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中的民调为什么越来越不准了？
最近几届美国大选，大家对民调的准确性是不是越来越打问号了？感觉好像民调预测来预测去，结果常常跟实际投票情况有点“擦肩而过”。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民调这个东西，就像一门不断进化的科学，它遇到的挑战也越来越多。咱们就来掰开了揉碎了聊聊。
一、 受访者群体变了，传统民调方法遇冷
最根本的一点是，我们接触和调查人们的方式变了。
电话不再是万能钥匙： 过去，电话是民调的“主战场”。大家家里都有座机，而且接电话的意愿也比较高。但现在呢？手机普及了，很多人家里已经没有座机了。而且，大家对陌生电话的警惕性越来越高，广告骚扰电话太多，很多人直接挂断，或者设置了拦截。就算打到手机上，谁没事接个陌生号码？很容易就被当成“漏网之鱼”漏掉了。
拒绝参与的越来越普遍： 除了电话不好打通，还有一部分人，就算打通了，也不愿意参与民调。他们可能觉得麻烦，可能觉得自己的意见不重要，也可能对民调本身不信任。这种“不愿回答”（refusal rate）的比例如果很高，那么你的样本就不能代表整体，民调的代表性就打了折扣。
“沉默的大多数”越来越沉默：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人们的交流方式多元化了。很多人更习惯在线上表达观点，而不是接听陌生电话。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可能对政治特别关注但又不愿公开表态的人群。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传统的电话民调很难捕捉到。
二、 网络时代的新挑战：样本偏差和虚假信息
互联网的兴起虽然带来了新的调查方式，但也带来了新的难题。
线上民调的“门槛”问题： 像在线问卷调查，你得有电脑，还得会上网。虽然现在上网很普遍，但仍然存在一些人口群体，比如一些老年人、低收入人群或者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人，他们的上网率相对较低。如果线上民调过度依赖这部分人群，就可能出现样本偏差，无法反映整体情况。
“网红”效应和社交媒体上的回音室： 社交媒体上的民调或者大家在社交媒体上表达的观点，很容易受到“网红”效应或者特定圈子（“回音室”）的影响。大家更倾向于关注和互动那些与自己观点相似的内容，这可能让民调结果过于集中在某一群体，而忽视了其他声音。
虚假信息和“操控”民意的可能性：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虚假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都很大。一些恶意的信息或者虚假的民调结果，可能会影响公众的判断和投票意愿。虽然正规的民调机构会尽力避免，但防不胜防。
三、 政治环境的改变：深度极化与不确定性
美国政治环境本身的复杂性和变化，也让民调变得更加困难。
党派极化加剧： 现在美国政治的党派色彩越来越浓，支持率往往是固定的。一些支持者可能不愿意向代表特定政党的民调机构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故意给出不真实的答案，以至于民调机构无法准确捕捉到他们真实的支持意愿。
“羞于表达”的选民（Shy Voters）： 过去几年，尤其是在某些特定选举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一部分选民，尽管他们内心支持某个候选人，但在面对民调时却不愿意承认，而是选择“保守”回答。他们可能担心因为自己的政治立场受到评判，或者社会舆论不接受。这种“羞于表达”的选民群体，是民调机构很难触及的。
选民的态度变化更快： 如今，信息传播速度快，公众舆论的风向也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大选的最后阶段，一些突发事件、候选人的表现或者媒体的报道，都可能迅速影响一部分选民的决定。传统的抽样调查需要时间，可能无法及时捕捉到这些快速变化。
四、 民调机构自身面临的挑战
除了外部环境变化，民调机构本身也在不断调整和适应，但也面临一些困难。
成本和时间的压力： 做一份准确的民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收集和分析数据。但有时候，为了赶在选举前发布最新结果，或者为了降低成本，可能会牺牲一些精度。
模型和算法的局限性： 民调机构会使用各种统计模型和算法来调整样本，预测结果。但这些模型都是基于历史数据和假设的，当现实情况发生剧烈变化时，模型可能就跟不上趟了。比如，如何准确预测不同投票率下的结果，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过度依赖“注册选民”和“可能选民”的划分： 很多民调会区分“注册选民”和“可能投票的选民”。但实际上，谁最终会去投票，这个预测本身就带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一些非总统大选的选举中，投票率可能比预期的要低，或者一些原本不常投票的人群突然积极参与，这些都可能导致民调结果出现偏差。
总结一下，为什么美国大选的民调越来越不准了？
不是说民调本身“失灵”了，而是我们调查的对象（选民）和调查的方式（沟通渠道）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加上美国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和极化，以及信息时代的各种新挑战，都使得民调工作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
现在的民调机构也在不断尝试新的方法，比如混合多种调查方式（电话、线上、短信等），利用大数据分析，甚至通过社交媒体数据来辅助判断。但这就像一场猫鼠游戏，技术在进步，人们的应对方式也在变化，民调的准确性仍然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和改进的课题。所以，下次看到民调结果，不妨多看看它的“出生证明”——采用了什么方法，抽样是否广泛，以及是否有进行后期调整等等，这样会帮助我们更理性地看待这些数字。
一、 受访者群体变了，传统民调方法遇冷
最根本的一点是，我们接触和调查人们的方式变了。
电话不再是万能钥匙： 过去，电话是民调的“主战场”。大家家里都有座机，而且接电话的意愿也比较高。但现在呢？手机普及了，很多人家里已经没有座机了。而且，大家对陌生电话的警惕性越来越高，广告骚扰电话太多，很多人直接挂断，或者设置了拦截。就算打到手机上，谁没事接个陌生号码？很容易就被当成“漏网之鱼”漏掉了。
拒绝参与的越来越普遍： 除了电话不好打通，还有一部分人，就算打通了，也不愿意参与民调。他们可能觉得麻烦，可能觉得自己的意见不重要，也可能对民调本身不信任。这种“不愿回答”（refusal rate）的比例如果很高，那么你的样本就不能代表整体，民调的代表性就打了折扣。
“沉默的大多数”越来越沉默：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人们的交流方式多元化了。很多人更习惯在线上表达观点，而不是接听陌生电话。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可能对政治特别关注但又不愿公开表态的人群。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传统的电话民调很难捕捉到。
二、 网络时代的新挑战：样本偏差和虚假信息
互联网的兴起虽然带来了新的调查方式，但也带来了新的难题。
线上民调的“门槛”问题： 像在线问卷调查，你得有电脑，还得会上网。虽然现在上网很普遍，但仍然存在一些人口群体，比如一些老年人、低收入人群或者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人，他们的上网率相对较低。如果线上民调过度依赖这部分人群，就可能出现样本偏差，无法反映整体情况。
“网红”效应和社交媒体上的回音室： 社交媒体上的民调或者大家在社交媒体上表达的观点，很容易受到“网红”效应或者特定圈子（“回音室”）的影响。大家更倾向于关注和互动那些与自己观点相似的内容，这可能让民调结果过于集中在某一群体，而忽视了其他声音。
虚假信息和“操控”民意的可能性：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虚假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都很大。一些恶意的信息或者虚假的民调结果，可能会影响公众的判断和投票意愿。虽然正规的民调机构会尽力避免，但防不胜防。
三、 政治环境的改变：深度极化与不确定性
美国政治环境本身的复杂性和变化，也让民调变得更加困难。
党派极化加剧： 现在美国政治的党派色彩越来越浓，支持率往往是固定的。一些支持者可能不愿意向代表特定政党的民调机构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故意给出不真实的答案，以至于民调机构无法准确捕捉到他们真实的支持意愿。
“羞于表达”的选民（Shy Voters）： 过去几年，尤其是在某些特定选举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一部分选民，尽管他们内心支持某个候选人，但在面对民调时却不愿意承认，而是选择“保守”回答。他们可能担心因为自己的政治立场受到评判，或者社会舆论不接受。这种“羞于表达”的选民群体，是民调机构很难触及的。
选民的态度变化更快： 如今，信息传播速度快，公众舆论的风向也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大选的最后阶段，一些突发事件、候选人的表现或者媒体的报道，都可能迅速影响一部分选民的决定。传统的抽样调查需要时间，可能无法及时捕捉到这些快速变化。
四、 民调机构自身面临的挑战
除了外部环境变化，民调机构本身也在不断调整和适应，但也面临一些困难。
成本和时间的压力： 做一份准确的民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收集和分析数据。但有时候，为了赶在选举前发布最新结果，或者为了降低成本，可能会牺牲一些精度。
模型和算法的局限性： 民调机构会使用各种统计模型和算法来调整样本，预测结果。但这些模型都是基于历史数据和假设的，当现实情况发生剧烈变化时，模型可能就跟不上趟了。比如，如何准确预测不同投票率下的结果，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过度依赖“注册选民”和“可能选民”的划分： 很多民调会区分“注册选民”和“可能投票的选民”。但实际上，谁最终会去投票，这个预测本身就带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一些非总统大选的选举中，投票率可能比预期的要低，或者一些原本不常投票的人群突然积极参与，这些都可能导致民调结果出现偏差。
总结一下，为什么美国大选的民调越来越不准了？
不是说民调本身“失灵”了，而是我们调查的对象（选民）和调查的方式（沟通渠道）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加上美国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和极化，以及信息时代的各种新挑战，都使得民调工作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
现在的民调机构也在不断尝试新的方法，比如混合多种调查方式（电话、线上、短信等），利用大数据分析，甚至通过社交媒体数据来辅助判断。但这就像一场猫鼠游戏，技术在进步，人们的应对方式也在变化，民调的准确性仍然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和改进的课题。所以，下次看到民调结果，不妨多看看它的“出生证明”——采用了什么方法，抽样是否广泛，以及是否有进行后期调整等等，这样会帮助我们更理性地看待这些数字。
网友意见
不是越来越不准，而是不准才是常态。
美国历史上有多次民调不准，在1980年的大选中，卡特与里根的民调几乎一致，但最终里根以10%的巨大优势当选。
其他的还有：1948年，杜威在民调上优势巨大，却输给杜鲁门。2012年，罗姆尼的民调占据优势，但奥巴马赢了。任何民调机构的方案都不是完美的。
民调错误有主观和客观两种可能：
主观上：民调机构本就有倾向性，美国大多数智库都有政党背景，他们和媒体一样都是服务于某个利益集团的。这些有利于金主的民调数字，是争取“中间”派的，而一般人会下意识相信专业机构。也会让本方选民的信心大为增加。
客观上：民调是抽样调查，必然存在偏差值，比如问卷调查、网上搜索数并不能反应老人和低学历选民的倾向。而且各个群体的投票热情也完全不同，有些被调查的人未必会去投票，被漏掉的一些特定群体可能反而会踊跃投票。
民调本就是主观数字，并不是科学。
人是情绪化的生物，昨天的想法与今天也可能完全相反，尤其是选举时。
民调是“过去的情绪”，它有滞后性，不能反应他们投票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有时，候选人在投票前几天的某句话，就能直接改变几百万人的投票倾向。
西方世界的普遍规律：老人的投票率高于年轻人，而民调更偏向年轻人。毕竟民调公司也是用网络、电话收集信息的，他们不可能专门去乡下挨家问话。
民调是给外行(老百姓)看的，而那些竞选老手可不会根据民调来判断输赢，因为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届民调翻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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