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术界而言，目前三国历史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有什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当然是吴简啊，走马楼是多少学者的衣食父母，必须烧香望拜则个。

至于空白……刨去帝王将相家传，几乎全是空白或准空白吧╯▂╰

由于陈寿无良，最基本的职官制度都是三分史料七分猜。魏晋相承，还能大致能厘清脉络，东吴有国史，起码还有点着落，蜀汉就完全一团浆糊，阿弥陀佛了。幸好诸葛亮和李严撕逼，留了份《公文上尚书》下来，又被裴松之注用，否则蜀汉职官连猜都没法猜。

这口锅甭想甩给“国不置史”，他陈寿常年仕蜀，职在东观，还会搞不明白本朝的官僚体系？

无良，就是无良。(￣o￣) . z Z

经济史同样是一团浆糊。瞅瞅某些所谓学术著作，连货币战争都给YY出来了，有分教：吴大钱巧计成虚话，蜀央行放水漫天下。

为啥？刨去出土文物，就剩下只言片语的史料记载，一片白纸好作画，大家一起放飞想象的翅膀呗。

地不出吴简，万古长如夜。

更遭殃的是军事史。

曹魏的军制还能大致搞清，东吴的世袭领兵制迄今还撕逼无虚日，蜀汉……就剩了个莫须有的五军制，估计还是宋人望文生义的发明，摊手。

具体到战斗队形，军队编制……你问我，我问谁去？

看看相关学术论文，还基本停留在纠结奇谋的“史官鲜克知兵”阶段，比演义高明不了多少，什么地形、气候、后勤、军阵、武器、训练，呃。

总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这么点史料，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在没有新证据发现之前，基本搞不出大新闻，空白也只能空着，总比发明历史强行填空好吧？

当然，如果历史学者懂一些经济，懂一些军事，多一些社会实践，尤其加强一下逻辑训练，能避免一些幼稚的象牙塔论点，螺丝壳里未必不能做道场，未来还是可期。

@吴奇霖 小朋友，麻烦把前浪都拍死在沙滩上吧(*•̀ᴗ•́*) ̑̑

实际上，三国史有很多领域都是荒野，是需要再开发的，却没多少人去做。

那么史界大佬都在干啥呢？我觉得是定位在“三国史”的人太少了。要么秦汉，要么魏晋，对于三国，很多人是略懂一点。例如田余庆，其学术领域重在魏晋。有个比较懂《三国志》的吴金华，他的强项也是在文献学。

众所周知，陈寿写《三国志》没有写志书部分，那么最基本的，地理志，职官志，空在那里，这就需要有后人去整理研究。

清人洪饴孙写了《三国职官表》，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有台湾的洪武雄写了一个《三国职官表》蜀汉部分考释，也没有人继续对《三国职官表》进行全面修订。

我看《三国志集解》里，卢弼引洪饴孙的注文，非常别扭，明显是汉末/蜀汉/孙吴官职，他还加注一下：“第几品”。我也不清楚，到底是洪饴孙糊涂，还是卢弼糊涂。

正确统计、分析三国时期的职官，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再如，民国人陶元珍为了写毕业论文，撰写了《三国食货志》，把零散的史料整理成文，让大家可以系统地了解三国时的经济情况。

上个世纪90年代，长沙出了吴简，我觉得，真要有人有心，完全可以把吴简里涉及孙吴的经济内容整理一下，单独做一个《孙吴食货志》出来作为补充。

关于地理方面，大陆这边，在上个世纪，有谭其骧做历史地图，功盖千秋，然而他是做所有朝代的，对时间的精准度当然不足，加上制图的条件限制，地图精准度也是问题。

目前，我只知道网友 @鴻庵楊氏 在做这方面的事，他还是全凭个人兴趣爱好在做。

最后闲扯一下。

吴金华生前对《三国志》的校勘整理非常关心，还提出“中华本《三国志》”的概念，可惜他在2013年走了，后面也没消息了。

吴金华：中华书局自1959年开始分批推出二十四史校点本以来，《三国志》校点本的第一版（1959年12月）就跟《史记》一道率先问世了。校点者陈乃乾先生本着“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精神，以百衲本、殿本、金陵活字本、局本互相勘对，又利用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和卢弼《三国志集解》两大成果，加采蒋杲、翁同书、杨通、吴承仕诸家之说，在版本校勘、内容分段、标点符号、版式编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极便检阅的通行本。这个版本广泛流传，为推进《三国志》的整理研究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校点《三国志》这样一部历时久远而传本众多的名著，难题之多实非一人一时一役所能解决；加之学术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参考资料等等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四十多年前的校点本在今天看来有许多内容需要修订，是古籍整理研究事业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

还有扬州大学的曹金华在《后汉书稽疑》的后记中，写了一些自己的情况，他自称是听从恩师唐赞功教授的话，选择了在东汉这个研究领域成果少的地方努力。

曹金华在2002年开始做，到2005年完成初稿，2008年申报，到2009年立项，2012年完稿。花了十年时间，把上个世纪中华书局点校的《后汉书》再修订了一遍。

由此可见，民国人卢弼的《三国志集解》绝对不是注解工作的终点！还有许多现代的考古成果没又填进去，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

曹金华在自序里也提到了考古成果补充和电脑检索技术的辅助，而今人，能明白这一点且致力于此的人太少了。

所以，我希望像曹金华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还要长命百岁！

没啥要说的了。

或者，来一句结尾：奔涌吧，后浪！

大家好，我，乾嘉余孽，来开历史倒车了。

我认为三国史，甚至上至秦汉史下至六朝史，古籍整理工作做的都不够好。

我来举几个例子。都是小事，但是反映的问题很严重。

1.我们现在读《诸葛亮集》，一般都是用的中华书局段熙仲、闻旭初编校的版本，可惜这个辑本比较垃圾。《便宜十六策》《将苑》这种就不说了。以下这些有问题的文段，都被收录进这个本子了，而且编者没有搞清楚这几段的来历。

《上先帝书》，出自《三国演义》。编者说是从严可均《全三国文》辑的，严可均说是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引的《太乙飞钤》（这是什么神棍著作）。可惜这些大学者都不看《三国演义》，这么简单的问题也稀里糊涂兜兜转转。

亮算太乙数，今年岁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观乾象，太白临于雒城之分，主于将帅，多凶少吉。

《答李恢书》，应该是《诸葛恢集》的。

行当离别，以为惆怅。今至氍㲣一，以达心也。

《与张鲁书》，是刘璋的而不是诸葛亮的。

夫灵仙养命，犹节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
《弘明集》八引释玄光《辨惑论》：张子鲁汉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诸鬼卒，酣进过常，刘璋教。

《与孙权书》，说是出自《艺文类聚》，但其实也是《三国演义》编的。细思极恐，当一个三国史爱好者发愤图强要做网上所谓“正史党”，抛掉《三国演义》来读史料，但仍然难逃《演义》的魔爪……也算是很讽刺了。

汉室不幸，王纲失纪，曹贼纂逆，蔓延及今，皆思剿灭，未遂同盟。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敢不竭力尽忠。今大兵已会于祁山，狂寇将亡于渭水。伏望执事以同盟之义，命将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汉室。书不尽言，万希昭鉴。

《军令》，是曹操的而不是诸葛亮的。

始出营，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行三里，辟矛戟，结幡旗，止鼓角。未至营三里，复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至营，复结幡旗，止鼓角。违令者髡。

《兵法》，是苏洵写的《权书·强弱》的开端。

知有所甚爱，知有所不足爱，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将者，以其所不足爱者，养其所甚爱者。士之不能皆锐，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处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权也。孙膑有言曰：“以君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此兵说也，非马说也。下之不足以与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弃之矣。中之不足以与吾上，下之不足以与吾中，吾既不能再胜矣乎？得之多于弃也，吾斯从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独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权也。”三权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呜呼！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

《师徒远涉帖》，说是出自《太平御览》，其实出处不明。大家以后如果想编造史料，就说出自《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这些大部头类书，反正大多数历史爱好者不会去查的。

师徒远涉，道里甚艰，自及褒、斜，幸皆无恙，使还，驰此，不复具。

至于《远涉帖》这个拓本，就是完完全全的假货。我看网上还有人讨论这玩意写的多好，或者到底是庾亮写的还是诸葛亮写的，都挺好玩的。

《诸葛亮集》也算是蜀粉/亮粉入门必读的了，冒出来这么多伪作，真是误人子弟。我自己也被误导过，当年误用曹操《军令》去分析蜀汉刑罚，误用苏洵《权书》分析赵云箕谷疑兵，现在想来真是惨不忍睹。

以后真想整理出一本严谨的《诸葛亮集》。

2.《襄阳耆旧记》现在通行两种本子：舒焚先生、张林川先生《襄阳耆旧记校注》与黄惠贤先生《襄阳耆旧记校补》。可惜两种都是在之前的垃圾辑本的基础上编成的，也就收录了很多明清人伪造的史料。

先简单介绍一下《襄阳记》的版本问题。习凿齿原书早已佚失，现存的都是辑本。辑本有两大系统：

第一系统：重编《说郛》本（宛委山堂本《说郛》）——《五朝小说大观》本

第二系统：清乾隆 任兆麟《心斋十种》本——清光绪 吴庆焘《襄阳四略》本

第一系统不分卷，只收录人物，重编《说郛》本收入十八人，《五朝小说大观》本同。第二系统中，《心斋十种》本分三卷，收入襄阳人物三十三人、襄阳牧守九人，仍然只收录人物；《襄阳四略》本分五卷，在《心斋十种》本的基础上主要增辑了一卷山川与一卷城邑，试图恢复习凿齿五卷原貌。刚提到的舒焚先生、张林川先生《襄阳耆旧记校注》与黄惠贤先生《襄阳耆旧记校补》都是以第二系统为基础的，因为第二系统的记载更丰富。但古籍辑佚可不是多多益善，越丰富也就意味着越有可能掺入假货。

重编《说郛》本就是东抄西袭凑出来的，其中有几条绝非习凿齿原文。《心斋十种》本自称是在明万历本基础上编的，同时收了一篇明万历本的序，序又自称万历本是从南宋绍熙本来的— —这都死无对证，万历本和绍熙本都失传了，《心斋十种》爱怎么编怎么编。实际上，《心斋十种》本是在重编《说郛》本的基础上东抄西袭而成的，且又伪造了几条，比如我们熟知的：

蔡瑁的姑妈嫁给了东汉太尉张温

蔡瑁的姐姐嫁给了黄承彦

诸葛亮的大姐夫是蒯祺

尤其是最后一条，后来滋生了“诸葛亮骗杀孟达为姐夫复仇”的神论。没错，我说的就是假装理客中实际上坚持不懈抹黑诸葛亮的朱子彦教授。

大家可以先参考我师父 @浔阳咸鱼 两年前写的文章。

重编《说郛》本辨伪刚写完。

3.鲁迅先生《古小说钩沉》辑录的《裴启语林》佚文有一句“或曰是吴质侍魏明帝坐。”考察《太平御览》卷七百一原文，应该是“胡质”。

但后来整理《鲁迅全集》的人没有发现，周楞伽先生重新弄《语林辑注》也没发现，这个错误一直延续下来。后来研究《语林》的学者也没想到去看《御览》原文，直接引辑本。

这条“胡质”变“吴质”可能误导很多研究者。我能想到的，比如研究魏明帝、吴质、陈群、司马懿几人之间的关系的（政治史），研究吴质文学形象的（文学史），都会栽到坑里。我很喜欢的仇神就引用过吴牛喘月的段子证明晋武帝与满奋的私人交谊，以后说不准就会有人证明一波魏明帝与吴质私交甚笃呢。

4.说到仇神，这里再指出一个小小的问题。仇神找来的《魏略》佚文和裴注引用的一段很像。

《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附《阮瑀传》裴注：

臣松之案鱼氏典略、挚虞文章志并云瑀建安初辞疾避役，不为曹洪屈。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

诶，这就很有意思了。鱼豢在两本书里写了两个情节一样的故事，《魏略》说是司马懿，《典略》说是阮瑀，这是什么情况呢？我觉得这两个故事实际上应该是同一个故事，后来主角被改了。

孙正军先生有一篇《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讨论两种常见的故事模板：“猛虎渡河”与“飞蝗出境”。徐冲先生也有一篇《范晔<后汉书>冯良事迹成立小论》，讨论东汉时几个相似的故事。但“曹洪征召则装病拄杖，曹操征召则投杖而起”这个冷门模板暂时还没人讨论。仇神没有把这个问题拓展开写，我觉得很可惜。

我和我师父 @浔阳咸鱼 最近还在整理一些故事模板。比如“邻居丢猪，自家猪被邻居误认，后来邻居还猪道歉”这种故事，还有丢金/丢牛/丢马/丢肉等多种版本。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研究方向。

回到这条史料本身，我觉得《魏略》《典略》现在还欠缺严谨考证校勘的辑本，不然也不至于没人讨论这俩相似故事。

5.重庆大学2017年的硕士论文《皇甫谧<高士传>研究》发现了《高士传》传文后的赞语绝非皇甫谧原文，但也说不出这是从哪来的，只能说“其存在却为研究皇甫谧《高士传》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实际上，1996年的《魏晋<高士传>与中国隐逸文化》已经指出了，赞语是明朝的“五岳山人”黄省曾撰写的。（我不太清楚为什么那位硕士没看到这篇论文）

再去看附注，原来这是傅增湘先生指出的。所谓“新的方向”不过是上个世纪早就有结果的老问题。就算没读到这篇论文与《藏园群书经眼录》，随便去国学大师网检索一下，也能知道皇甫谧《高士传》的赞语都来自《五岳山人集》。

所以这位硕士没弄清楚赞语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不过必须得说一句，皇甫谧《高士传》确实没有什么好的辑本。

6.臧荣绪《晋书》有没有诸葛诞？

徐冲先生写的《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花了好长的篇幅去讨论“开国群雄传”的存在。大概讲的是：“驱除”是新朝代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秦/新莽是刘邦/刘秀“驱除”的对象，这时“驱除”指的是被暴力推翻的前朝。但三国的时候，大家都号称自己继承东汉，谁也没推翻东汉，所以“驱除”就转而变成汉末群雄。“驱除”观念的变化反映在史书中，就是“开国群雄传”的确立，就像《三国志》的《董二袁刘传》、《刘二牧传》与《刘繇太史慈士燮传》。又如《魏书》《魏略》《吴书》中都有汉末群雄的记载。然后徐冲先生没有讨论《晋书》有没有“开国群雄传”，就直接去讨论《宋书》了。这个当然是因为《晋书》是唐修的，而《九家旧晋书辑本》面貌稀碎，无从下手。

何德章先生的书评质疑过这个理论：徐冲先生为了突显“汉魏革命”的重要性，刻意把《汉书》《东观汉记》中的秦末群雄传与新末群雄传排斥在外，不承认它们是标准的“开国群雄传”。同时，《三国志》也收录了王凌、毌丘俭、诸葛诞与钟会这几位魏末群雄，相当于西晋官方史书中没有预留“开国群雄传”的位置，那么“魏晋或许并没共享同一意识形态”。

我觉得何德章先生的批评有道理。但我前段时间发现了一条史料，也许是臧荣绪《晋书》的佚文。也不是出自啥冷门的东西，就是出自大路货《世说新语注》。

《世說新語·雅量第六》：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劉孝標《注》：《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睹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余嘉錫《箋疏》：《書鈔》百五十二，《御覽》十三，《事類賦》三並引曹嘉之《晉紀》曰：“諸葛誕以氣邁稱。常倚柱讀書，霹靂震其柱，誕自若。”臧榮緒《晉書》蓋本於此。

如果臧荣绪《晋书》确实有诸葛诞的这条记载，那么很可能《晋书》是存在诸葛诞传的。《晋书》设“开国群雄传”可能还是有证据的。但这么一条显然证据不足，也没法否定《三国志》确实立了魏末群雄传，我也没有学力再深入讨论。

《旧晋书九家辑本》没收录诸葛诞这条记载，也能看出这个辑本不算全。而且这个辑本很多地方不标出处具体卷数，整体还是比较稀里糊涂，还有待更严密的校勘。

7.我们继续鞭尸硕士论文。这篇是山东大学2019年的硕士《论文元前严子陵钓台的文学书写》。

很显然这哥们漏了《会稽典录》对严子陵的记载。

《太平御览》卷九十引《会稽典录》：

上在长安中，与馀姚严遵俱共受学结好。建元元年，征遵，拜为谏议大夫。共上宿，遵以足加帝上，其夜客星犯帝座，太史以闻，上曰：“昨与严子陵卧也。”

《太平御览》卷四九八引《会稽典录》：

《会稽典录》曰：严光一名遵，帝引入，论故旧累日。因共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于是这哥们后来的分析一路跑偏。我就去看了一下他参考的文献。

好的，很好。没有《太平御览》等等类书，《东观汉记》《高士传》用的也是辑本。参考了《太平寰宇记》点校本，正好《太平寰宇记》引《东观汉记》这条有问题。

《太平寰宇记》点校本和《东观汉记校注》写的都是“每日出常有客星同流”，但四库本《太平寰宇记》写的是“每日出帝星有客星同流”。

就文句来看，“每日出帝星有客星同流”是通的，而“每日出常有客星同流”不通。既然有异文，点校本理应在校勘记提一句，结果也没提。但我现在找不到《太平寰宇记》其他的影印本，也就没法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到时候再说吧。

8.最后再来一条很欢乐的《荀氏家传》佚文。

荀头，嗯

刚举了这么多例子，总结起来就是，古籍整理工作还是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就《后汉书》《三国志》的校勘也还没弄到尽善尽美呢，更别指望《诸葛亮集》《襄阳耆旧记》《魏略》《高士传》《旧晋书》《荀氏家传》之类辑本有多好了。

突然想起，仇神参与修订《二十四史》的时候，有一句话很感人：

仇鹿鸣，中文系助理研究员。黑框眼镜，白色短袖衬衣，平时说话温温吞吞，谈起史学典籍和最新出土的碑志文献，眼睛却一下子亮了，娓娓道来，神采飞扬。当问起为何选择在故纸堆中绽放青春？从早到晚，为一个字一个句读计较推敲，寂寞吗？值得吗？回答不假思索：“我这个年纪，就能做一件将来能写进悼词的事，很幸运。”

回到正题。各位无论研究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文学史，只要基本史料没考据清楚，建筑在史料基础上的诠释与研究也肯定会不牢靠。当然，这个要求对很多研究者都有点高。比如那位人大博士，《三国志》都没看完就跑出来写博士论文，全靠检索。检索技术当然很好，我也用，但只检索不通读史书就不好了。

我认为，三国史研究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好的研究方向”，而是很少有人去发掘好的研究方向，甚至可以说大多数研究者都在水论文混日子。

最后用罗新先生的两段话收尾：

正如前贤所言，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论辩，是一种不同意，一种对已有论述的质疑、纠正、提升或抗争，是在过去的混沌中重新发现或发明关联、模式、意义与秩序。如果沉浸在已有论述中不加怀疑、不加批判，那就成了旧历史的囚徒，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没有选择能力，就不会有选择不同方式观察自己的能力，也就不可能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史料自己不会说话，史料不是透明的、无辜的，它们是在特定情形下、由特定作者因特定目的为特定读者写下的。批判和怀疑的品德帮助我们质疑陈说，提出论辩。论辩开掘出通向改变的道路。
哪怕是看起来确切无疑的那些说法，也经不起追问，经不起深入推敲。那么历史学家做什么呢？历史学家去重新考察这些东西，作为一个rebel，作为反叛者、起义者、异议者，去质疑那些被广泛接受的说法，重新质疑、一再质疑。在座各位不只有做历史的，还有各个学科的朋友，我想rebel这个定位对大家都适合，各个学科都差不多，要做的都是重新质疑已有的说法，我们都去做已有说法的异议者，都去做主流的抵抗者。不限于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在什么样的时代，所有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都应该是反叛者、抵抗者。

以此自勉，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