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能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却至今未能控制？
以下将从几个关键维度进行详细阐述：
一、 中国能够控制疫情的关键因素：
1. 强力的中央集权和政治体制优势：
高效的决策和动员能力： 中国共产党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能够迅速做出并执行重大决策，无需经过漫长而复杂的政治辩论或国会批准。一旦中央下达指令，各级政府和部门必须立即响应和执行。
全国性、强制性的封锁和隔离措施： 在疫情初期，中国政府果断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封锁措施，包括对武汉这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进行封城，以及对湖北省其他地区实施严格的出行限制。这些措施有效阻断了病毒的人际传播。
集中资源和快速响应能力： 国家能够集中全国的医疗资源、人力物力投入到疫情的防控和治疗中。例如，在短时间内建设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征集了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并且能够快速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和溯源追踪。
强大的社会执行力和民众的配合： 在中国，政府的号召力相对较强，民众的集体主义和服从意识也相对较高。在疫情初期，为了国家大局，大部分民众愿意配合居家隔离、戴口罩、减少出行等措施。
2. 疫情爆发的地理位置和早期应对策略的有效性：
地理优势和交通管制： 疫情爆发初期主要集中在武汉，该市虽然是交通枢纽，但在封城之后，通过切断对外交通，有效限制了病毒向全国其他地区的扩散速度。
“清零”政策的早期实施： 中国采取了“清零”政策，目标是将境内新增病例降至零。这包括严格的边境管控、大规模的核酸检测、精准的流调和密接者追踪、强制隔离，以及一旦出现疫情就采取区域性甚至城市级的封锁。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但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地压制了病毒传播。
迅速进行病毒溯源和基因测序： 中国科学界在疫情初期迅速完成了病毒的基因测序，并将其公之于众，为全球的病毒研究和疫苗研发提供了重要基础。
3. 大规模检测和追踪能力：
“应检尽检”策略： 在疫情高发地区或出现零星病例时，能够迅速对区域内人口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快速发现并隔离感染者。
强大的信息技术和数据追踪： 利用健康码、行程码等技术手段，能够高效地追踪感染者的接触史和活动轨迹，从而进行精准的流调和隔离。
4. 医疗体系的韧性和资源调动：
集中收治和资源倾斜： 所有确诊病例都被集中收治在定点医院，由国家统一调配医疗资源，确保治疗的有效性。
经验的快速积累和传播： 医护人员在实战中快速积累了治疗经验，并能迅速将这些经验通过培训、指南等方式传播开来，提升了整体治疗水平。
二、 全球至今未能控制疫情的关键因素：
1. 政治体制和政策执行的差异：
民主体制下的决策和执行挑战： 许多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的决策过程更加复杂，需要经过议会辩论、多方协商，难以像中国那样迅速做出并强制执行大规模的封锁和限制措施。
地方分权和执行力度不一： 一些国家实行联邦制或地方分权，各州、各地区在疫情应对上的策略和执行力度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导致防控效果不均衡。
公众对强制性措施的接受度较低： 在注重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国家，大规模的封锁、强制隔离或疫苗接种等措施可能面临较大的社会阻力，难以百分之百执行到位。
政治极化和信息误导： 疫情政治化、信息茧房、反疫苗情绪等问题，在一些国家加剧了疫情的传播，削弱了政府的防控能力。
2. 疫情爆发的普遍性和早期应对的滞后性：
全球多点爆发和快速传播： 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许多国家在疫情初期未能及时识别病毒的传播力和危险性，错过了最佳的控制窗口期。
早期信息不透明和误判： 一些国家对疫情的初期认知不足，或低估了病毒的威胁，导致早期防控措施不够有力或不及时。
全球化带来的快速传播： 现代社会高度的全球化和人员流动，使得病毒能够快速跨越国界传播，为各国争取了有限的防控时间。
3. 检测、追踪和隔离能力的不足：
检测能力不足和响应缓慢： 许多国家在疫情初期面临检测能力不足的问题，导致感染者无法被及时发现和隔离。
流调和追踪困难： 在人口密度大、人口流动性强的城市，有效的流调和追踪变得异常困难，尤其是当病毒已经广泛传播时。
隔离措施的执行难度： 强制性隔离措施的执行需要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和资源支持，许多国家难以做到像中国那样大规模、高强度的隔离。
4. 病毒的变异和疫苗接种的挑战：
病毒的不断变异： 新冠病毒（如Alpha、Delta、Omicron等变种）的出现，使得病毒的传染性、致病性或免疫逃逸能力发生变化，不断给防控带来新的挑战。
疫苗接种的进度和公平性： 虽然全球疫苗研发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疫苗的生产、分配和接种在全球范围内存在不均衡。疫苗的普及率、疫苗有效性（尤其是在面对新变种时）以及疫苗犹豫等问题，都影响了全球群体免疫的建立。
“与病毒共存”策略的转向： 随着病毒的传播和变异，许多国家逐渐调整了防控策略，从“清零”转向“与病毒共存”，重点放在医疗资源建设、重症防控和疫苗接种上，这也就意味着病毒的传播将难以完全被控制。
5. 经济和社会成本的考量：
封锁措施的巨大经济代价： 长期、大规模的封锁措施会对经济造成严重打击，许多国家政府在平衡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之间面临两难。
社会承受能力和自由的权衡： 各国对封锁、限制出行等措施的社会承受能力不同，在保障公民自由方面，各国也采取了不同的取舍。
总结来说，中国之所以能在疫情初期有效控制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带来的高效决策、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民众的高度配合，以及在疫情爆发初期采取了最严厉的封锁和“清零”策略。
而全球未能控制住疫情，则是因为病毒的全球性传播、各国不同的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策执行能力，加上病毒本身的变异和疫苗接种的复杂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中国在初期控制住了疫情，但其“清零”政策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并在后期随着奥密克戎变种的出现而面临调整和挑战。而其他国家采取的“与病毒共存”策略，虽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恢复得更快，但意味着病毒仍在持续传播，对公共卫生系统和脆弱人群构成长期威胁。这是一个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没有单一的“正确”答案，各国都在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探索和调整。
网友意见
中国是河流文明，欧美各国是海洋文明。
河流文明擅长应对极端灾难，海洋文明擅长开拓扩张。
河流文明以农耕为基础，以治水来巩固耕地，治水必须凝聚众人，所以河流文明的内核是集体主义。
海洋文明以贸易为基础，以探索来实现价值，探索需要勇气与冒险，所以海洋文明的内核是个人主义。
河流文明依赖于耕地，耕地是固定资产，只能守护，无法转移，所以河流文明面对灾难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计代价的挺身而出。
海洋文明依赖于货币，货币是流动资产，便于携带转移，随时可以带走，所以海洋文明面对灾难的第一反应是计算成本与收益：收益远大于成本，则可一战；成本远大于收益，则溜之大吉，哪怕身后洪水滔天。
远古时期的大禹治水、李冰的都江堰，现代的长江抗洪、汶川抢险、还有这一次的新冠都是这样，灾难来临的时候，从高层到基层都是举全国之力不计代价来应对，这样才能控制疫情。
河流文明与海洋文明在应对灾难时，对比强烈，现在的新冠就不用说了。
说说中世纪的黑死病和清末的东北鼠疫。
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让欧洲人口减少三分之一，2500万人因此丧生。
黑死病来临的时候，掌握大量社会财富和资源的贵族、官员带着仆人和金银器皿，纷纷逃往海外，逃往乡下，躲到别墅里寻欢作乐，对城中平民的惨状置之不理。（参见今天的美国权贵和金融资本家）
各国的君主虽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有心扑灭瘟疫，但是欧洲的君主们只是众多贵族中的一个总领主，没有自上而下的健全的行政体制，无法快速动员征集应对瘟疫的人员和资源，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臣民们一批接一批地死去，无计可施。（参见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推诿扯皮）
再看中国，清末中国东北也爆发了一场惨烈的鼠疫。
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爆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之后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患病较重者，往往全家毙命，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将其房屋估价焚烧，去执行任务的员役兵警也相继死亡。一时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东北爆发鼠疫的这一年，正是清政府被推翻的前一年，腐朽的清政府已是油尽灯枯，行将就木。就是这个烂的不能再烂的清政府，仍然能够控制这场惨烈的鼠疫，最终死亡的人数只有6万人。
当时清政府任命伍连德为总医官，到东北主持防疫工作。
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博士级医学专家和公共卫生学专家，时年31岁。
伍连德首先要求所有患者以及与患者接触过的人全部隔离。清政府对伍连德所有要求全部给予支持，为了按照伍连德的计划执行分区，政府从长春调来了1160名士兵对疫区内实行交通管制。疫区内被分为白、红、黄、蓝4个区域，所有居民严格禁止到别的区域活动。
此时死于鼠疫的人越来越多，刚开始清政府还给予死者薄棺以下葬，到了后期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多，死者直接被放在坟场，伍连德左思右想发现要处理这些尸体，唯一的办法就是集中火葬。但是这个办法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异于掘人家祖坟。
伍连德知道只有皇帝的圣旨才能让火烧尸体得以进行，他带着当地的官员和乡绅到坟场去走了一圈，就让他们顿时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在伍连德向朝廷上书的同时，官员乡绅们也联名向吉林总督申请，强烈要求批准火葬，最终，清政府同意了这个要求并下达皇帝圣旨。在伍连德组织集中尸体焚烧的工作时，沙俄防疫部门也派人在此旁观，后来他们也效仿了中方做法。
控制东北鼠疫，伍连德博士居功至伟，但是如果没有清政府从上到下行政体系的支持，伍连德博士再有天大能力，也无法发挥出来。（参见美国的福奇博士，连说真话都不敢，说了就会被炒）
所以说，我们现在能控制住新冠，是因为我们是河流文明，文明基因中自带应灾模式。
而以欧美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在极端灾难面前，只会发生一件事：权贵出逃，平民等死。
2021.1.4 更新：
评论区的很多朋友提到了《海殇》，说实话，我没看过《海殇》也没看过《河殇》，既然朋友们说起来，就立刻去恶补了一下。
非常反感《河殇》，完全看不到自己文明的长项，反而用别人的长项，来攻击自己的短板，本质是源于自卑的自我否定。
《河殇》产生于80年代中期，那时的中国与欧美相比，确实有很大差距。
现在看来，《河殇》的那些人，因为差距而全盘否定自己，否定自己的文化，不是蠢就是坏。
中国现在的发展已经把那些人的脸打烂了。
《海殇》倾向于另一个极端，就是批判欧美的价值观，用自己的长项去攻击别人的短板，作者不坏也不蠢，思维很跳跃，很有趣，只是有点点刻意地迎合。
以前的时代，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没有全球性的灾难。
在岁月静好的时代，海洋文明崇尚自由、冒险、探索和开拓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这次新冠疫情是第一次全球性灾难，海洋文明各行其是、唯利是图、不顾大局、互相牵制的缺陷就显现出来了。
纵观欧美各国，都没有迅速出台强力的应对措施，导致疫情越来越恶化。
而河流文明与生俱来的中央权威性和社会动员能力，使之能够迅速采取强力有效的措施，来遏制疫情的发展，最终控制住疫情。
这场疫情，让海洋文明的缺陷暴露无遗，让河流文明的优势彰显于世。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商业繁荣是科技进步的前提，全球化时代，海运低廉的成本注定了国家必须面向海洋，才能让商业繁荣。
所以，一旦灾难过去，海洋文明的优势将继续主导全球发展。
中国有河流文明的传统，有漫长的海岸线，以及优良的港口，有发展海洋文明的优良地理条件。
如果中国能汲取两种文明的长项，让社会有上下一心的强大动员能力，又让个人有自由、探索、开拓的勇气，就再没有人能够遏制中国的崛起。
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
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毛泽东
一、万户萧疏
血吸虫是一种肆虐我国至少2000多年的疫病，古代和近代一直都是不治之症。
被血吸虫感染会让儿童停止发育，妇女体弱而丧失生育能力，青壮年也会影响劳动能力。到了晚期甚至腹大如鼓，丧失劳动力以至死亡。因此血吸虫爆发的地方经常会有“寡妇村”、甚至无人居住的鬼村。
患此病者血吸虫在人体内产卵，随粪便排出，在水中孵化为毛蚴，侵入钉螺，发育繁殖为尾蚴，逸至水中，一般人接触有尾蚴的水即侵入体内导致发病。
南方多水田，只要夏天劳作皮肤接触到生水就有可能感染血吸虫，在当年全靠手工劳动的时代，血吸虫十分难以防控。
二、夜不能寐
1955年仲夏正当农忙时节，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到了杭州，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开会期间不要搞其他活动，要帮助他去了解当地农民的生活情况。
然后工作人员就到附近农村实地考察，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好不容易分到地，不在受压迫的农民，很多患上了血吸虫病，有人甚至肚子大的像冬瓜，面黄肌瘦丧失劳动能力，有地种不了，只能躺着等死。
工作人员把了解到的情况反映给毛泽东，他听后寝食难安。毛主席的卫士后来回忆时的情况，毛主席说：“我睡不着。你们这次去看，那么多孩子，那么多年轻人，那么多上了岁数的老人，都得了血吸虫病，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啊。”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
对血吸虫病要全面看，全面估计，它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应该估计到它的严重性。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
口号喊出来了，但要怎么消灭？
日本当年技术比我们发达，工业基础比我们好。他们的用水泥密封了河岸，即便如此仍旧20多年都没能消灭血吸虫病。当年那个刚刚成立几年，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真的可以做到吗？
三、开创体系
中国的防疫还有医疗卫生体系是非常独特的，和西方国家不同，甚至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不一样。
这种独特的体系，便是那个时候开始建立的。
1955年7月，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对18种传染病的管理办法。同年11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杭州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消灭血吸虫病，‘血防’工作要由党委统一领导。”
同年11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消灭血吸虫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实行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原则，并确定了“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依靠互助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防治，七年消灭”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方针。
大体概括一下就是
1、防疫工作是各级党委负责的一项政治任务；
2、要充分发动群众；
3、结合科学技术；
4、卫生、农业、水利、畜牧等多部门合作；
5、中西医结合
这几条是不是很眼熟？现在的防疫工作其实就是借鉴60多年前消灭血吸虫的成功经验。
四、六亿舜尧
要消灭血吸虫，首先要消灭作为中间宿主的钉螺。但钉螺体积小、分布范围广，而且繁殖能力非常恐怖，日本当年在血吸虫防控上失利，很大的原因就是对付不了钉螺。
钉螺的幼体多生活中水中，成年钉螺则喜欢河岸的草丛。灭螺必须水上水下一起搞，真的做起来绝对是一件改天换地的大工程。更何况50年代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根本什么大型机械。
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充分发动群众”。
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农业合作化已经初步完成。千百年来农民分散的力量第一次结合起来，而且还有了统一的指挥，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
华容县《血防志》记载：“1958年11月5日，钱粮湖灭螺围挽工程开工，投入劳力18.82万人。至1959年1月13日第一期工程告竣，围挽洞庭外洲有螺面积三十万亩。”
当年华容县总人口不过40万人，调动接近20万劳动力可能已经接近青壮年的总和了。
据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有关资料记载：“江西余江县从1956年春至1957年冬，先后为灭螺填掉旧沟347条，全长19万余米，填土一百多万方，开新沟119条，全长11.6万多米，挖土44万多方；扩大耕地面积532亩，改善灌溉面积1500多亩。
管中窥豹，可见当年各地灭螺运动气势之恢弘。
今年的全民居家、不串门、不聚会、不恐慌、戴口罩等等全民抗疫的行动，其实都是当年地动三河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以来，“送瘟神”从来都不是一城一省自己的事，而是一方有难全国支援。
在当年也是如此，只要有血吸虫爆发的地区，都会有各地的医护人员冲到疫区最前线。
这个场面是不是很眼熟？
今年支援武汉的最美逆行者，只是换了一代人，换了更先进的设备，但仍然是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光荣传统。
不只是医疗队，其他行业纷纷为对抗血吸虫贡献力量。
药厂加班加点的生产抗疫需要的药品，科研人员研发新的抗虫药，纺织厂也抓紧赶制多层防虫袜，让农民下水田劳动的时候避免被血吸虫尾蚴钻进体内。
五、瘟君何往？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
毛主席得知喜讯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于是写下了著名的《送瘟神二首》：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余江县只是一个开始，全国各个血吸虫疫区在后来纷纷传来喜报。
上海市青浦县任屯村曾险些因为血吸虫彻底绝户。当时任屯村全家去世的有97户，仅剩一人的有28户，侥幸活下来的仅461人。
经过1955至1962年的送“瘟神”运动，村民健康情况大大改善，村里组建了农民篮球队，在1963年参加全县运动会，夺得冠军。
福建省福清县的东张一带本是重疫区，漫山遍野都栖息着钉螺，老百姓大多逃难，十室九空。
解放后当地政府号召群众查螺，还从外地调来一万多名解放军战士和农工，采取喷雾器喷药、火烧、药物泥糊等办法，硬是将漫山遍野的钉螺全部消灭了。
如今此地已建成“石竹山旅游区”，成为福建省的八大旅游胜地之一。
江苏昆山县因系血吸虫病重疫区，通过大搞群众血防运动，出兵人数从百余人增加到1000多人，体检合格率从21.6%上升至79.8%。
中国防疫、抗疫工作不是什么机密的东西，买张报纸就能学到，其中也没有什么先进的技术。总结起来就是毛主席的一段话：
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然而同样血吸虫泛滥的日本，其最大的感染地带山梨县在1996年2月才宣布血吸虫病流行终结。
这就像是一条阳谋，我做的事情都是公开的，你想学我甚至可以教你，但你却做不到。
因为你的上层精英和人民群众是割裂的，你不可能将他们结合起来，让他们互相信任、互相配合，更不可能调动人民的伟大力量，所以防疫工作是肯定是做不好的。
如果疫情逐渐成为常态，那就会产生巨大的”疫情利益集团“。
ICU放不下病人，无非是lowlife们的死亡，只要有足够的荒岛，就起不了一点波澜；如果扩建了ICU，招了护工，却没有人去付费住它，则会导致医院的破产，形成系统性经济危机、医疗危机。
互联网公司们在疫情下，作为隔离者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赚的钵满体满，而这个增长势头则用来取悦股东，描绘出公司的美好前景。如果人们走出家们，他们的美好前景就会不再。
还有各种其他的疫情利益集团，在”自由民主“的招牌下，他们绝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疫情中已经到手的利益。他们想要更多，更多。
制药公司巨额投入，研究出了新冠的药品，不管有没有效果，他们总是需要足够数量的新冠病人，来回收他们的成本。
疫苗公司巨额投入，研究出了疫苗。他们一定希望大家都去买他们的疫苗，而且不是每人一针、两针，而是每人每年都要打一针，还需要付大价钱才能打针，让新冠病毒像天山童姥的“生死符”一样，这样，股东们的利益才能最大化。
而“自由民主”的框架下，又允许他们自由地雇佣各种媒体，NGO，白手套，用各种谣言，各种曲解，对生活中的现象做出各种奇怪的解释，提出各种似是而非解决方案，以给人们洗脑，使真实的世界向他们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
下面让我们来复盘2020年惊心动魄的新冠疫情事件。
明初奇人刘伯温在《救劫碑文》中有一句名言传颂很广：“十愁难过猪鼠年，甲子丰收庚子乱”。盘点中国近代史，庚子年给中国人民留下的都是苦难的记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然后是百年屈辱史；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然后与清政府缔结了中国历史上最屈辱，赔偿金额最高的《辛丑条约》。
1960年，我们工业化进程出现严重挫折……
2020年，我觉得是向上追溯180年庚子年历史中一个转折之年，这一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将毫无悬念地被载入历史。
1 西方的傲慢
2019年12月，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虽然陆续也有新闻报道，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把它仅仅当做一则不起眼的新闻而已。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不明原因的肺炎将对中国造成怎样的冲击。
2020年1月，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开始零星扩散，开始有一线医护人员怀疑这是类似SARS的传染性疾病，但是当时患者数量不足，还不能得出人传人的结论。
转折点是1月19日，钟南山临危受命紧急赶往武汉，次日再赶到北京汇报，1月20日，钟南山在记者招待会上首次提出，这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
消息一出，举国震动！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
武汉封城之后，全国舆论掀起一场风暴，公众普遍质疑武汉方面面对这样具有高度传染性疾病反应迟钝，各路媒体反复梳理武汉疫情前期过程，把武汉方面的失误反复鞭打。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其实新冠疫情早在去年6月就在意大利出现，并且扩散到全世界，美国CDC现在也承认去年12月美国就出现大量新冠疫情患者。
如果说反应迟钝、应对失误，这些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武汉方面差距至少有八条街，但是那时武汉方面却是唯一的焦点。
中国武汉爆发疫情国际舆论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其中不乏借机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攻击，然后有一张著名的图片广泛流传。（西方媒体指责中国限制措施侵犯人权）
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更为恶毒。（美国纽约时报：《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
在铺天盖地的国内国际舆论风暴中，也有人提出如果新冠疫情首先在欧美国家出现会是什么结果，然后舆论场上无数公知大V就跳出来论证美国、日本等国家不但对传染性疾病有一整套严密的防控机制，而且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信息透明，所以即使有疫情发生，也很快就能扑灭。
应该说公知大V吹捧欧美国家也不完全是“毫无依据”，他们所有的说法当时都是有“国际共识”的。
美国名校霍普金斯大学的著名智库经济学人在2019年发布了一个全球卫生安全指数。在这个卫生安全指数里中国各项指数都偏低，总分仅48.2分，全球排名51位，“响应”排名47位，“规范”排名141位，有50个国家综合指数在中国之前。
而大美利坚合众国排名第一，总分83.5，远远领先排名第二的英国。
在武汉封城之后，智库经济学人还发布了一篇雄文，声称按照他们建立的模型显示，“中国这种体制不利于抗击疫情”，而美国的体制“响应更迅速，更透明、行动更能及时纠偏”。
是的，在美国精英阶层眼里，中国应对公共卫生安全能力，甚至还不如厄瓜多尔——就是那个社会治理非常低下，后来爆发新冠疫情之后，大量尸体都无法处理，用塑料袋包裹堆在家门口或者街边的厄瓜多尔。
2 中国的抗疫战争
在国际舆论冷嘲热讽之中，中国却发起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抗疫战争。
武汉在经历了短暂的慌乱与无序之后迅速进入战时状态。
上千万人居家隔离，十天建成火神山医院，在一个月内建设16家方舱医院，设立定点医院255家，隔离病房22.5万间，救治病床11.7万张；
核酸检测量从疫情之初每日300份提高到5月的132万份；
累计开展流行病学调查10万人，追踪管理密切接触人群28.5万人；
供应链运行良好，武汉封城期间物资供应充足，物价平稳；
在这一切成绩的背后，是全国人民对武汉的鼎力相助——
在疫情期间有346支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965名公共卫生人员火线驰援，19个省对口帮扶。
全国10%的重症医护力量集结武汉，25%的ECMO集中在湖北，社会各界捐款151亿，捐物1.59亿件，无数医护人员、志愿者争先恐后驰援武汉，可歌可泣的事件层出不穷。
2月之后，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开始实施最严格的防控措施，14亿国民自动服从国家号召居家隔离，几百万公务员，几千万共产党员被有效组织起来在抗击疫情一线冲锋陷阵——迅速完成社区隔离、疑似患者筛查、供应链组织等工作。
在西方智库评价体系里，中国这个应对流行性疾病排名只有51位的国家以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表演让全世界媒体都目瞪口呆。
在中国，筛查如同战争片——
中国一个最基层的居委会只有几个工作人员，但是只要动员令一下，却能迅速组织几百名志愿者（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迅速完成社区封闭、监管、排查、宣传工作。
在中国，追踪就是侦破片——
对于确诊患者密切接触人群的追踪我们不但在社区进行拉网式反复筛查，更要联合卫健、公安、统计、通信部门进行抽丝剥茧式追踪，将潜伏在人群中的无症状感染者全部找出来，有效防止了疫情的扩散；
中国政府与人民出色的表现，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介绍中国经验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3 冷嘲热讽与落井下石
当中国在与新冠疫情拼死决战的时候，西方国家在做什么呢？
它们在冷嘲热讽，在冷眼旁观，在落井下石。
武汉封城，
它们说我们这是侵犯人权；
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时，
它们说这是中国版的“切尔诺贝利时刻”；
当日本人好心提醒欧盟国家要重视新冠疫情时，一个意大利官员居然说，这是黄种人才会感染的疾病。
三体有一句名言——弱小与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这句名言用在西方国家真是在贴切不过了。
最令人寒心的是，当中国因为抗击疫情工厂大面积停工，经济严重停滞的时候，某些国家与地区落井下石的表现令人齿冷。
美国第一时间宣布中断与中国的航班，并派出军舰闯入我南海；
印度与台湾地区宣布对华禁售口罩等医疗物资；
美国商务部长公开宣称：新冠疫情将有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
印度交通部长直言不讳表示：疫情之后，中国全球工厂的地位将被削弱，印度会吸引更多投资。魔笛政府甚至雄心勃勃划出46万公顷土地准备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链。
2月初在日本横滨爆发的钻石公主号事件如同一面照妖镜让一票西方国家丑陋无能的嘴脸原形毕露。
口口声声标榜自己“人权至上”的几个西方发达国家的表现让人倒尽了胃口，面对钻石公主号上3711人的人道主义灾难，英美两国是推卸责任不闻不问，日本是应付舆论敷衍了事，最后眼睁睁看着邮轮在横滨停靠半个月不能上岸，传染病例超过700人！
当时我就预言，西方发达国家如果爆发疫情，结局绝对不会好！
4 西方的策略
果然，3月新冠疫情陆续在西方各国爆发之后，这票号称应对流行病准备最充分的国家的表现让人瞠目结舌。
美国，川普在疫情之初的表态：
——“我可以代表美国说我国疫情尚在掌握之中”
——“没什么需要恐慌的”
——“新冠病毒会奇迹般地消失”
——“新冠病毒是民主党的新骗局”
——“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做好了准备；我们有全球最好的专家”。
英国：
3月12日，英国首相公布了英国的防疫政策：“群体免疫”策略。
“让英国绝大部分的人感染新冠病毒，这样虽然会有一部分人会因此死亡，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将会活下来，并且获得抗体，从而获得群体免疫力。”
日本：
2月初，日本厚生劳动省大臣加藤胜信公布了日本的防疫策略：从预防感染的政策角度来看，为所有人实施PCR检测并非有效对策，需将有限的检测资源集中用于有重症化风险的患者。
瑞典
严格执行“群体免疫”政策，好吧，就是躺倒任由病毒蹂躏。
德国
德国采取典型的缓解策略： 强调新冠肺炎不可能被完全阻断， 采用大流感的管理模式，全民教育，降低社会活动度，通过家庭自我防护，降低疫情传播，主要注重对重症病例的救治。
5 三观尽碎
说实话，原本我对中国崛起很有信心，但是对于西方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国民素养、科技发达还是比较认同的。
虽然我也认为他们社会治理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在新冠疫情这张考卷下，西方国家不但面对疫情态度消极，而且应对疫情的治理能力之差，道德底线之低让我三观尽碎。
比如，中国一旦遇到突发性自然灾难，我们立刻就有无数志愿者站出来，自发承担救援物资组织、救济、援助等工作。
在我想象中，西方国家基层志愿组织更为发达，并且还有成熟完善的社工文化，所以，遇到新冠疫情西方国家志愿者组织应该有更为出色的表现。
但是，在西方国家爆发新冠疫情之后，我根本看不到大规模系统性志愿者的身影。
虽然意大利、法国等等国家也陆续颁布了封城的命令，但是无论是执行居家禁止令还是旅行禁止令，这些国家主要靠军队与警察来执行，并且效果很差。
而中国靠着居委会大妈、脾气暴躁的村支书以及志愿者就让14亿人乖乖待在家里，严格执行每户人每2天出门采购一次的规定。
比如，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通过呼吸系统传染的疾病，所以我们人人佩戴口罩，回家就洗手，甚至还对全身衣服进行消毒——在我们看来，这些不过是常识性操作而已。
但是这些常识性操作在西方国家却是另类，他们不但抗拒佩戴口罩，还喝消毒液，焚烧5G基站（认为是基站在传染病毒），抵制居家禁止令，组织大规模集会。
比如，我们都认为西方国家都有一套完善的疾病防控机制，包括信息采集、追踪、疾病监测与收治等等。
但是新冠疫情在欧美国家爆发之后，我们眼珠子都掉了一地，这些发达国家不仅社会治理极差，基础设施不行，连基本信息采集都错漏百出。
以美国为例，号称全球科技最发达的国家，联邦政府居然没有一个可靠的病例上报系统，逼着彭斯一个个给全美医院发函，要求他们向联邦政府上报数据，至于对确诊患者密切接触人员的追踪，西方一票发达国家居然没有一个能做到。
吐槽一下：好莱坞大片中那种敲几下键盘就可以几秒钟之内在全世界锁定目标的本领去哪儿了？
比如，我们觉得民主国家信息透明，靠选举执政的官员应该要对民众负责。
但是看看西方国家一顿骚操作，前期对疫情或者漠不关心或者拼命隐瞒，后期疫情爆发后制造各种“群体性免疫”理论——
实际就是对疫情不管不问，最后导致疫情全面爆发，截止到12月欧洲死十几万人，美国死几十万人，居然没有一个官员被问责。
而中国仅仅是湖北方面前期应对疫情不当，就有3000多官员被问责撤职！老实说，我觉得湖北这批被问责的官员随便拉一个出来表现也比西方国家不被问责的官员强得多！
比如，公知告诉我们，民主国家没有腐败。
结果美国总统安排自己女婿负责医疗物资采购，这些联邦政府采购的医疗物资被转手交给5个私人医疗公司，然后医疗公司将这批物资采用竞价拍卖价高者得的方式卖给各个州政府——
这种肆无忌惮发国难财的行为，美国从政府到新闻界居然熟视无睹。
最重要的是，一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欧美国家却并不如此。
比如，在现代社会政党是什么？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党是现代国家组织里动员力的基础，是国家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是社会的脊梁。
在中国遇到社会性灾难我们习惯了这样的场景：党员先上，然后带动老百姓参与，基层党组织协调。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抗击新冠疫情的战争中，我们共产党员起到了模范先锋作用，疫情期间一共有400多名政府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牺牲在第一线，其中超过70%都是共产党员。
但是在西方国家应对疫情期间，我们却看不到任何政党组织与党员的身影——社区隔离没有，医疗物资采购没有，民间援助更是没有！
只有在美国大选时，我们才看到民主党与共和党开始活跃起来，各种集会演讲，各种社区拉票——好吧，冲锋陷阵时政党组织与党员躲在一边，争权夺利时一个个如同打了鸡血一样积极。
这就是西方国家政党与中国共产党本质区别！
吐槽一下，香港那票形形色色的政党也是如此，搞动乱一个比一个积极（毕竟有境外资金奖赏），选举争权夺利一个比一个上心，真遇到疫情了，全做了缩头乌龟！
6 抹黑与甩锅
因为西方国家腐败、无能，组织涣散，结果新冠疫情毫无悬念在全球大爆发。
面对新冠疫情凶猛的攻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抗疫一塌糊涂，不但不反思总结自己的失误，反而丧心病狂地对中国进行抹黑与甩锅。
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公然将新冠病毒命名为“中国病毒”，西方媒体一拥而上，一段时间“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的报道铺天盖地。
甩锅之后就是发起对中国的“索赔”运动。
美国一些政客与社会组织公然向中国起诉，要求索赔20万亿美元；
英国一家智库要求政府向中国索赔3510亿英镑；
印度一个非政府组织也要求政府向中国索赔；
澳大利亚公然提出要发起对中国的“独立调查”；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
当时很多国人都焦虑未来西方国家会不会联手向我们发难，这个问题我倒是不怕的，试想，连新冠疫情的突然冲击我们都能顶住，西方国家一些政客的叫嚣难道还会让天塌下来？
前段时间德国媒体批评我国搞战狼外交引发舆论热议，很多人还颇为认同德媒的观点，认为我们外交没必要咄咄逼人，没必要四处出击四面树敌，甚至有人觉得痛打土澳也不符合统战的原则，这里讲讲我的看法。
我们不提过去，就看看今年以来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媒体与政客的对华言论。
中国爆发疫情之初，西方舆论不是攻击我们体制，就是侮辱我们是东亚病夫；
好吧，我们忍了；
当我们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时候，西方舆论说这是中国版的“切尔诺贝利时刻”，不但不感激中国为它们争取了一个月的缓冲时间，反而冷嘲热讽；
好吧，我们还是忍了；
当西方国家爆发疫情之后，美国为首的一些政客说这是“中国病毒”，是中国人将新冠病毒传染给全世界；
请问，这还能忍吗？
接下来，就是西方国家发起向中国索赔的呼声；
请问，这能忍吗？
所以，中国战狼外交完全是西方国家步步紧逼的结果，你不与他们斗，不去争，不教训一些反华急先锋，这票国家无中生有就能在我们身上撕下一块肉来，你信不信？
最近我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境外舆论战中获得一次痛快淋漓的胜利，结果就引来了德国媒体“战狼外交”的指责，大家知不知道，为啥这票西方国家只会含蓄地批评中国的外交风格，却没有对赵立坚本人进行攻击吗？
插播一段赵立坚往事。
赵立坚在巴基斯坦担任临时代办兼参赞的时候，曾经怒怼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赖斯。
事件起因是赵立坚在社交媒体推特上批评美国的种族问题，“华盛顿特区的白人从不去西南区（后发文澄清为华盛顿东南区），因为那是黑人和拉美裔的地区。”
此举惹恼赖斯，赖斯发推文称赵立坚为“可耻的种族主义者”，而且“惊人地无知”，推文称，“在正常时期，你会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PNG）。
赵立坚则回击称，赖斯才是“可耻”和“惊人地无知”，赵立坚说他目前派驻伊斯兰堡，但曾在10年前派驻华盛顿，指责赖斯，“把说你不想听的真话的人标签为种族主义者，是无耻与恶心的行为。”
据传，赖斯为此向中国方面投诉，要求中国处理赵立坚。
然后不久，赵立坚却被调任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新闻发言人！
虽然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与新闻司副司长同为副司级，但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新闻发言人地位与影响力显然远远超过巴基斯坦临时代办。
我想起国际外交史上一段经典对话。
20世纪A国与B国剑拔弩张，某日A国一个军官发表了一段言论让B国非常不满，于是B国要求A国处理这个军官，然后A国回应是这样说的——
“我们对于史密斯上尉的言论表示遗憾，我们已经提醒史密斯少校注意自己的言论，如果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我们将对史密斯上校进行严厉的处罚！”
6 拯救全球经济
当全世界都在新冠疫情里打滚的时候，率先取得抗击新冠疫情胜利，并且率先恢复生产的中国向全世界，甚至包括前期落井下石的国家不计前嫌地伸出自己的援手。
我们向几十个国家派出医疗队与专家小组；
我们给上百个国家提供天文数字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物资；
我们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20亿美元；
我们承诺自己研发的新冠疫苗将作为公共卫生产品提供给全世界；
人在做，天在看！
所以，当全世界因为疫情导致经济陷入停摆之时，中国经济却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加班！加班！不停加班！这是今年中国生产企业特别是外贸出口企业的普遍现象。
因为疫情导致全世界生产停摆，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仅存的制造基地。
从5月到11月，虽然人民币连续升值从兑美元汇率7.19升值到6.5，但是也挡不住外贸出口暴增的势头；
医疗物资出口暴增；
手机、笔记本、家用电器出口暴增；
自行车、小家电出口暴增；
纺织品出口暴增；
刚刚过去的11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21.1%，当月贸易顺差754亿美元，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纪录！
中欧货运班列同比猛增105%，海运集装箱一箱难求！
大家知道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中国凭一己之力硬生生拯救了全世界经济！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在疫情爆发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为了撑住经济都不约而同进行大规模印钞放水。
但是如果只有钞票没有足够的商品供应，海量的货币与短缺的物资直接就会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最后经济崩溃几乎是必然的结局。
但是，还好中国的工厂填补了全世界商品短缺的空白，天文数字的中国商品源源不断通过海运、铁路运输到达世界各地，保障了全世界的物资供应，让全球主要经济体仅仅只靠印钞就撑住了经济。
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以及旺盛的需求不但将国际原油价格从负油价硬生生拉回到40美元以上的区间，还拉动铁矿石、动力煤价格节节攀升。
假如没有中国在今年1—2月众志成城的抗疫战争，假如中国现在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在疫情泥潭里打滚，假如现在中国也无法向全球提供充足的商品供应；
现在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模样？
那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年初中国的抗疫战争为全世界争取了1个月的缓冲期，
好吧，被一票发达国家猪队友浪费掉了！
现在中国的工厂生产的商品撑住了全球经济没有崩溃，社会没有失控，所有在年初冷嘲热讽，抹黑甩锅我们的国家——
你们不但欠中国人民一声感谢，更欠中国人民一次道歉！
7 超级烂摊子
那个在今年不遗余力抹黑甩锅中国，各种落井下石的美国现在怎么样了呢？
目前确诊超过1700万，死亡超过30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次世界大战，并且每日还以超过珍珠港事件死亡人数向上飙升。
年初湖北某“著名作家”编造的谣言“满地无人认领的手机”被你们如获至宝，迅速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向全世界传播，现在这些现象正在一一在美国呈现。
对于美国目前的超级烂摊子我想起中国一句古话——
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
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
都不用我们出手，老天爷也会狠狠惩罚你们！
8 非同寻常
复盘2020年让我感慨万千。
过去我一直在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有一个标志性事件让全世界都认同美国衰落的趋势无可阻挡，中国崛起的趋势同样无可阻挡。
但是过去我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这样的标志性事件居然是一场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
在同样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不但将自己的道路优势、制度优势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14亿国民内生性的爆发力凝聚力更是让全球瞠目结舌。
虽然新冠疫情还没结束，但是全球重要经济体对华态度已经悄悄发生变化。
2019年印度退出RCEP协定，当时日本表态，印度不来我就不签，结果今年还是签了；
新加坡总理在签订RCEP协定之后，对外表态，不参加没有中国的联盟；
12月10日德国前副总理菲舍尔撰文：中国赢得了2020年。
2020年即将过去，未来如果我们回望这个不平凡的一年或许才能意识到——我们在2020年见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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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疫情比较成功的国家，大体有以下两个特点之一：东亚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东亚国家的特点：人民理性、听话、温和、容易组织和指挥。
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基层组织能力强，社会动员能力强，做事有计划，领导层坚强有力。
抗击一种新型的传染病，光靠科技、医疗其实是来不及的，最有效的手段，其实就是封锁交通、隔离病患、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全民科普，全民动员，让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社会主义体制+东亚的民族性。
党组织深入到每一个社区和村庄，信息触达到每一个人，所有的医护人员、公务员、民警、企事业单位员工都担负起责任，该救人救人，该检测检测，该消毒消毒，该送物资送物资，所有的大型企业，都听从国家的统一指挥调配，生产最急需的东西，所有的投机都会在第一时间被掐灭。
所有的人民群众，都对国家和政府抱有极大的信任，不反智，不盲从，拥有较高的理性思维能力，能够在关键时刻听从指挥，听取科学工作者的意见，听从医疗工作者的安排，管理好自己和家人.....举个例子，大连出现疫情后全市核酸检测，你看看大家站在寒风中排队等待检测的秩序和自觉性，美国人、英国人绝对做不到。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独有的特点，我们是东亚国家中国力最强盛的国家，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力最强盛的国家。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我们拥有世界第一的工业生产力，我们的工业总产值是美德日之和，我们的交通物流四通八达，我们在根本上不存在物资短缺、匮乏的问题。
所以，感谢我们伟大的人民，感谢社会主义吧。
补充两个不起眼但又很重要的细节吧，可以见微知著，说明一下为什么中国能控制住新冠疫情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做不到。
第一，本土家电制造业的兴起，带动冰箱的普及，让中国每个家庭长期存储食物成为很容易的事情。
第二，中国政府长期的城中村治理和棚户区改造，让中国的城市里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贫民窟。
这两点看似不起眼，中国媒体也很少关注到，但却是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此次无法控制疫情的重要短板。
先说冰箱，得益于中国本土白色家电制造企业的崛起，中国家庭的冰箱普及率从1997年的不到40%上升到2017年的94.1%，基本上等于家家户户普及了冰箱。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很难做到。
在这次新冠疫情期间，封城和禁足导致人们无法出门活动，冰箱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一台冰箱可以保证一个家庭储存三至四天的食物，进而减少人们外出采购的次数。在很多国家，由于多数家庭并没有冰箱，导致人们不得不在疫情期间冒着极大风险每天去菜市场购买食物，而这些地方也成了疫情的高发地。
其实秘鲁这个拉美国家其实不算落后，人均GDP接近7000美元，但家庭冰箱普及率只有49%。很多贫困家庭没有条件储存食物，因此人们需要每天去农贸市场购买食物，而市场的开放时间又有限，因此很容易造成人群拥挤。秘鲁安第斯通讯社报道，5月中旬该国对首都利马6个农贸市场的抽检发现，超过50%的商贩感染了新冠病毒，尤其是利马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感染率高达79%。而这种情况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
其实冰箱只是一个细节，但背后反映的是制造业迅速发展带来的红利，如果不是中国本土家电制造业的崛起，恐怕如今很多中国家庭还是用不起冰箱。
再来说说贫民窟，中国的城市里是没有贫民窟的，这在发展中国家里是很罕见的。
当然中国一些城市有城中村或者棚户区，但这和贫民窟是完全不一样的。先不说中国的城中村或棚户区生活条件比其他国家的贫民窟高很多，而且政府一直以来在花大力气进行城中村治理和棚户区改造，累计为8000多万户贫困家庭（相当于2亿多人）提供了保障性住房，很多城市的城中村和棚户区已经越来越少了。即便还有城中村和棚户区的城市，也是有政府有组织进行管理的，这和很多国家贫民窟政府不愿管，不敢管的情况完全不同。
平时中国政府这些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可能并不能显示出多少卫生和医疗健康作用，但在传染病暴发的情况下就不一样了，居住条件的改善必然会大幅度提高人们的健康安全保障。而在其他发展中大国，贫民窟完全就是新冠病毒肆虐的场所，感染率比其他地区通常高出几倍。
BBC今年7月曾报道过，印度两家机构曾在孟买最大的三个贫民窟选取了7000人做检测，发现竟然57%的人体内已有新冠阳性抗体，而同样的检测，在孟买的非贫民窟地区的阳性抗体率只有16%。
NPR今年6月也报道过，在巴西第一大城市里约热内卢的一个最大的贫民窟抽检发现，四分之一的人感染过新冠病毒，而同时期里约热内卢所在的圣保罗州，抽检的平均感染率只有9.5%。
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进行棚户区改造或者城中村治理，不建设保障性住房，在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和大多数多家一样放任贫困人口自行解决住房问题，那难以想象这2亿多人口会形成多么庞大的贫民窟，进而在此次疫情过程中会增加多么大的抗疫难度。
所以永远要坚信发展是第一要务，而且要平衡发展。先为不可胜，才能待敌之可胜。
最后啰嗦几句宏观层面的，关于中国为什么能控制住新冠疫情，这题的官方答案早就有了，很多答主也提到了。概括来说就是三点——第一依靠领导人、执政党的果敢坚定和我们的社会制度优势，第二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基层工作者、志愿者万众一心，第三是依靠广大医务工作者舍生忘死的职业精神。
民众愿意为抗疫让渡个人权利的意愿越强，越有利于抗疫。这是Alsan等六位学者通过对包括我国在内15个国家/地区370000受访者的调查发现的。
对距今六千多年的积石峡古代大洪水的考证，发现大禹治水的传说确实存在原型。大地震导致黄河一年的水量积蓄在堰塞湖里，堰塞体坍塌，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洪水。洪水让黄河中下游的先民遭遇了灭顶之灾。
洪水携带的泥沙等沉积物淤塞了华北平原上的中小水系，导致灾后华北平原水患频繁。幸存的先民们凭借落后的生产力、稀缺的人手，通过以疏浚河道为主要内容的“大禹治水”，这才让华北平原重获生机。在治水的过程中，权力的不断组织诞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这甚至早于“大禹治水并建立夏王朝”。
可以说，华夏文明的DNA就包括了个体权利部分让渡给宏大叙述，以此战胜困难、换取更美好生活的社会契约。因此我们可以用人的身躯战胜奔腾的江河，也可以战胜洪水泛滥一样迅速传播的新冠疫情。
欧美国家的问题不在于人们过于自由，为了“自由”不戴口罩。而是人们不愿意为抗疫付出远远小于生命的牺牲，以便执行一些很成熟的抗疫经验。疫情泛滥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自食其果，是操纵那些削弱了人民力量的意识形态的统治者自食其果。
最近西方一些比较理智的学者已经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为了继续否认中国xx党和中国体制，他们提出了一个所谓“东亚文化论”。也即是中国防疫成功并非中国体制上的优势而是东亚文化中，人们更加愿意为集体出让个人的一些利益。
给出来的理由是，日本，韩国，……防疫都不错。
截止2020年12月25日，
日本感染21.1万，日本人口1.26亿，16.74人/万人。
韩国感染5.4万，韩国人口0.51亿。10.58人/万人。
然后看看中国，8.7万人感染，人口13.93亿，0.62人/万人。
那么中国的人均染疫数是韩国的1/17，日本的1/27。
然后我们看看西方主要国家：
美国目前染疫1870万，美国人口3.28亿，570.12人/万人。
英国感染人数219万，英国人口0.67亿，326.87人/万人。
法国感染人数253万，法国人口0.67亿，377.62人/万人。
德国感染人数163万，德国人口0.83亿，196.39人/万人。
看到了吗？西方主要国家防疫成绩是一个数量级！也就是10倍以内。这个数字来说西方文化普遍对防疫不擅长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对比日韩跟中国的数据，很明显，中国比日韩要高出一个数量级。这种情况下还笼统地说中国防疫成功仅仅因为东亚文化，就是睁着眼说瞎话！
日本作为最早脱亚入欧的亚洲国家可以当作一个参考点，也就是中国的人均感染人数乘以27是日本，日本的数字乘以27差不多是西方平均数。换句话说，东亚文化确实对防疫有帮助，但政府效能也可以起到相似的作用。
讲句心里话，到今天西方学者还在掩耳盗铃，混淆视听。用歪理邪说来维持他们那可悲的优越感。这就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我一直都认为立场的对立不妨碍向对方学习。今天中国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没有任何历史包袱，无论向欧美学了什么，只要好用就完全不会有任何意见。而欧美则被自己固有的白人至上，西方优越论给绑架。在他们需要向中国学习的时候，疑虑重重，进退维谷。这种失衡的心态如无意外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发挥作用，让西方陷入决策错乱和认知障碍中。而且未来，只要中国在某个方面取得成功，西方就会如这次防疫一样，把它给政治化，坚决不用中国经验，坚决不用中国模式。这将会让西方错失良机，眼睁睁看着中国高歌猛进。
“想要控制疫情，我们究竟需要什么？”
“党中央、国务院、中国疾控中心、国家卫健委、数千个相关专业、超过一万家公立医院、上千万的医生和护士、中建集团、人民警察、人民解放军、基层干部、十几亿众志成城的人民，总之需要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消灭它。”
如果你肯承认一点，即：中国的抗疫成功，政府的贡献只占其中一部分，人民的配合和主动牺牲在其中的作用更加重要。
那么，你也必须同等承认这一点，即：西方国家，尤其是盎撒国家的抗疫失败责任，政府的错误也只占其中一部分，人民的自私和纪律性缺乏在其中的破坏同等重要。
人不能双标。不能成功的时候说成是人民的功劳，失败了就把一切责任推给政府。噢，人民永远没有错，人民怎么会错？错了就是一小撮的错。这样的话术看似不得罪人，把一切责任推给一个虚幻的“政府”，实则只会让人们无法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然后在下一次重大事故中继续无限推诿。
中国，从中国人民在2020年初的奉献和牺牲中获得了多大的收益，西方国家，就应当在他们人民的自私和推诿中获得多大的损失。这叫做公平，公平，还是tmd公平。
中国能控制住疫情，是因为中国是由一群公民组成的真实存在的共同体，共和国。公民，就是一群拥有远见卓识的人，愿意放下私人的小恩小怨，愿意让渡自己的一部分小的权利和短期的自由，换取一个更加宏大的权利和更加长期的自由。公民决定其思想，政府只是配合。
西方控制不住疫情，是因为他们是由一群缺乏联系的流沙状个体组成的虚拟集体。流沙状个体，最在乎的是个人的权利和短期的自由，是上洼村和下洼村的小恩小怨，任何个体不愿意为了这个虚拟集体做任何付出。于是，流沙状个体决定其思想，政府只是配合。
如果一个社区的三千人，不愿意为了防治疫情禁足在家，那这个社区的两名民警再努力，又有什么用。
就算把这个社区的警察数量翻十倍，变成二十个，又有什么用。
如果一个社区的三千人不愿意为了防治疫情戴好口罩，那这个社区的两张icu床位，又怎么够。
就算把这个社区的icu床位翻十倍，变成二十张，又怎么够。
别推诿了。你们之所以不行，不是因为谁不行进而“连累得你不行”，而是因为你不行。
对，就是你。你，不行。
中国一个湖北省相当于ー个国家来算。那么救援他需要什么
首先你需要
1:另外三十多个国家支持。
2:上百所专业达标的医院,派出大约万人左右的专业队伍,涉及影像,传染病,内科多个复杂专业的顶尖人オ且愿意为你无私奉献。包括各种国家顶级专家。基础是有足够的公立医院。
3:大约十万人的服务团队，包括基础的生存物资,调配,隔离,运输,建造等等
4:大约数千个单位,为你抗疫情提供物资包括建筑材料,卫生用品,以及满足居民所需的口罩单位，原件单位，农副产品。以及医疗研究机构,专业科研人员。
5:需要有十四亿左右配合你的人民愿意自愿在家隔离,不聚集不添乱，并且有几千万人接受包括可能死在家里的危险,包括自家孩子。再次感谢武汉留守的英雄。
6大约需要牺牲你很多年的财富累计来提供经济支持,以及今后数年的经济发展包括愿意帮你的三十多个盟友。以及他们带来的损失。
7:各种场馆,包括大学,体育馆要足够容纳病人,并且有能力短时间内建设符合标准的医院。
8:最后也是最难，你需要有一个可以让这三十多个国家都同意的领导机构,包括建议统筹,督察,并且让他们心甘情愿服从安排,要有一个专业医疗宗师级别的让三十各国同行心愿诚服的受你领导。而你达成这一切几乎等同于你统治了更多的与你类似的国家。
综上所述,也就说经济不发达地区学不来，不能承受经济损失的学不来,民众不配合的学不来
The crisis of Covid-19 is globally unprecedented, after a short time chaos in the face of the unknown virus, what happened in China earlier this year?
If you regard Hubei province as a nation, what do you need to rescue her?
1. Support from another thirty more nations.
2. Hundreds of professional hospitals, dispatch professional teams, ten thousand doctors & nurses involving medical image science, epidemiology, medical nursing and many other complicated professional elite. Contribute with selfless dedication.
3. Support from thousands of service teams, like fundamental survival supplies, allocation, quarantine,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etc.
4. Thousands of companies & organizations for supplying building materials, sanitation, face masks and its’ raw materials, agricultural products, etc.
5. About one billion cooperative people who do quarantine in their home voluntarily, no gather, no trouble, accept the danger of dying at home, even their children. Thanks again for the heros who staying at Wuhan.
6. Sacrifice many years accumulations as well as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in following years, including another thirty more allies and their losses.
7. Various facilities, like colleges, gyms which are sufficient for patients. Abilities of constructing standard professional hospitals in a short time.
8. La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you need an organization who can lead these thirty nations convincingly, including coordination, supervise, arrangement, etc. A central professional medical system which can lead their colleagues in these thirty nations is also needed. All of these you have achieved is equal to the fact that you have governed more nations like yourself.
In summary, region & nation whose economy is not developed, which cannot suffer the economy losses, whose people are not cooperative, which do not have so many allies cannot learn from China. Hope people can put aside their differences and overcome the virus together.
中文部分来自nga论坛一位老哥在年初的发言。英文我自己翻译的，打算对外输出一波
资本本身就是反政府、反进步的，即只要拥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和利润，资本不在乎科技进步，也不在乎民众智商，反而资本本身会追求不受控制的资本，即反政府监管。
因此在资本高度发达的国家，一定会出现资本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强行对立政府和民众的情况出现。而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进入大灾难阶段，就会出现民众和政府强行对立，资本两头收钱的诡异情况，但这对于资本而言不重要，因为资本追求的就是资本的增殖。
中国能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关键就在于资本没能成为一股能左右一切的力量，中央政府调动力量和基层力量强行控制住疫情是完全可行的。
为什么？
1，由于反进步的反智主义并未流行，九年义务教育推行，大多数国民对自身安全和利益有清晰认识
2，资本操控舆论情况还未彻底出现，国家依旧有一套中央电视台/媒体→地方电视台/媒体的官方渠道，即使能力可能确实差一点，但是够用。
3，国企和关键领域资源控制依旧在国家手中，必要情况下直接采用类似于计划经济的模式生产防疫需求的物资。
4，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依旧不可动摇。
此外多嘴一句，国企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实际上最近几十年里，中国的技术突破和科研，也少有不是国企和国家支持搞出来的，民企里少数几个有建树的，也基本上都是很奇葩的企业，比如华为实际上是一家集体所有制的企业。
中国的“企业”家，这么多年来就干了那么几件事，要么是薅国家的羊毛，要么是想办法搞个平台来当中介收两头的钱，我觉得可以称之为封建资本主义。
资本的强大带来的不是国富民强，而是国退民退，钱到哪儿去了？
有人两头收钱啊。
这玩意都说烂了吧？我言简意赅总结一下：
1、病毒从外面传入，我国虽然先发现，但不是发源地，极有可能也不是最严重的地区。
2、正好赶上过年，不用上班，家家户户准备了大量食物，为全面居家抗疫提供了物理条件。
3、全国人民多年来养成的集体主义思维，5000年来形成的社会同理心，积极配合官方防疫行动。
4、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对疫情严重地区大力支援。
5、强大的科技、工业和动员能力。物资保障，人员调动、建医院、调设备、迅速分离毒株、开发出检测试剂、总结出治疗方案，二维码追踪等。
6、历史思维。或多或少知道历史上发生过的疫情，知道防疫抗疫是怎么一档子事，有心里准备，不慌不乱。方舱医这种其实早就用过。
全世界共产党国家/曾被共产党执政过的国家/苏式政体的国家（人民共和国）在本次疫情中有将近一半的国家表现优异。（苏联极其丢人并贡献了绝大部分的反例，孟加拉尼泊尔受印度影响拉胯）
经评论区提醒，在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新西兰表现非常突出。
经评论区提醒，独联体国家中塔吉克斯坦比较优秀。
经评论区提醒，添加了格林纳达和尼加拉瓜。
经评论区提醒，东德跟西德差不多，情报有误！不好意思
数据来源Bing:
中国：
柬埔寨
北朝鲜：
无上报感染。
越南：
古巴
塔吉克斯坦：
刚果布：
老挝
马达加斯加
索马里:
格林纳达：
尼加拉瓜：
考虑到非共产党执政（过）的国家基本100%控制不住疫情，我的结论是共产党执政对于控制疫情有正相关性。
这一次重大事件，证明了的的确确全世界只有中国和外国。
社会主义制度天然的优越性。学好马哲很重要。
中国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加技术型官僚体系。
和WHO相似，所以WHO在本次抗疫中给了中国很高的评价，这些评价都是发自真心的。
这类体系，优先考虑的是人民的生命权，而具体做法都是以科学为依据的防控体系。
而西方国家是以资为本的文化加愚民政客官僚体系。
这类体系，首先考虑的是资本集团收益，具体做法都是以欺骗民众获得民众短期支持为目标的举动。
因为要考虑资本集团的收益，所以接着疫情开闸注水，接着疫苗炒高股价，进一波割民众韭菜被证实有效后。真正抵抗疫情反而是降低资本收益的措施，怎么可能使用。
而欺骗民众(中国病毒，大号流感，群体免疫，已经控制，我最懂，喝消毒水)，转移民众关注点(XX的阴谋，贸易战)等，西方政客太熟悉了。
你以为21世纪的今天信息时代早就到来了，你以为人类的文明直插云天，其实书上写了，螺旋式上升。
以英美为例，简单说下。
公知乐道的——英国地铁旅客沉浸在书的海洋，那是因为没网啊，就这还不知道基础设施建设呢，华为的5G，求着你用了？今日的富丽堂皇吃得都是带嘤帝国的老本。作为一个海权国家，其思想落后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把舰船开到中国海让我们为新冠赔款这样的雷人之屁都说得出来，根儿上还是一个蛮夷之邦。
黑佬宣扬种族平等，慢慢变成借口在要特权了，和女权的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社会发展是体现在包容，也就是所谓的自由平等。但为了宣扬文明就一直做底线边上的事情，真的恶心。被竖切打标签的美国社会是从未有过的混乱与分裂。以文化熔炉为旗号但同时全盘吸收的恶果由此显现。对比中国，去其糟粕，用其精华，老祖宗都知道，美国人不知道，那还去他妈的先进呢。我看圣诞节吃饺子的文案还真挺高兴的，当代年轻人懂事儿。
都在说制度，但多说的大而空，我觉得还是 @blackwarrior 说得更理性。
说制度优势没错，更细一点，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制度的作用。大型国有企业多，经济占主导，而且必须无条件配合政府防疫工作：不裁员、不降薪，给群众带来极大的安全感，其损失由国家买单。如果是私企多，占主导，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咱也别说资本家都无情，既要配合停工停产，还不能裁员不能降薪，这对于私人企业是极大的考验。
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中国人一般都有存钱的习惯。这就使即便在私企工作，多数国人也有一定的积蓄帮他们度过隔离期。这一点很重要，虽说没钱国家会资助你，但那只能是少量资助，西方国家还直接给钱呢，比我们多得多，还是压不下来。为什么？最主要的是，多数西方人不仅储蓄少得可怜，而且还有不少贷款。利率可以调整，国家和企业承担一些，但很难全部承担。眼看着自己入不敷出，存款接近于零，原本好好的生活眼看就要去救济站领食物了，他们肯定不满。
没有这些基础的经济结构，上层政策设计得再好，在实行过程中也会遇到诸多困阻。
疫情期间，我在国外待过。千万别觉得西方都是煞笔，在网上找几个反智言论就认为西方人都傻。在中国网络上，你也能找到不少网络暴论，能说中国人都反智么？不能。尤其当疫情的严重性开始普及以后，多数情况下，大家也开始自觉戴口罩，超市门口也都摆着消毒洗手液，还有专人擦拭门窗、购物车等。
看看西方上街闹的都是什么人？绝大多数都是被裁员的私企员工。政府员工、公立学校教师这类人闹么？闹的多是没饭辙的普通人和正在严重亏损的商人。
近些年，消费主义火热，各种信贷，如果中国多数人都像现在一些年轻人一样，月月光、又有大额房贷车贷，同时又没有大型国企容纳海量员工并不计成本提供物资支持，估计我们也会有人上街要要自由，当然，自由只是一种说法，其实最主要的是要复工。
电影《除暴》里的银行上贴了一张纸——积少成多，利国利民，那是九十年代的事了。不是不鼓励消费，而是记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和缓冲。
看到还有人提到传统文化，“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根本不信，一来，八方支援的前提是那“八方”没难；二来，紧急状况下，我只相信“一方有难，有义士支援”，想八方支援，还得靠制度，不能靠人性和所谓的传统文化。比如电影《温故一九四二》，河南大饥荒，蒋府不管，八方支援在哪儿呢？
最后的最后，别盲目吹优越性，别总盯着西方如何如何烂，如何如何差，他们烂，只能相对地体现我们的防疫工作好，天天跟倒数第一比，没劲。我们的制度在紧急状况下的确能体现许多优势，但在其他方面，也没到傲视群伦的地步吧？我只希望自己的祖国能越来越好，少点无脑吹，少点无脑黑。有些人尸骨未寒，有些事有头无尾，有些观蒙混过关，别那么急着忘却。
个人愚见
订阅号《弹幕集》
给大家港个真事，
大概一个半月前，魁北克实施宵禁。
省议会直接就炸了，
几个在野党怒怼执政党是“独裁者”。
而隔壁安大略至今不敢强行宵禁。
我跟几个哲学系的老外同学聊到过这事情。
他们几个观点出奇地一致，我都惊了。。。。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相对于病毒的肆虐，我们更害怕集权的欺压。
病毒三四年就会过去，而集权三四十年都不一定。后者的破坏力远远大于前者。
就算是死，那死给病毒也比死给集权好。
更何况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很低。
真就是深入骨髓的恐惧。。。。2333。。。。
我本来还想反驳一下的，
想想看还是算了。。。。2333。。。。在人家的语境之下确实有道理。
其实不难理解他们，
人家祖上被教皇、国王、财阀欺压了那么多年。
好不容易才脱离。
害怕很正常。。。。2333。。。。
-----以上发于三月二号-----
-----以下更于三月十四号-----
我之前说啥来着。。。。
老外是真受不了，
这不，
蒙城昨天爆发千人游行，
抗议宵禁，
警方还逮了十个人。。。。
其实新中国也有惨痛的防疫失败教训，就是wg时期1966至1967年大串联人口大流动出现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疫情。全国的发病率为403/10万，最终统计死亡16万多人，三百多万人感染！这次疫情在各省市的地方志基本都有记录。
流脑的传染源是带菌者和病人，病原菌借咳嗽、喷嚏、说话等由飞沫直接从空气中传播，跟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基本相似。
而wg串联期间，由于交通食宿都相当于免费，因此吸引了无数年轻人以革命的名义出去周游全国，公费旅游。从全国各地出发去北京虽然也有不少徒步前往
但是因为交通基本不要钱，所以坐火车是最多人的选择
人这么多，火车票还不要钱，想想前些年春运时候绿皮火车的样子，当时串联期间火车只会更加挤
至于住宿，虽然食宿也有革命的名义来免费接待
但是住宿条件你就别想是现在我们出去住酒店的样子，七天酒店标准绝对不可能，能住上这样的大通铺都是很高级的待遇，更多的就是打地铺！
所以你看，出行火车上密闭空间大量人群，住宿时密闭空间大量人群，到了广场上虽然是露天，但是那个人群密度
再加上天气寒冷，大量南方年轻人没有去北方的御寒经验，穿着单薄衣服就直接北上，很容易就感冒。感冒后再一个传一个。据记载流脑首例病人，是广东省阳春县潭水中学一名学生。该生北上大串连回到学校后，于1966年11月17日在马水公社家里发病。从他开始，“流脑”自南至北沿公路干线西侧地区传播蔓延，构成暴发流行。
引起大爆发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大串联期间医疗系统受到很大影响，这个可想而知。
后面是怎么控制住的呢？
首先是停止大串联
然后是卫生部迅速成立了“流脑”防治专业机构，开始指导全国的“流脑”防疫工作。各地也成立防治“流脑”办公室，组织医务防治队伍奔赴疫区治疗。
各地要求大家戴口罩，虽然没有现代的技术制作熔喷布口罩，但是伍练德在民国时期东北鼠疫期间发明的中式口罩一样好使。
另外就是强制控制人员流动，就像今天一样，把守在村口，严禁人员出入，尤其是心太野的小年轻更是严控。
此外就是用药，流脑是细菌感染，所以抗菌素很有效，不像新冠病毒真没有特效药，所以抗菌素用上去，和今天一样，中医药也一起用上去。
还有就是到处消毒，白醋，漂白粉等等都上。
多管齐下，流脑就这样控制住了，后面又出了流感疫苗，大规模注射后，这个病基本就不是问题了。一直到今天，我国还在给儿童注射流脑疫苗进行预防。
所以对比一下我们自己的失误和国外的失误，你会发现失败的原因都是一样的。人群流动，大规模聚集，国外以崇尚自由的名义，无视疫情警告，一直进行人群流动和各种party，还不爱戴口罩。
就这么简单。
最后，今年过年看来也不适合出省到处浪了，只能老实屯年货准备宅家里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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