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抗日战争结束后中方不杀了抓捕到的日本战犯？
以下是详细的解释：
一、 中国当时的法律依据和国际惯例：
战时法律和国际公约： 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一切法律效力消失。二战期间，各国都签署了涉及战争罪行的国际公约，例如《日内瓦公约》等，规定了对战犯的待遇和审判原则。中国作为受害国，有权依据这些公约和自身的法律来审判战犯。
中国国内法律： 当时中国政府，尤其是国民政府，依据其法律体系，对在中国领土上犯下战争罪行的日本军人、官员等进行了审判。
战犯的定义： 并非所有被俘虏的日本士兵都被视为“战犯”。战犯通常是指那些直接参与或下令实施了严重战争罪行（如屠杀平民、酷刑、强奸、掠夺等）的军官和士兵。
二、 对日本战犯的处理政策和实际操作：
1. 设立战犯审判机构：
军事法庭： 中国成立了专门的军事法庭，如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来审理日本战犯的案件。
审判程序： 审判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包括证据收集、证人作证、被告辩护等环节。这些审判受到国际关注，也旨在彰显正义。
2. 审判结果的多样性：
死刑： 对于犯有极其残暴罪行、证据确凿的战犯，如部分主要战犯和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等惨案的军官，被判处死刑。例如，冈村宁次（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虽然在国民政府时期被判处死刑，但后因政治原因被特赦。
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大部分战犯被判处不同年限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服刑期间在监狱中服刑。
改造和教化： 对于一些罪行相对较轻或具有改造可能性的战犯，中国政府也采取了改造和教化的措施。这包括让他们了解中国人民的苦难，反思自己的罪行。
遣返： 绝大多数被俘虏的日本士兵，即使没有被判处战犯，在战争结束后也被遣返回日本。这是当时战争结束后一种普遍的做法。
3. 惩处范围的考虑：
非战犯的普通士兵： 中国政府区分了战犯和普通的日本士兵。大量的日本士兵只是奉命行事，并非直接参与屠杀和酷刑。将所有士兵都视为战犯并加以处死，在法律上和道义上都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会给战后的和平进程带来巨大的阻碍。
政治和外交考量： 将所有战犯一概处死，可能会引发日本国内强烈的反弹，不利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和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在战后需要处理大量复杂的国内问题，与日本的未来关系也需要一定的考量。
三、 影响中国处理战犯政策的深层原因：
1. 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
冷战开始： 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和苏联在东亚的势力范围划分和战略博弈日益加剧。中国国民政府在处理战犯问题时，也需要考虑其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国际大背景。
日本的战略地位： 在冷战初期，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张，对日本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希望将日本作为其在亚洲的盟友和基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力度和方式。
2. 中国国内政治因素：
国民政府的政治局势： 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正面临与共产党争夺政权的局面。在处理战犯问题上，也需要考虑其政治合法性和国内民意。
共产党对战犯的处理： 中国共产党在控制的解放区也逮捕和审判了一些日军战犯。他们的处理方式与国民政府有所不同，更侧重于通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来“感化”战犯，使他们认识到侵略的罪恶，并成为反战的宣传者。这种“人道主义”和“教育改造”的模式，也对后来的战犯处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主要审判权属于国民政府。
3. 人道主义和法律原则的坚持：
尽管中国遭受了深重的苦难，但中国政府在处理战犯时，也力图在法律框架内行事，并受到国际法原则的约束。并非所有行为都等同于战犯，也不能因个人仇恨而滥杀无辜。
4. 对未来中日关系的态度：
在战后的初期，中国政府也期望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过度的报复和杀戮，不利于这种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总结：
中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并没有“不杀”所有抓捕到的日本战犯。存在审判，部分战犯被判处死刑。但整体而言，中国采取的是一种 区别对待、法律审判、改造与遣返相结合 的政策。这背后是复杂的历史、政治、法律和国际因素的综合作用。将所有日本士兵都视为战犯并加以处死，不仅在法律和道义上站不住脚，也会给战后的和平进程和国家发展带来不可预估的阻碍。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的复杂性也体现在对战犯处理的评价上。有些人认为当时的审判不够严厉，未能让所有罪大恶极的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也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在处理战犯问题上展现了一定的克制和远见。理解这一历史事件，需要从多角度进行审视。
网友意见
当着你们如此急切地要求谈判的时候，忽然判决冈村宁次无罪，这难道不是节外生枝吗？在中共要求予以重新逮捕以后，又把他送往日本，并且把其他二百六十名战犯也送往日本，这难道不是节外生枝吗？
日本现在是什么人统治呢？难道是日本人民在统治而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在统治吗？日本是你们如此热爱的地方，以致使你们相信日本战犯们生活在你们统治的区域，还不如使他们生活在日本较为安全些，较为舒服些，较为能受到正当待遇些。
这是一个司法问题吗？为什么发生这个司法问题呢？难道日本侵略者和我们打了八个整年这件事，你们也忘了吗？完全与和谈无关吗？一月十四日中共提出（关于和谈的）八条的时候，并没有发生释放冈村宁次这件事情。一月二十六日这件事情发生了，就应提出了，就与和谈有关了。一月三十一日你们接受麦克阿瑟的命令，又将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连同冈村宁次一起送往日本，就更与和谈有关了。
为什么你们要求和谈呢？是因为你们打了败仗。你们为什么打败仗呢？是因为你们发动反人民的国内战争。你们在什么时候发动这次国内战争呢？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你们发动这次战争是打谁呢？是打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区。用什么力量来打呢？除了美国援助之外，是在你们统治区域从人民方面捉来和刮来的力量。
中国人民和日本侵略者一场大决斗刚刚完毕，一个对外战争刚刚完毕，你们就发动这次对内战争。你们打败了，要求谈判，忽然又宣告日本首要战犯冈村宁次无罪。我们刚刚向你们提出抗议，要求你们重新监禁冈村宁次并准备交给人民解放军，你们又慌忙将他和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一齐送往日本。
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们应当承认了。
——《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被枪毙的很多啊，找了份资料
从1945年12月中旬起至1947年底，中国各地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人，其中判处死刑149人，实际执行145人（4人在执行前病死或减刑），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镝木正隆 陆军少将 第55军参谋长
酒井隆 陆军中将 第23军司令官
膳英雄 宪兵大佐 徐州宪兵队长
田中久一 陆军中将 第23军司令兼香港总督
谷寿夫 陆军中将 第59军司令官、前第6师团长
德本光信 陆军大佐 独立混成第31联队长
平野仪一 陆军少将 第129师团第92旅团长
森木五郎 宪兵大佐 华北派遣军宪兵队
长野间贤之助宪兵大佐 香港宪兵队长
泽荣作 陆军大佐 澳门特务机关长
重藤宪文 陆军少将 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长
左近允尚正海军中将 中国派遣舰队参谋长
金沢朝雄 宪兵中佐 香港宪兵队长
田村刘吉 海军少将 第83警备队司令、第14根据地司令
田中透 陆军少将 台湾混成旅团第2联队
长久保孚 文官、工学博士 抚顺煤矿矿长
伊达顺之助满洲陆军上将 特务、伪满洲国自治联军司令 。
1， 沪淞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 中正
2，”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处40人死刑，因太过分，经联络班向国防部恳切要求，乃将被告全部移交上海军事法庭再审，结果40人全部无罪返国。“ 冈村宁次 日记
3，“关于日本问题之处理，其成败不仅关系远东安全，抑且影响世界和平，而我国实首当其冲，故我政府应积极有所主张与行动。“ 1945.8.12 国防最高委员会《处理日本问题意见书》
4，”今后一切对日工作，应以政治、外交、文化、学术等机构团体之名义行之，其名称及方式,应尽量避免引起日人之反感“ 出处同上
5，1946年10月25日,战犯处理委员会召开了对日战犯处理政策会议。会上，国防部长白崇禧强调要
遵循蒋介石的对日方针，“本`仁爱宽大’ 、`以德报冤’ 之精神”制定“宽而不纵，使正义公理与民族情谊,兼筹并顾”的政策，为会议定下了调子。会上，战犯处理的主要负责部门国防部第二厅提出“对日应高瞻远瞩，处理战犯宜从大处着眼,不必计较小节,并迅速结束战犯处理业务”的提案。其主要理由是“为确立中日两国将来永久和平,昭示我国以德报怨之精神,对国际国内最重要之日战犯,应予依法审处,以为惩一戒百外,其他普通战犯,宜从宽处理,以示我宽大之态度”。会议基本采纳了这个提议。决定除对南京等地的大屠杀首犯“从严处理”外,对日本普通战犯的处理,“以宽大迅速为主” ,要求对已拘留的战犯,要在1946底前审理完毕,“若无重大之罪证者,予以不起诉处分,释放遣送返日”。 出处：中日外交史料丛编: 七[M ].台北: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印, 1966. p355~359
6，
表内数据解析：
1），到1949年初，军事法庭共判处日本战犯死刑145名，有期及无期徒刑300，占总嫌疑人1/5。
2），被判死刑人数占 盟国乙级战犯审判所判日本战犯死刑总数的1/6。
1949年，新中国成立。
1955年底，侦讯工作结束。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侦讯工作团的成员，宣布了中央处置日本战犯的决定。即“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也应是极少数,起诉书应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有一般罪行的战犯不起诉”。当时,许多工作人员对中央这一政策不理 解,认为太宽大了。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20年后,你们会看到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最后中央根据侦讯工作团所提供的材料,决定在抚顺关押的日本战犯中,对36名犯有特别严重罪行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太原战犯管理所则筛选出9名重要的日本战犯予以审判。（王和利,张家安,赵兴文.审判日本战犯始末[J].湖南文史 存疑）
1956年4月2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设立法庭，对在押的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公审。同时，《决定》还决定：鉴于1062名日本战犯（共关押1109人，关押期间死亡47人）在关押期间成功地进行了人道主义的教育和改造，对自己的罪行已有不同程度的悔改，中国政府决定仅对部分犯有严重罪行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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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说几句好话 划掉）：
1，战犯分甲乙丙级，甲级战犯不必多说，由远东军事法庭进行了审判。国民政府作为受害国审理的是乙级和丙级战犯。主要是中下层具体实施犯罪的军官士兵。
2，通过：
1，民众检举，
2，投降日军填写自身经历的卡牌。
3，党国钦定。
相应存在：
1，是极大地存在民众怕出头，不举报。
2，战争破坏，人证在战争中被杀害以及日军战败前销毁，造成人证物证取证困难，加之对国际法有研究的司法人员较少，出现定罪困难，不得不施放的情况。
3，国共内战爆发也造成了一部分未进行的审判草草结束或没有审判。1949年2月上旬，党国败退时期，将一批未审判战犯押送日本，由驻日美军和新日本政府管制，随后50年代陆续释放。
4，党国关押期间，口粮给养”按国民政府军队的标准提供“，不带手铐脚链，周末可以文娱活动。
新党国关押期间，”管理所的职员们得到的粮食还没有战犯多,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新井利男）
无论，新旧党国，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均涉及到了日后与日本政府的新关系的考虑。
从各种资料均可以证明，与某些人所嘲讽或某些宣传部门所自夸的民族之纯朴宽容无关，而与政治力量消长有关。（某党统一战线的政工除外）
无他，我国积弱也。
造成影响也有好又坏，前者，例如新中国释放的武部六藏，藤田茂等人为中日邦交作出了重要贡献，后者，清算不彻底，日本右翼存在不思悔改的一部分。
以德报怨？以直报怨！
最后：
上述不刻意针对新旧党国任何一方。
可以说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兵几乎全员战犯，你能找到一个没有做过抢劫杀人强奸这三者其中之一的日本兵吗？
很多人说什么宽大处理能引导他们忏悔。我们先不说什么宽大处理的对错，就说这个结论，日本兵忏悔了吗？国内报道的比较多的是某某日本老兵来中国道歉，但是要知道当时日本兵数量几百万，有几个忏悔了有几个道歉了？因为忏悔的人稀少，所以每当有一个我们就大肆报道，这可以算了另类的幸存者偏差。
但是更多更多的是更多的日本兵回到日本之后把自己在中国做的事当作谈资，去跟邻居去跟同事炫耀，不要说忏悔，他们根本就没有觉得自己有错。
我不是胡编乱造，你看看日本出版的日本老兵回忆录，看看那些日本媒体的采访，看看那些老兵嘻嘻哈哈地回忆自己是怎么绑中国姑娘，怎么杀中国少年兵的，你就只有一个想法，为什么没杀了他们？
70年代有部日本电影女囚さそり，其中有个情节就是一个日本老兵炫耀自己在中国强奸姑娘的事（截图的那句台词就是说“把藏在那里的姑娘一下子抓了出来”），然后旁边那些男的很兴奋，在那里叫喊。看了这样的老兵，还有人谈什么忏悔原谅吗？
这部电影跟战争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段？因为这个场景在当时的日本非常常见，所以导演就搬了上来。
这个转推的人也说她妈妈以前上班的那个工厂社长也是一有空就说类似的事。
还有别的推文说有日本老兵居然在那里夸夸其谈自己把瓶子塞进女性生殖器里的事。这还是人？然后还在日本活的好好的？你跟我说忏悔？
这种日本老兵真的是占大多数，去日推上看看日本40岁左右的人关于二战的推文，很多都是直接从日本老兵那里直接听来的（日本年轻一代听的比较少了），非常非常多的类似的事，没听到几个忏悔的事。
说回到这个题目，这些恶贯满盈罪行滔天的人为什么当时还要宽大处理？我不知道，我是真的无法理解，想来想去一个合理的解释大概就是当时的决策者没办法对普通人受的苦感同身受。
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战争期间受摧残最多还是穷人，看看战争回忆录里面，大部分情况下只要有点钱能跑的人都在日本人占领前跑掉了，留下来的大部分都是跑不了的穷人。这些穷人的苦难上面的人又有几分能共情？
除了这个理解我真的想不出合理的解释。还有人扯什么长远利益扯什么战略？真的不想说什么，把恶贯满盈的日本兵放回去了到底能有什么长远利益？清算那些日本兵，为同胞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又是损害到了什么战略？什么战略利益这么重要以至于直接无视了战争中那些受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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