族人民，甚至包括宋高宗赵构自己）的利益乃至基本生存权，是不折不扣的牺牲大众利益以求自己一身私利最大化的坑爹行为，在知乎以外的很多不那么理性中立客观总之不那么讲究的地方，一般会称这种行为为卖国求荣。——要知道金人在绍兴和议的条款里，可是明确约定了“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的。而要不是因为在金国有关系、能牵头搞和议，秦桧本人根本没有进入中枢长期作执政的机会；

史实是南宋当时要打仗的话完全不缺钱，绍兴十年以岳家军为主导的宋军北伐也确实离收复燕云的不世之功只有一步之遥；倒是财政状况恶化、民生凋敝、军队素质急剧下降这些乱象，都是和议以后数年才出现的情况。也没别的，就因为和议以后赵构和秦桧这对君臣太能zuo了，所以花的钱远比打仗的时候还多。

以上这些史实基本面，其实在以前的一些回答里说过很多次了，具体可参见历史上真实的秦桧是个什么样的人；宋高宗为什么要退位；南宋高宗如此昏庸，为何没能促成有效的农民起义推翻现有政权；如果你是宋高宗赵构，你杀不杀岳飞和如果没有干扰，岳飞能打拼到哪一步以及岳飞要是不死，凭他一己之力，真能直捣黄龙么。当初写这些答案的时候，基本每个论点都列了充分的史料依据，记载原文和具体出处都有。现在信息分享这么方便，很多史料都电子化了，知道原文的话检索也不困难。所以如果真有知友确实对南宋初历史感兴趣、真的想知道吕思勉大师和学界传统观点哪个更接近历史真相的话，不妨花点时间移步过去看一看。要是能顺着引注去翻一下书，自己分析自己进行判断，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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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很怕相当一部分知友其实并没有这么多时间和耐心，而这些答案也确实都太长，光岳飞到底能打到哪儿那两个答案就三万字儿，全看下来估计一天就没了。so为了尽量节省各位的时间，我决定费点儿劲儿把以上答案里的一些关键点再摘出来强调一下：

第一，关于南宋初年到底有没有钱进行北伐这个问题，是有史料可查、也可以算的；同样的，和议以后有没有比战时少花点儿老百姓的血汗钱，也是可以查、可以算的。——比如李心传就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详细介绍过南宋初年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大致收支状况。根据相关记载，南宋的财政收支到1135年就已经基本恢复平衡，盖因其主要来源已经不是两税，而是新增的各种商业税，所以恢复的很快，1135年以后每年的总收入基本保持在6000万贯上下；而绍兴十年宋军北伐的话，需要的钱应该不会超过5000万贯，完全出的起。

当然可能会有知友觉得这个军费比例太高了。但一来这个开支比例有宋一代是正常现象，古代的国家财政也不能用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情况来简单类比——那年月军费从来就是公共开支的最大头，北宋就这么撑了一百多年，也没见出什么事儿，最后挂也不是挂在没钱养兵没钱开工资上；二来和平时期养兵一样要花钱，吃的粮穿的衣，装备的兵器盔甲，每个月发的津贴，该有的开销一样都少不了；所以真想减少军费开支的话，最有效的途径其实是裁军。但裁军这事儿，如果脑子没坑，一般在安全压力缓解的情况下才能做。像我朝的百万大裁军，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286当年敲打完越南、和苏联关系缓和以后，断定不会再有大仗打了，这才敢动军队。换句话说，当时的南宋统治者要真想与民休息，反而应该支持岳飞一直往北打打到至少收复燕云，安全压力小了，前沿地理条件优化了、有利于我方防御了，才有可能考虑少养点儿兵少花点儿钱。不然像南宋实际搞的那样，第二次绍兴和议以后自己也知道对方其实一喘过这口气就还会打过来，所以根本不敢裁军，最后的结果就是打仗时一年的军费开销是多少，和议后还是多少，甚至更多。——比如绍兴末年湖广地区的驻军，人数虽然从岳飞领兵时期的10万下降到了7万，但一年还是要消耗960万贯钱，反而比当年岳家军全盛时期的军费总开支还多出10.8万贯。

这是后人扒着史料一点点算的细账，实际当时人作的比较扼要的形势总结也有，比如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就明确说了：南宋初年，国家“连年用兵”时费用尚能支吾，反而是和议以后“休兵浸久，用度滋多，部尝患无余”。

这是军费开销的状况。其他方面比起军费也是只糟不好，比如税收上，秦桧“（绍兴和议后行经界法时）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七食货上二）；赵构“（绍兴十三年）诏内库不隶户部、太府，有司辄敢会问，与报供者皆之坐”（汪应辰《文定集》卷2《应诏陈言兵食事宜》）。

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第二次绍兴和议以后为什么兵变民变那么多？就是这么作出来的。

顺手再贴一下某张统计南宋初年兵变民变的图（（更具体的对比请移步

））：

所以谁要非说秦桧和议是为了老百姓考虑，是务实，是敢担责任的政治家，说指责秦桧的人都是不懂理性爱国的好战愤青，至少我是没法认同的。历史学最基本的原则，是要拿材料讲话，是观点要服从证据而不能反过来，是要认基本的事实。如果连这点共识都没有，那这个学科也就没法继续存在了。

第二，当时的岳家军也好，张家军杨家军也好，都不是私军，而是人事和财政大权完全归南宋朝廷掌控的中央禁军，只是出于军事需要而屯驻在地方罢了。

这里涉及到一个判断武装力量归属的问题。这个问题要说复杂也复杂，要说简单也简单，就是看两条：第一人事任免权在谁手里；第二钱粮从哪儿来，中央握着命脉，还是部队自己解决？

回看南宋初年的情况，四大屯驻军（岳、吴、张、韩）也好，殿前司也好，财政完全是朝廷以及朝廷派出的转运使管着的。和岳飞差不多是同时人的庄绰所著的《鸡肋编》里，对当时地方上每年供应各屯驻大军的钱粮数目有很具体的统计。前面算北伐费用、算养兵费用，这个记载就是很重要的一条依据。另外查《要录》和《鄂国金佗粹编续编》，也很容易翻出很多当时各大军催运钱粮的手续文件，也不乏因为供应不及时而起冲突的案例，比如吴玠有一次就因为粮草供应不足，一怒杀了好几个管转运的官员还差点杀了转运使。要真是私军、真是自己赚钱自己用，反而就没有这些麻烦了。

顺便插一句，其实“南宋初各大军是私军”这个观点，和“朝廷出不起北伐的钱”这个观点，本身就是冲突的：如果财政权握在朝廷手里，那么就不能说这支武装力量是私军，除非你认为任何军事力量都必须受中央垂直管理，不能有任何中转和委托，即使战争年代也不能；而如果真是私军，钱粮自筹朝廷管不了的话，那你中央有没有钱和这些私军能不能北伐就没什么必然联系。这都是不用看史料，单纯从逻辑上推敲一下就能发现的bug。

同时当时各大军的高级将领任免和重要幕僚的任免，也是受中央控制的。以岳家军为例，岳飞鄂州宣抚司的核心幕僚，比如参谋官、参议官，都是朝廷任命，岳飞顶多有个人选建议权，批复还是要看朝廷眼色；而幕僚任期满了以后则或回中枢任职，或者外任地方官，裁决权还是在中央手里。朝廷实在不认可的人，岳飞想用也用不了，比如岳飞很欣赏的名士朱梦说，就是被朝廷勒令辞退的，岳飞根本不敢留。

——这两条都是中央管，你就不能说这支部队是私军了。至于军纪如何、听不听中央调遣这些，说实话，就算不好也不能算衡量标准。因为再好的体制也不能保证不出偶然状况。朝鲜战争时期麦克阿瑟还不服从杜鲁门和参联会的指挥，杜鲁门想见麦帅还得屈尊飞威克岛去呢，能说当时的驻远东美军就是私军么？至于叫“岳家军”“张家军”“刘家军”，这个我老觉得都快在各种地方说了有八百遍了——那只是当初的口语习惯加上图省事儿。不然今年这个部队叫“行营后护军”，明年又改叫“神武后军”了，再过几年又改叫“御前驻扎后护军”。。。您觉得当时大部分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的老百姓能记住么？实际上赵构自己的殿前司也就是御林军，也是被图方便叫作“杨家军”的，总不能说赵构连亲兵都管不住了吧？

另外实在忍不住想补充的一点是：岳飞的军队在当时一直是最服从中央命令的军队。这点以前的答案里说过了，但是这里还是想再强调一下：论军纪，这支部队的士兵已经自觉到相互间勉励“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卤，是我军中人！”的地步了，而且军粮不继的时候，真饿死过人（绍兴六年岳飞第二次北伐，留守部队因为军粮供应不及时有饿死的），真是宁可去集市上卖头发甚至卖儿女换口粮也不纵兵掳掠（绍兴初岳飞驻军江西时的事儿），并不是只喊喊口号就完了；论经济问题，岳家军是敢拿开支账目给中央财政部门审核的，结果把当时的宰相赵鼎感动的不行，连“这得树个典型给其他部队作榜样”的话都说出来了；论尊重朝廷，绍兴四年收复襄阳六郡后、绍兴八年宋金第一次和议后，岳飞都曾主动上书要求收回他的便宜处事权，还要求过裁减他宣抚司的幕僚人数。——都做到这个份儿上了还算军阀的话，那只能说大概在有些人眼里，只要是个军人就是军阀或者潜在的军阀，是支部队就是私军了。

另外吕思勉大师对岳飞还有个比较著名的论断是岳飞的战功其实不突出，像样的仗没打几个。这点实在是没法说了。。。全身都是bug的好处就是别人吐槽都会懒得得吐。。所以真感兴趣的话，去翻郭汝瑰郭共谍主编的《中国历代军事战略》吧~ 看看内行人是怎么看岳飞的军事才华和实际战绩的；或者还是看这个答案：

虽然只是分析了岳家军的最后一场大战，但窥斑见豹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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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如果说出“岳飞是军阀，秦桧搞和议是因为没钱打仗了、是为民着想”这种观点的人是个无名之辈，那bug摘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么说的人并不是无名之辈，而是至少到现在还被认为是著名史学家的学霸，而且还有“国学四大家”的光环，所以恐怕就得再说两句、再分析分析、再研究研究了。

因此接下来，就是给吕思勉大师的洗地，以及一些比较私人感受的鸡汤了。如果您只关心历史事实如何，而不关心吕思勉大师的学术特点和错误原因，那看到这里就可以不用看了。

实际上看到这里也已经很有耐心了，辛苦您~

下面开始洗地和鸡汤：

很多人对吕思勉大师论岳飞秦桧这段公案的困惑，其实就是一句话：

大师为什么会犯小白的错误呢？

或者说，大师怎么会错呢？

这个问题，其实吕思勉大师自己就解释过。因为他当时抛出这个观点以后立马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舆论哗然，官家——不管是炮党还是后来的土鳖——也没放过他，炮党治下吕思勉大师还为此被告上了法庭，所以不得不就此事反复作澄清。

这里引用一段以前存的资料原文：

“据本书（指吕著《白话本国史》）2005年新版前署名李永圻、张耕华的《前言》，引用作者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三反”及思想改造总结》中，自评《白话本国史》说：“在当时，有一部分有参考价值，今则予说亦多改变矣。此书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予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

这段话的要点有两个：

第一，吕思勉大师在叙述和评价南宋初这段历史的时候，主要参照的是《文献通考》；

第二，他其实并不关心岳飞到底则么样、秦桧到底怎么样，就是想借岳飞的例子宣扬自己对于时政的主张——军阀可恶，军事强人崇拜不可取。而这个感触，则是针对当时军阀混战的现实而发的。事实上这也是吕思勉大师一贯的治学特点：他的学术研究始终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经常以古喻今，而且思路大胆、敢下断语，加上文笔好，所以非常能打动人。至于为什么挑了岳飞当靶子，大概是因为他老人家觉得岳飞名气大，历代官方都奉为武将楷模，民间名声也大，所以这一个要能批倒了，那其他被崇拜的武将也不在话下了。

但是大师的问题，也就出在这两点上。

首先，要研究南宋初年的历史，光看《文献通考》和《宋史》是完全、完全不够的。

因为《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已经是宋末元初时人，隔着南宋初年已经一百多年出去了，书里谈南宋初的和战也谈的很泛泛，只是一些议论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信息。总之，它不是原始史料，严格要求的话，作为论据分量是不够的。真要治南宋史，《建炎以来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才是必读书，其史料重要性尚在《宋史》之前；更不用说还有其他史料和各种私家文集了。但问题是吕思勉大师本人的强项并不是宋史，所以不要说《会编》和《要录》，恐怕就是《宋史》他老人家也没看仔细。——秦桧在和议后反而增加税收，以及不但迫害岳飞等武将还大肆迫害士大夫搞文字狱的史料，在《宋史》里就有很多。所以老先生恐怕是通读二十四史的时候，太过追求速度所以没看到；要是看到了，那按照历史学的基本规矩，这么多不利于论点的证据，是很难自圆其说的，除非选择性无视；但是选择性无视这种事，按说又是有违吕思勉大师的治学原则和作为史家的最基本操守的，所以应该还是没看到。

当然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知识积累这事儿就是这样：面宽了，深度难免不够；深度够了，面可能就不可避免的要窄一些。学海无涯但人的精力有限，谁也不是神仙。而吕思勉大师的治学风格，恰好是比较典型的“面宽”的。

总而言之吧，隔行如隔山这句话，其实在历史学科内部也是适用的。这点真接触过基本的历史学学术训练的人，或者对正经学术圈有点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研究断代史的学者只敢说自己这块儿，顶多治唐史的说说魏晋或者五代北宋，治宋史的说说元史或者唐史。跨度再大，就不敢说了。开口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云云，要么是不世出的高人，要么是民科。而前者出现的概率，按说应该是很低的，大概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出一个这样~

其次，其实给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时政类观点拉论据时，挑知名度高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来站台，并不是个好选择。

原因也简单，名气大的历史事件，自然会提升话题度；但是同样，知道根底的人也多。譬如岳飞秦桧这一段，您不专门研究，但有别人专门研究，而且研究的还一直的不少。所以你抛出一个别出心裁的观点来，可能一时吸引的人多，但很快就会有人出来挑刺儿了，反为不美。

而且像岳飞这样的历史人物，说实话到吕思勉大师写书的那会儿，都八百多年了，一直是从官方到民间全方位的推崇，顶多老百姓听说岳全传听多了觉得他愚忠怎么就不造反呢，其他的都是正面评价。有些负面的议论，也不是主流而且完全站不住脚，都不知道给人批驳过多少回了。所以要说这样的人物是军阀、杀的有理，实际就等于说八百多年间的这些人，上到朱元璋于谦张苍水乾隆，下到普通文人普通百姓，全是不认真读书的笨蛋，或者有意骗大伙儿而且还始终没有人发觉的超级骗子，只有我慧眼独具，力排众议发前人之未发。。。

。。。认真的，您真觉得这可能么？

就算有可能，这个可能性也很小，而且这种颠覆性的史学成就要想站住脚，一定是要遍读当时史料，皓首穷经才能达成，可能还得新发现点儿史料。。总之，它不是一个读个文献通考和宋史就能干的活儿。

所以要煮点儿鸡汤的话，吕思勉大师的这段学术公案，比较有现实借鉴意义的，大概是这么两点：

一、不熟悉的事情，就不要贸然出言评价；

当然这也有个前提，就是你得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并不熟悉，或者不够熟悉；

二、 有话好好说。特别是关于现实政治的观点，不要故弄玄虚的唬人。

实际上，如果你对现实政治的观察真的足够犀利、表达又足够好的话，那不借助历史，单分析现实就足以产生影响力甚至直接忽悠群众“跟你走”了；反倒是借助历史，甚至曲解历史来表达现实关注，一旦被看破，很容易连累您想表达的观点本身。

——真理不需要谎言来宣传。如果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能承认，那稍微有点眼力的人很容易怀疑，您要宣传的主张到底有多脆弱、多经不起审视；或者您到底是有多拙，这么简单明快一目了然的道理，得扯出这么多幺蛾子来说？

您确定不是来拆台的吗？

其实是一心为了老百姓好、希望国家政治清明、中央政权稳固的吕思勉大师，之所以反而被老百姓嘘、先被炮党后被土鳖纠结这段公案，大抵就是因为这么个心理。

说到底，有些东西，确实是不能碰的。你觉得能碰，很可能不是因为你聪明，而是因为你糊涂，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犯糊涂了。

哦，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这种看似两面光光无可指摘，其实无非是想给自己留个活扣的正确的废话，最好不要说。

因为实在太容易被一些知道点儿底细的愣头青拿着当把柄反击了：

没错，真相要严格考证才能获得，不能人云亦云不懂脑子就信；但是拜托，史料都在那儿摆着，您老人家去考证了么？

片儿汤话，少说也罢。在吕思勉大师的那个年代，识字儿的人还没这么多，书也印的不很多，所以这样的话说说也就说说了，毕竟那年头做学问不容易，很多书都不好找的；但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能少造点废物、少重复出错，真的快成功德了。

比如有些知友，您能别再提“岳飞被杀是因为主张迎还二圣”这个邓广铭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辟的老谣吗？

无量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