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所谓「中国自古就没有科学/数理科学」，却说「西方自古就有科学」，这是学术界共识吗？

有些答主比较有意思，把苏美尔、印度、埃及、希腊、罗马、阿拉伯、近代欧洲都划到“西方”这个大篓子里，然后说“西方”的科学有着科学、连续的发展进程，所以自古就有科学。。。

只要划得范围够大，你的发展就有科学连续性，我相信这一标准下“西方”的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等发展路径也是理性而连贯的。毕竟这么个大篓子差不多把全人类的古文明装进去大半了，那还能怎么不科学，总不能是外星人过来帮你触发尤里卡吧？

至于原文，说得倒没有这么大，主要是聚焦于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展开的。我感觉地方还是挺有道理的，比如说对科学和博物学的辨析。然而有些论述……

与中国典型和成熟的农耕文明不同，西方文明受狩猎、游牧、航海、商业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其农业文明既非典型也不成熟。希伯来人是游牧民族，而希腊人则是航海的民族，他们都没有发展出成熟而典型的农耕文明（？）。无论游牧、航海还是经商的民族和人群，他们与农耕人民最大的不同在于，频繁的迁徙而非安居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无论《圣经》还是《荷马史诗》，都是讲漂泊的故事。漂泊的人群经常遇到生人，与生人打交道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与中华民族的熟人文化不同，西方文明总的来看，是一种生人文化（？）。

不禁让我怀疑文章其他部分的专业性。我觉得有道理的地方，究竟是真有道理，还是说只是因为我不熟悉？（突发奇想，像这种把古希腊和“农耕”截然区分的说法，是不是也为何大师的伪史论调节了气氛）

另外，本文对基督教的影响“存而不论”，也就把中世纪、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学术交汇产生的博物学发展、王室赞助文艺事业的影响、贵族社交与学术圈的发展、实验方法等等一千多年里的科学发展过程一步跳过，而这段时期在西方的科学史论著中却享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全文水平如此，不知道是吴教授这些年里又有革新，还是说他比西方科学史专家更懂西方。

总的来说，学术界有持相同观点者，但论述方法和吴教授和问题下题主多有不同，即便你赞同这个观点，也不推荐去看国盛老师的雄文。毕竟原文发表之后，国内外的科学史、技术史研究都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哪怕是专业的科学史研究只怕也已过时，更何况文章一点也不专业。

如果说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和数理科学的话——

“中国自古就没有科学/数理科学”

这句基本认同。当下所谓的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基本上都来自应用。比如古代的天文研究，主要就是为了制定历法，根据星象预测吉凶。古代的那些数学著作，在现代人看来基本都是习题集。和今天所说基于公理、演绎，通过定量方式进行研究的科学根本不是一回事。

但要说完全没有，也不太对。

先秦的墨家、名家中，蕴含着一些可能在未来孕育出科学的因素，比如公理和形式逻辑的雏形。当然这些雏形离科学还差得远，也比不过同时代的希腊世界。但是就算了解希腊学术的罗马人、中东人，ta们也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所以从墨家和名家发展出现代科学，只是个小概率事件。

第二句话

“西方自古就有科学”

那就要看怎么定义“西方”和“科学”了。

如果说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它在古希腊、古罗马、阿拉伯帝国都是不存在的。现代科学的大厦确实吸收了这些前人的成果，但一般认为，现代科学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才出现的。无论是把伽利略还是牛顿奉为现代科学之父，他们离我们也不过四五百年的历史。

除非你认为，四五百年历史的东西确实称得上是自古以来。

相关回答——

为什么我们的老祖宗能在历史上将中华文明推上当时的巅峰，中世纪以后欧洲文明超越我们成为世界先进代表？

中华文明对人类有哪些主要贡献？

如何对知识分类？

阿拉伯帝国为何没有成为现代科学的发源地？

很多人纠结于“什么是科学”这一概念，在定义上斤斤计较，恕我直言，这并没有什么意义，就算你证明了古希腊的那一套不是科学，也没什么卵用。

因为“西方自古以来是不是就有科学”之所以会被拿出来问，是为了解决“我们要怎么去追赶西方”这一难题的。而要追赶，就意味着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落后。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真正要问的不是古代西方有没有字面意义上的“科学”，而是要问中国没有出现西方在近代的飞跃式发展，西方却发展迅速，这是偶然的，还是各自文化体系的必然延伸？

究竟存不存在一种跨入科技时代所需的必要文化基础，只有古代西方拥有而东方没有，导致西方领先于世界是迟早但必然的结果，而东方文明由于文化内核所限，再怎么折腾也会被局限住？而这一点就直接关系着我们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要“西化”，是可以只学科学技术等客观知识，还是连整个文明内核都要学着西方去改变，否则纵然学再多的“术”也不过是高级一些的洋务运动？如果存在，那它叫不叫“科学”都不重要，叫逻学技学哲学算学构学……意义都一样。

至少从目前来说，问题的答案可能并不让中国人振奋，这也许是中国坐拥世界第二的gdp和军力，依然不足以让国民拥有与之匹配的自信的原因之一吧。

有人说我肯定的判断和行文自相矛盾了，稍作解释，这个问题被恶意篡改过，我赞成的是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个说法，而不是西方自古就有科学。

是。

以我个人浅见，现代科学的产生主要来源于两大思想根源：作为出发点的功利主义和作为有力工具的逻辑思维。除了两大根源，还要有作为基础学科的物理学、几何学、博物学和天文学等知识。

西方先有逻辑思维，到近世，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发展以后就顺理成章出现了现代科学。

中国人很早就有功利主义传统，但是逻辑思维不发达，还有种很糟糕的传统叫做遵祖制，“传道受业解惑”，传的是祖宗之法，继的是祖宗之业，有惑是因为你没学明白，不是祖宗之法有什么问题。在农耕时代的技术勉强堪用以后，这个传统就不再鼓励“开宗立派”的行为，把形式逻辑和科学思想的发展都给堵死了，遇事不决问祖宗，而非从事实和逻辑当中找答案。

所以古代中国，没有成熟如西方的几何学、逻辑学和哲学，只有单纯因实用而长期领先的算术、农学之类，但是需要用到大量几何学知识的技术（比如用石头盖房子的建筑技术）也很难掌握，这是事实。

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学术共同体的共识。西方古代也没有。到现代科学出现之前，那些用来指导实践的不成熟的理论都是“前科学”；现代科学出现以后，还把这些东西吹上天，并且声称跟现代科技一样可靠（却不能被现代科学用实验来检验），那就是“伪科学”。

中国古代科学成果乏善可陈，这是事实。但是，只要自己可以定义“西方”和“科学”，那中国就败的体无完肤。

比如吴国盛和这里绝大部分人，都有意无意陷入（我猜是有意）一个“公知式”的前置对比背景，那就是拿中国和全世界对比，仿佛无论中国和古代，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外国两个概念，除了中国就是西方，我觉得这多少是脑子有点问题。

严格来说还属于晚清民国流毒，那时候的中国完全出于被动挨打状态，很多文化人有类似观点，但比现在激进多了，康有为甚至要请伊藤博文来帮溥仪管理中国，现在还在出现这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难辨的河殇论，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是舆论战的一种。

中国，这里应该是以汉文化为主题的精神概念，属于世界文化一个组成部分，是其中的一份子。但是你看这些鸡贼呢，把（希腊文化+阿拉伯文化+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波斯文化+日耳曼文化+盎格鲁撒克森文化+罗马文化+斯拉夫文化+中亚文化，甚至古印度文化……）加起来，用围殴式的方法，来证明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中国古代科学不行，问题是中国连东方文化都代表不了啊，怎么就成了全世界的对比对象呢？我是真服了这些鸡贼了，怎么就那么大聪明呢。

于是，哪怕西方（非东方概念）再破落的国家也可以共享“西方灿烂文明”这个大荣誉，似乎祖上也比中国阔过，中国成了唯一的“小丑” 。

上述这些文化冲突到血流成河，到了证明中国不行的时候，却被中国人团结得铁板一块，其实完全没必要的，你拿“古英国”科学就可以压的古中国死死的，很何须十八路诸侯联手讨伐，我觉得这多少有点贱吧。

西方自古这句就是扯淡。

同意有个答主的回答，系统化实验对我们现在说的科学一词具有决定性意义，古典逻辑体系只是一些必要因素，单一原因是发展不出复杂后果的，所以吴本人的思维方式就存在严重问题，简单归因的缪误太大。

系统化实验，用仪器设备进行观测和验证，可重复实验，是关键性的突破催化剂。

为什么人文社科老是被质疑是不是科学，不在于没有逻辑体系，而在于我们有限的生命时间无法进行一种超越于社会历史之上的可控制“实验”，有的是所谓的思想实验，社会政治层面也只是“实践探索”，因为不可能真正有再来一次（后果清零）来的机会，只能在前提后果中继续找到可能性。

有时间看吴的书，不如去看贾雷德他们的人类学。

作为一个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我国虽然近代经常挨打，但是古代科技却十分灿烂辉煌”的典型中国学生，曾几何时，我听到“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时候也是十分难以接受的。然而，当我仔细阅读了不少中外科技史的文献之后，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科学上面的落后绝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

很多人总是觉得西方科学好像是一夜之间冒出来一样。事实上，仔细研究科学史就不难发现：西方的科学是有着极强的连续性的。

以天文学为例，不少人都知道哥白尼（~公元1500年）的日心说推翻了托勒密（~公元100年）的地心说。但是，大多数人却并不知道托勒密之前发生了什么。

大约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时期，崇尚“万物皆数”的毕达哥拉斯就建立了一个宇宙模型：

宇宙的中心是球形的地球；地球外面被一圈球形的天空包裹着；天空的外面距离地球由近及远运行着五大行星、月亮、太阳，再外面则是恒星。所有的这些天体都围绕着地球做着匀速圆周运动。

要知道这是两千五百年前，希腊人就提出了地球是球形的了，而且这里毕达哥拉斯的体系已经有了几何学思想的雏形。而此时以及之后很长时间内，中国人还是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但是，这个模型有一个问题，就是无法解释行星的逆行。于是，欧多克斯提出了一个“同心球”理论。后来，亚里士多德进行了优化，成为了“水晶球模型”。

《星空的琴弦》作者汪诘说：“欧多克斯是第一个开始用几何学的思想和理论来真实地模拟天体的运动。正因为有了这个方法，人类才有胆量去预测天体的位置，天文学因此逐渐开始有了脱离哲学和占星术的原动力。”

然而水晶球模型仍然有很明显的缺点：如果是圆周运动的话，五大行星与地球应该是距离不变的，然而五大行星亮度却有着明显的变化。这时，阿波罗尼提出了“本轮+均轮”的理论，解释了亮度变化和逆行问题。

然而，这个理论与实际观测数据仍然有着很大的差距。这时，托勒密出现，他把阿波罗尼的理论进行了优化：把地球的位置调整偏离之前所在的圆心。这样，托勒密的模型就能够比较精确地预报日食、月食以及行星排列图形。

我们可以看到，在古希腊到古罗马短短的几百年间，西方世界的宇宙模型就经历了数次的迭代和完善。

那么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型是什么样的？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型主要有三种：

1. 盖天说：所谓天如穹庐，地似棋盘的天圆地方
2. 浑天说：即“浑天如鸡子，地如鸡子中黄”
3. 宣夜说：地球被虚空包围。在这种虚空里，太阳、月亮和恒星都是由气凝结而成的

其中，盖天说主要是唐朝以前比较盛行，浑天说则在唐朝之后比较盛行。

在浑天说理论中，地球不论是球形的还是平面的（张衡并没有详细描述，或者描述已失传），都漂浮于水面之上，并被无边无际的天球包围，季节的交替是由地球在垂直方向上运动引起的。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这几种模型完全没有引入数学定量体系，没有明确的几何图形：除非古人能够飞到外太空亲眼看到地球，否则只凭星空观测的数据是无法证伪这些模型的。比如，如果有人问我怎么用浑天说来解释行星逆行，那么我完全可以说宇宙中还存在“气流”或者“水流”把行星“吹”逆行了。反正我也不需要准确地预测哪一天会逆行。

反观古希腊古罗马的模型，虽然最开始的模型相对简单，但是能够被观测数据来不断修正，从而不断地逼近真相：你阿波罗尼的学说很复杂很厉害，但是总是预测错逆行的日子，那么我照样抛弃你，直到托勒密模型出来。

拿托勒密的学说和盖天说、浑天说比较，虽然现在看来都不是正确的模型，但是显然托勒密模型距离真理更近。

那么，中国古代就没有试图把数学运用到天文学中吗？其实也不是，比如僧一行就曾根据观测数据采用插值法来计算日食。但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宇宙模型和数学计算是分开的，而在古代西方则是二者相结合的。这个结合说起来简单，其实非常难：要有非常复杂的几何做为基础，还要有非常实事求是的心态来研究。但是，这二者一旦结合，就会产生质变：它变成了一个可以不断检验、完善的体系，从而不断逼近真理。

话说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其实也不是没有辉煌的一面：主要成就是在星象的记录方面，比如：超新星爆发、太阳黑子等等，但是这些东西更多的是一些现象的观察、记录，而非天文学最本质的部分。

西方自托勒密之后，天文学一度陷入停滞，一方面由于该模型相对比较完善，很难找出更好的模型；另一方面也是和教会压制、中世纪等历史因素有关。黑暗过后，后面的故事我们都比较熟悉了：从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利略、第谷、开普勒等不断完善理论，最后牛顿横空出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为了近代科学的集大成者。

以前的课本上，我们都知道并崇拜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开普勒这些伟大的科学家，而托勒密、亚里士多德等却往往被描绘成科学的对立面，被当成落后的“反派权威”。其实，现在看来，托勒密、亚里士多德们同样伟大，都是科学的探路者，他们和牛顿、伽利略们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书：

《星空的琴弦》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082359/ （强烈推荐，非常棒的科普书）

《4000年中国天文史》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4950125/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0531629/

20220407更新

感谢大家的讨论。补充一些东西：

1. 中国古代的天文虽然没有几何数学模型，但是在日食的预测方面，中国的代数模型的表现并不差 -- 并不输给开普勒之前的托勒密模型：

崇祯二年五月初一（1629年6月21日），明朝的钦天监官员遇到了大麻烦。他们根据中国传统历法《大统历》预报，这一天将会发生日食，然而这次他们失误了。于是，皇帝下令让三组不同背景的天文学家（大统历科、伊斯兰历科和徐光启领导的耶稣会）在日食和月食预报方面展开较量，以判断各自的优劣。这对皇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的职责是保证上天的和谐，以及对重要天象的有效掌控。
对于1629年的那次日食，耶稣会的优势还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开普勒的天文算表还没有到达中国。预报日食首先需要一种能够非常精确地计算太阳和月球位置的历算方法。这样的历算方法是以严格的观察和经过不断调整的计算手段为基础的，这使得我们能够预测未来的天象。这种方法不需要特别的几何模型就可以使用，中国的天文学家很早就已经建立了非常有效的历法，他们并不受几何模型的限制，只需借助代数公式就能在日食的预报上取得成功。
1629年6月21日这天中午发生了日食，太阳位于天空正中。那一天的日食并不是日全食。大统历科、伊斯兰历科和耶稣会三方被同时召来预报日食发生的时刻和食分大小，竞争非常激烈。中国的大统历科在这次日食发生时间的预报上只有一分钟的误差，耶稣会传教士的预报时间早了十多分钟，伊斯兰历科的预报则更不准确，几乎差了一个小时。不过，耶稣会传教士在食分的预报上却最为准确，他们估计月球覆盖太阳的比例为16%，实际结果是20%，但中国的大统历科的预报为32%。由此看来，由徐光启领导的耶稣会传教士在这次日食预报中做得还是很不错的。这场没有真正赢家的天文竞赛仍然给耶稣会带来了一些好处。由于崇祯皇帝对这些新的西方知识印象深刻，他决定设立一家新的天文机构，并任命徐光启为负责人，与大统历科和伊斯兰历科一起独立开展历法改革工作。终于，皇帝第一次承认了来自西方传教士的知识，他们为了获取皇帝对传教的支持，以及对建造教堂的批准，已经等待了相当长的时间 - 《4000年中国天文史》

不过，在开普勒模型之后，西方就完胜了

1665年1月16日是农历初一甲辰日，根据预报，这一天可能会发生日食。钦天监不同部门的天文学家再次展开了竞争，纷纷上报了他们的预报结果，其中也包括了在监狱里的这些耶稣会传教士。当时，已经72岁的汤若望因为心脏病发作，身体非常虚弱，代替他参与这场新的天文学之战的，是年轻的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他认为这次竞争对他们的命运至关重要，于是他拿出了最新的武器——开普勒的《鲁道夫天文表》。这次日环食在稍晚的时刻终于出现了，月球的阴影只遮住了太阳的中间部分，环食过程持续了7.5分钟。通过将观测结果与不同的预报比较，这一次耶稣会传教士几乎完美地预测了日食发生的时刻，而杨光先的误差有15分钟，负责采用伊斯兰历法进行预报的吴明炫也有30多分钟的误差。

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能够通过精确的观测数据以及插值法建立自己的代数模型，其预测（至少是日食）能力不输给托勒密模型。

但是，显然几何模型才是更符合行星运动本质的模型，这也注定了几何模型的上限比代数模型更高。

2. 关于中国古代对于行星轨迹的预测，只是说可以预测五星会和周期。但是，对于行星逆行等轨迹的解释或预测准确性，则并没有找到相关记载。

如隋代张胄玄的大业历（608年）在五星位置的推算方面较前进步，它首创了利用等差级数提高行星动态表精度的方法，给出了令人惊叹的五星会合周期的准确值，火星误差最大，为0.011日，木星和土星的误差均为0.002日，水星仅差0.001日（1.44分），而金星则达到密合的程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稿》

此外，一行的《大衍历》以及郭守敬的《授时历》也都有对五星轨迹描述的代数模型，但是我没有找到对于其准确性的评估。如果有朋友找到可以回复。

3. 关于古希腊文明是否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很多朋友纠结这个问题。我觉得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之后的西方文明是有比较清晰的脉络的，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也是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我还是想更多地讨论科学本身。关于历史方面的争议还是建议到相关的历史话题下讨论吧。

一^[1]

我有一位朋友在内蒙古插过队，他告诉我说，草原上绝不能有驴。假如有了的话，所有的马群都要“炸”掉。原因是这样的：那个来自内地的、长耳朵的善良动物来到草原上，看到了马群，以为见到了表亲，快乐地奔了过去；而草原上的马没见过这种东西，以为来了魔鬼，被吓得一哄而散。于是一方急于认表亲，一方急于躲鬼，都要跑到累死了才算。近代以来，确有一头长耳朵怪物，奔过了中国的原野，搅乱了这里的马群，它就是源于西方的智慧。假如这头驴可以撵走，倒也简单。问题在于撵不走。于是就有了种种针对驴的打算：把它杀掉，阉掉，让它和马配骡子，没有一种是成功的。现在我们希望驴和马能和睦相处，这大概也不可能。有驴子的地方，马就养不住。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马儿的意见最为正确：对马来说，驴子的确是可怕的怪物。

让我们来看看驴子的古怪之处。当年欧几里得讲几何学，有学生发问道：这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欧几里得叫奴隶给他一块钱，还讽刺他道：这位先生要从学问里找好处啊！又过了很多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演示给别人看，有位贵妇人说：这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刚生出来的小孩子有什么用？按中国人的标准，这个学生和贵妇有理，欧几里得和法拉第没有理：学以致用嘛，没有用处的学问哪能叫作学问。西方的智者却站在老师一边，赞美欧几里得和法拉第，鄙薄学生和贵妇。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出，很直露地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这样既不能发现欧氏几何，也不能发现电磁感应，最后还要吃很大的亏。怎样在科学面前掩饰我们要好处的暧昧心情，成了一个难题。

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重实用的倾向。他们还以为，这一点并不坏。抱着这种态度，我们很能欣赏一台电动机。这东西有“器物之用”，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些贡献。我们还可以像个迂夫子那样细列出它有“抽水之用”“通风之用”，等等。如何得到“之用”，还是个问题，于是我们就想到了发明电动机的那个人——他叫作西门子或者爱迪生。他的工作对我们可以使用电机有所贡献，换言之，他的工作对器物之用又有点用，可以叫作“器物之用之用”。像这样林林总总，可以揪出一大群：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等，分别具有“之用之用之用”或更多的之用。像我这样的驴子之友看来，这样来想问题，岂止是有点笨，简直是脑子里有块榆木疙瘩，嗓子里有一口痰。我认为在器物的背后是人的方法与技能，在方法与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的了解，在人对自然了解的背后，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按老派人士的说法，它该叫作“之用之用之用之用”，是末节的末节。一个人假如这样看待人类最高尚的品行，何止是可耻，简直是可杀。而区区的物品，却可以叫“之用”，和人亲近了很多。总而言之，以自己为中心，只要好处；由此产生的狼心狗肺的说法，肯定可以把法拉第、爱迪生等人气得在坟墓里打滚。

在西方的智慧里，怎样发明电动机，是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电动机。罗素先生就说，他赞成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话还是有点绕。我觉得西方的智者有一股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儿。为了变得聪明，就需要种种知识。不管电磁感应有没有用，我们先知道了再说。换言之，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现代文明的特快列车竟发轫于一种兴趣，说来叫人不能相信，但恐怕真是这样。

中国人还认为，求学是痛苦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童不仅要背四书五经，还要挨戒尺板子，仅仅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才没有动用老虎凳。学习本身很痛苦，必须以更大的痛苦为推动力，和调教牲口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夫子曾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他老人家是圣人，和我们不一样。再说，也没人敢打他的板子。从书上看，孟子曾从思辨中得到一些快乐。但春秋以后到近代，再没有中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一切智力的活动都是如此，谁要说动脑子有乐趣，最轻的罪名也是不严肃——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最严肃的东西是老虎凳，对坐在上面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据我所知，有些外国人不是这样看问题。维特根斯坦在临终时，回顾自己一生的智力活动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还有一个物理学家说：我就要死了，带上两道难题去问上帝。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他还嫌不够，还要在那里讨论物理！总的来说，学习一事，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而在我们眼中则毫无乐趣，如同一个太监面对后宫佳丽。如此看来，东西方两种智慧的区别，不仅是驴和马的区别，而且是叫驴和骟马的区别。那东西怎么就没了，真是个大问题！

作为驴子之友，我对爱马的人也有一种敬意。通过刻苦的修炼来完善自己，成为一个敬祖宗畏鬼神、俯仰皆能无愧的好人，这种打算当然是好的。唯一使人不满意的是，这个好人很可能是个笨蛋。直愣愣地想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这是任何猿猴都有的想法。只有一种特殊的裸猿（也就是人类），才会时时想到“我可能还不够聪明”！所以，我不满意爱马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提出一个骡子式的折中方案：你只有变得更聪明，才能看到人间的至善。但我不喜欢这样的答案。我更喜欢驴子的想法：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2]

二

物理学家海森堡给上帝带去的那两道难题是相对论和湍流。他还以为后一道题太难，连上帝都不会。我也有一个问题，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那就是什么是智慧。假如这个问题有答案，也必定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当然，不是上帝的人对此倒有些答案，但我总是不信。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罗素先生说，虽然有科学上的种种成就，但我们所知甚少，尤其是面对无限广阔的未知，简直可以说是无知的。与罗素的注释相比，我更喜欢苏格拉底的那句原话，这句话说得更加彻底。他还有些妙论我更加喜欢：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剂。

如果说我们都一无所知，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孔夫子说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后世的人则以为：天已经生了仲尼，万古不长如夜了。再后来的人则以为，精神原子弹已经炸过，世界上早没有了未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这样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马克·吐温在世时，有一次遇到了一个人，自称能让每个死人的灵魂附上自己的体。他决定通过这个人来问候一下死了的表兄，就问道：你在哪里？死表哥通过活着的人答道：我在天堂里。当然，马克·吐温很为表哥高兴。但问下去就不高兴了——你现在喝什么酒？灵魂答道：在天堂里不喝酒。又问抽什么烟？回答是不抽烟。再问干什么？答案是什么都不干，只是谈论我们在人间的朋友，希望他们到这里和我们相会。这个处境和我们有点相像，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无事可干，只能静待外国物质文明破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这话梁任公1920年就说过，现在还有人说。洋鬼子在物质堆里受苦，我们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乐，正如在天堂里的人闲着没事拿人间的朋友磕磕牙，我们也有了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了。说实在的，等人来这点事还是洋鬼子给我们找的。要不是达·伽马找到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着没事干。从汉代到近代，全中国那么多聪明人，可不都在闲着：人文学科弄完了，自然科学没得弄。马克·吐温的下一个问题，我国的一些人文学者就不一定爱听了：等你在人间的朋友们都死掉，来到了你那里，再谈点什么？是啊是啊，全世界的人都背弃了物质文明，投奔了我们，此后再干点什么？难道重操旧业，去弄八股文？除此之外，再搞点考据、训诂什么的。过去的读书人有这些就够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未必受得了。把拥有这种超级智慧比作上天堂，马克·吐温的最后一个问题深得我心：你是知道我的生活方式的，有什么方法能使我不上天堂而下地狱，我倒很想知道！言下之意是：忍受地狱毒火的煎熬，也比闲了没事要好。是啊是啊！我宁可做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三

我有位阿姨，生了个傻女儿，比我大几岁，不知从几岁开始学会了缝扣子。她大概还学过些别的，但没有学会。总而言之，这是她唯一的技能。我到她家去坐时，每隔三到五分钟，这傻丫头都要对我狂号一声：“我会缝扣子！”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想让我向她学缝扣子。但我就是不肯，理由有二：其一，我自己会缝扣子；其二，我怕她扎着我。她这样爱我，让人感动。但她身上的味也很难闻。

我在美国留学时，认得一位青年，叫作戴维。我看他人还不错，就给他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什么忠孝、仁义之类。他听了居然不感动，还说：“我们也爱国。我们也尊敬老年人。这有什么？我们都知道！”我听了不由得动了邪火，真想扑上去咬他。之所以没有咬，是因为想起了傻大姐，自觉得该和她有点区别，所以悻悻然地走开，心里想道：妈的！你知道这些，还不是从我们这里知道的。礼义廉耻，洋人所知没有我们精深，但也没有儿奸母、子食父、满地拉屎。东方文化里所有的一切，那边都有，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来讲究，主要是因为人家还有些别的事情。

假如我那位傻大姐学会了一点西洋学术，比方说，几何学，一定会跳起来大叫道：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这东西就是几何学！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确没有哪种禽兽会几何学。那时她肯定要逼我跟她学几何，如果我不肯跟她学，她定要说我是禽兽之类，并且责之以大义。至于我是不是已经会了一些，她就不管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她能学会这东西，而是说她只要会了任何一点东西，都会当作超级智慧，相比之下那东西是什么倒无所谓。由这件事我想到超级知识的本质。这种东西罗素和苏格拉底都学不会，我学起来也难。任何知识本身，即便繁难，也可以学会。难就难在让它变成超级，从中得到大欢喜、大欢乐，无限的自满、自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那种品行。这种品行我的那位傻大姐身上最多，我身上较少。至于罗素、苏格拉底两位先生，他们身上一点都没有。

傻大姐是个知识的放大器，学点东西极苦，学成以后极乐。某些国人对待国学的态度与傻大姐相近。说实在的，他们把它放得够大了。拉封丹寓言里，有一则《大山临盆》，内容如下：大山临盆，天为之崩，地为之裂，日月星辰，为之无光。房倒屋坍，烟尘滚滚，天下生灵，死伤无数……最后生下了一只耗子。中国的人文学者弄点学问，就如大山临盆一样壮烈。当然，我说的不止现在，而且有过去，还有未来。

正如迂夫子不懂西方的智慧，也能对它品头论足一样，罗素没有手舞足蹈的品行，但也能品出其中的味道——大概把对自己所治之学的狂热感情视作学问本身乃是一种常见的毛病，不独中国人犯，外国人也要犯。他说：人可能认为自己有无穷的财源，而且这种想法可以让他得到一些（何止是一些！罗素真是不懂——王注）满足。有人确实有这种想法，但银行经理和法院一般不会同意他们。银行里有账目，想骗也骗不成；至于在法院里，我认为最好别吹牛，搞不好要进去的。远离这两个危险的场所，躲在人文学科的领域之内，享受自满自足的大快乐，在目前还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人养。在自然科学里就不行：这世界上每年都有人发明永动机，但谁也不能因此发财。顺便说一句，我那位傻大姐，现在已经五十岁了，还靠我那位不幸的阿姨养活着。

参考

1. ^ 《智慧与国学》（王小波）
2.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7411N77f?share_source=copy_web

对的

带明全球到处开的大船以及维持大几个月到一年多的万人庞大舰队是一拍脑袋天上掉下来的

物资补给都是空投的

都带自动导航的

支持郑和七下西洋的是靠拍脑袋的

中国发明了西方

关于这个问题想稍微聊聊中西比较问题。中西比较是个大坑，非常适合学术高峰已过的高校知识分子做出较为持久的学术产出。事实上，严肃的中西比较只能在古典学/哲学/文学的意义上进行，这是因为西方的古典时期将科学、法律、国际关系、经济学等等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归并在哲学当中。而类似吴国盛这种做科技史研究的学者，在进行比较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但或许是因为他的学术背景和年轻时所处的年代，他的学术目的就是混淆比较的边界。

应当指出的是，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巨大的断裂。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中世纪时期的环地中海政治，有非常明显的城邦政治色彩，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普洛提诺乃至奥古斯丁这些人的著作传承下来的政治体制区分方式，以及政治理论的特色一直在政治实践中被广泛使用。但在文艺复兴结束之后，城邦政治被领主政治和宫廷政治所取代，英国、法国、德国各自展开了自己的政治实践，而西班牙、葡萄牙则被广大的殖民地总督所影响，反过来重塑了自身的国内政治格局。可以说，发现新大陆前后，西方社会彻底砍断了自己与希腊罗马之间的联系，并且将外交，而非内政作为区分国家的本质性因素。

这种政治模式的断裂导致了下一轮西方社会重新将内政作为重要问题关注时，已经受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强烈影响。而古典自由主义的科学观和古典时代的科学观有着极为不同的表现：前者是用以证明社会进步性，带有一定民族主义竞赛色彩的；后者则是用来陶冶情操，并通过知识的方式揭示最高善和最根本存在状态的。也可以说，前者的科学观是政治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会率先设科学院、而英国则设皇家学会，以及牛顿和莱布尼茨会因为微积分发明者大打出手的原因），后者的科学观则是哲学的。无论如何，科学在这里不是历史的。

而吴国盛要考察的科学，以西方科学的含义而论，是那个受到国家关注和扶持、以科学研究为国家诸多政治目标之一、通过科学成就培养民族自豪感的科学，这也是他成长的时代——前三十年为他牢牢打下的科学观点。然而，美国社会本身的科学观，随着二战后其研究一枝独秀，展现出回归哲学性的一面，甚至进一步，展现出与资本二者相应和、通过学术赢取精英阶层门票的特点，此时的科学似乎有一些向古典时代复归的特点。因此，吴国盛说的“西方自古有科学”，必须要首先指明西方有哪种科学。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何为西方。按照索罗斯基金会资助的政治研究丛书观点来看，西班牙、葡萄牙这样在20世纪实施独裁制的国家并非西方国家，它们被称为南欧国家。近几年，民主党在人群识别时将西班牙、葡萄牙人识别为西裔，亨廷顿也认为西葡类似拉丁美洲文明，将其开除了西方籍。在英美高校讲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习惯性将英美与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进行对比，强调在近代社会中英国/美国扮演了民主的雅典角色，而德国/法国扮演了集权的斯巴达角色，又显示出英美之于欧陆的某种“优越性”。第三，对于基本继承了东罗马帝国人口的希腊，以及对东罗马式宫廷制度进行吸收的土耳其，西方对前者持有“英国志愿军拯救希腊”的浪漫化叙事，而对后者以野蛮人视之。对教会古希腊文明和文字的古埃及、古巴比伦，英美常常采取博物馆学态度进行破坏、掠夺和再解释。

事实上，美国人文学术界所采取的某种“希腊-罗马-法兰克-英国-美国”的链式传递观完全是有意设计的，表现为对蛮族征服意大利后意大利的情况避而不谈，对查理曼帝国解体后东法兰克地区的发展避而不谈，对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共和国政治小众化操作，对近代西葡殖民帝国讲授限于地理大发现，对启蒙运动讲授集中于英法之争，随后讲授重点放在美国建国史和欧洲移民等等。这样一套“五毒俱全”的文明史思路，恰恰是现在在美国被批评为种族主义学术观的思维方式，背后有强烈的清教徒天选思维。而中国无论是在苏式教育时期采取的五阶段课本，还是在80年代引入的西方文明类课本，都在这点上承继了“五毒俱全”的思维逻辑，事实上将“现代文明史”理解为“西方文明史”，这才有“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观点。同时，类似王小波这类知名作者对中西文明的粗浅议论和理解也使得这种目的论、进步至上、辉格主义的历史观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识，在这个意义上中西文明比较才宣告成立。

但如果想要对比中西文明，首先其实需要将西方文明的脉络厘清。西方文明本身有几条线索，一是“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意大利”的古典政治与城邦政治脉络，这条脉络产生了作为艺术的科学；二是“古罗马-中世纪法兰克-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政治与地方政治脉络，这条脉络与科学几乎无关，反倒催生了现代社会学和风俗志学；三是“古罗马-中世纪法兰克-法兰西-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罗马法与民法脉络，这条脉络与自然科学有一定关系，但同时和法学、社会学的关系更大；四是“古北欧-苏格兰-文艺复兴-英国”的经验主义脉络，这条脉络与自然科学联系极深，但与古典政治、地方政治、法学等几乎毫无关系，对社会学贡献也微乎其微；五是“古罗马-西班牙-考迪罗-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主义脉络，这条脉络贡献了人类学、地缘政治、博物学等学科，但与古典政治、自然科学等几乎无关。其实除了科学之外，包括宗教、艺术、哲学、心理学等等都可以理出类似的脉络，部分国家在某一方面突出，但在另一方面却可能毫无建树，很难讲包罗了一切脉络的西方是可以拿来和中国相比较的客体。除非有人认为，作为一个巨大地理单元的中国从古至今就应该像西方一样分裂，并独立发展各自的文明特色。

因此我们较为负责任的说，吴国盛对于中西的比较事实上有偏题和意指不明的问题。但同样需要考虑他的时代背景，即80年代知识界采取的再发现西方态度中，“西方”这一名词事实上等于改革，而“中国”事实上等于保守，因此对西方的论述和对中国的论述先天就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体现出的是中国文化界响应政治号召，坚定改革意志的证明。吴作为在那个年代被官方媒体耳濡目染至今的象牙塔中人，采取这样的观点应该说完全不意外；事实上，央视从《河殇》、《丝绸之路》、《大国崛起》、《中国故事》这一系列纪录片中体现出的，正是宣传部门三十年甚至四十年如一日的对西方社会的无知和对中西对比的热衷。在这种封建色彩浓重、天朝观念强烈（虽然谁是天朝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封闭性极强、以无知为傲的基本认知当中，一个立场站在反对权力一边的人，当然就会说出吴国盛这样的话。事实上，比吴国盛更狠的一些话，有些人早就说出来过了。

以上为各位提供一个解读吴国盛观点的视角。类似的，这个视角也能解释为何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社会事实缺乏了解、对社会热点缺乏解读能力，以及为什么中国社会最坚定的反对者是中国裔或者中国籍的人——这和中国以“西方”理解欧美近东各国的封闭性和无知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不讲意识形态，就说科学。

科学是什么？

严谨、有一说一。

科学的本质就是质疑。

中国自古就没有科学」到「中国古代没有数理科学

什么叫做没有？

没有，通常表示不存在，是具有的反义。

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完全不存在科学，以及数理科学。

这句话的逻辑和表述是正确的吗？

什么叫做严谨？

我认为不支持严谨的科学态度的人没资格谈论科学。

科学必须是严谨的。

我并不想举例证明科学在中国存在的例子，以及数理化在中国存在的案例。

我想说的是任何不严谨的本身并不科学的表述在科学这个范畴是完全错误的。

这是文学上的表达方式。

科学只有对与错，非此即彼。

有幸上过吴国盛老师的课，和吴国盛老师交流过，当然也看过他的书，比如《什么是科学》

建议问问题的人，回答问题的人，都先去把他的几本书看了，不要在这里断章取义地瞎回答

吴国盛这个观点，根本无所谓什么“学术界的共识”，学术界会对这种问题达成共识？会用这样的表述？那你可能对学术两个字有误解

其实他这几本书，都是通俗的读物，其核心观点也很简单，那就是认为“科学”的产生是有背后的原因的，那就是看待世界的范式。这个深层次的范式如果不一样，就很难产生当代“科学”这样的结果。

首先，他论述的方向，不是中国自古没有科学，他是想说明，中西方思维范式的区别，对科学的产生之影响；其次，他写书的目的，更不是要论证中国自古没有科学，他是想进一步唤醒当代中国人，正视这些问题，要想更好地发展科学，一定从底层去做变化和思考，而不是就科学论科学

更新: 還是需要中國古籍文獻多讀讀再有相關功底能理解到一定程度才能下結論，可惜太多人只看白話文和英語世界資料就臆斷，非科學態度。

妄自尊大不可取，妄自菲薄也是另一個極端，本答專治後者，特別是一些無腦吹西方的歷史盲或某些公知，時代變了……

@子木年华 的回答也可参考

但更不希望維護前者，中國原創科學還任重道遠，特別是基礎理論。

有餘力和能力多看古籍原本才不至於人云亦云，方法入門可參考，不知道各位支持吳某的答主包括吳某本人真正讀懂過多少中國古算天文及科技專著就能臆斷，是否能沉下心花十年時間親自專研古籍經典文獻再做比較結論 (至少個人基本放下理科背景及工作，如此讀過十年才稍有得)

稍微讀讀古籍就可以發現一些冷知識:

如中國的科學與民主

《管子》《地數篇》云：「桓公問：《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

其言天地動靜者，自地視之，地不動而日、月、五星皆動；自日視之，日不動而地、月、五星皆動。動無定形，遲速無常度，宜鬼臾區不能遍明也。其言七曜緯虛者，謂七曜皆在太虛之中，非同麗一天，亦非各有一天也。其言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者，自人視之，地為下，而地在太虛之中，與七曜等，斷無七曜皆動而地獨靜之理也。其言大氣舉之者，凡物動則風生，靜則風息，地旋轉於本心，九十五刻奇而一周，則大氣之環繞於天地，亦九十五刻奇而一周。使一刻不動，一刻無大氣，而地不能安於其所。惟地之動終古不息，故大氣之旋亦終古不息。而人物之附於地者，不見其動，但見其靜也。

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再有點理科基礎就更容易判斷哪些科普是誤導的偽科普了，借科普造謠或帶貨門檻越來越低如

對中國學術國外不少教授都積極學習研究，反觀國內某些公知或大v，哎…… 只舉一例

提醒一點，不要把科學定義局限於通常英語世界所認識的形式，要從其過程功能思想精神各方面提煉出實質，不能認為必須寫成近現代數學邏輯命題形式以及物理定律範式才是科學，形式在不同文化可以有不同表現，真正理解就有一定門檻，關鍵就看實質是否相通，拘於表面形式最易人云亦云，朝三暮四，這就是要求親自讀古籍文獻的原因。吳某和多數高讚答主應該都沒跳出常人認知有其判斷並不奇怪。

最後再看看中普相對集中的一個回答:

再看一個視頻介紹 明朝布衣王爺朱載堉

更新2 文学家李渔（1611年—1680年）：写小说《十二楼》的时候提一嘴。

“大似金鱼，下有三路，以极微、极细之物，置于二足（疑笔误）之中，从上视之，即变为极宏、极巨。虮虱之属，几类犬羊；蚊虻之属，有同鹳鹤；并虮虱身上之毛，蚊虻翼边之彩，都觉根根可数，历历可观，所以叫显微镜，以能显致微之物，而使之光明较著者。”

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1628年—1662年）：著作《镜史》有述显微镜。

“镜用俯视，以极微细之物，置三足之中。视醯鸡头尾了然，视疥虫毛足毕现，蚊蟁宛如燕雀，蚁虱几类兔猿。博物者不特知所未知，信乎见所未见。”

科技史研究者李约瑟等人考证认为孙云球可以自制显微镜。

物理学家邹伯奇（1819年—1869年）：邹伯奇17岁的时候开始研究光学。到了1844年制成照相机，邹伯奇也因而被世人称为“中国照相机之父 ”。他还制造过望远镜、显微镜、七政仪等，同时又是近代墨学研究第一人。

不仔细考证，人云亦云，你就会真的以为眼镜、显微镜、望远镜、防疫口罩、阿拉伯数字、世界地图、汽车、蒸汽机、轮船等都是西方的发明发现创造。也不知道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中应得到的名誉贡献在近代教育和宣传中被误导扭曲的有多厉害。參考

裡面評論還有人説中國沒有證明勾股定理，畢達哥拉斯定理才對…… 然而熟悉點數學史的都知道恰恰相反，參考

西方中心論的問題參考

不是，这是西方中心论长期侵入PUA中国学界的结论，按某些人鼓吹的西方定义标准，中国没有哲学没有科学没有信仰没有民主没有完整的音乐体系等等，甚至语言文字筷子餐具都是奇怪落后的，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是西方特有的，汉语拉丁化是必须的，尤其对一些高校师生影响最大，若是作为百年前救亡图存号召更多人革命推翻旧政治的口号还情有可原，所谓掀屋开窗，曲线救国，现在还有这种想法那就是真幼稚了。如果不仔细考证中国古籍与历史，缺乏深入独立思考，只听一些媒体影视或教材报纸宣传误导，很容易潜移默化中招，如同该类问题多数回答与评论基本算被成功PUA，可惜这次疫情开始挑战欧美的世界话语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转一个网友评论

郑州人口一千二百多万，汽车保有量刚好五百万辆，这个保有量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城市都是一个很恐怖的数量，况且这个人均拥有量也不算差，如果西方媒体报道了这些事实，他们国家民众绝对会怀疑报道出错，他们会觉得这应该是自行车保有量，别说外国人，就连有些恨国党对国家发展认知是严重滞后的，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某些物质上或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上是远超出发展中国家给人该有的印象，甚至对比一些发达国家也不处下风。中国已经连续十几年汽车产销量全球第一，每年产销量远超第二名，更重要的这还是建立在中国公共交通也是世界第一档，让很多人省去了买车的需要前提下取得的，中国城市地铁通车里程已达七千公里，在建里程也接近七千公里，全世界其它所有国家已通地铁里程才八千公里，西方媒体如果把中国地铁和公交运行系统也如实报道出去，他们的国民会更加怀疑人生

先不論古希臘著作的文獻學問題，其意義不用過度誇大，在有文化交流的情況下所謂思想的推動力量遠不如生產力需求與條件，中國的地理位置及玻璃工藝還有更重要的戰爭瘟疫能源問題才是決定中西近代分野的關鍵。另外真正促進科學革命的因素應該有中國文化科技包括四大發明農業技術文獻政治文化的輸入與影響，至於幾何原本一類的意義參考https://www.zhihu.com/answer/1862617673

也有中普相关回答开始立足传统或更客观的标准，跳出西方中心论来思考评价，比如参考

首先明确更客观的科学定义

再比较古代中外的科学萌芽与技术

其余相关问题参考

一些媒体也别有用心的对传统取其糟粕，弃其精华，扭曲宣传传统文化节日如

個人理科背景但並未繼續在高校研究所工作，參考

吴国盛是科学史教授，研究是工作。

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是要把握现在，往前看。

祖上没阔过，我们也没什么好自卑的，因为这不是我们选择的结果。

但是祖上没阔的原因值得分析分析，看看今天是不是能避免。

可悲的是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科学事实要给XX让道，大是大非面前不能谈科学。

一群不说真话的人是最恶心的人，一个不倡导追求Truth的社会是最腌臜的社会。

先说一下，吴国盛这个人我是很不喜欢，无论是“落后并不挨打，讨打才挨打”“不丹幸福感高”“科幻小说没营养”等等，这个人是被打上思想钢印的钢印族，只有等历史把丫扫进垃圾堆里。

不过回到这个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个论点，我基本上是赞同的。一个国家有无科学，关键看他是否发展出成体系的数学基础，数学这个工具没有，其他都是扯淡，只能叫技术，不能叫科学。

科学是什么，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证实理论，而技术就不一样了，只要实践行得通，对理论就很佛系。典型的就是中医，我一直认为中医不是科学，而是一门经验主义的技术，只是某些治疗手法还很有效，比如针灸、推拿、拔罐等等，所以我日常生活中不排斥中医，但是对中医理论敬而远之。

没有发展处科学体系也没什么好自卑的，这个东西可以说不是哪个国家能发展出来，而是很多个国家，好几个不同文明共同星火相传的东西，古埃及启蒙（这货点出了一个没用的埃及数学技能）——古希腊发展——古罗马集大成——东罗马扩散——阿拉伯集大成——南欧文艺复兴——哥白尼（波兰）、伽利略（意大利）、牛顿（英国）开天辟地开宗立派

e为什么苏联/俄罗斯是超级大国，看看人家的基础科学，比如数学、理论物理，朗道十卷就不说了，任正非高薪养一个俄罗斯数学天才天天上班在那儿玩，突然有一天就把一个重大技术难题攻克了的故事网上都还有视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的一些企业不能像任正非养俄罗斯数学天才一样把北大数学之神韦东奕给高薪养起来呢？

尊重并善待基础理论科学家，才是中国真正复兴的关键钥匙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就很low么？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就不能和没有进化么？

古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称世界的本源是水，我国周朝就提出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气构成，不一样是在讨论世界的本体么？古希腊哲学家提出原子论，墨子也提出了端和体的概念，不也是在讨论物质的最小单位么？古代西方在讨论时间和空间时，我国也有久和宇的概念，我们差在哪里了？

科学是西方舶来品，是在文艺复兴后以自然哲学的名义从哲学这个大类别中分化发展而来，西方古代也没有科学。

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或者自然哲学，甚至哲学都可以说没有，但这影响我们探索宇宙和人生了么？

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分类不一样，我们的分法是形而上和下，凡研究有形，可观察，可经验的都是形而下，或称器，也可以叫器物学。凡研究支配这个宇宙却无法被我们观察和经验的都是形而上，或称道，也可以叫道家学说或形而上学。

按我们的分法，西方的科学就在器物学中，而器物学还包括了可经验的法律，社会等诸多人文科学。

所以，我们和西方研究的东西都一样。只是我们的学者后来特别是唐朝科举制度后都被权力吸引和控制，没有真正把精力放在该用的地方上，这才导致我们进化缓慢，并不是我们的思想源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