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皇帝和很多大臣都认为科技是“奇技淫巧”而予以毁灭禁止？

徐光启，内阁次辅，比他级别高的就俩人，内阁首辅跟皇帝。

他这种地位的人，为啥翻译起了西方科技类书籍？还整合中国科技技术，汇测成书出版？

崇祯历书里为啥有同时有地心说跟日心说？还有中西计量单位换算。

朝廷还出了个西法党，说好的禁止“奇技淫巧”呢？

这些行为都是自发的，当时西方人根本没有能力动摇帝国的统治，完完全全就被朝廷当成外夷海盗。

古代差的是传播效率。

日本1877年就建了东京大学，打日俄战争的时候国内就已经完成了覆盖全民的小学义务教育，动作比俄国都快。

纯粹是清朝自己反应慢，然后从清朝的表现去反推出更早的朝代会如何如何。

你让和珅搞个西法党，翻译西方书籍，出版科技技术类的著作试试？

早在明中期，就有《雅述》这种唯物主张，这是中国文化自身产出的东西。

就是朱子，他对雨 ，彩虹构成的原理，跟雪花形状的解释，还真就是物理层面的格物致知，很富有对事物探究的科学精神。

——

还有清朝对学校校规的增加，可能是限制清代文人进步的一大阻碍。

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组织党派，出版传播新思想，讨论国家利弊。

这几点，哪个国家没经历过？

这种校规培养出来的学生会变成什么样子，显而易见。

因为中国三千年历史都是在研究怎么瓦解社会组织，怎么原子化个人，怎么加强中央集权。

中国人总是自豪自己的历史多么悠久。正是因为中国的科技树都点在皇权统治上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才如此艰难。历史悠久点歪科技树，从宋到清大几百年毫无进步，不知骄傲个啥。

科学的发展意味着人文的启蒙，思想的自由，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商业的发达。商业的发达就会要求法律保护，要求契约精神。法制本身就是在限制政府权力。学术和商业的发达又必然会形成新的社会团体。这些都是不利于中央集权的。

关于怎么统治中国人，古代帝王可比知乎建政们研究得透彻多了。

首先，这个问题的题目非常没有水平。

中国并没有出现“很多皇帝和大臣都认为科技是“奇技淫巧”而予以毁灭禁止”这种情况。事实上除了某些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之外，大多数中国朝代，你可以说它不重视科技，但人家并没有特别反对科技，更谈不上毁灭禁止了。

不重视，和毁灭禁止是两个概念。比如有一个医生医术很高明，在中国显然并不会单单因为他医术高明就被毁灭，更可能是被聘为御医。但是在西方确实有可能因为他医术高明就被毁灭禁止。

所以如果只是讨论是否因为科技而被毁灭禁止，西方在这方面做得显然比中国更极端一些。

有人要说了，张角这种也被汉朝禁止了呀。废话，张角成为反贼仅仅是因为他治好了人吗？他就是聚众造反好吗？无论你以什么名义，只要你聚众造反，或者被怀疑要造反，你都可能被毁灭禁止。但原因是造反，不是科技。很多人因为卖私盐而被抓，难道因此可以推断出中国人禁止吃盐？这完全是两回事嘛。

事实上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其实最初对科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但请注意，科学的出现其实是文化水平提高的一个副产物。

在西方因为社会管理模式一直是很落后的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教会为了增强宗教的说服力，则需要更多学问高深的神学家。所以文化人基本都集中在教会那边。而教会本身其实是最反对科学的。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最反对科学的教会，最后成为了科学萌芽的温床。这不等于说教会希望科学发展，而是说教会不懂文化水平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他们以为他们是在研究神学，结果是为自己挖好了坟墓。

在中国有点不同，中国由于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最重视学问的是政府。有学问的人都集中在了政府之中。而由于科学在早期并没有什么卵用，所以政府不重视科学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但问题在于，中国政府与西方不同，中国政府的统治能力会随着政府官员文化水平的提升而不断增强。这对科学的发展会造成一定影响。

我们再看看西方，西方社会其实是二元社会，西方人面临着封建主和教会的双重管理。这两者的管理之间会有漏洞，教会与封建主有时候甚至是竞争关系，他们之间利益不一致的地方可以利用。所以文化人的增加最终更容易脱离教会原本的计划轨道。

但在中国，最有文化的人，恰好是政府官员。这就导致，社会的发展如果出现什么脱轨的情况，最先发现问题的就是官员。简单的说，文化人是不是能够脱轨而诞生科学，不能靠统治阶级打盹，反而要靠统治阶级自身的改革。

而不幸的是，中国的历史遇到了不可抗力。唐宋时期本来是中国文化最开放，最容易出成果的时间。结果唐朝之后是蛮族入侵，宋朝之后又是蛮族入侵。在文明发展被打断之后，明朝这个汉人朝廷变得保守起来，结果最后又亡于蛮族。

历史就是由很多巧合决定的。在西方，本来最反对科学的教会，却因为自己掌控能力不足反而催生了科学。而本该通过社会改革促进科学发展的中国，却在最后关头被蛮族打断了发展。真是可叹可惜呀。

《骑兵论》的作者莫德在一战前夕，论述了骑兵未来将作为冲破战壕和铁丝网的关键力量。

对于未来能在一分钟射出600发子弹的机枪，作者认为是不可思议，因为子弹不可能射出那么多，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骑兵如何挥舞着马刀冲破敌人的战壕，在对方还来不及举枪射击的时候击败对手。

到了一战时期，机枪的发明让骑兵大片大片被撂倒，最后冲破了铁丝网的武器是坦克，各国在一战结束后都裁撤了自己的骑兵师。

《骑兵论》写的很好，但是看这本书会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深受欧洲近代军事思想熏陶的专家都会犯下这种错误，何况是从未接触过工业文明，不知道工业为何物的中国人呢。

因为在封建时代及封建社会以前，“科技进步”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不一定和统治强度（即上层的私利）正相关。

这点不只是中国，对其他国家来说也适用。

毕竟有了大炮，城堡、铠甲和武士刀就没有那么大的用途和威慑力了。

有了蒸汽机，人力和土地相对而言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科学越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宗教的解释权和权威性就没有那么强了。

在没有“奇技淫巧”的时候，各种城堡碉楼，各种名刀名甲，各种教义和“圣贤书”，那都是权力的保障。

所以古代王侯将相并不是只把科技当做“奇技淫巧”，就像孙策烦于吉，并不是因为于吉掌握了什么“核心科技”，只是因为这种“神仙”的存在，会影响他这位“江东之主”的威严和权力了。

“封建迷信”好不好，也得看“封建迷信”能否为统治者所用，不能为统治者所用的话，破除“封建迷信”就势在必行。

即便到了现代，当科技和“控制权”正相关的时候，“上司”们也是重视科技的，就像普通打工人反感钉钉签到，反感上司非工作时间的各种微信留言，但这两种软件，可是上司们的利器。

反过来，“百度一下你就知道，谷歌一下，你丫的知道的太多了”也是同理。

实际上，各种各样的军事技术改革（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技术和制度革新）在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并不少见，即便是到了清末，也是想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这时候为什么不认为坚船利炮是“奇技淫巧”了？

因为这时候“科技”和“统治稳固”是正相关的啊。

因为能打到中国来的外国可都有了“坚船利炮”，自己再没有这种“奇技淫巧”的话，“江山”就要不稳了。

而且，在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通常就不会太重视“科技”，而缺乏“人口红利”的话，对科技就会相对更重视一些。

这点在印度、非洲等“人口红利”丰富的地区，也是一样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基本印度整个国家都成为了殖民地，也并不耽误印度本地那些“受招安”了的王公贵族们继续锦衣玉食发大财“接着奏乐接着舞”。

所以，某种角度上这个问题既成立也不成立。

至于为什么西欧封建社会比中国封建社会更早产生了“科学”，也不单单是一两个皇帝的意图能改变的事情，因为中国和西欧的国情不一样。

古代中国虽然具备发展出科学的可能，但没能发展出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因为整个国家或者说整个中华文明长期都对科学缺乏需求。

这里的“缺乏需求”不是指古代国人不需要更多更好的衣食，不想要更好的生产设备或者更好的交通工具与武器。

而是说封建时代的中国，整个社会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文化层面，（相对西欧）都缺少对科学技术迫切的改善性需求，缺乏催生科学进步的机制（不论是制度性的还是社会性的），继而难以进一步激活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因为古代中国的利基从根本上来说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而非市场经济。而过早统一的庞大国家，统一的文化圈，巨大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使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分分合合的整体，在应对自然上可以有更多的政策性、制度性手段，也使得（在上层的角度）人们的思想需要更加统一，这和相对中国来说“小国寡民”的西欧也是不同的。

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改善，既不是古代大多数普通国人实现安居乐业、获得更大利益的首选（实际上仅仅能吃饱穿暖过得平安通常就已经是古代国人最大的幸福了），也不是大多数脱产的古代中国精英进行“自我实现”的首选。

就事实来说，从文艺复兴开始，就不难看出，即便同在欧洲，各国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而能引领当时科技文化进步的，始终都是当时最以工商业立国，经济结构相对更接近现代市场经济，（甚至）有国内的统一市场，并奉行“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的国家（意大利城邦、尼德兰、英国、德意志邦国、美国）。这和基本以“重农抑商”为经济“国策”的古代中国是大不一样的。

因为拥有巨大的人口和广袤的领土，所以不论出于经济的发展还是政治的稳定，古代中国都非常依赖农业，所以历代王朝基本都“重农抑商”，“劝课农桑”。

所以古代中国从来都重视农业科技，基本不会认为有利于农业的科技是什么“奇技淫巧”。

加之古代中国（尤其是那些大一统的朝代）作为一个整体在东亚都是规模绝对领先，技术还有一定优势，所以外部压力基本没有或者即便有外部压力其文明程度也低于自身，这样的中国，自然就很容易自成体系，圈地自萌。某种意义上，古代中国几乎从大一统时代开始陷入了“资源诅咒”。

甚至慢慢地，原有的赖以强大的资源反倒成为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而因为人口、领土和资源相对较小，所以并非大一统的西欧各国在重视农业的同时，也往往重视工商业，甚至相对农业更重视工商业。而工商业要更好地发展，就不能不依赖科学技术的提高。

加之各国之间常年的战争威胁和奥斯曼帝国的存在，也使得西欧各国，尤其是原本在人口和资源处于劣势的国家与民族不得不依赖制度改革和科学技术升级维持自身安全，以及寻找和开拓更大的利益。

实际上，与大航海时代欧洲境遇相似的唐（早期）宋（中晚期），恰恰也是古代中国科技文化最发展、最包容的时期，工商业发达，繁华的商业城市（广州、泉州、宁波、杭州、扬州）开始出现，对外贸易开始大发展，而距今更久远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则自带国际化属性，也更是百家争鸣。

古代（尤其元明清）中国与文艺复兴前后西欧这种差别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虽然中国和西欧都有不从事生产而衣食富足的上层，但中国和西欧的上层却大大不同。

有长期政策和制度（如察举、科举）的大一统中国，可以“学而优则仕”，依靠土地兼并、朝堂争斗往往是中国古代上层获得更大利益（声望、财富和权力）的最稳妥方式。

而农民、工匠、商人不但难以在这种社会阶层流动制度中获得好处，反倒常常是被打压甚至歧视的对象。甚至古代中国的思想家、科学家和文艺精英，往往也都是仕途上（一度乃至终生）不得志的“失败者”，像王阳明、顾炎武、唐伯虎这些。

而西欧的上层，则往往与工商业密不可分，政治与商业利益联系密切，甚至贵族起家时就是工匠和商人，像美第奇家族、皮特家族这种。

工商业的发展加上没有一个能够统一全欧洲的霸权国，使得人才和资本的流通乃至战争的动机能够更符合市场规律而不是政治需要，也使工匠和商人（以及农民）起家的圈外人能够相对来说比较和平地登上政治舞台，“暴发户”慢慢就变成了“自古以来”的“老钱”，获得全社会的尊重和巨大权力。

也就是说，西欧的社会阶层流动虽然同样依托于传统的封建制度（当然西欧的封建制度其实和古代中国的也不同），也在进行土地兼并，却又以工商业为基础，和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大大不同。

在这种利基差别下，近现代西欧的商人和政客相对来说更接近于一体（虽然此时的西欧政客利基上大多数仍然是农业，也就是土地贵族），而非近现代中国常见的商人依附于权力。

而人与人之间关系从主君和臣下、臣民（甚至奴隶）的传统关系变为近现代的雇主和雇员，政客和公民的过程，这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相对更加平等的过程，西欧也就比中国更快一些。

而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工商业相比农业更容易获得财富，且土地在工业时代前就是最重要的资本，普通人难于大量获得（有大量土地的也不是普通人），所以更重视工商业的西欧，其经济发展程度在元朝便已开始超过中国。

更高质量、更外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对科技文化更依赖，对科技文化态度也更开放的脱产阶层，也加速了西欧的城市化和中产阶层（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寒门）的形成，巨大的商业城市也不断形成，市民不断增加，这是近现代西欧科学技术发展的人力基础和物质基础。很多（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们至今耳熟能详的近现代西欧科学家都是来自殷实的家庭，也证明了这一点。

某种程度上，正是富裕带来的科技进步，而古代中国缺乏产生这种工商业富裕的条件。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种人力基础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存在，缺乏巨大的商业城市，即便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文化本身再怎么深邃精妙，再怎么文艺复兴，这些文化遗产也可能只是贵族老爷们进行自我修养的方式甚至炫富的玩物，而难以进化成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就像郑和的舰队虽然远比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豪华和强大，但曾经拥有领先科技的明代中国，因为缺乏类似的商业利基而没有让这样的大舰队变成大明自己的皇家海军，中国最后也在大航海时代开始真正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

单纯的器物，如果没有合适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它本身的优点和先进性实际上很难得到发挥。

近代西欧商业与权力更接近一体的上层与早期中产阶层的壮大，使得科学技术在科技贡献率其实并不那么高的近现代也能够受到尊重并得到发展，即便在工业时代到来前的欧洲，如果一个人在某项科学研究上取得了理论创新或者技术突破，很容易会受到社会的尊重甚至崇拜，乃至成为留名后世的科学家，也有可能因为技术本身的应用凭借法律保障和市场经济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更先进更开放的中产阶层也使得西欧的权力阶层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不可能过于保守，因此像早期的伦敦皇家学会和法兰西科学院这样的组织才能出现和发展。

而到了科学技术开始实打实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西欧人力资本（相对其他地区）愈加昂贵，技术升级需要的资金也越来越大，世界上的工业国和非工业国的科技差距已然是天壤之别，再无物美价廉的工业化了。所以除少数人口或资源大国（如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能够成为后起之秀，绝大多数国家至今仍然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这是后话了。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求，这种需求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因为经济基础（获利方式）的不同，近代西欧形成了与古代中国差别明显的脱产阶层与中产阶层，和大量的商业城市，而这一人力基础和物质基础反过来与科技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虽然这一循环其实也遇到过可能被打破的风险），最终促进了从技术到科学的过程。

就是这种想法吧。

从四大发明，到现在的中国天宫空间站这几千年的时间里，为什么不能成为地球第一大强国，反而成了“要后来居上”的追赶型国家？

其实，真不是中国缺少人才，而是在有着“皇帝君主”制的所有国家里，都在刻意阻止科技的发生！我们所看到的科技强国都是非皇帝制的国家，从德国的坦克到美国的原子弹，都不是封建国家的产物。

我先说个罗马的故事，据说，公元1世纪有位工匠，他发明出一种节约人力劳动的机器，献给了韦斯巴芗皇帝。韦斯巴芗——这位以重建帝国秩序、善于经营国库闻名的君主，下令重赏工匠，然后命令他再也不许制造这种混账东西。他们知道技术可以带来财富，但是财富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他们的核心诉求是稳定，而非效率。如果技术带来的只是生产率提升，那么我想任何有脑子的统治者都会张开双臂欢迎它。问题在于，技术必然会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影响分配，影响生产关系，影响阶层力量对比。久而久之，也会影响皇帝这个宝座，皇帝是不允许这种难以预测的事情发生的。

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认为，这个世界处于某种停滞或循环当中，直到末日。

中国人看到王朝周期，古埃及人看到神话重演，日本人相信皇国永续，伊朗人相信斗争不灭。

佛教徒、古希腊人相信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更坏，基督徒和穆斯林常说：“末日近了。”谁要是相信技术能够彻底改变这个几千年来看上去没有变过的世界，在古代他一定被认为是疯子。

所以，当新技术带着影响分配、改造社会关系的力量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古人一定是警惕的。

统治者担心失去权力，被统治者担心日子过得更糟。

当年的大清也存在着该不该修铁路的争议，1880年刘铭传、李鸿章上书清国朝廷要修铁路。李鸿章还专门写了《妥筹铁路事宜折》提出修建铁路有九大益处。

但出使过英、德、奥、荷，亲自坐过铁路的清国外交官刘锡鸿却反对修建铁路，并针锋相对写出了《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提出修建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表示大清国万万不可修建铁路。

结果朝廷听取了刘锡鸿们的意见……

你可能觉得刘锡鸿是个愚不可及的笨蛋，他亲眼看过铁路、坐过铁路，知道“火车之利于遄行，速者一昼夜三千里，缓亦一千数百里”怎么还竭力反对呢？

刘锡鸿反对修铁路的理由听上去，却成了当时很正确的认识，总结起来是这样的：

1.清王朝贪污腐败严重，不适合修铁路。如果借洋人的钱搞铁路，因为层层腐败利息绝对低不了。而且当时国外都进入到了热武器时代，如果因为欠钱这个缘由被西方联起手来攻打，毫无还手之力。

2.清朝人均素质不高，不适合修铁路。西洋收养孤儿整治盗匪，社会风气好。中国盗窃成风，马路上但凡有点东西都会被盗窃一空。铁轨长达几千里，如果没有大批人马看守，只怕马上就要让人扛回家了。

3.清朝国情特殊，不适合修铁路。西洋妇女喜奢侈，爱携全家出门游玩。我国人勤俭节约没有出行需求，所以火车载客有限，票价也就降不下来。英国人自己都说这种四处出游奢侈享乐的作风不可取，如果国家情况不好，三五年就败家了。我们中国正应当吸取奢侈享乐的教训，节制老百姓的消费。怎能反其道而行之？

就这样……铁路还真的没建成！后知后觉的我们可能认为这种阻碍发展的基建无能之事很可笑，但如果我们抹去现代人的认知和认识，活在当初的时代，这些理由怎么听怎么都真很有道理。

在所有的朝代史上，中国的皇帝和很多大臣都认为科技是“奇技淫巧”而予以毁灭禁止。而限制“科技发展”几乎是所有古代的强世俗政权都会有的行动。中国只是不例外而已。

近代以来，西方关于实用技术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经济对新事物的评价机制。一件新发明，它不非得需要某个领导或达官贵人阶层的认可，甚至不需要社会上的多数人都觉得它有用，只需要觉得它有用的那部分人掏出的钱能覆盖生产研发这个东西的成本，那么这个东西就能存续发展。只要某个新东西能保持发展，如果发展理念和方向是对的，时间一长，最初觉得这个东西没用的人也会逐渐发现这个东西的用处。

无法理解新事物的作用的问题，不只是在中国独有，即便是在西方，即便是在当代，即便是在最先进的国家的最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里也是很普遍的，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都能说出“互联网的作用不超过传真机”的话。

可现在我们再看看互联网，简直就是居家必备、出行必备，生活之根本。

就算是放眼当下，人类出于伦理道德等因素，也拒绝了克隆羊和未来的克隆人技术，但谁又知道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是否对克隆羊和克隆人感染呢？

人类总是在认知的不确定性中一步一步向前走，美国没有历史，唯一所谓的历史也就是南北战争了，当然，他们夺取印第安的那种残酷的行为又选择性屏蔽。

最后说一句，地球人类文明社会的几次工业革命实在太棒了，让如今的我们有了如今的时代。

极端不公的分配制度下，权力博弈才是这个社会的终极矛盾。

因而对当权者来说，稳定永远是最根本的渴求。他们对内的防范，远远高于外部，“宁与外贼，不予家奴”就源自这个逻辑。所以稳定必须优先于科技与效率。

更搞笑的是，在古代科技不但不重要，反倒是没有科技很重要。

因为民间科技的提升必然带来效率的提升，而效率提升必然弱化皇权，因此所有技术都受到朝廷全面的管制与打压。

天文仪器不让造，天文书籍不让写，星空都不让人看。。。以免被人“窥破天机”，直接导致我国的伽利略开普勒牛顿还没进入摇篮就被扼杀。

当年山西晋商用了几代人好不容易点出的金融科技树，最终也被朝廷一锅端，国产原创的“金融倍增器”就此宣告破产，国产亚当斯密躲在无人处瑟瑟发抖。

总之无论民间整出点任何黑科技（外面传来的也一样），先禁了再说，实在禁不掉就收归国有，官商共营，比如织造、船运。

。。。。。

任何新鲜的“奇技淫巧”，哪怕对皇权毫无威胁，但不管那么多，宁杀错不放过！

一切必须予以毁灭禁止。

1825年，英国文学刊物《评论季刊》预测火车没有前途：

“认为火车头将来有可能跑得比马车快两倍，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谬论吗？”

1877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想把自己的电话专利权卖给西联电报公司，但这家公司的总裁卡尔·奥顿拒绝了，他说：

“我们买个电动玩具有啥用呢？”

1894年，意大利青年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一年后，马可尼能够在超过1.5英里的距离上发射和接受电子信号。

他写信给当上邮电部长的意大利政治家拉卡瓦，请求他的资助。

后来这份文档被政府部门，潦草地写上“发送至伦格拉”，指罗马伦戈拉街的一家精神病院。

1897年，他被介绍给英国皇家学会，皇家学会会长开尔文勋爵宣称：“无线电技术没有未来”

开尔文勋爵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最杰出的物理学家

他宣称像飞机那样“比空气更重的”装置是不可能实现的，X 射线是无聊的把戏。

魏明帝曾经被进献一种木偶百戏，但这些木偶不能动。皇帝问马钧能不能让木偶动起来，马钧就做出了水转百戏。

木头制成原动轮，以水推动，所有的木偶都能动起来，有的击鼓，有的吹箫跳舞。

这玩意谁不说一句“奇技淫巧”呢？

但单从水转百戏就能看出来，马钧基本掌握了，在水利和机械传动方面的原理。

他发明的龙骨水车，解决了坡上灌溉的问题。这个龙骨水车沿用到水电泵普及之前。

任何一项发明，在没有看到它的实际好处之前，人们从来不会吝啬否定。

其他的回答都已经很完备了。正如很多答主所说的一样，限制“科技发展”几乎是所有古代的强世俗政权都会有的行动。中国只是不例外而已。

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的就是，我们过去的科技史教育中可能缺乏一个关于科技与宗教的关系的视角，忽略了教会这种“非世俗”的社会组织对于科技的促进作用。

在我们过往的历史教育里，一谈到宗教就是反科学，然后一谈到教会就是黑暗的中世纪。仿佛天主教会主导欧洲的近千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扮演的是反面角色。但是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刻板印象。所谓的“黑暗中世纪”的说法其实主要来源于启蒙运动以及黑格尔，因为在启蒙思想家和老黑看来，中世纪的思想是乏善可陈的。而继承了启蒙运动和黑格尔的遗产的马克思延续了这种看法，进而影响到了20世纪成立的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史观，其中包括我国。

但是，这种印象的片面性在于忽略了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单向的压制，而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世纪教会学校以及大学。中世纪的教会学校将柏拉图所提出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数，几何，音乐，占星）正是确立为教学科目，使得规范化的知识教育成为了可能。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科就是算数，几何和占星。在教会的世界观里，上帝创造的世界并不是混沌的，而是有规律的，可知的。而通过数学和几何的语言我们是能够得到关于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认识的。通过算数，几何和占星的结合，才有了脱离传统占星术（astrology）之上的天文学（astronomy），而天文学的革命是整个近代科学革命的起始点。

我们所知道的所有近代科学革命的几乎所有代表人物（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等等）都是接受过完整的教会学校教育的，并不是彻底的“中世纪秩序”的反叛者。按照现代的话来说，他们之所以是严肃的科学家，而不是民科，恰恰因为他们接受了正统的中世纪的教育系统的培养。科学革命不可能由一群民科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教会学校并不是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工具，而是对于承袭古希腊的知识传统和开启近现代科学有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的。而这一点由于长期的“黑暗中世纪”的宣传，显得被低估了。

综上，在明确了绝大多数中古世俗政权都会限制科技发展（中国自然不例外）之后，我们还得看到像教会这样的“非世俗”社会组织的作用。科技革命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其中肯定有对传统知识和科学的继承。而在欧洲中世纪，恰恰是教会的学校和大学维持了这种传承关系。

并不是所有皇帝和大臣都视科技为淫巧，这其实是偏见。

如果中国自古就是抑制科学技术的发展的话，为什么由战国、秦汉到隋唐、宋金元，中华文明技术的发展会快于西方呢？

中国的落后，是明清时期将科举作为取士的几乎唯一途径，又将“皓首穷经”的文字游戏作为唯一考试内容而产生的不良结果。

从北宋的宋神宗开始，科举考试以“经义”为主。这一变化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出人头地”的通路，从此以后，知识分子也没有几个愿意研究技术的了。大家都“皓首穷经”去了，哪里还有什么科技发展呢？

秦汉时期，中国对科学技术可以说是大力发展的态度。

战国时期的《考工记》，可以看出，秦汉古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他们知道技术的作用，知道技术对国家的意义，并且说得相当明白：

粤国生产不出大钟，燕国生产不出铠甲，秦国生产不了矛戟，胡人生产不出弓、车，这是因为他们的匠人不会这些技术。智慧的发明家（知者）能够发明新的器物，巧手的人们（巧者）则能够记录、教授、并传承这些技术，这些人都叫做工匠。
工匠要考虑时间、气候、地质条件、材料和自己的制作水平，这样才能制作出好的器物。工匠分很多种，大体有木、金、皮革、颜色、雕刻打磨、陶艺等等。有的器物的制造需要很多种工匠，比如制作兵车，就需要多工合作。

接下来，全书还举例详述各种东西的制作方式、原则。比如车，详述了轮胎为什么要圆（微至、戚速，减小接触面基，降低阻力），车上不同部位的合金以什么配比为宜，行使不同道路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轮胎及为什么。

秦汉是察举征辟，察举是选官制度，考试是检验文化水平合不合格，并非是单纯的“以文取士”。隋、唐、北宋，科举是分科的，并非单独看重“经义”，唐朝的各种取士考试有五十多种，除了诗词歌赋、儒家经典，还可以选择考历史（诸史）、法律（明法）、书法（明字）、数学（明算）、道家（道举）、医学（医举）、策问（时事对策），等等，儒家经典绝非唯一出路。

两宋已经逐渐向经义集中了，不过两宋除了周礼，还会考策论，且对内容格式还没有固化的要求，并且也没有完全集中于四书五经，还会考考《周礼》之类的，上文所说的《考工记》就在《周礼》之中。并且，宋朝其实是个大分裂时代，辽宋金元时期整体来看，科举内容并不以四书五经为主。比如北方的金国实际上诸子百家、十七朝历史全都可以考，反而儒生的地位整体来说并不算高，因此人民的出路太多了，玩弄文字游戏反而不是优先考虑的出路，所以可以看到宋金元时期技术的发展也很迅速。

明清开始就是八股取士了，只考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格式固定为八股文，大家想要出人头地，只剩下这一条出路。一个国家仅仅“以文取士”，在这样制度的指导下，其识字人口、知识精英全都在对着两千多年前古人写的九本书乱翻，这能有什么发展？

当然，清朝拖的后腿可能比明朝更多一点，因为清朝的统治能力比明朝更强，科举内容更加严苛，文化管制更为严厉，自然对思想的束缚也就更为严重。

所以，我们再回头看中国历史。从先秦到宋金元，这一千多年的中国，人口在全球占比高，识字人口基数大，且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投身技术钻研之中，也有很多工匠、商人、农民因为技术出众当官，国家也愿意给这些技术专家提供上升通道。技术专家们著写了大量的专业书籍。这样的朝代科技怎么能不兴旺呢？

给知识分子以技术出路，让知识分子愿意钻研和打磨技术，这是中国秦汉到宋金元时期科学技术显著发展的制度基础。

其实两汉我们叫得出名字的科学家，大都是吃皇粮的官员，国家愿意征辟专业人才，并且一般来说是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

修都江堰的李冰（秦），工匠出身，秦蜀郡郡守，郡守是地方行政长官，秩2000石的高级官员。
提出“盐铁官营”的桑弘羊（西汉），商人出身，以精于算术被征辟为官，汉武帝时代一路晋升到大司农（九卿），汉昭帝时代升迁为“禄比丞相”的御史大夫。
于定国，法官，丞相；
赵过，农学家，改良农作物，治粟都尉；
落下闳，天文学家，改良历法，提出浑天说，发明浑天仪，太史令；
耿寿昌，数学家，修订九章算术，大司农丞（大司农副手）；
氾胜之，农民出身，农学家，著《氾胜之书》，黄门侍郎（秩同郡丞）；
张衡，这个有名的科学家，实授河间国国相（河间郡太守），晚年进入尚书台挂闲；
杜诗，水利专家、发明家，发明水力鼓风机，改良农具，组织开通水利工程，南阳太守；
张仲景，医学家，著《伤寒杂病论》，长沙太守。

所谓古代都认为科技是“奇技淫巧”，这是以最近的清朝去揣测数千年的古人们了，诚不可取也

2200年多前，韩非和秦王政在咸阳讨论法律、国家信用、国家权力边际的问题。

1900多年前，桑弘羊、霍光等人在长安讨论国家资本的渗透边际和社会资本存在必要性的问题。

1700多年前，刘备、诸葛亮在成都讨论商品和货币价值的问题。讨论利用奢侈品蜀锦和生活必须品粮食，维持直百五铢钱在贵族和平民中间的币值稳定，建立货币信用的可能性。

1500多年前，一位姓冯的女主，翻开秦汉典籍，思考着法古人，均田、编户、齐民的事情。

1300多年前，感业寺的钟声下，一位小尼姑在思考国家赋税和社会资本发展的再平衡问题。

100多年前，这个国家的太后却在问“在身上画符水是不是真的可以刀枪不入？”

三百年来伤国步，确实是走歪了点，人类总是摸索着试错嘛。恰恰应该感谢列祖列宗积累下的厚本，让我们还有容错率，还有赶超的可能。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随着文史哲法在公务员中占比越来越高，宫酱的地位也越来越面临被“毁灭禁止”，毅种循环。

联动一下 @北风 他老的答案

有一说一，他老答案里这位留洋高清滴高雅言论，相对于同时期清国某些高清充满时代特色的反对论（池沼点的：风水X气X脉、社会点的：争利/X权）

确实是“进步"了很多（指利用看似说得过去的诡辩包裹自己保守反动的观点）

当然我佬作为木····错了长毛答主，那传统艺能大家还是应该能预料到了：

“（前略若干对信仰的夸赞并将其奉为上宝）中宝者以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镖、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

（注意加粗部分用词）

“一兴马车之利，以便轻捷为妙，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若彼愿公于世，亦禀准遵行，免生别弊。先于二十一省通二十一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国家无病焉。（中略若干维护等规划）因用火用气用风之力大猛也，虽三四千里之遥，亦可朝发夕至，纵有小寇窃发，岂能漏网乎？（批复：此策是也）”

还有个“一革阴阳八煞之谬名”这类打击清国传统封建迷信（此处与五学无关····吧），意在试图避免因为这些“动言风煞”的可笑理由以至于让“大有利于民生国用”的“金银铜铁煤锡等宝”无法开发利用的情况，对比一下清国这边某些反对修铁路的非常“时代特色”的理由····

我不能说高下立判吧，但两相一对比，清国老爷们读书交游留学留出了什么我确实蒙在鼓里，而且挺值得玩味的一个事是，相比这位学富五车的留洋高清刘老爷，洪仁玕虽然某种程度上也算个小留（指在香港当坻偳壬口经常过了上顿没下顿），但这位应该完全没见过更别说坐过火车（我对火车史不太了解，此处若有误还请指出），他所有对火车的印象都是间接听说的，以至于写到细节上看着有点蠢萌蠢萌的（比如这个现代高铁也望尘莫及的一日夜七八千里）

但他依然能惦记着要把这玩意弄进中国，让所有同胞都用上，并且直言这是“堂堂正正”的科技，哪怕直到世界末日，攀科技这套都行得通，能多多少少从他的字里行间看出来他那份想要让同胞过的更好，让积贫积弱的清国大地有个新面貌以期救亡图存的心思

但反观这位高清刘老爷，哦对，刚才说到什么来着？这人用看似有理的诡辩掩饰那套反动不堪的保守派观点是吧：

（我偷个懒，直接便乘北风他老的成文了）

——中国贪污腐败严重，不适合修铁路

那啥，清国的贪污腐败那是仅仅不适合修铁路吗？虽然铁路已经算是重要的军事和国家命脉了，但清国吧·····

有一说一，清国人那是相当明白“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种大道理，但落到实际上就····

陆：

虽然后来李鸿章把江南制造局看作他打败捻军的原因之一，但是总的说来，江南制造局却使他大失所望。从一开始，李鸿章就要兵工厂生产一种优质来福枪。可是，一直到1871 年增聘的洋员和添置的机器到达之后，江南制造局才开始制造林明敦式后膛来福枪。到1873 年年底，生产了这种步枪四千二百支左右，但不仅它们的造价高于进口的林明敦枪，质量也远不如后者。这种枪李鸿章连自己的淮军都拒绝使用。

海：

随后的五年当中，制造了三艘双螺旋桨小型铁甲舰，以及五艘螺旋桨木船（从六百吨位到二千八百吨位）。除去两艘轮船之外，所有汽炉和轮机都是厂内自造，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成就。可是不幸，这些船行驶迟缓，对于一些通商口岸来说又吃水太深，而且耗煤过多，更不要说造船本身的高昂成本了。到1875 年江南制造总局中止造船计划时，这项规划以及轮船维修（由曾国藩1870 年设立的江南轮船操练局主管）费用占该兵工厂年度进款的一半左右，据信所造轮船比在英国出售的类似轮船至少要贵一倍。

至于为什么和鬼佬用一样的设备外聘一样技术的鬼佬教导结果整了几年还是这么个“造不如买（质量先不谈，价格是真的比去地球另一头买还贵）”的德性：

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弹药和轮船的成本之所以极高，主要由于两项原因：其一是几乎所需用的全部材料都是进口的；其二是雇员费用（尤其是洋员和中国官员的薪水）高。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这所兵工厂总经费中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用于购买材料（不包括新机器和其他永久性设备），将近百分之三十用于薪水和工资。采办上的敷衍塞责严重得使曾国藩吃惊，所以他在1872 年临死之前建立了这样一项制度：兵工厂的每一项采办都要经由总办本人以及采买、支应和会计三个有关单位共同批准。②雇员费用增加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洋员人数不可避免地增长（他们的薪水甚至按照西方标准衡量也是相当高的），一部分是由于中国管理人员的人数也在增加。不算小职员，隶属于这所兵工厂的中国“官员”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是四十人，到七十年代末便增加了一倍。可以推测，其中许多人是通过权势在薪水簿上挂个名字而领干薪的。③

这还是九牛一毛，不过采购，人事这两茬事上有多少猫腻哪怕搁现代我觉得只要不是外宾应该不用我多说了

言尽于此，总之话说回来

事关国防命脉的东西，花着比直接买还高的价格造出来一堆可用程度堪忧甚至干脆就是垃圾的东西站风口骗经费，行！

修个铁路突然想起我大清怎么贪污腐败这么严重了，不行！

（此处应插入这就是大__）

——清国人素质不行，不适合修铁路

这个吧····我一般都是直球辱骂说这种XX人素质不行所以不应该XX的，不过为了我佬好容易诈尸一次答案多活几天，况且再想一想都是高清，刘老爷说清国人素质不行虽然○鎷，但和某个说“该杀不杀之人XXXX”的千古完人一比，那还是挺凑合的，所以这里略过

另外觉得这条有理的，我提醒一下，那个流传甚广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当初理由也是看似很有道理的说“怕好好一个园子给没素质的XX人祸祸了，所以华人没洋人陪同不得入内”

我觉得我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白了

——清国国防需求，不适合修铁路

要说这个那我可来劲了.jpg

以下是大家最爱的乳清时间

按高清刘老爷滴高见，既然修了一旦丢掉反过来危害更大，那么····

给大清王师修东亚第一要塞，丢！

给大清王师发炮，丢！

给大清王师发枪发炮发军需，丢！（图上这个丢人的还丢到大小姐女校去了）

所以要按刘老爷这个逻辑一层层推，那我觉得这大清王师吧，它····

另外挺黑色幽默的是，刘老爷这人虽然反动不堪还擅长用“和珅给粥里掺沙子是为了灾民好”这套诡辩术包装自己的保守言论，但是这位难得说对/预见对的是保路运动确实整出事了，谁能想到这是清国朝廷难得想干点人事却变成了打向自己的第一枪呢，他这可太懂大清了，真的是海专精算提前懂了几十年

最后吧，北风他老的评论区里有些言论属实让我被shock到了····

这些人是真觉得清国人不配XXXX还是反串水平太高了窝没看出来呢，要说清国人尤其是刘老爷，曾圣人这类高清是这德性很正常，但图中这些····

只能说穿越者太多了

现代渣渣：写小说YY穿清富国强兵改革救亡，费拉不堪

大清男儿：从大清穿过来给保守派老祖宗的高雅言论高声翼赞，这就是____!

不因为务农以外的事情来给人封爵加官，那样百姓就不会重视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生产。百姓不重视学问，就会愚昧，百姓愚昧，就不会到外国交游。百姓不到外国交游，国家就安全没有危险。农民不轻视农业，就会努力务农而不懈怠。国家安全没有危险，农民努力务农不懈怠，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不准音乐和异服在各郡县流行，农民外出劳作时就不会看见奇装异服，休息时听不到靡靡之音。休息时听不到靡靡之音，精神就不会浮荡。劳作时看不见奇装异服，心思就会专一。心思专一而不浮荡，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百姓不得随便搬迁，就会愚昧迟钝。而不安于农业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就必然会去务农。愚昧无知、浮躁贪婪的人专心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就必然会安心务农。农民安心务农，那些不安心务农的人也想去务农，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国家的大臣大夫们，不准做有关博学多闻、能言巧辩、到外周游之类的事，不准到各郡县去闲居游说，那么农民就没有地方听到奇谈怪论。农民没有地方听到奇谈怪论，那么有智慧的农民无法脱离原本从事的农业，愚昧的农民就会无知，不喜欢学问。愚昧的农民无知，不喜欢学问，就会积极务农。有智慧的农民不脱离原本所从事的农业，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不是中国皇帝和大臣，是满清皇帝和大臣。

明朝的时候皇帝和大臣并不认为科技是奇技淫巧，那时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是积极引进的。只不过当时西方的工业革命还没开始，能够引进的东西与中国本土的东西相比优势并不大。

到了满清，皇帝和权贵最心心念念的就是“防汉”。任何的改革，哪怕对国家再好，只要它让民间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满清权贵的力量增长，清醒的满清皇帝与大臣就绝不能同意。以乾隆为例，他是明确知道西方发生的事情的，也明确了解西方的技术进步。但是他仍然彻底将西方的信息封闭了。为什么？因为担心自己的统治被动摇。

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洋务运动的大臣全都是汉族。而激烈反对向洋人学习的，大部分都是满族权贵（以及一部分脑子坏掉的腐朽书生）。

比如经常被拿来说事的《明史·天文》中的一段：

明太祖平元，司天监进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以其无益而碎之。

经常有人说这是朱元璋，乃至中国人自古就不重视科技的证据

然而紧接着的是：

洪武十七年，造观星盘。十八年，设观象台于鸡鸣山。二十四年，铸浑天仪。正统二年，行在钦天监正皇甫仲和奏言：「南京观象台设浑天仪、简仪、圭表以窥测七政行度，而北京乃止于齐化门城上观测，未有仪象。乞令本监官往南京，用木做造，挈赴北京，以较验北极出地高下，然后用铜别铸，庶几占测有凭。」从之。明年冬，乃铸铜浑天仪、简仪于北京。……十一年，监臣言：「简仪未刻度数，且地基卑下，窥测日星，为四面台宇所蔽。圭表置露台，光皆四散，影无定则。壶漏屋低，夜天池促，难以注水调品时刻。请更如法修造。」报可。明年冬，监正彭德清又言：「北京北极出地度、太阳出入时刻与南京不同，冬夏昼长夜短亦异。今宫禁及官府漏箭皆南京旧式，不可用。」有旨，令内官监改造。景泰六年又造内观象台简仪及铜壶。成化中，尚书周洪谟复请造璇玑玉衡，宪宗令自制以进。十四年，监臣请修晷影堂，从之。
　　弘治二年，监正吴昊言：「考验四正日度，黄赤二道应交于壁轸。观象台旧制浑仪，黄赤二道交于奎轸，不合天象，其南北两轴不合两极出入之度，窥管又不与太阳出没相当，故虽设而不用。所用简仪则郭守敬遗制，而北极云柱差短，以测经星去极，亦不能无爽。请修改或别造，以成一代之制。」事下礼部，覆议令监副张绅造木样，以待试验，黄道度许修改焉。正德十六年，漏刻博士硃裕复言：「晷表尺寸不一，难以准测，而推算历数用南京日出分秒，似相矛盾。请敕大臣一员总理其事，铸立铜表，考四时日中之影。仍于河南阳城察旧立土圭，以合今日之晷，及分立圭表于山东、湖广、陕西、大名等处，以测四方之影。然后将内外晷影新旧历书错综参验，撰成定法，庶几天行合而交食不谬。」疏入不报。嘉靖二年修相风杆及简、浑二仪。七年始立四丈木表以测晷影，定气朔。由是钦天监之立运仪、正方案、悬晷、偏晷、盘晷诸式具备于观象台，一以元法为断。
　　万历中，西洋人利玛窦制浑仪、天球、地球等器。仁和李之藻撰《浑天仪说》，发明制造施用之法，文多不载。其制不外于六合、三辰、四游之法。但古法北极出地，铸为定度，此则子午提规，可以随地度高下，于用为便耳。
　　崇祯二年，礼部侍郎徐光启兼理历法，请造象限大仪六，纪限大仪三，平悬浑仪三，交食仪一，列宿经纬天球一，万国经纬地球一，平面日晷三，转盘星晷三，候时钟三，望远镜三。报允。

好了，后面那一堆都白造了

就算现代苏联也拒绝了主流的集成电路，还把中国也带跑偏了啊。

很多是多多？

都是谁认为？

都是谁毁灭？

这问题的前提成立吗？

我看是不成立的。

很多人，平时也能够承认唯物主义是认识世界的正确原理，但是到运用的时候，就未必能够坚持真理了。

一谈到近现代科学，就等价于西方科学。一谈到西方科学，就开始祖述希罗。仿佛欧洲是上帝派下来拯救世界的。然而这样做的人，却总是选择性的忽略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号称强大的西欧总是要祖述南欧？

为什么号称强大的欧洲总是要追溯中东？

这个从孔子到曾子到子思到孟子再到程朱的道统传承路线，读起来很理学。

真的，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才明白，原来西方科学的套路和理学是一样的。

既然套路是一样的，那么理学也应该是科学。

你不能因为他是社会科学就说他不是科学。你也不能因为他过度强大就认为他不是科学。判定科学的标准不应该是双标。

事实上，西方科学史之所以一追溯祖先就追溯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科学传承一直是断裂的、不连续的。

古埃及盛极一时，波斯横扫天下；古希腊繁荣发展，罗马横空出世；伊斯兰阿拉伯帝国显赫一时，意大利文艺复兴。

这还没有计算苏美尔巴比伦等历史。

如果站在中国的视角上来说，在遥远的西域以西地区，远西地区的文明中心发生了六次以上重大的转移。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西方世界从不尊重科学，屡次在享受到科学带来的好处之后又对科学进行毁灭呢？

而且我们不但有古代的案例支撑这个疑问，还有现成的案例支撑这个问题：

比如说，为什么现代欧美的“皇帝和大臣”，在瘟疫防控这个科学工作中，采取各种反科学的、“将科技视为奇技淫巧”的荒唐措施？为什么现代欧美的整体社会，出现了在瘟疫防控这个科学工作中采取各种反科学的、“将科技视为奇技淫巧”等荒唐措施的、浓厚的荒谬思想的生存土壤呢？

我觉得我问的要比这个问题靠谱多了。我这个提问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这个问题的提出者，理论上的出发点还是唯心主义。这个唯心主义的核心目的是要论证西方人是优秀种族。归根结底还是要走向西方中心论、白人至上主义。

所以才会闭着眼睛提出一个没有充足现实支撑的观点来。

近现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既不是因为宗教，也不是因为人种，而是因为两个非常简单的因素：

一是人类文明成果的多年积累逐渐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急速推升了文明成果的高度富集从而突破了临界点。

科学之所以在近代独立出来并且强大起来，是千百年来无数人们认识世界创造世界的结果；科学之所以在欧洲首先取得重大突破是因为欧洲是人类文明的薄弱一环并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超量的文明冲击。

大航海时代，西方的航海技术长期落后于同期或者更早的中国航海技术。但是在陆地竞争中失败而被驱逐到世界岛最西端的欧洲有良好的洋流条件可以抵达美洲。相反中国却要面对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可以将整个陆地都装进去，覆盖了半个地球）以及世界上最大的风浪。

有人会说，这是运气。那这就说明这和重视科学没有关系。于是你就没有理由推崇西方的科学精神。

你要说这是因为重视科学，那你就不要提运气。提运气，那就承认你是唯心论。

首鼠两端是不可以的。

何况天下哪有拉稀倒灶数千年却要说好运气的。一辈子吃尽了苦头，临死前再让你发家致富，给你一个这样的好运气你愿意吗？

事实非常清楚。问题的关键是世界贸易。

由于世界贸易的存在，断断续续的东西方贸易使得双方都会间断性迎来经济的超速发展。在东西方贸易路线比较畅通的时代，每一个重要节点都会获得超额利润从而掌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比如说汉代的四川能够与南亚中亚建立贸易，其经济就非常繁荣。同时战乱影响较少，经济持续发展。这就导致汉末一度出现了关中地区十分残破而蜀中十分富裕的情况。后来战乱一起，贸易路线切断，蜀中也不怎么样了。明代的江浙能够通过海上贸易对世界出口，结果江浙地区的士人集团就敢于对抗全国的士人集团、拒不履行正常的国防义务。然而一旦战乱发生，遭受多次屠杀的江浙地带也就不得不俯首帖耳去履行更加恶劣的奴隶义务了。近代江浙两广获得了较好的出口贸易机会，其经济基础就足以支撑强大的军阀。然而一旦经济环境改变，对外出口贸易因为美国封锁等国际因素而转变为对苏贸易，东北地区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经济发达地区。随后经济环境又改变了，东北经济就逐渐滑落，并因为错误转型而导致经济塌方——当然，如果你认为经济塌方也是正确转型，那算我没说。

贸易路线的每一次变动都直接影响了地区社会发展水平。

欧洲在近代以前的贫困落后沦为奴隶，主因就是他们不在主要的贸易线路上自身又十分贫瘠。这种僻居荒徼的情况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种族上多么落后。虽然我有很多办法可以证明他们在种族上十分落后，但是我不支持种族主义，所以我不证明。

贸易路线的打通以及美洲印第安人更加落后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更加丰富的社会财富，使得欧洲获得了超量的贸易利润，这才使欧洲具备了提升社会形态的客观实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相当发达却没有建立起强大独立的科学系统的原因。

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水平较高，但是远没有达到科学爆发的程度。局部地区经济高度繁荣、产生了科技著作大量涌现的现象，但是距离井喷还是有一定距离。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学者总是在中国是否产生过以及什么时候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上摇摆不定。

他们认识到局部地区的发展确实具备了资本主义早期社会的特点，但又因为这些地区并没有最终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而无法给出明确的标准。标准的模糊导致有些人认可有些人不认可。

其实如果单讲科技，中国古代科技确实有达到近代科技水准的地方。如果讲科技决定论，那么古代中国妥妥的资本主义社会。很多人只能很被动地说中国科技只是在局部有突破。其实他们不是说局部有突破，而是说没有最终建立近现代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自己的标准是很混乱的。说的和想的是两回事。

事实上中国古代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很简单：

中国太大了，各地区的经济形式不一样。

在古代中国，部分地区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了，很多地区还是农业社会。所以你举出一部分地区时，总有人可以拿出另外一些地区来反驳。你举出一部分地区的部分生产方式时，总有人拿出这些地区的其他生产方式以及与其他地区交流的生产方式来反驳。

这就造成了“杠精式学术争论”。

因为我们同样可以在现代欧美国家这些公认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找到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用来抬杠足够了。

不仅如此，按照全球化产业分工的客观现实，我们甚至可以拿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社会组织形式，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来就涵盖了落后的生产方式。

一般人看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工商业生产方式这一个环节。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仅需要提升附加值的生产加工环节，还需要广阔的市场和旺盛的市场需求，以及充足便捷的原料产地。

你只看生产加工环节本来就是不对的。遑论以其他环节来否认资本主义性质了。

举个例子，美国在近现代时期长期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其经济也主要以奴隶种植园为主。这是资本主义还是奴隶社会？

这是资本主义奴隶社会。

因为美国的奴隶制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环节，基础的原料生产环节。

很多人讲美国梦，这些人要明白，你们首先要经历资本主义奴隶社会才有可能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

我看这些人都是很明白的。他们移民去了美国以后总是能够按照奴隶的标准要求自己。

只是他们在面对我们的时候不肯承认罢了。

口是心非。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达的时候，同样涌现了大量的科技著作。甚至在整体经济混乱衰退的时期，由于局部地区的经济畸形繁荣，以及人才培养的滞后性，还会出现一批科技著作。当然这种时候往往会伴随一个科技断层。

科技断层是某些人认为中国不重视科技甚至毁灭科技的理论基础。但是科技断层出现的原因不是不重视科技，而是社会经济崩溃无法支撑科技发展。

有人总想把问题归结到唯心主义。殊不知人的思想是从客观现实中来的。现实中出于各种利益诉求，有人支持科技发展也有人反对科技反战。哪个起主要作用并不取决于有没有人反对而取决于力量对比。

你举例说有人反对这没有意义。你只有证明他们反对的力量足够强大才有意义。

有句话叫不遭人妒是庸才。你只证明有人反对，这有可能反而证明有人在大力支持科技发展并从中获益。比如说著名的“桔槔”的故事。据说这是一个反对“奇技淫巧”的故事。讲的是子贡的事情。但是这是反对奇技淫巧吗？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反对投机。而且最重要的是，子贡一开始是在推广这个技术，只不过被反对投机的人给怼了。桔槔这种东西商朝就有了。春秋时代编一个故事来反对，这可是妥妥的捧起碗来吃饭、放下碗就骂娘。

说到底，他们只是拿这个做话题。玩抛石机的时候他们可就不提这个了。

相反，要是论证中国古代对科技的重视，我们也可以有很多材料。例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用这些唯心主义的、碎片化的信息去论证中国人没有科学精神或者有科学精神，都是不正确的论证行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科学这个领域没有比这个再明显的事情了。

说一个历史例子，就是记不太清了：

欧洲航海业很发达嘛，有条欧洲的货船到了一个陌生国度（忘了是印度还是南美或者非洲哪里了），

抵达港口之后，按照他们的惯例，水手建造起了装卸脚手架：一个简易的杠杆系统，大约就是高于船体的脚手架+运输臂；

这套利用杠杆原理的简易装置，可以让他们更高效率的把货物装载到船上或者卸货到陆地。

大约就是悬臂下挂着一个平板笼子，把货物装进去之后，利用船上人力拉另一边的配重臂，让货物被挑起来，然后空中旋转半圈，到达船体上方，货物平板慢慢落在船上，大家卸货。

但是他们很诧异的是：该港口人口密度极高，做苦力的装卸工密密麻麻的，收费极其低廉，一分钱给你背10个麻袋那种。

所以船长就决定机械杠杆和人工搬运同时进行，结果很快货物就卸完又装上了新货。

且因为搬运工太廉价，人数又多，效率比机械还高，而且还更省钱。

于是船长说了一句：“以后再来这个港口，就不要再建装卸脚手架了，雇当地人搬运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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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对科技的鄙视，大约也是同样道理吧：中国人口密集，人手劳动力的性价比高于机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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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个例子，就是荷兰到处都是风车。

风车就是大型的风力传导机构，用风力通过轴承什么的变成物理力，用来排水、磨面什么的。

之所以出现风车科技大跨越，就是因为荷兰三分之一在海平面之下，必须与海争地；且人力稀缺，因此大力发展风力科技，风力可以替代人力不足。

比如不停的围海造田，必须排水，拿人力排水？中国做得到，荷兰没那么多人口，必须上风力机械排水。

中国，真遗憾，不需要。

还有一个人打不过自然，比如上机械和科技的领域，那就是远洋航海，船支制造航行，都必须大量科技支撑。

中国，真遗憾，也没有航海的需求。

科技在成体系形成生产力之前，就是浪费社会资源。人类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了几千年，然后在一系列内外因素推动下，才迈过了正产出的门槛。放你回到以前，根本想象不出来科技带来的生产力，你也会觉得这些零碎的玩意不能吃不能喝，完全是浪费社会资源。

但是毁灭就谈不上了，因为毁灭还要再浪费一次社会资源。农业社会的资源够浪费几次的？

三体厨路过。死神永生这本，讲围攻君士坦丁堡，穆斯林用乌尔班大炮攻城。

欧洲人看不上匈牙利工程师，攻城狮就转而效忠苏丹变现

所以，科技变现，第一，需要战争驱动资本方付费，第二，竞价付费，需要更多的独立资本

欧洲的战争，是从未断绝的，欧洲的独立资本，是成千上万的

战争，不断的战争，是人类进步的第一动力

这是一个典型的范畴问题。

中国人从秦汉以后，追求的都是“天人合一”，而不是宇宙真理。所以，一切社会制度和国家政策都会以稳定为出发点，而科技恰好就是这种会让人的认知发生改变的东西，人心一旦变化，便不利于管理，所以当然要扼制。

当然，人的好奇心是天生的，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科技，但这些科学技术仍然只会被用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只要眼下的问题解决了，社会稳定了，人们便不再对科技背后的数理规律感兴趣。

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形成的固有范畴。在这样的环境下，久而久之普通的中国人其实也对科技失去了兴趣。民不究，官不举，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看起来还算祥和的梦中。

但在秦汉以前，中国人并不是这样的。3000年前，作为我国文化渊源的《周易》就将客观世界分为道和器两部分，曰：“形而上者道，下者器”。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可观察可经验的器物世界之上，还存在一个称为道的理念世界。所以，先秦时代，我们的先哲们还专门发展出了一门道家学说。《道德经》就不说了，对道的讨论非常的深入和全面，道家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屈原也写过一部追问天道的鸿篇《天问》。作为墨家的经典《墨子》还专门对时间和空间，以及物质的最小单位进行过讨论和定义。

但在汉代以后，居上者独尊儒术，士族追求“天人合一”，以为这个世界只要稳定就行了，全然忘了我们的先民们，也曾有过探究世界之外究竟有什么的雄心。

中国的皇帝和大臣没有认为科技是奇淫技巧的，你说的应该是酋长和其奴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大力矩蒸汽机没有发明出来之前，所有的发明都不招待见。

不如堆人、堆牲口来得效果好，因为堆这些能源的模型简单、线性，所谓知己知彼，莫过于此。

人类最高端的发明，从来都是如何更稳定的控制能量这个方向上的，以及服务于这个方向的信息如何管理。

大明朝祖制是禁海，为何有几亿两白银从欧洲日本输入中国？

禁海是假的吗？

奇技淫巧只不过是另一个禁海而已。

一面疯狂的发展奇技淫巧，一面疯狂的贬低这些奇技淫巧。

古代士大夫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垄断技术的。

倒是清朝，真的是皇帝从政策层面禁止这些奇技淫巧。

请在问题中“中国的皇帝和很多大臣”前面加上“清朝的”这个定语。

先看两段话：

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正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只是教人艸冶铁，抽线造针，又是教人植桑饲蚕，湅丝染缕。有能此者，其绣出鸳鸯，直是等闲细事。然则何故不与绣出鸳鸯？曰：能造金针者能绣鸳鸯，方便鸳鸯者谁肯造金针？又恐不解造金针者，菟丝棘刺，聊作鸳鸯也。其要欲使人人真能绣鸳鸯而已。

这是某人对几何的态度。

此人把基础数学比做“金针”，具体技术比做“鸳鸯”。对基础科学推崇到“无用之用，众用之基”的高度。

这人是徐光启。天主教三柱石之一，朝廷大员。徐光启死时，朝廷罢朝三日，谥号文定。

明末士大夫对科技的态度其实很开放的。

至于明朝之前，如果科学技术算是奇技淫巧，那时候中国算是“奇技淫巧”的排头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