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有没有出现过苏联那样的枪杀己方士兵的督战队？
在中国近现代的军事史上，确实存在过类似苏联红军在特定时期设立的“督战队”，但其具体形式、规模以及运作方式与苏联的“督战队”有着显著的差异。要详细讲述这个问题，需要对不同时期中国军队的纪律约束和战场管理有更深入的了解。
概念的引入与早期实践（国民党军队）
“督战队”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苏联红军在内战时期成功运用督战队加强纪律、防止溃逃的经验影响。在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北伐战争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也曾尝试过类似的做法。
北伐战争时期： 在革命初期，国民党军队的纪律相对松散，尤其是一些杂牌部队。为了整肃军纪，防止战场逃亡和哗变，确实有过设立“宪兵”或“军纪维持部队”的做法，这些部队在战场上承担着维持秩序、约束士兵、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处决逃兵的职责。不过，这更多的是一种带有军事警察性质的职能，而非苏联那种在特定战役中临时抽调精锐部队组成、专门负责督战的体系。
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面临日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保持战线稳定是首要任务。国民党军队内部各部队的训练水平和战斗意志参差不齐。在一些关键战役中，为了阻止部队溃退，命令部队坚守阵地，有些指挥官确实会使用“督战队”或类似的部队来执行纪律。例如，在一些防御战役中，如果前线部队出现动摇迹象，后方部队可能会被派往前线，阻止后退，甚至直接射杀逃兵。这种做法往往是为了在极端危急时刻“稳定军心”，虽然效果有争议，但确有其事。
国共内战时期： 在与共产党军队的较量中，国民党军队同样面临严峻的战斗压力和士气问题。在一些重要的战役，特别是战略性撤退或转进时，为防止部队失控，国民党部队也会采取严厉的措施维持纪律，包括利用宪兵或临时抽调的精锐部队进行督战。
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特殊性与“督战队”
与国民党军队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在组织原则和思想教育上有其独特性。在早期，尤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共军的“督战队”概念更多体现在一种思想教育和政治纪律的强调上，而非简单的武力威慑。
政治思想的先行： 中共军队非常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士兵的革命觉悟、为人民服务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理论上，是通过强大的政治动员和思想灌输来增强士兵的战斗意志和纪律性。
“掉脑袋”的决心： 共产党军队早期非常强调“不畏牺牲”、“不怕死”的精神。对于逃兵，虽然也有惩处，但更多是通过政治教育、思想改造来解决问题。例如，在长征等艰苦时期，部队面临的缺衣少食、敌军围追堵截等极端困难，士兵的坚守更多源于对革命理想的信念和对战友的责任感。
“连队干部带头冲”： 在实际作战中，共产党军队更强调的是各级干部以身作则，特别是连、排、班的基层干部要身先士卒，带领士兵冲锋。当遇到困难时，干部会站在前面，鼓励士兵前进，而不是站在后面用枪指着士兵。这种“干部带头”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督战的作用，但其性质是激励和榜样，而非强制和惩罚。
临时的、个案的处理： 在极端情况下，例如部队面临溃散的危险时，基层指挥员可能会采取断然措施，但这通常是临时的、个案的处理，未必会形成大规模、体系化的“督战队”。例如，在某些部队突围或防御关键节点时，可能会有留守部队或指定的干部负责阻止后退。但这种做法更多的是应急性的，且在部队的政治宣传中，会强调其“必要性”和“光荣性”，例如“为了掩护主力撤退”、“为了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刻”。
“政委”与“督战”的关系： 在共产党军队中，政治委员制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委的职责之一就是维护部队的政治纪律和士气。在某些情况下，政委或政治机关会参与到对逃兵的处理中，但这往往伴随着思想教育和改造。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某些特殊战役或特定历史时期，会为了保证战役胜利而出现比平时更严厉的纪律执行方式。
与苏联“督战队”的比较：
苏联红军的“督战队”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关键时期，其规模和严厉程度是比较显著的。他们往往是临时从其他精锐部队抽调，装备精良，直接部署在作战部队的后方，对拒绝执行命令或试图逃跑的士兵毫不留情地予以击毙。这种做法是国家机器在生死存亡关头采取的极端强制手段。
相比之下，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共军队）的“督战”方式，如果存在的话，更倾向于：
1. 政治思想先行： 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导，以鼓励和榜样为主要手段。
2. 基层干部责任： 强调基层干部以身作则，带领士兵作战。
3. 应急性措施： 在极端危机时刻，可能会采取更严厉的纪律执行方式，但并非普遍化、体系化的制度。
4. 宣传的包装： 即使有严厉的纪律执行，也会在宣传上将其包装成“革命的坚定”、“战友的责任”等正面叙事，而非简单粗暴的“杀兵”。
是否存在明确的“督战队”建制？
从公开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来看，中国军队（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编制中，很少有正式设立名为“督战队”的常备建制。 更多的是在战役层面根据需要临时抽调人员组成，或者由宪兵、后方部队承担一部分督战职能。
国民党军队的宪兵系统： 国民党军队有自己的宪兵部队，其职责包括维护军纪、管理交通、执行命令等，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约束部队的功能，但与苏联那种专职督战的部队仍有区别。
共产党军队的基层干部和政治组织： 如前所述，中共军队更依赖于基层干部的模范作用和政治组织的思想工作来维持纪律。
结论：
中国近现代的军队，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在不同时期都曾面临维持战场纪律和防止溃逃的挑战。因此，出现过类似苏联“督战队”功能的部队和做法。国民党军队在这方面可能更接近苏联模式，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时刻，会采取严厉的手段。
而中国共产党军队，虽然也存在对逃兵的惩处和对战场纪律的严格要求，但其“督战”方式更侧重于政治思想的先行、基层干部的以身作则以及临时的应急措施，而非苏联那种大规模、常态化的武力威慑。在公开的文献和研究中，很难找到明确的、与苏联“督战队”直接对标的建制性组织。更多的是在历史的缝隙中，在战役的指挥层面，在基层部队的应急反应中，体现出对维持战场纪律的极端重视。所以说，并非没有类似功能的存在，但其形式和内在机制与苏联模式是有区别的。
概念的引入与早期实践（国民党军队）
“督战队”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苏联红军在内战时期成功运用督战队加强纪律、防止溃逃的经验影响。在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北伐战争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也曾尝试过类似的做法。
北伐战争时期： 在革命初期，国民党军队的纪律相对松散，尤其是一些杂牌部队。为了整肃军纪，防止战场逃亡和哗变，确实有过设立“宪兵”或“军纪维持部队”的做法，这些部队在战场上承担着维持秩序、约束士兵、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处决逃兵的职责。不过，这更多的是一种带有军事警察性质的职能，而非苏联那种在特定战役中临时抽调精锐部队组成、专门负责督战的体系。
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面临日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保持战线稳定是首要任务。国民党军队内部各部队的训练水平和战斗意志参差不齐。在一些关键战役中，为了阻止部队溃退，命令部队坚守阵地，有些指挥官确实会使用“督战队”或类似的部队来执行纪律。例如，在一些防御战役中，如果前线部队出现动摇迹象，后方部队可能会被派往前线，阻止后退，甚至直接射杀逃兵。这种做法往往是为了在极端危急时刻“稳定军心”，虽然效果有争议，但确有其事。
国共内战时期： 在与共产党军队的较量中，国民党军队同样面临严峻的战斗压力和士气问题。在一些重要的战役，特别是战略性撤退或转进时，为防止部队失控，国民党部队也会采取严厉的措施维持纪律，包括利用宪兵或临时抽调的精锐部队进行督战。
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特殊性与“督战队”
与国民党军队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在组织原则和思想教育上有其独特性。在早期，尤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共军的“督战队”概念更多体现在一种思想教育和政治纪律的强调上，而非简单的武力威慑。
政治思想的先行： 中共军队非常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士兵的革命觉悟、为人民服务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理论上，是通过强大的政治动员和思想灌输来增强士兵的战斗意志和纪律性。
“掉脑袋”的决心： 共产党军队早期非常强调“不畏牺牲”、“不怕死”的精神。对于逃兵，虽然也有惩处，但更多是通过政治教育、思想改造来解决问题。例如，在长征等艰苦时期，部队面临的缺衣少食、敌军围追堵截等极端困难，士兵的坚守更多源于对革命理想的信念和对战友的责任感。
“连队干部带头冲”： 在实际作战中，共产党军队更强调的是各级干部以身作则，特别是连、排、班的基层干部要身先士卒，带领士兵冲锋。当遇到困难时，干部会站在前面，鼓励士兵前进，而不是站在后面用枪指着士兵。这种“干部带头”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督战的作用，但其性质是激励和榜样，而非强制和惩罚。
临时的、个案的处理： 在极端情况下，例如部队面临溃散的危险时，基层指挥员可能会采取断然措施，但这通常是临时的、个案的处理，未必会形成大规模、体系化的“督战队”。例如，在某些部队突围或防御关键节点时，可能会有留守部队或指定的干部负责阻止后退。但这种做法更多的是应急性的，且在部队的政治宣传中，会强调其“必要性”和“光荣性”，例如“为了掩护主力撤退”、“为了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刻”。
“政委”与“督战”的关系： 在共产党军队中，政治委员制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委的职责之一就是维护部队的政治纪律和士气。在某些情况下，政委或政治机关会参与到对逃兵的处理中，但这往往伴随着思想教育和改造。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某些特殊战役或特定历史时期，会为了保证战役胜利而出现比平时更严厉的纪律执行方式。
与苏联“督战队”的比较：
苏联红军的“督战队”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关键时期，其规模和严厉程度是比较显著的。他们往往是临时从其他精锐部队抽调，装备精良，直接部署在作战部队的后方，对拒绝执行命令或试图逃跑的士兵毫不留情地予以击毙。这种做法是国家机器在生死存亡关头采取的极端强制手段。
相比之下，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共军队）的“督战”方式，如果存在的话，更倾向于：
1. 政治思想先行： 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导，以鼓励和榜样为主要手段。
2. 基层干部责任： 强调基层干部以身作则，带领士兵作战。
3. 应急性措施： 在极端危机时刻，可能会采取更严厉的纪律执行方式，但并非普遍化、体系化的制度。
4. 宣传的包装： 即使有严厉的纪律执行，也会在宣传上将其包装成“革命的坚定”、“战友的责任”等正面叙事，而非简单粗暴的“杀兵”。
是否存在明确的“督战队”建制？
从公开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来看，中国军队（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编制中，很少有正式设立名为“督战队”的常备建制。 更多的是在战役层面根据需要临时抽调人员组成，或者由宪兵、后方部队承担一部分督战职能。
国民党军队的宪兵系统： 国民党军队有自己的宪兵部队，其职责包括维护军纪、管理交通、执行命令等，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约束部队的功能，但与苏联那种专职督战的部队仍有区别。
共产党军队的基层干部和政治组织： 如前所述，中共军队更依赖于基层干部的模范作用和政治组织的思想工作来维持纪律。
结论：
中国近现代的军队，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在不同时期都曾面临维持战场纪律和防止溃逃的挑战。因此，出现过类似苏联“督战队”功能的部队和做法。国民党军队在这方面可能更接近苏联模式，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时刻，会采取严厉的手段。
而中国共产党军队，虽然也存在对逃兵的惩处和对战场纪律的严格要求，但其“督战”方式更侧重于政治思想的先行、基层干部的以身作则以及临时的应急措施，而非苏联那种大规模、常态化的武力威慑。在公开的文献和研究中，很难找到明确的、与苏联“督战队”直接对标的建制性组织。更多的是在历史的缝隙中，在战役的指挥层面，在基层部队的应急反应中，体现出对维持战场纪律的极端重视。所以说，并非没有类似功能的存在，但其形式和内在机制与苏联模式是有区别的。
网友意见
有，国民党军队在1938年期间有大量督战队
有记载在抵抗黄河北岸日军时，胡宗南的部队扫射了试图乘船逃到河南岸的友军部队
题主的问题容易产生误导。“枪杀己方士兵”的行为是防御战中拦截逃兵，进行审判（哪怕是极端简化的审判）之后。还是像《兵临城下》演的一样，在士兵进攻时都不打敌人专打自己士兵的？如果是前者，那中国肯定有。如果是后者，不但中国没有，苏联也没有。
@干货搬运工 回避问题，纠结苏联有没有督战队有何意义呢？苏联有督战队，国军就没有了？我给你提供一份干的不得了的干货，请签收。注意材料作者的名字，如对材料真实性有疑问，请找原作者对线。
10月11日的淞沪会战战斗，只有两百鬼子冲入国军阵地，国军一个师就仓皇撤退了，而且这个师背后的税警团和炮兵也纷纷逃跑，还牵连了附近的6师和87师。溃兵跑到后方才发现兵力竟然有两千多人，是鬼子进攻兵力的十倍还多（还不知道有没有跑散的）！由于这个战绩过于羞耻，朱绍良不得不以总司令的身份亲自跑到前线督战，第一个措施就是派出一个团架起机枪扫射，阻止败兵撤退。
相信大家从这个事例都能看出来问题所在：机枪的作用主要是威慑，迫使士兵停止撤退。要集合败兵并进行反攻，自有专门的军官进行组织，并不需要机枪追着反攻的队伍跑。可见国军督战和苏军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主要是在防御战中阻止溃退，为反攻进行准备。而不是像《兵临城下》表现得要和敌人一起消灭自己的部队。当然这并不妨碍有的人为了立场硬要把《兵临城下》称为“档案水准的超经典电影”。
兵临城下的遗毒真是深啊，实际上苏联的政委不但不像电影中指挥督战队，而且是带头冲锋，师团级政委牺牲很多，更别提基层单位。(一段时间内政委的战损量过大，补充不上，还专门下过命令禁止政委带头冲锋），至于227号命令中的确要求组建督战队，但是督战队主要负责的人收拢溃兵和处决逃兵，像电影总拿枪逼着士兵冲锋的，是很容易引起士兵哗变的，并且227命令最后的统计，一万五千余人受到了处分，两百余人被枪毙，其余基本是进了监狱，惩戒营和送回原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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