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日本所有人都是一条心吗?
首先，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军国主义和天皇崇拜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从儿童教育开始，日本人就被灌输了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对国家的奉献精神，以及“大和魂”的优越感。士兵们被教育成“为天皇献身是至高无上的光荣”，战死沙场被誉为“英灵”，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的战斗意志，也让许多普通民众对战争有着极高的支持度。
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日本政府和军方的宣传机器。通过媒体、学校、社区组织（比如邻组制度），国家机器在不断地强化一种“我们是一个整体”、“为了天皇和国家”的观念。尤其是在战争初期，日本在亚洲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更是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必胜”的信念和对国家领导层的信任。
那么，这种“一条心”真的普及到每一个人了吗？我认为不是。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1. 战争的代价与民众的承受力：
经济压力： 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经济的弊端逐渐显现。资源的匮乏、盟军的封锁、国内生产的受损，都给普通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物价飞涨，食物配给越来越少，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一条心”开始出现裂痕。 许多人开始抱怨战争，对政府的决策产生质疑，只是碍于社会压力和政治高压，并不敢公开表达。
伤亡的冲击： 战争带来的伤亡，特别是后期大量士兵的死亡，以及原子弹的轰炸，让人们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虽然许多人依然崇敬战死者，但亲历或目睹战争惨状的人，其内心深处的感受可能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为国捐躯”能概括的了。
社会等级与阶层： 日本社会并非完全平等的。富裕阶层和普通民众在承受战争代价上的感受是不同的。有权有势的人可能更能规避一些直接的困难，而底层民众则需要承担更多的牺牲。
2. 思想的压制与暗流：
思想统制： 日本政府通过《治安维持法》等法律，对任何被认为可能威胁国家体制的思想进行严厉压制。左翼思想、民主主义思想等都被视为禁忌。这导致了许多具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得不选择沉默，或者以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
“非国民”的帽子： 在那个年代，“非国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指控。一旦被贴上这个标签，个人和家庭都可能遭受极大的社会排斥和政治迫害。因此，很多人为了自保，即使内心不认同，也会选择在表面上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
少数的异议者： 尽管受到严厉的压制，但历史上总有少数人会坚持自己的信念。虽然我们很难找到大量公开反战的案例（因为会被迅速清除），但不能排除在一些非公开的场合，存在着对战争提出疑问，或者希望战争尽快结束的个人和群体。例如，一些知识分子或经历过战乱的士兵，可能在私下里流露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反思。
3. 战后思想的变化：
日本战败后，社会思潮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这种转变也反过来证明了，在战时那种高度统一的表象之下，潜藏着对战争的反思和对不同道路的渴望。如果所有人一开始都“一条心”到无可动摇，那么战败后的思想转变和对战争罪责的反思会显得更加突兀和困难。
所以，如果用“一条心”来形容二战时期的日本，那更像是一种被强大宣传和严酷社会政治压力所构建出的“表面一致”。 绝大多数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国家目标，并且真心希望国家能够强大。但在这份认同的背后，也夹杂着对现实困境的无奈、对未来的担忧、以及对某些决策的不满。只是这些复杂的、个体化的情感，在日本那个时期，很难有合法的途径被表达出来，更多地是被压抑在心底，成为了战争洪流中微弱的杂音。
总而言之，二战时期的日本，国家机器在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控制上是相当强大的，这制造了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氛围。但这并不等同于所有日本国民在思想上、情感上都百分之百地认同并全心投入战争。随着战争的进程，特别是代价越来越大时，这种“一条心”的裂缝也必然会更加明显，只是被严厉的社会控制给掩盖了。
网友意见
很显然不是的。
诚然，战争初期帝国军队胜利的“荣耀”迷惑了不少人民与知识分子。且不论火野苇平人等，就连同情工人、甚至因此与父亲发生冲突的志贺直哉，也在日军攻占新加坡后写下了《新加坡的陷落》。
但是，尽管旧日本帝国有所谓「挙国一致」之说，真正的举国一致显然是办不到的，也不符合辩证法。
如果真的做到了“举国一致”，还需要什么特高警察呢？还需要什么“非国民”的帽子呢？
我来贴三则在特高警察相关论文上找到的「特高月報」吧 。
庁府県―愛知
種別―不穏落書
氏名年齢―名古屋市中区官前町一ノ一西川正男十六才
概要―名古屋市昭和区堀田通三ノ三愛知時計電機株式会社便所に
1.職工の汗と血を社員がしぼる
2.この工場を共産主義で倒せ
と落書しあるを発見、西川が行為者なること判明
措置―五月二十七日名古屋地方検事局に治安維持法違反非現行犯被疑事件として送局
(『特高月報』昭和十五年六月分)
庁府県―警視庁
種別―不敬落書
氏名年齢―[空欄]
概要―中野区打越町三八東京アパート北側黒板塀に
天子様のばか
と落書ありたり
措置―捜査中
(『特高月報』昭和十五年七月分)
庁府県―北海道
種別―不穏落書
氏名年齢―[空欄]
概要―一月十五日小樽市銭函町七四二新宮商工合板工場附属便所内入口戸に稍々巧みなる墨書にて
今待遇改善ヲヤラネバ当工場ノ職工はストラキヲスルトコロダ
と落書し更に他の便所内前方板壁に拙劣なる鉛筆書にて
賃金ノ安イノニストライキモ起キナイ
と落書きしあるを発見す
措置―捜査中
(『特高月報』昭和十七年一月分)
更多的内容可以看这位专业人士的文章——
可以看出，这些言论不少都是些劳动人民的日常牢骚，也有一些对天皇的“不敬言论”，甚至有明显的“共产主义发言”（这个可是违反所谓的《治安维持法》的）。
而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三一五事件」后，日本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很难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党生活者》中的日本共产党党员，在工厂里宣传完全就是地下工作，日常生活都得时刻准备逃避抓捕）
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发言”，想必是战争后期，一部分劳动人民对战争与军国主义不满的自发之言吧。
而旧日本官僚与特高警察显然是明白这一点的，他们对人民的监控可以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甚至垃圾桶和厕所也不能幸免。
这就是上文引用的「特高月報」的出处。
顺带一提，论文的开头，就提到了著名的“东条英机翻垃圾桶”。
堂堂一国首相居然要做这种奇怪的“垃圾桶视察”，可以看出旧日本帝国在战时对人民的监视到了何等地步、又是何等的荒唐。
至于为了反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而在各个战线上坚持战斗的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同志，想必知友都很熟悉了，我也就不必赘述了。
二战时期日本所有人都是一条心吗？很显然不是的——先不说单单日本统治阶级里就有文官政府和军人集团的矛盾、陆军和海军的勾心斗角、“皇道派”和“统制派”的你死我活、“国力总体战”派和“精神制胜论”的相互鄙夷。
就连普通的日本老百姓都不全是狂热追随“天皇”，为“八纮一宇”甘愿卖命的狂信徒。更不要说自始至终反对日本穷兵黩武、压榨百姓的日本共产党了。
昭和16年（1941年）3月初，我收到了写有“临时征召令”的征兵通知（也就是所谓的红纸，实际上是粉红色的。）。
虽说早就做好近期会被征召的心理准备，可真的收到它的时候还是大吃了一惊。
也许有人会说：“终于等来了！那我就去复命吧。”
但大部分人一开始还是心想“这下惨了”，感觉运气背透。
我就是属于那些感觉运气背透的人中的一个。当时目瞪口呆，连“拿到这个召集令真倒霉”之类的话都说不出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哪怕心里真有这样想，但面子上还得说：“能为了国家尽一份力真是无上光荣”，否则就会被称作非国民（被用于称呼那些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期不支持甚至反对穷兵黩武扩张政策的日本人）。
我收到红纸时，正就职于东京日比谷的东宝剧场。当时21岁，是个处于青春年华准备大展手脚的文艺男青年；因此自觉被这份召集令闪了腰也是正常的。
具体来说就是每天喝一点酱油，坚持喝下去的话人就会变瘦，到征兵体检时肯定会被刷下来。
我为了在昭和15年（1940年）的征兵体检中不被列入体质甲种合格一栏里，就曾用过这招。从体检半年前偷偷喝起酱油来。
但不幸的是，满心不想打仗的作者本人靠狂喝酱油把体重降到100斤，但还是没能逃脱当炮灰的命运。于是在送别主人公去当兵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幕：
……在联队大门口已经挤满了送别的人们。一起过来的父亲是参加过日俄战争侥幸生还的老兵，另外我哥也是海军服役期满复员的。
两个人都当过兵，所以对把我送来当兵这事儿，我想他们心里应该还是很难过。
由此可见，即使是参加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老一辈”，也很难对战争抱着什么积极态度——毕竟战争要平头老百姓送死，肥的却是天皇、将军和财阀。
而到了战争的中期后期，日本人民对战争的反抗力度虽然不及组织游击队把墨索里尼吊死的意大利人，但还是要比德国人强上不少：
仅1941-1944年间，日本工人阶级就发动了130次罢工。在日本帝国主义实施高压统治，公开斗争实在难以开展的情况下，广大工人群众的消极抵抗则遍及全国各行各业。
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日本工人的缺勤率不断提高。1943年10月至1944年9月大约1年时间里，包括军工生产在内的企业部门，工人缺勤率达20%，后来竟增长到49%。这就是说，在战争末期，经常有几乎一半的工人用实际行动拒绝为侵略战争服务。
日本军工工人不仅缺勤率高，消极怠工现象更为普遍。仅据日本官方统计，1944年就发生216起大的怠工事件。平时工人们在工作时间内，逃避宪兵的监视去睡觉，甚至出去钓鱼，或者拿工厂的工具和材料不去为当局生产侵略战争所急需的军需品，而是去制作私人用品，这现象也已司空见惯。
在农村，广大农民也在坚持斗争。仅1944年，农村租佃纠纷就达10640多起，参加的佃农达91420人。这一切都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使他们无法随心所欲的调遣民力物力去维持侵略扩张。
1945年8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的一份报告承认：最近发生的对天皇失敬、反战反军及其他不轨言论，匿名投书和张贴匿名传单等情况，概括说来是这样——
自昭和十七(1942)年4月至昭和十八(1943) 年3月，总计308起，每月平均近25起。
自昭和十八年4月至昭和19 (1944)年3月，总计406起，平均每月34起。
而自昭和19年4月至今年(1945)3月，则总计达607起，平均每月51起。
总而言之，这类言论一直在急剧地增加。
尤其是日本特务及警察已经承认：战争末期广大劳动人民反战厌战情绪已发展到“诅咒和怨恨天皇”的地步。
此外，在普遍存在厌战情绪的气氛中，明确表示相信战争已失败、希望早日结束战争的人越来越多。据1944年4月22日东京警察厅的报告说，有不少人认为战争结局已定。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统计，1944年6月，日本国内对战争抱绝望情绪的人比1943年12月增加1倍。对战争胜利抱怀疑情绪的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1944 年6月至12月从17%增为32%，1945年6月则达55%，即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
这些都是日本法西斯侵略和战争政策彻底破产的突出反映，也是日本法西斯统治土崩瓦解的预兆。正因为这样，当时的内阁书记长官迫水久常在1945年6月惊呼国内出现了“对现存制度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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