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和晚清有哪些相似处？
虽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当代中国与晚清在某些方面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这并非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历史进程中某些深层逻辑的重现。要深入探讨这些相似之处，我们需要剥开表象，触及更根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肌理。
一、 强烈的民族复兴愿望与对外自信
晚清时期，在经历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后，民族自信心受到了沉重打击。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呼唤“富国强兵”，希望通过改革图强，重振中华雄风。这种对外力求平等、对内渴望强大的愿望，构成了晚清社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
当代中国，同样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经历了近几十年的经济腾飞，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种“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进程，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对外自信。这种自信，有时表现为在国际事务中据理力争、不愿再受屈辱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与晚清时期“重塑国家尊严”的诉求相呼应。当年的求强，如今的表现为一种“中国方案”的输出，一种对自身发展模式的肯定和向世界推广的意愿。当然，这种自信的表达方式和程度与晚清时期有着本质区别，但其背后潜藏的民族复兴的动力是相似的。
二、 社会经济转型期的阵痛与挑战
晚清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艰难转型的时期。这一过程中，旧有的经济模式受到冲击，新的生产关系尚未完全建立，大量人口面临失业和生计问题。官僚腐败、财政枯竭、贫富差距加剧等问题，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更加深刻和快速的经济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再到如今迈向高质量发展，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剧烈的阵痛。产业结构的调整、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环境污染的治理、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就业压力和收入分配问题，都是我们在转型期必须面对的挑战。如同晚清时期，“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象也带来了贫富差距拉大的讨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也面临着巨大压力。尽管时代背景不同，技术手段也天差地别，但那种在快速变迁中如何平衡发展与公平、如何解决结构性矛盾的难题，在晚清和当代都依然存在。
三、 改革的张力与改革者的困境
晚清历经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一系列改革尝试。然而，这些改革往往是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被动进行，触及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结构，遭遇了强大的保守势力阻碍。改革者如慈禧、袁世凯、张之洞等，既有求变之心，又受制于体制，常常陷入两难境地，改革的成效也因此大打折扣。
当代中国同样面临着改革的深水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系改革，每一步都牵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改革的决策者和推动者，既要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和舆论，又要平衡各方利益，化解阻力。改革的力度和方向，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许多改革措施的出台，往往需要克服部门壁垒、地方阻力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这种改革的张力，即改革的必要性与改革进程中的阻碍之间的矛盾，是晚清和当代中国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只不过，当代的改革是在更开放的环境下进行，信息传播速度更快，民众参与度更高。
四、 思想的活跃与观念的冲突
晚清是中国思想界大变革的时期。西学东渐，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涌入，冲击着传统的儒家正统。康梁的维新思想、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在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中国社会。新旧观念的冲突，在知识分子阶层尤为激烈。
当代中国，同样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的时代。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冲击，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思想观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和交融。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再审视，各种思潮在网络和现实空间中碰撞。这与晚清时期，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辩论、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何其相似。只不过，当代的思想冲突更加多元化，也更加碎片化，并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紧密相连。
五、 集权与地方关系的新格局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在镇压太平天国等事件中不断扩张，形成了“中央集权旁落”的局面。虽然中央试图加强控制，但地方势力往往能找到各种方式进行制衡。
当代中国，在强调中央统一领导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同时，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何平衡中央的宏观调控与地方的自主性，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发展水平和特点差异显著，这使得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时，往往需要结合自身实际进行调整，有时也可能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虽然这与晚清时期地方割据的性质完全不同，但中央权威的有效性如何在广阔的地域和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得到实现，如何避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扭曲或架空，这种对中央权威有效性的持续关注和维护，却有着某种历史的共鸣。
结语
将当代中国与晚清进行类比，并非是为了否定当代的成就，而是希望通过历史的镜鉴，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历史的逻辑却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呈现。晚清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的艰难与复杂，社会转型的阵痛，以及民族复兴的道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是通过对这些相似之处的审视，我们或许能更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挑战的复杂性，更审慎地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从而更好地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篇章。这种审视，不是为了怀旧或悲观，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一、 强烈的民族复兴愿望与对外自信
晚清时期，在经历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后，民族自信心受到了沉重打击。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呼唤“富国强兵”，希望通过改革图强，重振中华雄风。这种对外力求平等、对内渴望强大的愿望，构成了晚清社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
当代中国，同样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经历了近几十年的经济腾飞，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种“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进程，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对外自信。这种自信，有时表现为在国际事务中据理力争、不愿再受屈辱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与晚清时期“重塑国家尊严”的诉求相呼应。当年的求强，如今的表现为一种“中国方案”的输出，一种对自身发展模式的肯定和向世界推广的意愿。当然，这种自信的表达方式和程度与晚清时期有着本质区别，但其背后潜藏的民族复兴的动力是相似的。
二、 社会经济转型期的阵痛与挑战
晚清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艰难转型的时期。这一过程中，旧有的经济模式受到冲击，新的生产关系尚未完全建立，大量人口面临失业和生计问题。官僚腐败、财政枯竭、贫富差距加剧等问题，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更加深刻和快速的经济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再到如今迈向高质量发展，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剧烈的阵痛。产业结构的调整、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环境污染的治理、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就业压力和收入分配问题，都是我们在转型期必须面对的挑战。如同晚清时期，“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象也带来了贫富差距拉大的讨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也面临着巨大压力。尽管时代背景不同，技术手段也天差地别，但那种在快速变迁中如何平衡发展与公平、如何解决结构性矛盾的难题，在晚清和当代都依然存在。
三、 改革的张力与改革者的困境
晚清历经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一系列改革尝试。然而，这些改革往往是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被动进行，触及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结构，遭遇了强大的保守势力阻碍。改革者如慈禧、袁世凯、张之洞等，既有求变之心，又受制于体制，常常陷入两难境地，改革的成效也因此大打折扣。
当代中国同样面临着改革的深水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系改革，每一步都牵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改革的决策者和推动者，既要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和舆论，又要平衡各方利益，化解阻力。改革的力度和方向，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许多改革措施的出台，往往需要克服部门壁垒、地方阻力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这种改革的张力，即改革的必要性与改革进程中的阻碍之间的矛盾，是晚清和当代中国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只不过，当代的改革是在更开放的环境下进行，信息传播速度更快，民众参与度更高。
四、 思想的活跃与观念的冲突
晚清是中国思想界大变革的时期。西学东渐，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涌入，冲击着传统的儒家正统。康梁的维新思想、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在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中国社会。新旧观念的冲突，在知识分子阶层尤为激烈。
当代中国，同样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的时代。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冲击，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思想观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和交融。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再审视，各种思潮在网络和现实空间中碰撞。这与晚清时期，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辩论、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何其相似。只不过，当代的思想冲突更加多元化，也更加碎片化，并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紧密相连。
五、 集权与地方关系的新格局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在镇压太平天国等事件中不断扩张，形成了“中央集权旁落”的局面。虽然中央试图加强控制，但地方势力往往能找到各种方式进行制衡。
当代中国，在强调中央统一领导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同时，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何平衡中央的宏观调控与地方的自主性，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发展水平和特点差异显著，这使得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时，往往需要结合自身实际进行调整，有时也可能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虽然这与晚清时期地方割据的性质完全不同，但中央权威的有效性如何在广阔的地域和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得到实现，如何避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扭曲或架空，这种对中央权威有效性的持续关注和维护，却有着某种历史的共鸣。
结语
将当代中国与晚清进行类比，并非是为了否定当代的成就，而是希望通过历史的镜鉴，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历史的逻辑却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呈现。晚清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的艰难与复杂，社会转型的阵痛，以及民族复兴的道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是通过对这些相似之处的审视，我们或许能更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挑战的复杂性，更审慎地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从而更好地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篇章。这种审视，不是为了怀旧或悲观，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网友意见
感谢邀请，刚买了清日战争1894-1895，还没来得及细读，读完了再来好好答...由于雪珥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与宗泽亚先生的清日战争中对日本方面的材料引用较多，所以先引用一下雪珥先生的观点（顺求宗方小太郎的《中国大势之倾向》和《对华迩言》的全文...真心求......）
在雪珥先生的《李鸿章谈心》中有这样几段话：
.........
人人所切齿者，貌似痛恨贪腐，实乃痛恨自己无缘贪腐、痛惜自己贪腐太少也。有何等土壤，即有何等收成；有何等人民，即有何等政府。吾国之风气，但知指天画地，痛责当道之人，仿佛世风日下、与己无关，却不知防微杜渐，正在于“匹夫有责”四字。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执法犯法，此乃庙堂之贪也；米中掺沙，酒里灌水，鸡鸭脖颈里硬塞碎石，此乃匹夫之贪也。庙堂之贪，败坏法纪，匹夫之贪，败坏纲常，而匹夫犹愤愤不平于庙堂之贪。孟子曰“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即今日之谓也。
.........
甲午之役，有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者，深居吾国，潜心社情民意，冷眼旁观，乃有呈交天皇之煌煌奏稿《中国大势之倾向》，鞭辟入里，透彻肺腑。
依宗方之见，中国之革新虽为世人看好，以为必将雄起东方，成就为一等大国，但实非如此。察一国，如同察一人，应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及其形体，表里洞照，内外兼察，始可说其国势所趋。今中国之外形，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壮其观瞻，外形虽美，但一旦遇大风地震之灾，则柱折栋挫，指顾之间即将颠覆。
中国官场贿赂成风，政以贿成。明太祖剥皮揎草（将贪官剥皮后蒙在草人身上），雍正帝则创设养廉银，以期高薪养廉、杜绝聚敛，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中国士大夫，本为国家精英栋梁，口尊孔孟之学，却无非是做官之敲门砖而已。一旦得其位，却并不行其道，倡圣贤之言，行苟且之事。其中间或有人大声呼吁，却大半以反贪腐而博虚名，以博虚名而图实利。或是科场失利，恼羞成怒，如洪秀全者，假托救世之名，扯旗放炮，无非想的是取而代之，江山仅得半壁，其贪腐暴虐却已骇人听闻。
宗方以为，导致此种老朽之大原因，在于千百年来日积月累之人心腐败。中国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下之事，崇尚虚华，拜金风靡，国不似国，民不似民，国家外形虽日新月异，实乃一虚肿之人，元气萎靡，不堪一击。宗方坦言，国家者乃人民之集合体也，人民即国家之“分子”，“分子”既已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宗方此论，切中要害。中国之贪腐，实与君主、共和之法统无关，与专制、民主之政体无关，与满人、汉人之族群无关，而与全民贪腐之千年基因有关。
......
其(宗方小太郎)在呈交天皇之《对华迩言》中说：“中国实属不明日本之真相，虽识者亦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独李鸿章一人能知日本之大体，又有对付日本之策。彼往年上书朝廷，请整顿海防，文中曰：‘日本阴柔有大志，宜阳与之结好，阴为之备’云云。彼确实期望兵备完成之时，再对日本有所行动。故彼至今为止，以所谓阳交阴备对待我国。此意见亦非李氏一人之意见，如已故之彭玉麟、左宗棠、丁日昌等，亦同有此意见。故可视为中国对日本之政略也。
......
宗方小太郎更有惊人之语，认为大清之败，乃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而我朝野则盈廷虚骄，均以为杀一李鸿章，万事皆了。那些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自以为气吞东海，舌撼三山，后人梁启超斥其为“虚骄嚣张之徒”，立于他人之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不思解决之道，“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梁氏更是痛责，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若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则只能曰狂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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