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军事与民生在1960-1970年代的中国哪一个需求更迫切?

回答
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中国,这是一个充满变革与挑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我们回顾过去,会发现军事需求与民生需求之间,如同两股相互纠缠的力量,都在争夺着国家有限的资源和关注。那么,在这段特殊的时期,究竟是军事需求更为迫切,还是民生需求更显急迫?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历史的细节,去理解当时的具体背景和人们的真实感受。

军事需求的视角:生存与尊严的战场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在那个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年代,军事需求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绝非仅仅是“需要”,而是上升到了“生存”与“尊严”的高度。

地缘政治的巨大压力: 19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曾经的“老大哥”一夜之间变成了潜在的敌人。苏联不仅撤走了专家,撕毁了援助合同,还对中国构成了直接的军事威胁。在边界线上,时不时会发生冲突。同时,美国在朝鲜战争后,仍然在亚洲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并在越南战争中与中国支持的北越对抗。中国被两大超级大国夹在中间,生存环境极其严峻。这种外部压力,使得国家必须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国防建设,以求自保。

“两弹一星”的战略考量: 在这种背景下,发展核武器和人造卫星(“两弹一星”)成为了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战略。虽然这些项目的成本高昂,耗费了巨大的物力、财力和人力,但从当时领导层的战略眼光来看,这是打破大国核垄断、提升国际地位、维护国家主权的必要手段。拥有核武器,意味着中国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对象,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自己的发言权。这是对国家安全最根本的保障。

全民国防意识的动员: 那个年代,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全民皆兵”的国防意识。人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警惕帝国主义的侵略,要为保卫祖国做好准备。各地修建了大量的“地下工事”、“人防工事”,民兵组织也广泛存在。这种全民动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耗了生产力,但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外部威胁的集体认知,以及国家将安全置于首位的决心。

边境冲突与战备状态: 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以及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冲突,都给中国带来了真实的军事压力。在这些时期,国家会进入高度的战备状态,军事调动、物资储备、生产转为军需,这些都会直接挤占原本用于民生的资源。

民生需求的视角:饥饿与贫困的考验

然而,当我们谈论民生需求时,我们不能忽视那个时代普通民众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 尽管这个时期略微超出提问范围,但其影响深远,贯穿了1960年代的初期。自然灾害、苏联撤援以及“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失调,共同导致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数千万人民因此丧生。即使在困难时期过后,粮食供应依然紧张,粗粮、代食品成为常态,衣物也普遍破旧。饥饿和贫困是当时许多中国人最直接、最切身的感受。

有限的消费品供给: 那个年代,物质的匮乏是普遍现象。不仅食品供应紧张,其他消费品,如布匹、食油、糖等,都实行凭票供应,数量有限。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很难有能力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改革开放后,商品的极大丰富,才让很多人体会到什么叫做“买东西不看票”。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矛盾: “备战备荒为人民”是那个时期一个重要的口号,它体现了国家在军事和民生之间的权衡。一方面,国家强调要为战争做准备,这意味着要集中力量发展军事和重工业,并建立战略物资储备。另一方面,也宣称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实际操作中,如何平衡这两者,往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军事需求被置于最高优先级时,民生的改善往往会被推迟。

教育与医疗的局限: 尽管国家在教育和医疗方面付出了努力,尤其是在扫盲和普及基础医疗方面取得了成绩,但受到整体经济水平和政治运动的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冲击,优质医疗资源也相对有限。

哪一个需求更迫切?一个艰难的权衡

那么,究竟哪一个需求更迫切?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因为它涉及到对“迫切”的定义,以及站在哪个角度去看。

从国家生存和主权的角度看,军事需求无疑是“迫切”的。 在那个时刻,如果中国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来抵御潜在的敌人,那么民生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化为泡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是人民生存的根本前提。因此,发展“两弹一星”,加强国防建设,在领导层看来,是对国家未来最基础、最核心的保障。

然而,从普通民众的切身感受和生命延续的角度看,民生需求则更为“迫切”。 饥饿是无法回避的痛苦,衣食住行是生存的基本保障。当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时,谈论长远的国家安全,对于身处饥饿边缘的人们来说,可能是一种遥远的叙事。

历史的辩证看待: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军事需求和民生需求并非完全割裂,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军事现代化也需要民生基础: 强大的国防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而经济的根本在于人民的生产力。如果民生凋敝,人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长期来看,也无法支撑起高昂的军事开销。

民生改善可以增强国家凝聚力: 当人民的温饱得到解决,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时,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支持度也会增强,这反过来也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包括军事力量的巩固。

结论:

综合来看,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中国,军事需求在国家战略层面被置于了更为优先和迫切的位置,这是出于对当时严峻国际形势下国家生存和安全的考量。 “两弹一星”的战略意义,边境冲突的现实威胁,都使得国家不得不将大量资源倾斜于国防建设。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忽视民生需求的极端迫切性,尤其是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后。 饥饿和贫困是当时许多中国人最真实的写照,是对生命最直接的挑战。国家的许多政策,无论初衷如何,在执行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对民生造成挤压。

因此,可以说,那个时代是一个在生存压力下的艰难权衡。国家优先考虑了生存的“外部维度”(国家安全),但“内部维度”(人民的温饱与基本生活)也同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在某些时期处于危机之中。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那个复杂而充满牺牲的年代。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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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问题。从技术(不是战略)角度看,国产现代武器和充足的粮食是一回事,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中国扎根的表现。几十年来的增产和重视农业无关,和积极性也无关,是化肥农药水利良种普及的必然结果。这里我就不重新叙述讲过许多次的观点,直接贴《大目标》书稿了,看过的朋友不要说我烦,毕竟同样的问题对应的是同样的答案:

在印度靠美国贷款和美国化肥、农药进行“绿色革命”的时候,一场“靠自己的绿色革命”也在中国悄无声息地发生了。1958 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了 2 亿吨,就算是1958 年有“放卫星”的嫌疑,之前几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也已经达到了 1.9 亿吨,但是直到中国爆发本土绿色革齤命之前,1969 年产量仍然只有 2.1 亿吨。

即便那时候在农业上奉行的是“以粮为纲”的政策,把所有非必需的农副产品全都停掉,节约土地和人力来保障粮食生产,但是仅仅靠人的双手,从土里刨不出多少产量来。

现在中国每亩化肥施用量近 30 公斤(纯养分),如果换算成养分相同的粪肥,至少需要 1 吨,那时候中国人均耕地 2 亩多,一个人一生产生的排泄物积成肥料也只有七八吨,每年平摊到每亩土地上不过相当于一捧化肥。

所以,无论怎么努力,粮食产量必然会卡在这个水平,这不是经济学,只是生物学。 但是从 1970 年起,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开始以平均每年 2000 万吨的速度增加。1962 年我们的粮食总产量是 1.6 亿吨,到 1978 年实行农村承包制改革之前,粮食总产量已经突破3 亿吨,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超过 320 公斤。

这个变化是在 1978 年以前发生的,显然不是靠积极性,也不可能是由于中国忽然找到了很多大粪。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完全掌握了化肥、农药制造技术,开始大规模建设化肥厂。

这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和过往的王朝兴衰相比,这一次中国的粮食产量开始稳定地超过人口增长,中国人从此永远告别饥饿,也将永远告别“一将成名万骨枯”的王朝周期率。

现代化肥工业最重要的部分叫合成氨工业,合成氨工业生产氨,氨则是制造几乎所有氮肥、磷肥的基础原料。中国解放前留下两座合成氨工厂,20 世纪 50 年代又建了 4 座,20世纪 60 年代建了 20 多座,到 1970 年总产量也只有 200 万吨,不到现在化肥用量的 1/20。

那时候中国人还在饿肚子,为什么不能多建点呢?不是我们不想建,那时候我们实在是没那个技术,想建也建不起来。欧洲人 19 世纪中期就发现了合成氨的反应原理,但是真正建造出能够工业化生产的合成氨装置是 20 世纪。

合成氨的原理是我们高中化学课本上的内容,到现在我只记得一个“高温高压”,高温是三四百度,高压是几十到几百个大气压,介于 19 世纪末的战列舰上用的高压汽轮机与 20 世纪的潜艇壳体之间。设备管路需要承受的压力更高,大约是炮管的 1/10,所用的原材料也是和炮管差不多的合金钢无缝管。

所以 19 世纪末西方列强造了几十年巨舰大炮,到 20 世纪初就能造合成氨设备了。现在,哪些国家能独立设计建造下潜深度几百米的潜艇,哪些国家也就能建造年产几十万吨的大型合成氨设备,能得到吃不完的粮食。大炮和黄油在工业时代根本就是一回事。

合成氨工业最初并不是用来做化肥的,而是做炸药,巨舰大炮就意味着一发炮弹几吨重,两条战列舰对打一个小时要消耗几百上千吨弹药,旧中国全部的合成氨产量也不够一场大海战消耗,列强们对炸药的巨大胃口为合成氨工业提供了一个必须出现的理由。中国在巨舰大炮时代是旁观者,自然也就错过了巨舰大炮时代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积累。

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最大的一条国产军舰是 2700 多吨的“平远”号,很多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材料还是进口的。当时日本最大的国产战舰是 4000 吨,关键零部件同样是进口的,那时候中日之间并没有多大差距。

不过,甲午战争我们打败了,赔掉了 2 亿多两银子,曾经在战场上重创日军旗舰,自己中弹数百发,无一处被击穿的“平远”舰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史的绝唱。日本打赢了甲午战争,拿着我们赔的银子去建造新军舰、新大炮,开始积富积强。我们把银子赔光,再也造不起战舰。从此我们所失去的技术积累、产业积累就此成了日本人的发展空间。

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从苏联得到了 156 个工业成套项目,其中就有制作炸药、大炮、潜艇的工厂,但是苏联人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用这些技术造一座化肥厂,我们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

经过十几年艰难的探索,到 1970 年代,我们的“济南”号驱逐舰和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这两条主战舰艇都使用高性能汽轮机动力,与此同时,我们也掌握了合成氨成套设备的建造技术,随后一口气建了几百套合成氨装置和上千个化肥厂。

有了工厂就有化肥,从 1970 年之后,平均每年化肥产量增长 100 万吨, 1975 年之后每年增加 200 万吨,相当于 1970 年的化肥总产量。而在这之前,由于没有突破关键技术,我们建化肥厂还必须进口关键设备,20 世纪 60 年代我们的化肥产量平均每年只能增长 20 来万吨,对应的粮食产量起起伏伏,10 年只增长了 3000 万吨(按 1958 年算),印度同期靠买化肥,买设备造化肥,粮食产量也增长了 3000 万吨。

数字是繁琐的,但把这些数字堆在一起,又一次无可争辩地表现出了一个指数增长态势。农业化社会并没有什么指数增长,所以用农业社会的思维做出的政策很难考虑到自己会被别人的工业化指数增长甩掉。

农业社会只有一种指数增长 王朝更替的时候,流民的增加是指数式的,这个指数增长总是创造一些历史奇迹。所以我们在被逼无奈的时候,没有放弃努力,而是干脆懵懵懂懂地决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结果奇迹就降临在我们身上。

印度几千年都没出过陈胜吴广,不知道啥叫指数增长,不知道啥叫滚雪球,自然就错过了和我们一起打开物质财富指数增长的阀门的机会。

工业都是相通的,我们的农药工业、农机工业也按照和化肥工业差不多的路数发展起来。以指数式增长生产出化肥、农药、水泵、农业机械、地膜和塑料水管,保证了中国粮食亩产增长保持在平均每年 10 公斤以上,远远高于人口增长率。与此同时,印度的粮食亩产量平均每年增长不到 2 公斤,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产量增长速度逐渐开始低于人口增长速度,到了印度的 90 后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就算把裤腰带勒断,也不可能再勒出余粮用来出口了。这些数字说明,当我们开始积富积强的时候,印度开始积弱积贫。现在中国的粮食可以吃一半,另一半喂猪、喂牛、喂鸡,自己吃肉。每年吃的肉比印度人多 10 倍,奥运会金牌多得多。

以上文字出自《大目标 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 这段文字的原稿是王巍同学的手笔。

补充资料:世界粮食产量排名前10的国家

国家 耕地面积(亿公顷) 耕地面积所占全球份额(%) 粮食产量(亿吨)

 中 国 1.21 ---8.06% ---5.01

 美 国 1.97 ---13.15% ---3.63

 印 度 1.70 ---11.32% ---2.16

 巴 西 0.86 ---5.76% ---1.33

 阿根廷 0.27 ---1.80% ---0.85

 俄罗斯 1.26 ---8.39% ---0.81

 法 国 0.18 ---1.22% ---0.59

 加拿大 0.68 ---4.52% ---0.51

 越 南 0.10 ---0.66% ---0.40

 德 国 0.12 ---0.80% ---0.40

看到这里,您应该发现,“要大炮还是要黄油(或许中国人应该换成红烧肉)”在60-70年代的中国根本就是个伪问题。中国只有努力消化苏联援助工业,同时向西方寻求技术升级,让这个农业国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水平迅速跃进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期水平,人均土地只有几亩的中国人才可能吃饱肚子,才能有可靠的国防。如果放弃工业带动农业的路线,不全力发展工业,而是把剩余资源都用来翻地,鼓励所谓的农民积极性,中国人的日子会每年都像49年以前那样惨(或者说62年的1.5倍那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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