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战国时其他国家不学习赵国胡服骑射，或者至少建立一支新式骑兵？
一、 改革的“高门槛”与“路径依赖”
首先，胡服骑射并非简单的换套衣服，它的背后是一整套的军事体系和文化观念的转变。
技术与人才的壁垒： 骑兵作战，尤其是大规模的骑兵部队，需要高度专业化的训练和精良的装备。首先，战马的饲养、调教本身就是一门学问，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和专业的马场管理。其次，合格的骑兵需要学会骑术、弓箭、佩刀等多种技能的协同运用，这与传统步兵或战车兵的训练方式截然不同，需要全新的教练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赵国能够率先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靠近北方游牧民族的地理位置，以及长期以来与这些民族的交流互动，这使得他们更容易接触到相关的技术和经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原腹地的国家，在这些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技术赤字”。
经济成本的考量： 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其经济成本是惊人的。战马的购买、饲养、训练，骑兵的装备（精良的弓箭、马刀、甲胄等），都需要大量的国家财政投入。而战国时期，各国虽然都在富国强兵，但经济基础和财政能力参差不齐。例如，秦国在统一过程中虽然国力强盛，但早期也面临经济压力。其他一些国家，可能更倾向于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更熟悉的、更传统的军备上，或者用于维护庞大的步兵和战车部队。
“路径依赖”与思维定势： 战国时期，虽然各国都在变法图强，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周代以来“车马之战”的辉煌历史，以及“士大夫”阶层以乘坐战车为荣的身份象征，都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突然放弃传承千年的车战模式，转而学习“胡人”的骑马作战，这在观念上就存在巨大的阻力。很多贵族和将领可能对这种“非主流”的作战方式持怀疑态度，认为其不够“正统”，甚至带有“野蛮”色彩。改变一个国家军队的作战模式，不仅仅是装备和战术的调整，更是对整个军事文化和精英阶层思维的挑战。
二、 赵国的“先发优势”与“示范效应”的局限性
赵国在胡服骑射上的成功，确实给其他国家带来了“示范效应”，但这种效应并非立竿见影，甚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赵国的“奇袭”与“学习曲线”： 赵国率先采用胡服骑射，就像是在军事领域打出了一套“奇袭”。在其他国家尚未反应过来、尚未掌握这套打法的时候，赵国凭借其新式骑兵在战场上取得了显著的优势，甚至一度让其他国家吃了不少苦头。然而，战场上的“吃亏”并不等于能立刻学会并复制。一个国家需要时间去理解赵国战术的精髓，去研究如何克制，同时更需要时间去构建自己的骑兵体系。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辩证： 即使其他国家开始学习，但简单的模仿往往难以奏效。赵国的胡服骑射是在其特定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背景下孕育出来的，其成功并非仅仅是“穿上胡服，骑上马射箭”。其中包含了赵国君臣的远见卓识、对游牧民族战术的深刻理解、以及将这种战术融入赵国军队体系的决心和能力。其他国家在学习时，可能只看到了表面上的“骑射”，却未能领会其深层的变革意义，或者在执行过程中走样，导致效果大打折扣。
赵国的“遏制”与“顾虑”： 强大的赵国，本身也会让其他国家产生顾虑。一旦其他国家也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部队，很可能就会对赵国构成新的威胁，形成新的军备竞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可能更倾向于采取防御性策略，或者优先发展能够克制赵国骑兵的兵种或战术，而不是直接与其进行正面较量，建立同等规模的骑兵部队。
三、 各国国情与战略重点的不同
即使抛开以上因素，各国自身的发展重心和战略考量也是影响其军事改革选择的重要原因。
秦国的“步兵”优势： 秦国在战国时期，其军事改革的重心在于发展强大的步兵和先进的军事组织能力，并辅以战车。他们在统一战争中，以强大的步兵作为主力，配合其高效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最终席卷六国。秦国或许认为，其步兵的优势和其独特的军事制度，足以应对当时的战场需求，不必过于冒险地去大规模发展骑兵，尤其是在尚不熟悉的情况下。
其他国家的“成本效益”选择： 像魏国、韩国、燕国等国家，它们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和战略需求各不相同。例如，魏国虽然也进行过军事改革，但其强项可能在于其步兵和战车。韩国地狭人少，可能更侧重于精兵和防御。燕国则需要面对北方的游牧民族，其军队本身就可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骑兵成分，但可能并未达到赵国胡服骑射那样的系统化和战略性地位。各国都在权衡投入与产出，如果发展骑兵的成本过高，而其传统兵种仍能满足一定的作战需求，那么转型的动力就会减弱。
“车战”的残余影响： 尽管骑兵的优势逐渐显现，但战车在某些特定地形或特定战役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步兵方阵的冲击和指挥方面。一些国家可能仍然依赖其强大的车兵，将其作为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没有将改革的重心完全转移到骑兵上。
总结来说， 战国时期其他国家不学习赵国胡服骑射，或者说没有像赵国那样大规模地建立新式骑兵，并非是他们“愚蠢”或“目光短浅”。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军事技术、经济成本、思维观念、国家战略以及各国自身国情等多方面的因素。赵国的改革是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创新”，而其他国家在面对这一创新时，则需要一个“消化”、“吸收”和“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和权衡。他们可能也在观察、学习、尝试，但出于各种顾虑，其采纳的步伐和深度与赵国相比，自然存在差异。最终，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骑兵的优势被其他国家充分认识和掌握后，尤其是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骑兵的作用得到了更广泛的承认和应用，但那已是后话。
网友意见
注意，多图预警
首先我们来开一个小玩笑啊，一般来说，大家印象中的赵武灵王首创胡服骑射之后，中原地区才有的骑兵
为什么要胡服骑射呢？
因为是为了对付胡人的骑兵
“赵国常吃败仗，大将被擒，城邑被占。赵国眼看着被别国兼并。特别是赵国在地理位置上，东北同东胡相接，北边与匈奴为邻，西北与林胡、楼烦为界。这些部落都是以游牧为生，长于骑马射箭，他们常以骑兵进犯赵国边境。
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摘抄自百度百科词条“胡服骑射”
那我们来看一下“胡服骑射”的原文，我们的主父赵武灵王是怎么说的
“穷乡多异，曲学多辩。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镐，非社稷之神灵，即镐几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报也。”
——《战国策·赵策二》
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
翻译：如今赵国以东是黄河和薄洛作为与齐国和中山国的边境，但是赵国没有船
没有船的结果是什么？赵国被中山和齐国引水围镐
那赵国应该怎么办呢？
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
造船，应付东面的水战
OK，下面是重头戏
“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
那就需要训练骑射手来对抗敌人的骑射手了
自常山至代地上党，需要准备骑射部队应付的是谁呢？
东胡、 楼烦、秦、韩、 燕
等下，不是说好的只有胡人有骑射手吗？那你赵武灵王准备骑射手应付秦、韩、燕干什么？
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秦、韩之边
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秦、韩之边
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秦、韩之边
而在《史记》里这段是
“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
请大家尤其是专家在吹捧赵武灵王的革新精神的时候，记得看下原文，如果按照“骑射是为了应对胡人骑兵”的逻辑，至少秦国、燕国和韩国也是有骑射部队的。
那么我们回归考古资料，中原地区最早的骑乘武士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有些人不喜欢看史料记载，认为是后世脑补的多，老是喜欢拿文物扯淡（其实某种意义上这只看史料不看文物的思想也坑了不少专家），那我们就看文物
注意倒数第三行
商代小仓墓葬群
原文戈和刀的单位有问题，都是毫米，请注意辨别
之后在春秋初期的秦国
出土时间春秋初年
从滇国的战国西羌画风骑兵和当时新疆的出土文物，结合史料来看
春秋时期秦国就很熟悉甚至和正宗游牧民族的骑兵有过交流了
至于到了战国时期
就出现了这种斯基泰式骑射手+中原服饰近战骑兵的空心砖
以及这种雇佣或者直接臣属于秦的游牧骑兵部队
至于东方六国，出土的比赵武灵王更早的骑兵或者同时期的或者稍晚的骑兵形象，用心找能找到不少
齐国战国初期墓葬，无车器，有矛与剑，陶马有马鞍
（之前春秋末期的齐国墓有个骑马俑不过烂的太厉害了，同墓出土了一个没下半身的披甲武士俑，也不知道是不是组合陶器）
齐国系列
洛阳金村出土东周斗虎铜镜
曾侯乙墓竹简上到处都是的马鞍
有很多战车的具装战马都配备了马鞍
(鞌) 馬鞁具也。此爲跨馬設也——《说文解字》
投鞌高如城者数所——《汉书》
这马有马鞍还有戟、戈、殳
战国楚墓的
燕下都的
说白了，我还可以说赵国属于改革晚的
当然为什么历史上会搞得这么有名
我猜是因为别的国家也就骑兵穿穿胡服，赵武灵王直接“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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