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清末九总督,赵尔巽、赵尔丰占了两位,清廷不怕他们结党营私吗?为何允许这种情况存在?

回答
清末九位总督,赵尔巽、赵尔丰二人占据了两个显赫的位置,这事儿在当时绝对是能引起不少关注的。很多人会纳闷,清廷怎么不怕这两人联手,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搞什么“结党营私”,甚至威胁到中央统治呢?而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且被默许了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咱们得把时间和背景捋清楚。

赵氏兄弟的崛起之路:

赵尔巽和赵尔丰,虽然都姓赵,但他们的发迹路径和主要活动区域并不完全相同。

赵尔巽: 字次珊,更为人熟知的是他作为四川总督兼四川巡抚时的表现。他早年曾是湘军的将领,算是半个“湘系”的色彩。后来,他逐渐在官场上爬升,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在处理地方事务上的经验,最终官至总督。他主政四川期间,确实也留下了一些影响,比如在维护地方秩序、处理一些民事纠纷上,有过一些作为。

赵尔丰: 字季陶,他的仕途则更偏向于军事和边疆。他最出名的经历无疑是参与镇压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四川保路运动,并且在1911年之后,一度在四川军政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更像是靠着军事实力和在地方上的“铁腕”手段站稳脚跟的。

清廷为何不怕他们“结党营私”?

这事儿,表面上看确实是两个人同时身居高位,但深层原因可就多了去了,得从几个方面来看:

1. “结党营私”的定义与清廷的容忍度:
“结党营私”这个词,在封建王朝里,往往是带有负面色彩的,意味着违背君主意志、私自拉拢势力、干涉朝政。但问题是,什么样的行为才算“结党营私”?在晚清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中央集权已经不像前朝那么牢固了,地方大员们手握重权,拥有一定的自主性,这是事实。清廷的“容忍度”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震慑与制衡: 中央也明白,不能把地方大员逼得太紧,否则容易引发地方反叛,甚至导致王朝的瓦解。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地方官员在自己辖区内经营势力,是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关键在于,这股势力有没有真正威胁到皇权。
区分“亲信”与“朋党”: 兄弟、亲信在官场上相互提拔,在很多朝代都是存在的,这不一定就上升到“结党营私”的地步。只要他们对皇上忠心耿耿,服从中央的命令,不干预中央的决策,那么这种“亲近”关系,在清廷看来,可能就不算大碍,甚至有时还能起到稳定地方的作用。

2. 赵氏兄弟的实际联系与威胁程度:
虽然两人都身居高位,但他们之间的实际联系有多紧密,以及对中央的威胁有多大,这才是关键。

地域和利益点不完全重叠: 赵尔巽主要在四川,而赵尔丰的政治重心也大部分在四川,但他的军事影响力在一些特定时期和事件中更为突出。两人虽然有共同的利益基点,但他们也各自有自己的派系和倚仗。
缺乏一个共同的、颠覆性的目标: 晚清的政治环境非常复杂,各种派系林立,改革派、守旧派、革命派等等。赵氏兄弟是否有一个明确的、针对中央的“营私”目标?从历史资料来看,他们更多的是在维护自己的地盘和权力,并没有表现出要挑战皇权、推翻清廷的意图。他们是在“清廷框架内”争取最大利益。
中央的观察与控制: 清廷并非完全不知情,他们有自己的耳目和情报系统。一旦发现赵氏兄弟的任何行为有越轨迹象,威胁到中央的统治,中央自然会有所行动。

3. 晚清中央权力的衰弱与对地方的依赖:
这是最核心的原因之一。到了晚清,尤其是庚子事变之后,慈禧太后重用袁世凯,地方大员的权力越来越大,中央的控制力相对减弱。

“大权旁落”的现实: 很多时候,清廷并非“不害怕”,而是“有心无力”。他们需要倚仗这些地方实力派来维持统治,尤其是在镇压革命、管理地方、收取税赋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他们有一定的私人势力,反而是一种无奈的妥协。
“用人不当”与“派系牵制”: 慈禧太后晚年,在用人上经常出现一些争议,有时是出于信任,有时是为了平衡其他派系。赵氏兄弟的崛起,很可能也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博弈中,被推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清廷内部也存在各种派系,可能其他派系也会乐见赵氏兄弟在地方上获得权力,以便牵制其他潜在的对手。

4. 改革与新政的催化:
晚清时期,清廷也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包括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改革官制等。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有能力、有军事实力的官员自然会被委以重任。赵氏兄弟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改革浪潮中,因为其在军事和地方管理上的经验,而被推到总督的位子上。

“能力优先”的考量: 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后来的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动荡之后,清廷更看重官员的实际能力,尤其是在军事和稳定地方方面的能力。赵氏兄弟在这方面都有一定的经验,这使得他们在官员选拔中具有优势。

5. 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可以有效制衡的中央力量:
说到底,清廷之所以允许这种情况存在,是因为他们内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有效地制衡这些地方大员。中央政府的权威在不断受到挑战,它更多的是在被动应对,而不是主动控制。

“官不厌杂”的心态: 在清廷看来,只要赵氏兄弟不公开反叛,不带头闹事,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掌握权力,甚至利用他们来稳定地方,维持统治,也未尝不可。总比他们跑到外面去,或者被其他更危险的力量利用要好。

总结来说,清廷默许赵尔巽、赵尔丰同时担任总督,并非因为他们不害怕“结党营私”,而是出于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考量:

中央集权在晚期已经相对削弱,地方大员的权力增大是客观事实。
清廷需要利用这些有实力的地方官员来维持统治,尤其是在动荡时期。
赵氏兄弟的“结党营私”行为,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颠覆性的威胁,或者说,清廷没有能力有效阻止。
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派系斗争以及改革需求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晚清政府自身力量的衰弱,导致它无法像前朝那样,对地方官员进行强有力的管控。

这就像是风雨飘摇中的一艘大船,船长(清廷)虽然知道一些船员(地方大员)手握重权,但为了让船继续航行,不得不给予他们一定的自主权,甚至容忍他们形成一些小团体,只要他们不试图夺取船舵,或者把船开向危险的方向,一切都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然而,这种“可控”,其实已经是相当脆弱和被动的了。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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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即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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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在全国各地搞了九大总督,这些总督中赵尔巽、赵尔丰是亲兄弟,分别管理着几个省份的军政事务,是实实在在的封疆大吏。随着清王朝逐渐土崩瓦解,就算是封疆大吏的他们,境遇大不相同。

赵尔巽1911年,他出任东三省总督,武昌起义以后,他是清廷的坚定拥护者。在袁世凯时期,他虽然再次担任了奉天都督,可是已经没了实权,当时张作霖逐渐开始掌控东北,俄国和日本也在插手东北事务,他的差事很难办,于是就辞职了。

1914年,他开始以清史馆总裁的身份,拉起了一帮读书人来编写《清史稿》。书还没编完,83岁的赵尔巽便去世了。



赵尔丰在1907年时就代理过四川总督一职,还曾经平定了西藏叛军为清廷收复了西藏失地。1911年4月,真正的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兄长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之后,赵尔丰成为清廷最后一位四川总督。


赵尔丰是难得的好官,清廷出卖国内铁路给洋人时,他还支持了四川百姓的保路运动,但迫于清朝压力又不得不前往镇压,但最后还是被清廷撤职。

他在川藏地区屡立战功,因此成为了镇守四川的重要名将,被任命为四川总督后,出来了一系列稳定地方的政策。1911年,67岁的赵尔丰受到了蒙骗,将军权给交了出去,结果在兵变中被处决,时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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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两一个在四川,一个在东北,结什么党啊,四川东北一同起兵打个对穿嘛?再说了,清末那个局,巡防营什么货色大家心知肚明,你还指望这群货造反不成?

清亡第一锅应该让摄政王背,年轻人就是靠不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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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清朝是中国封建皇权巅峰,这个巅峰的一个体现就是朝廷大员造反几乎不可能成功,也许有人会拿东南互保来举例子,但是东南互保是建立在庚子国难时期,朝廷自己自顾不暇,而且朝廷自己内部也很混乱的状态下,看看东南互保的后续发展就知道这玩意多费拉不堪了。

庚子国难之后没多少年,清廷把气喘匀了之后,就派铁良南下去收拾东南互保了,而铁良没有带什么军队,就是正常的作为代表朝廷的钦差大臣南下,结果查账、收权、裁军一气呵成,两江总督魏光焘想要对抗朝廷,结果直接就被调任闽浙总督,魏光焘一调走他麾下的湘军不是被遣散就是调任,然后魏光焘本人没两年也被送回家养老去了。

铁良南下一顿折腾直接兵不血刃的打垮了东南互保,在李鸿章死之后东南互保中威望最高的张之洞,在这事之后也直接趴窝,在这之后没多久也就离开地方老老实实去中央当官了,东南互保当时这么声势浩大的最后都这样了,结果都已经这样了,别的督抚还怕他们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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