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活疫苗使用快一年了，为什么没有人正视ade的威胁？
关于ADE（抗体依赖性增强）的担忧，在新冠灭活疫苗上市至今已近一年之际，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为何在公众视野和一些讨论中，它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度？这背后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不妨一层一层地剥开来看。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ADE。简单来说，ADE是一种免疫学现象，指某些情况下，抗体并不能有效地清除病原体，反而可能促进病原体感染细胞，加剧疾病的严重程度。这通常发生在病原体与抗体结合后，形成的免疫复合物被细胞表面的特定受体（如Fcγ受体）识别，从而使病原体更容易进入细胞。
在新冠疫苗的讨论中，对ADE的担忧主要来源于对灭活疫苗作用机制的理解以及过往一些疫苗的经验教训。灭活疫苗通常是将失去活性的病毒颗粒注入体内，刺激机体产生抗体。理论上，这些抗体能够结合到病毒表面，阻止病毒进入细胞。然而，如果这些抗体结合病毒后形成的复合物能够被免疫细胞更有效地摄取，反而可能导致病毒在体内传播得更广，引起更严重的炎症反应，这就是ADE的潜在风险。
那么，为什么这个威胁在灭活疫苗广泛使用后似乎“没有人正视”呢？这其中可能存在以下几个层面的原因：
1. 现实世界数据的缺乏和解读难度：
大规模临床试验的局限性： 虽然灭活疫苗在上市前都经过了大规模临床试验，但这些试验通常会持续数月到一两年。ADE的出现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暴露，或者在特定人群（如免疫力低下者）中更明显。此外，临床试验的样本量即便很大，也可能无法捕捉到罕见的ADE事件。
上市后监测的挑战： 疫苗上市后的真实世界数据监测固然重要，但要将ADE明确归因于疫苗非常困难。首先，新冠病毒本身就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疾病，区分疫苗诱导的ADE与病毒自然感染的疾病发展过程是巨大的挑战。其次，ADE本身可能表现为病情加重，而很多其他因素（如基础疾病、感染变异株、是否再次感染等）也会导致病情加重。
数据统计和因果关系链条的建立： 科学上证明ADE确实存在，需要严格的流行病学研究和分子生物学机制的验证。这需要大量的数据收集、对照分析和生物学实验来建立明确的因果关系链条，这个过程是漫长且复杂的。在当下全球疫情多变的背景下，要快速、确凿地拿出令人信服的ADE证据并非易事。
2. 科学界和监管机构的态度与沟通：
预防性原则的考量： 尽管ADE的明确证据尚未大规模出现，但作为一种潜在风险，科学界和监管机构的态度更多是保持警惕和持续监测。他们的公开表态通常会强调现有数据的安全性，并承诺会密切关注任何潜在不良反应，包括ADE的可能性。这种谨慎的态度，可能在公众看来是一种“轻描淡写”，但实际上是出于对科学严谨性的要求。
信息传播的偏差和“幸存者偏差”： 大多数接种疫苗的人并未出现严重的ADE症状，甚至可能因为疫苗而避免了重症。这种“多数人安全”的事实，在信息传播中可能会形成一种“幸存者偏差”，即负面事件（如ADE）的影响力被相对削弱。同时，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点往往会集中在更普遍或更紧急的风险上，比如疫苗的有效性是否下降、是否会产生新的副作用等等。
科学术语的普及难度： ADE本身就是一个相对专业的免疫学概念，向公众清晰地解释其发生机制和潜在后果，并将其与新冠病毒的特性联系起来，需要非常专业的科普能力。如果沟通不到位，公众可能难以理解这个风险的本质，也就更谈不上“正视”了。
3. 其他因素的影响：
疫苗接种的紧迫性： 在疫情早期，全球面临巨大的生命健康威胁，疫苗的研发和接种被视为“救命稻草”。在如此紧迫的公共卫生危机下，对潜在风险的权衡和讨论，往往会让位于当下最迫切的需求——控制疫情和降低死亡率。
对其他病毒ADE的研究经验： 历史上，其他一些病毒（如登革热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RSV）确实出现过疫苗诱导ADE的案例，这些案例为科学界研究ADE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新冠病毒的生物学特性与这些病毒存在差异，直接套用过去的经验也需要审慎。
对灭活疫苗的固有认知： 相较于mRNA技术等新型疫苗技术，灭活疫苗是一种相对成熟且历史悠久的疫苗技术。很多人对灭活疫苗的安全性有更深的信任基础，这可能导致他们在面对ADE这样的潜在风险时，会自然地将信赖倾向于现有的技术和疫苗。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ADE的威胁就不存在，或者可以被忽视？
恰恰相反。科学界对任何潜在的免疫学风险都会保持高度警惕。正因为ADE的可能性存在，才需要科学家们进行持续的研究和监测。
研究的进展： 虽然目前没有大规模确凿的证据表明新冠灭活疫苗普遍存在ADE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就停止了。科学家们正在通过体外实验、动物模型以及对真实世界病例的回顾性分析来深入研究。例如，一些研究可能会关注接种灭活疫苗后再感染不同变异株的情况，或者对免疫缺陷人群的接种反应进行追踪。
监测体系的作用： 各国药品监管机构和公共卫生组织都有完善的疫苗不良事件监测系统（如VAERS在美国），这些系统会收集和分析各种不良事件的报告。即使是罕见的、难以确定的ADE事件，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发现和分析。
未来疫苗研发的借鉴： 即使现有疫苗未表现出明显的ADE，对这一潜在风险的深入研究也能为未来开发更安全、更有效的疫苗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尤其是在应对变异病毒或开发针对其他新兴病原体的疫苗时。
为何我们感觉“没有人正视”？
或许更多是因为公众获取的信息渠道、关注的焦点以及对科学过程的理解存在差异。当科学研究正在进行，数据正在积累，但结论尚未完全清晰时，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以及人们在信息洪流中的筛选和认知，往往会放大或缩小某些议题的影响力。
简单地说，“正视”这个词，可能在我们听来是指“公开大肆讨论，立刻引起普遍恐慌”，而科学界和监管机构的“正视”，更多是“低调、持续地进行研究、监测和评估”，并将最终的科学结论通过审慎的方式向公众传达。在后者这个过程中，信息的传递和公众的感知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和偏差。
总而言之，新冠灭活疫苗使用近一年，ADE的威胁是否被“正视”，这是一个关于信息传播、科学研究进展、风险认知以及社会关注焦点的复杂问题。科学研究仍在进行，我们应该相信科学界的努力，同时也要保持审慎的关注，理解科学决策的过程需要时间和证据。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ADE。简单来说，ADE是一种免疫学现象，指某些情况下，抗体并不能有效地清除病原体，反而可能促进病原体感染细胞，加剧疾病的严重程度。这通常发生在病原体与抗体结合后，形成的免疫复合物被细胞表面的特定受体（如Fcγ受体）识别，从而使病原体更容易进入细胞。
在新冠疫苗的讨论中，对ADE的担忧主要来源于对灭活疫苗作用机制的理解以及过往一些疫苗的经验教训。灭活疫苗通常是将失去活性的病毒颗粒注入体内，刺激机体产生抗体。理论上，这些抗体能够结合到病毒表面，阻止病毒进入细胞。然而，如果这些抗体结合病毒后形成的复合物能够被免疫细胞更有效地摄取，反而可能导致病毒在体内传播得更广，引起更严重的炎症反应，这就是ADE的潜在风险。
那么，为什么这个威胁在灭活疫苗广泛使用后似乎“没有人正视”呢？这其中可能存在以下几个层面的原因：
1. 现实世界数据的缺乏和解读难度：
大规模临床试验的局限性： 虽然灭活疫苗在上市前都经过了大规模临床试验，但这些试验通常会持续数月到一两年。ADE的出现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暴露，或者在特定人群（如免疫力低下者）中更明显。此外，临床试验的样本量即便很大，也可能无法捕捉到罕见的ADE事件。
上市后监测的挑战： 疫苗上市后的真实世界数据监测固然重要，但要将ADE明确归因于疫苗非常困难。首先，新冠病毒本身就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疾病，区分疫苗诱导的ADE与病毒自然感染的疾病发展过程是巨大的挑战。其次，ADE本身可能表现为病情加重，而很多其他因素（如基础疾病、感染变异株、是否再次感染等）也会导致病情加重。
数据统计和因果关系链条的建立： 科学上证明ADE确实存在，需要严格的流行病学研究和分子生物学机制的验证。这需要大量的数据收集、对照分析和生物学实验来建立明确的因果关系链条，这个过程是漫长且复杂的。在当下全球疫情多变的背景下，要快速、确凿地拿出令人信服的ADE证据并非易事。
2. 科学界和监管机构的态度与沟通：
预防性原则的考量： 尽管ADE的明确证据尚未大规模出现，但作为一种潜在风险，科学界和监管机构的态度更多是保持警惕和持续监测。他们的公开表态通常会强调现有数据的安全性，并承诺会密切关注任何潜在不良反应，包括ADE的可能性。这种谨慎的态度，可能在公众看来是一种“轻描淡写”，但实际上是出于对科学严谨性的要求。
信息传播的偏差和“幸存者偏差”： 大多数接种疫苗的人并未出现严重的ADE症状，甚至可能因为疫苗而避免了重症。这种“多数人安全”的事实，在信息传播中可能会形成一种“幸存者偏差”，即负面事件（如ADE）的影响力被相对削弱。同时，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点往往会集中在更普遍或更紧急的风险上，比如疫苗的有效性是否下降、是否会产生新的副作用等等。
科学术语的普及难度： ADE本身就是一个相对专业的免疫学概念，向公众清晰地解释其发生机制和潜在后果，并将其与新冠病毒的特性联系起来，需要非常专业的科普能力。如果沟通不到位，公众可能难以理解这个风险的本质，也就更谈不上“正视”了。
3. 其他因素的影响：
疫苗接种的紧迫性： 在疫情早期，全球面临巨大的生命健康威胁，疫苗的研发和接种被视为“救命稻草”。在如此紧迫的公共卫生危机下，对潜在风险的权衡和讨论，往往会让位于当下最迫切的需求——控制疫情和降低死亡率。
对其他病毒ADE的研究经验： 历史上，其他一些病毒（如登革热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RSV）确实出现过疫苗诱导ADE的案例，这些案例为科学界研究ADE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新冠病毒的生物学特性与这些病毒存在差异，直接套用过去的经验也需要审慎。
对灭活疫苗的固有认知： 相较于mRNA技术等新型疫苗技术，灭活疫苗是一种相对成熟且历史悠久的疫苗技术。很多人对灭活疫苗的安全性有更深的信任基础，这可能导致他们在面对ADE这样的潜在风险时，会自然地将信赖倾向于现有的技术和疫苗。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ADE的威胁就不存在，或者可以被忽视？
恰恰相反。科学界对任何潜在的免疫学风险都会保持高度警惕。正因为ADE的可能性存在，才需要科学家们进行持续的研究和监测。
研究的进展： 虽然目前没有大规模确凿的证据表明新冠灭活疫苗普遍存在ADE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就停止了。科学家们正在通过体外实验、动物模型以及对真实世界病例的回顾性分析来深入研究。例如，一些研究可能会关注接种灭活疫苗后再感染不同变异株的情况，或者对免疫缺陷人群的接种反应进行追踪。
监测体系的作用： 各国药品监管机构和公共卫生组织都有完善的疫苗不良事件监测系统（如VAERS在美国），这些系统会收集和分析各种不良事件的报告。即使是罕见的、难以确定的ADE事件，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发现和分析。
未来疫苗研发的借鉴： 即使现有疫苗未表现出明显的ADE，对这一潜在风险的深入研究也能为未来开发更安全、更有效的疫苗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尤其是在应对变异病毒或开发针对其他新兴病原体的疫苗时。
为何我们感觉“没有人正视”？
或许更多是因为公众获取的信息渠道、关注的焦点以及对科学过程的理解存在差异。当科学研究正在进行，数据正在积累，但结论尚未完全清晰时，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以及人们在信息洪流中的筛选和认知，往往会放大或缩小某些议题的影响力。
简单地说，“正视”这个词，可能在我们听来是指“公开大肆讨论，立刻引起普遍恐慌”，而科学界和监管机构的“正视”，更多是“低调、持续地进行研究、监测和评估”，并将最终的科学结论通过审慎的方式向公众传达。在后者这个过程中，信息的传递和公众的感知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和偏差。
总而言之，新冠灭活疫苗使用近一年，ADE的威胁是否被“正视”，这是一个关于信息传播、科学研究进展、风险认知以及社会关注焦点的复杂问题。科学研究仍在进行，我们应该相信科学界的努力，同时也要保持审慎的关注，理解科学决策的过程需要时间和证据。
网友意见
就你聪明，别人都是傻子......
疫苗企业、开发者都是傻子，做疫苗的时候，做临床的时候，不知道观察数据做确认。
全国两针都覆盖都接近10亿人了，国家卫健委、疾控中心都不知道事先做疫苗的风险评估。
因为在严格的对照试验中，各种厂家的疫苗，不论原理如何、有效率如何，在总体水平上，都没见过接种疫苗组比安慰剂组健康结局差的情况。不然绝对是轰动的大新闻。类似地，二次感染也比初次感染结局好。
这说明，不论在微观机制上如何，至少在宏观上，ADE并不是目前需要首要关心的健康问题。大部分人目前无须担心打疫苗比不打疫苗风险大这个假说。
而且，尤其对于目前身处中国内地的人来说，在社区管控措施一直很严格的情况下，在绝大部分国土面积上，新冠病毒基本能保持绝迹状态。连病毒都没有，就更没有ADE了。
就算有ADE，也是管控力度弱、社区传播持续存在的国家和地区风险大，轮不到管控经验和管控力度大的中国首先担心这个问题。要是真有新冠病毒抗体会导致不良健康结局的话，身处中国，我们并不吃亏。
至于科学研究上讲，对一个容易搞出大新闻的研究话题，一直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也有相关论文发表，也更有媒体在炒作这方面的研究动态来吸引眼球。这恰恰表明，全球的专业人员对这个话题一直是很感兴趣的。
这里强调受控条件的临床试验，是有原因的。
因为真实世界里，接种疫苗和不接种疫苗的人群，暴露风险、被确诊几率，甚至检测频率，本身可能就受到其他混杂因素影响，而这些单看数量是很难校正的。对比疫苗和安慰剂的效果，可以最大限度将两组人的暴露风险上的差异校正掉。
此外，当真实世界里的接种率升达到高水平以后，最后从账面上看，感染者肯定多数是打过疫苗的（比如我们举个极端值100%）。而少数没打过疫苗的人的确诊数字，只要有很小的扰动，会极大影响对疫苗有效率的估计。
试验当中，至少中间的随访是标准化的，而不是完全基于患者的主观症状和就诊习惯去看的。
总之，真实世界的数据解读是需要经过反复检验和接受挑战的，而随机、盲法对照试验可以把基线水平的大量混杂因素校正，配合规定的明确的随访计划和疾病复查过程，更能准确评估疫苗的安全性。
现在已经开打第三针了，我也不知道评论区里那些更懂ADE的人是从哪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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