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李勣能在军事能力上与李靖并称？看战绩似乎远远不如后者？
李勣与李靖，这两位大唐开国初期的军事巨擘，确实常常被后世并提，尤其是在军事能力方面。然而，若仅仅依据显性的战绩来衡量，李勣的“辉煌”似乎不像李靖那样耀眼，这让不少人产生了疑问：为何他能与那位“战神”相提并论？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能只看战功簿，更需要深入探究他们各自的军事理念、战场风格、以及在国家战略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面对的挑战也大相径庭。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李靖的显赫战绩，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后人会将李勣与之并称，同时也为我们对比李勣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李靖堪称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的军事生涯堪称“战无不胜”。他一生中最大的几个成就，几乎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案例：
灭东突厥： 这是李靖最辉煌的战绩之一。他在唐太宗贞观年间，以一万精兵深入漠北，千里奔袭，一举摧毁了强大的东突厥颉利可汗的政权，俘获颉利可汗，为大唐统一北方、确立在漠北的霸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场战役，战术运用之灵活、兵贵神速之妙用，至今仍为兵家称道。
平定吐谷浑： 李靖再次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深入高原地区，克服了地理和气候的恶劣条件，击溃了吐谷浑政权，消除了边患。
征讨吐蕃： 虽然不是彻底的灭国之战，但李靖也在与吐蕃的早期冲突中取得了重要胜利，遏制了吐蕃的扩张势头。
灭高句丽（部分参与）： 在唐太宗亲自指挥的灭高句丽战争中，李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最终未能一战而定，但他的战略部署和军事指挥是不可或缺的。
李靖的战绩，其特点是 以少胜多、以奇兵制胜、深入敌境破敌主力。他善于把握战场形势，临机决断，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军事风格凌厉而大胆。他的理论也颇有建树，《李卫公兵法》流传后世，对后来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那么，李勣的战绩与之相比，似乎“低调”不少，为何还能与他并称呢？
这需要我们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一、 战略层面的贡献与稳定作用：
李靖更多时候是扮演着“破局者”的角色，他擅长在关键时刻给予敌人致命一击，解决最棘手的军事问题。而李勣，虽然也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战役，但他更多地展现了一种 “稳健与持续” 的军事能力，以及在 维护国家长期稳定 方面的卓越贡献。
灭东突厥的“收尾”与“善后”： 在李靖大破东突厥之后，漠北地区并非从此一劳永逸。唐太宗在建立安北都护府、管理草原地区时，需要一位能长期稳定局势的将领。李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委以重任，他长期驻守边疆，处理与突厥残余势力和漠北各部的关系，通过怀柔与军事威慑相结合的方式，巩固了唐朝在草原的统治。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野战记录，但这种“治边”的功劳，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一场决战的胜利。一个帝国疆域的稳定，需要的是长期的经营和有力的管控，这正是李勣的长项。
灭高句丽的“主力与定海神针”： 在灭高句丽的战争中，李勣虽然不是总指挥（总指挥是唐太宗），但他却是 实际的执行者和主要的军事力量的统帅。尤其是在李世绩（即李勣）指挥下，唐军攻克了高句丽的几个重要城池，并且在战役的后半段，当战事陷入胶着，唐太宗回朝后，李勣成为了 支撑整个战役能够持续进行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人物。他能有效地管理和调度庞大的军队，克服高句丽坚壁清野的策略，稳定军心，并在最后与渊盖苏文的势力周旋。这次战争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远超李靖的漠北之战，李勣在其中展现出的 耐心、毅力、后勤保障能力和对整体战局的掌控力，是其军事素养的体现。他虽然不像李靖那样追求“一击制胜”，但他能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打赢，并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这同样需要极高的军事智慧。
晚年的平定与收复： 在唐高宗时期，李勣依然活跃在军事舞台上，并再次展现了其非凡的军事才能。例如，他在反对武则天的战役中担任总帅，虽然最终未能阻止武则天的上位，但他在平定许敬宗等人的叛乱时，展现了迅速而果断的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他在 唐朝与吐蕃的多次冲突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维护了边疆的稳定。
二、 军事风格的差异：
李靖的军事风格是 “锐”，他如同猎豹一般，伺机而动，迅猛出击，一击致命。他更侧重于 战场上的战术技巧和出奇制胜。
而李勣的军事风格则更偏向于 “稳”和“久”。他更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能够 统帅大军，运筹帷幄，以稳健的步伐推进，善于利用后勤、地形等多种因素，最终达成战略目标。他虽然也可能运用奇兵，但更注重整体的战略规划和长期的战术执行。他更像一位“全能型”的军事指挥官，在战略、战役、战术以及后勤保障方面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丰富的经验。
举个例子，当李靖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敌国主力，他可能会选择深入敌后，直捣黄龙。而李勣在面对同样的情况时，可能会选择更稳健的方式，先巩固后方，切断敌人的补给线，然后再步步为营地歼灭敌人。这种风格差异，并非谁优谁劣，而是对不同战场形势的适应。
三、 领导才能与治军能力：
李勣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治军能力，是其军事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他能与李靖并称的关键原因之一。
深得人心，凝聚力强： 李勣以其坦荡的胸怀和公正无私的品格赢得了部下的尊敬和爱戴。他能够团结各方力量，调动军队的积极性，即使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也能保持军队的战斗力。这一点在漫长的灭高句丽战争中尤为突出。
军事上的“通才”： 相较于李靖可能更侧重于奇袭和机动战，李勣在很多方面都展现出“通才”的特质。他不仅懂得如何进攻，也懂得如何防御；不仅懂得如何与蛮族作战，也懂得如何与中原王朝的军队作战。他能够根据不同的对手和环境，灵活运用各种军事手段。
政治上的“忠臣”与“稳定器”： 除了军事才能，李勣在政治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在朝中地位很高，受到唐太宗和唐高宗的信任。他能够辅佐君主，稳定朝政，在一些政治斗争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将军事与政治结合的能力，使得他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方面，作用更加全面。
四、 历史评价与“并称”的维度：
中国古代对名将的评价，并非仅仅是看谁杀敌最多，谁的战役最“炫酷”。更重要的是其 对国家的贡献、在战略上的作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李勣之所以能与李靖并称，是因为他在多个维度上都展现了杰出的才能：
对大唐的开疆拓土和稳定边疆的贡献是巨大的。 他的战绩虽然不如李靖那样集中于几场惊世骇俗的大捷，但他的功劳是 持续性的、奠基性的。
他的军事思想和实践，虽然没有像《李卫公兵法》那样形成显赫的兵书，但他的作战经验和治军理念，对后世的将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很多时候，历史评价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一些“稳健”的功劳，可能在当时不像大捷那样引人注目，但其长远的意义却更为深远。
他能够长期保持巅峰状态，在不同的统治者（太宗、高宗、武则天）时期都能获得重用，并且在每次被委以重任时，都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本身就证明了他的军事能力和政治智慧。 这是一种持续的、稳定输出的军事能力，而不仅仅是昙花一现的辉煌。
总结来说，李勣之所以能与李靖并称，并非是因为他在战绩数量上胜过后者，而是因为：
1. 他拥有与李靖比肩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智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李靖是“锋刃”，李勣是“盾牌”与“基石”。
2. 他在稳定边疆、维护国家长期统一方面的贡献同样巨大，而且更具持续性。
3. 他的军事风格更加稳健、全面，并且善于治军和领导。
4. 历史评价是综合性的，不仅看个人战绩，更看其对国家社稷的整体贡献。
后人之所以将他们并称，更多的是对他们 “对大唐帝国建设和巩固所做出的不可磨灭贡献” 的肯定，是在承认他们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都达到了军事指挥官的顶尖水平。李靖是那位用剑尖劈开迷雾的先行者，而李勣则是那位用双手稳固城墙、让帝国长久屹立的栋梁。一个伟大的帝国，需要这两种人才，缺一不可。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李靖的显赫战绩，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后人会将李勣与之并称，同时也为我们对比李勣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李靖堪称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的军事生涯堪称“战无不胜”。他一生中最大的几个成就，几乎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案例：
灭东突厥： 这是李靖最辉煌的战绩之一。他在唐太宗贞观年间，以一万精兵深入漠北，千里奔袭，一举摧毁了强大的东突厥颉利可汗的政权，俘获颉利可汗，为大唐统一北方、确立在漠北的霸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场战役，战术运用之灵活、兵贵神速之妙用，至今仍为兵家称道。
平定吐谷浑： 李靖再次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深入高原地区，克服了地理和气候的恶劣条件，击溃了吐谷浑政权，消除了边患。
征讨吐蕃： 虽然不是彻底的灭国之战，但李靖也在与吐蕃的早期冲突中取得了重要胜利，遏制了吐蕃的扩张势头。
灭高句丽（部分参与）： 在唐太宗亲自指挥的灭高句丽战争中，李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最终未能一战而定，但他的战略部署和军事指挥是不可或缺的。
李靖的战绩，其特点是 以少胜多、以奇兵制胜、深入敌境破敌主力。他善于把握战场形势，临机决断，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军事风格凌厉而大胆。他的理论也颇有建树，《李卫公兵法》流传后世，对后来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那么，李勣的战绩与之相比，似乎“低调”不少，为何还能与他并称呢？
这需要我们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一、 战略层面的贡献与稳定作用：
李靖更多时候是扮演着“破局者”的角色，他擅长在关键时刻给予敌人致命一击，解决最棘手的军事问题。而李勣，虽然也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战役，但他更多地展现了一种 “稳健与持续” 的军事能力，以及在 维护国家长期稳定 方面的卓越贡献。
灭东突厥的“收尾”与“善后”： 在李靖大破东突厥之后，漠北地区并非从此一劳永逸。唐太宗在建立安北都护府、管理草原地区时，需要一位能长期稳定局势的将领。李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委以重任，他长期驻守边疆，处理与突厥残余势力和漠北各部的关系，通过怀柔与军事威慑相结合的方式，巩固了唐朝在草原的统治。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野战记录，但这种“治边”的功劳，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一场决战的胜利。一个帝国疆域的稳定，需要的是长期的经营和有力的管控，这正是李勣的长项。
灭高句丽的“主力与定海神针”： 在灭高句丽的战争中，李勣虽然不是总指挥（总指挥是唐太宗），但他却是 实际的执行者和主要的军事力量的统帅。尤其是在李世绩（即李勣）指挥下，唐军攻克了高句丽的几个重要城池，并且在战役的后半段，当战事陷入胶着，唐太宗回朝后，李勣成为了 支撑整个战役能够持续进行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人物。他能有效地管理和调度庞大的军队，克服高句丽坚壁清野的策略，稳定军心，并在最后与渊盖苏文的势力周旋。这次战争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远超李靖的漠北之战，李勣在其中展现出的 耐心、毅力、后勤保障能力和对整体战局的掌控力，是其军事素养的体现。他虽然不像李靖那样追求“一击制胜”，但他能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打赢，并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这同样需要极高的军事智慧。
晚年的平定与收复： 在唐高宗时期，李勣依然活跃在军事舞台上，并再次展现了其非凡的军事才能。例如，他在反对武则天的战役中担任总帅，虽然最终未能阻止武则天的上位，但他在平定许敬宗等人的叛乱时，展现了迅速而果断的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他在 唐朝与吐蕃的多次冲突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维护了边疆的稳定。
二、 军事风格的差异：
李靖的军事风格是 “锐”，他如同猎豹一般，伺机而动，迅猛出击，一击致命。他更侧重于 战场上的战术技巧和出奇制胜。
而李勣的军事风格则更偏向于 “稳”和“久”。他更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能够 统帅大军，运筹帷幄，以稳健的步伐推进，善于利用后勤、地形等多种因素，最终达成战略目标。他虽然也可能运用奇兵，但更注重整体的战略规划和长期的战术执行。他更像一位“全能型”的军事指挥官，在战略、战役、战术以及后勤保障方面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丰富的经验。
举个例子，当李靖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敌国主力，他可能会选择深入敌后，直捣黄龙。而李勣在面对同样的情况时，可能会选择更稳健的方式，先巩固后方，切断敌人的补给线，然后再步步为营地歼灭敌人。这种风格差异，并非谁优谁劣，而是对不同战场形势的适应。
三、 领导才能与治军能力：
李勣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治军能力，是其军事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他能与李靖并称的关键原因之一。
深得人心，凝聚力强： 李勣以其坦荡的胸怀和公正无私的品格赢得了部下的尊敬和爱戴。他能够团结各方力量，调动军队的积极性，即使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也能保持军队的战斗力。这一点在漫长的灭高句丽战争中尤为突出。
军事上的“通才”： 相较于李靖可能更侧重于奇袭和机动战，李勣在很多方面都展现出“通才”的特质。他不仅懂得如何进攻，也懂得如何防御；不仅懂得如何与蛮族作战，也懂得如何与中原王朝的军队作战。他能够根据不同的对手和环境，灵活运用各种军事手段。
政治上的“忠臣”与“稳定器”： 除了军事才能，李勣在政治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在朝中地位很高，受到唐太宗和唐高宗的信任。他能够辅佐君主，稳定朝政，在一些政治斗争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将军事与政治结合的能力，使得他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方面，作用更加全面。
四、 历史评价与“并称”的维度：
中国古代对名将的评价，并非仅仅是看谁杀敌最多，谁的战役最“炫酷”。更重要的是其 对国家的贡献、在战略上的作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李勣之所以能与李靖并称，是因为他在多个维度上都展现了杰出的才能：
对大唐的开疆拓土和稳定边疆的贡献是巨大的。 他的战绩虽然不如李靖那样集中于几场惊世骇俗的大捷，但他的功劳是 持续性的、奠基性的。
他的军事思想和实践，虽然没有像《李卫公兵法》那样形成显赫的兵书，但他的作战经验和治军理念，对后世的将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很多时候，历史评价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一些“稳健”的功劳，可能在当时不像大捷那样引人注目，但其长远的意义却更为深远。
他能够长期保持巅峰状态，在不同的统治者（太宗、高宗、武则天）时期都能获得重用，并且在每次被委以重任时，都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本身就证明了他的军事能力和政治智慧。 这是一种持续的、稳定输出的军事能力，而不仅仅是昙花一现的辉煌。
总结来说，李勣之所以能与李靖并称，并非是因为他在战绩数量上胜过后者，而是因为：
1. 他拥有与李靖比肩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智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李靖是“锋刃”，李勣是“盾牌”与“基石”。
2. 他在稳定边疆、维护国家长期统一方面的贡献同样巨大，而且更具持续性。
3. 他的军事风格更加稳健、全面，并且善于治军和领导。
4. 历史评价是综合性的，不仅看个人战绩，更看其对国家社稷的整体贡献。
后人之所以将他们并称，更多的是对他们 “对大唐帝国建设和巩固所做出的不可磨灭贡献” 的肯定，是在承认他们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都达到了军事指挥官的顶尖水平。李靖是那位用剑尖劈开迷雾的先行者，而李勣则是那位用双手稳固城墙、让帝国长久屹立的栋梁。一个伟大的帝国，需要这两种人才，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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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常常并称，类似卫青霍去病一般，《旧唐书》《新唐书》都有这种说法，但感觉看战绩李靖强上不止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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