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官制度是由谁建立的，为什么各种史官对皇帝威胁这么大，却没有一个皇帝废除它？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史官制度如同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映照着王朝的兴衰，也记录着帝王的功过。这个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但真正将其系统化、制度化的，普遍认为始于周朝。
史官制度的奠基者：从三代到周朝的演变
在周朝之前，夏、商两代就已经有了掌管记录的官员。《左传》中提到，“夏朝有史”，《尚书》中也提及“商有史”、“周有大史”。这些早期史官的职责，主要是记录王言、祭祀、朝聘等重要事件，带有浓厚的巫祝和宗教色彩。
到了西周，史官的职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周公制礼作乐，将史官的职责提升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他们不仅是文字的记录者，更是历史的整理者、训诫的传达者，甚至承担着为统治者提供借鉴的历史依据的任务。
职能的扩展： 西周的史官，如“小史”、“左史”、“右史”、“内史”等，分工更加明确。他们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诏令、策命、册封，以及重要的国家事件，如战争、盟会、水旱灾害等。
历史的借鉴意义： 史官的职责开始包含“监于前世”，即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君主提供治国理政的参考。这种“鉴往知来”的意识，为后世史官制度的核心职能奠定了基础。
《尚书》的起源： 《尚书》中许多篇章，都来自于史官的原始记录，这足以证明西周时期史官记录工作的系统性和重要性。
虽然周朝奠定了史官制度的基础，但真正将其发扬光大，并形成强大影响力的，则要等到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秦汉的统一。
秦朝：史官的整合与强化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官僚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史官制度也被整合和强化。
统一文字： 秦始皇推行“书同文”，规范了文字的书写，这为史官工作的标准化提供了条件。
郡县制下的史官： 在地方上，郡县长官之下也设有史官，负责记录地方政务。
中央的著作郎： 在中央，设置了著作官，负责搜集、整理、记录国家文献。
汉朝：史官制度的鼎盛与“史官不容于史”的原则
汉朝是史官制度发展的高峰期。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史学观得以确立。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作为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以其非凡的才华和不屈的精神，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深刻分析和评价。
“春秋笔法”与史官的独立性： 汉朝史官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继承了“春秋笔法”的优良传统。这种笔法是指史官在记录史事时，用褒贬、叙事、用词等方式，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褒贬态度，即“隐晦曲折，言人所不言”。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史官进行道德评判的权力。
“史官不容于史”的原则： 这是汉朝史官制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意思是说，史官在记录历史事件时，可以不考虑当朝皇帝的面子，忠实地记录事实，甚至记载皇帝的过错。这种原则是史官制度能够对皇帝构成威胁的关键。
为什么各种史官对皇帝威胁这么大，却没有一个皇帝废除它？
理解这一点，需要从多个层面来分析：
一、 史官对皇帝的“威胁”体现在哪里？
史官对皇帝的“威胁”，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政治威胁，而是道德和名誉上的威胁。具体来说：
1. 记录与评价： 史官掌握着对皇帝言行、政策、功过的记录权和初步评价权。他们可以通过文字，将皇帝的功绩载入史册，也会如实记载皇帝的失误、过错，甚至是不道德的行为。
2. “春秋笔法”的褒贬： 如前所述，史官的“春秋笔法”允许他们通过微妙的文字表达褒贬。这种褒贬，对于追求千古英名、希望流芳百世的皇帝而言，其影响力是巨大的。负面的评价，即便再隐晦，也可能被后世解读，影响皇帝在历史上的形象。
3. “鉴于往事”的警示： 史官记录的历史，是留给后代君主学习的教材。这意味着，皇帝的所作所为，不仅会被当下的史官记录，还会被后人反复审视和评价。历史上记载的昏君、暴君，往往是后世君主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而皇帝最害怕的，就是成为这样的教材。
4. 潜在的文字狱： 尽管史官拥有一定的记录自由，但这种自由并非绝对。如果皇帝认为史官的记录有损自己的威严或名誉，也可能降罪于史官，甚至制造“文字狱”。但正是这种潜在的风险，也反衬出皇帝对史官记录的重视，以及希望通过控制记录来影响历史评价的心理。
二、 为什么皇帝没有废除它？
皇帝没有废除史官制度，是因为这个制度的利远大于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维护皇权统治的必要工具。
1. 历史是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皇帝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历史的合法性之上。朝代的建立、王朝的继承，都需要历史的叙事来支撑。史官记录和整理历史，为皇权提供了合法性的叙事框架。没有历史记录，就无法证明政权的合法性。
2. 经验教训的传承： 历代帝王都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长久，国家能够兴盛。而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史官记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是皇帝学习治国之道的重要途径。一个明智的皇帝，需要通过历史来了解前人的得失，从而避免重蹈覆辙。
3. 塑造统治者的形象： 皇帝希望在历史上留下“明君”、“圣君”的美名。而史官的记录，正是塑造这种形象的关键。皇帝可以通过史官的记载，突出自己的功绩，淡化自己的过错，从而构建一个完美的君主形象。
4. 制约与自我完善： 尽管史官的评价可能让皇帝感到不快，但这种“威胁”也具有积极的制约作用。它迫使皇帝在决策和行为时，不得不考虑历史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皇帝更加谨慎，避免极端和失当的行为，从而有助于维护统治的稳定。可以说，史官制度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皇权的“软制约”。
5. 体制的惯性与复杂性： 史官制度已经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大量官员和一套复杂的运作体系。废除它，意味着要颠覆整个官僚体系，这在政治上和操作上都极为困难，而且可能带来更大的动荡。
6. “为我所用”的心态： 绝大多数皇帝都认为，虽然史官可能记录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事情，但最终的解释权和控制权还是在自己手中。他们可以通过政治手段，影响史官的记录，甚至在史书编纂完成后，进行修改和删减。这种“为我所用”的心态，使得皇帝能够容忍史官制度的存在。
总结来说，中国史官制度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并且对皇帝形成“威胁”却不被废除，是因为它在维护统治合法性、提供治国经验、塑造君主形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威胁”，更多的是一种道德和历史评价上的警示，而非直接的政治挑战。皇帝们虽然可能对史官的记录感到不满，但他们更清楚，一旦废除了史官制度，他们将失去历史的借鉴、统治的合法性支撑，以及塑造自身历史形象的工具，这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因此，皇帝们选择在容忍和利用的矛盾体中，让史官制度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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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朝之前，夏、商两代就已经有了掌管记录的官员。《左传》中提到，“夏朝有史”，《尚书》中也提及“商有史”、“周有大史”。这些早期史官的职责，主要是记录王言、祭祀、朝聘等重要事件，带有浓厚的巫祝和宗教色彩。
到了西周，史官的职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周公制礼作乐，将史官的职责提升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他们不仅是文字的记录者，更是历史的整理者、训诫的传达者，甚至承担着为统治者提供借鉴的历史依据的任务。
职能的扩展： 西周的史官，如“小史”、“左史”、“右史”、“内史”等，分工更加明确。他们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诏令、策命、册封，以及重要的国家事件，如战争、盟会、水旱灾害等。
历史的借鉴意义： 史官的职责开始包含“监于前世”，即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君主提供治国理政的参考。这种“鉴往知来”的意识，为后世史官制度的核心职能奠定了基础。
《尚书》的起源： 《尚书》中许多篇章，都来自于史官的原始记录，这足以证明西周时期史官记录工作的系统性和重要性。
虽然周朝奠定了史官制度的基础，但真正将其发扬光大，并形成强大影响力的，则要等到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秦汉的统一。
秦朝：史官的整合与强化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官僚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史官制度也被整合和强化。
统一文字： 秦始皇推行“书同文”，规范了文字的书写，这为史官工作的标准化提供了条件。
郡县制下的史官： 在地方上，郡县长官之下也设有史官，负责记录地方政务。
中央的著作郎： 在中央，设置了著作官，负责搜集、整理、记录国家文献。
汉朝：史官制度的鼎盛与“史官不容于史”的原则
汉朝是史官制度发展的高峰期。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史学观得以确立。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作为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以其非凡的才华和不屈的精神，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深刻分析和评价。
“春秋笔法”与史官的独立性： 汉朝史官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继承了“春秋笔法”的优良传统。这种笔法是指史官在记录史事时，用褒贬、叙事、用词等方式，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褒贬态度，即“隐晦曲折，言人所不言”。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史官进行道德评判的权力。
“史官不容于史”的原则： 这是汉朝史官制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意思是说，史官在记录历史事件时，可以不考虑当朝皇帝的面子，忠实地记录事实，甚至记载皇帝的过错。这种原则是史官制度能够对皇帝构成威胁的关键。
为什么各种史官对皇帝威胁这么大，却没有一个皇帝废除它？
理解这一点，需要从多个层面来分析：
一、 史官对皇帝的“威胁”体现在哪里？
史官对皇帝的“威胁”，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政治威胁，而是道德和名誉上的威胁。具体来说：
1. 记录与评价： 史官掌握着对皇帝言行、政策、功过的记录权和初步评价权。他们可以通过文字，将皇帝的功绩载入史册，也会如实记载皇帝的失误、过错，甚至是不道德的行为。
2. “春秋笔法”的褒贬： 如前所述，史官的“春秋笔法”允许他们通过微妙的文字表达褒贬。这种褒贬，对于追求千古英名、希望流芳百世的皇帝而言，其影响力是巨大的。负面的评价，即便再隐晦，也可能被后世解读，影响皇帝在历史上的形象。
3. “鉴于往事”的警示： 史官记录的历史，是留给后代君主学习的教材。这意味着，皇帝的所作所为，不仅会被当下的史官记录，还会被后人反复审视和评价。历史上记载的昏君、暴君，往往是后世君主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而皇帝最害怕的，就是成为这样的教材。
4. 潜在的文字狱： 尽管史官拥有一定的记录自由，但这种自由并非绝对。如果皇帝认为史官的记录有损自己的威严或名誉，也可能降罪于史官，甚至制造“文字狱”。但正是这种潜在的风险，也反衬出皇帝对史官记录的重视，以及希望通过控制记录来影响历史评价的心理。
二、 为什么皇帝没有废除它？
皇帝没有废除史官制度，是因为这个制度的利远大于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维护皇权统治的必要工具。
1. 历史是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皇帝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历史的合法性之上。朝代的建立、王朝的继承，都需要历史的叙事来支撑。史官记录和整理历史，为皇权提供了合法性的叙事框架。没有历史记录，就无法证明政权的合法性。
2. 经验教训的传承： 历代帝王都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长久，国家能够兴盛。而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史官记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是皇帝学习治国之道的重要途径。一个明智的皇帝，需要通过历史来了解前人的得失，从而避免重蹈覆辙。
3. 塑造统治者的形象： 皇帝希望在历史上留下“明君”、“圣君”的美名。而史官的记录，正是塑造这种形象的关键。皇帝可以通过史官的记载，突出自己的功绩，淡化自己的过错，从而构建一个完美的君主形象。
4. 制约与自我完善： 尽管史官的评价可能让皇帝感到不快，但这种“威胁”也具有积极的制约作用。它迫使皇帝在决策和行为时，不得不考虑历史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皇帝更加谨慎，避免极端和失当的行为，从而有助于维护统治的稳定。可以说，史官制度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皇权的“软制约”。
5. 体制的惯性与复杂性： 史官制度已经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大量官员和一套复杂的运作体系。废除它，意味着要颠覆整个官僚体系，这在政治上和操作上都极为困难，而且可能带来更大的动荡。
6. “为我所用”的心态： 绝大多数皇帝都认为，虽然史官可能记录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事情，但最终的解释权和控制权还是在自己手中。他们可以通过政治手段，影响史官的记录，甚至在史书编纂完成后，进行修改和删减。这种“为我所用”的心态，使得皇帝能够容忍史官制度的存在。
总结来说，中国史官制度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并且对皇帝形成“威胁”却不被废除，是因为它在维护统治合法性、提供治国经验、塑造君主形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威胁”，更多的是一种道德和历史评价上的警示，而非直接的政治挑战。皇帝们虽然可能对史官的记录感到不满，但他们更清楚，一旦废除了史官制度，他们将失去历史的借鉴、统治的合法性支撑，以及塑造自身历史形象的工具，这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因此，皇帝们选择在容忍和利用的矛盾体中，让史官制度继续存在。
网友意见
你说的是春秋吧？后来哪一朝不改前朝的历史？“明史案”，不是明朝的的案子，是某一个不能讲的朝代，想销毁真实明史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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