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建二局项目经理威胁民工事件，你怎么看？
我作为一个普通人，首先想到的是那些辛勤劳作的农民工兄弟。他们离乡背井，顶着烈日，冒着严寒，用自己的汗水和体力，为我们国家的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巨大。他们挣的是辛苦钱，养家糊口，供子女读书，为家庭撑起一片天。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付出，理应得到最基本的尊重和保障。
而当听到有项目经理，还是代表着中建这样的大型央企的管理者，竟然会去威胁、去压迫这些本就弱势的群体，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劳动者的尊严的践踏，也是对法律法规的漠视，更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背叛。
具体到这起事件，如果情况属实，那这名项目经理的行为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我们不清楚具体的细节，比如威胁的方式、内容，以及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但无论如何，用威胁的手段去压制工人，让他们无法正常维权，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恶劣的事情。
我想，这背后可能折射出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
权力寻租与滥用： 在一些项目上，项目经理往往掌握着对工人的生杀大权，包括工资发放、工作安排，甚至是对他们安全和生活条件的决定权。一旦这种权力被滥用，就容易出现压榨和欺凌。
利益链条的压力： 工程项目往往涉及巨额资金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为了赶工期、节约成本，一些管理者可能会将压力层层传导，最终落在最底层的工人身上。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取非法的手段。
监管的缺失或不到位： 即使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农民工的权益，但如果监管不到位，或者维权渠道不畅通，那么这种威胁和压榨就很容易发生，并且不易被发现或得到及时处理。
企业文化的建设： 一个企业的文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员工的行为模式。如果企业内部缺乏对员工，尤其是底层员工的关怀和尊重，过于追求效率和利润，就容易滋生不健康的管理方式。
我希望这件事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得到一个公正的处理。
首先，中建二局作为一家有影响力的企业，应该对此事进行彻查，并公开调查结果。如果属实，必须严肃处理涉事人员，给被威胁的民工一个说法，给社会一个交代。同时，也应该反思自身的管理机制，如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不仅仅是承担责任，更是维护企业形象和声誉的关键。
其次，相关部门，比如住建部门、劳动监察部门，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要加强对工程项目的监管，尤其是在民工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签订、工作安全保障等方面。要畅通民工的维权渠道，让他们能够安心、合法地表达诉求，而不是因为害怕威胁而沉默。
最后，社会舆论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是因为有了关注，有了讨论，这些被掩盖的问题才有可能浮出水面。我们应该持续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用我们的声音去呼唤公平和正义。
总的来说，这起事件让我感到非常痛心。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任何形式的威胁和压迫，都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挑战。希望通过这次事件，能让我们更加关注基层劳动者的权益，也能促使相关企业和部门，在保障工人权益方面做得更好，更扎实。
网友意见
这是劳动法执法不严和土木行业特点共同决定的。土木行业和金融互联网之类高大上行业不一样，利润率低资金链紧张，也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拖欠工程款，拖欠工资，借口讨薪暴力讨要工程款，暴力压制讨薪者这都是常规操作，因为这些欠款就相当于无息贷款，拖欠时间越长相当于可用资金越宽裕，一般而言不拖到不得不还是不会还的。不但中建二局这种乙方外包要拖，地产商作为甲方也喜欢拖，因为地产商资金链一样紧张。基建项目（政府作为甲方）也一样喜欢拖欠工程款，因为这两年地方财力严重不足（毕竟财政部不愿意让出用于外交，对外投资之类国际影响力相关领域的开支，地方还要应付大规模疫苗和核酸的开支），医疗养老支出都难以支持，只能靠土地勉强维持一半开支，甚至这还不够，要靠地方债和城投公司再次融资，并且开始逐步降低编内人员收入并减少招聘。拖欠工程款的法律风险实际并没有多大，因为这个最多属于民事纠纷，通过诉讼方式讨要工程款的程序是非常冗长的，成本也很高，最后最多是小概率强制执行和列入失信清单，所以拖欠工程款也是有恃无恐。土木行业一般而言还是层层分包的，这样层层都要扣除回扣，实际用于施工的经费远少于二局这样的乙方签约人拿到的项目总投资，而且还是层层拖欠，每层拖几天最后工人拿到工资不知道晚多久了。而且层层分包的结果是建筑工人的劳务协议漏洞多多，资方责任完全不明晰，工人讨要薪水时经常可以在各层之间互相推诿。这就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做几百亿项目的大国企竟然会差几百万工钱。而且土木施工行业偷工减料和违规操作是普遍存在的，就算是国企的工地也普遍存在为了降低成本缩短工期偷工减料和违反操作规范现象，实质上对工人的安全是非常不负责的。
本身反欠薪法律就是要维护社会地位，文化水平和经济资源都不高的普通劳动者的权益，所以它必须满足程序简单，成本低廉，速度快捷的要求，应该是主动巡查执法而不是被动等待投诉，不然这个法律就几乎等于没有执行。然而目前这方面执法的现状是在法律诉讼前必须经过行政仲裁程序，仲裁和诉讼的程序都非常复杂和冗长，取证和诉讼成本也很高。在诉讼前置程序中，相关责任主体繁多而且权责划分不明晰，这就给相关责任主体互相推诿留下了空间。对于普通工人而言，搞清楚应该收集那些证据，走哪些流程，到哪里维权本身就很困难了，走完这些流程的成本也未必能够负担，漫长的流程又带来巨大的误工成本，这就把大多数普通工人挡在了依法维权的大门之外。在无法依法维权的情况下，很多建筑工人就会走向武力围堵，聚众闹事，以跳楼自杀作为威胁吸引关注度等极端方式，这样就很容易带来法律风险，被追究刑事责任。相对而言，欠薪的法律风险小得多，和拖欠工程款一样，属于民事纠纷，最后最多是小概率强制执行和列入失信清单，所以有恃无恐。欠薪属于刑事犯罪的法律前两年是通过了，但是认定非常困难，取证成本很大，所以该规定很少被适用。因此，很明显，应该简化讨薪维权程序，厘清各责任主体权责，并且积极主动巡查执法，加大欠薪的法律风险，真正使得法律成为普通工人会用且用得起的武器。
当然，建筑工人敢于利用媒体站着讨薪而不是跪着，能让项目经理情绪破防，感到“你们怎么不上天”，这也算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也算一种进步了。他们想要设法在法律框架内找到办法去反制掌握资源者，试图通过对等博弈来争取自身权益，而不是像上一代人一样跪着等待恩赐或者失去理性使用武力而被抓住可被报复的把柄。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人类而不是一个工具，意识到应该自己追求自身的权益而不是为某个宏大目标去牺牲自己。他们意识到自己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能获得报酬不是任何人的恩赐而是自己劳动所应得的。他们意识到了权利和义务的边界，认知到了公平正义的存在，就会用自己的理性去判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自己到底该得到什么，利益怎样分配才是公平的。他们的人格和上司是平等的，他不认为强者有权去任意剥夺和支配弱者，不认为弱者有义务绝对服从。如果他的利益如何被上司剥夺，他就必然会敢于反对，他从来不会把上司的利益作为自身行为的出发点。画大饼再也不能忽悠他们，他们不在意一个为少数人服务的宏大目标，而是在意自己能拿到手什么东西。
此类事件根本的原因还是劳动法执法不严格，而且没有完善的劳资集体谈判机制。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可以合法进行罢工，劳动法将剥削视之为刑事犯罪，而且劳动监察部门定期巡查执法并就违法情况进行公诉，所以企业剥削工人的收益相对风险不成比例，工人具有和企业对等议价的能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客也无法以较低风险与企业形成利益同盟或把企业当作压榨民间财富以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工具，因为他们的权利来自选票，议会、法院、媒体随时可以监督和质疑其权利行使合法性，如果他们无法严格执行劳动法甚至镇压罢工或者随意增税，则民众将可能去法院起诉其违法或由选区议员提起弹劾。议员们为了获得更多选票，也会把制定更严格的劳动法列入立法议程。这样的设计造成的结果就是尽管私有制广泛存在，但是西方国家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水平能够与其发展水平相匹配，企业在工会和执法部门的压力下不得不给出真正体现劳动价值的工资，甚至通用汽车哪怕破产也不敢随意裁员和降薪；这些国家的税收基本体现民众的诉求，财政开支以民生、福利开支为优先，很少把钱投入一些服务于一小撮人的利益或者脸面的宏大计划里面去，总体而言居民收入在GDP当中的占比就合理了。
然而劳动法执行不下去也是有更深层次原因的，比如制造业之类企业就无力落实劳动法。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即使是如此压榨员工，我国多数制造业企业活得还是很艰难的，近年灵活就业人数是与日俱增的。国企确实是遵守劳动法（其实目前也做不到了，现在不少国企也是996的），然而大多数国企是在垄断行业里，所提供产品价格远高于国际均价，就这样不少国企还是年年亏损的，你觉得民企玩得起吗？而且国企是不怕破产的，真做不下去了财政会出来兜底。原因也很简单，企业由于土地能源等因素成本不比国外同行低啊，提高薪酬就活不下去啊。曹德旺确实在美国建了厂，倒闭的民营厂撤走的外资厂确实不少，搬到东南亚的厂确实也不少。你说那降低地价，降低税收，企业就可以严格实行劳动法了吧？但是外交军事开支在那里压着，连养老和医保都吃力了，要靠土地收入维持。想要彻底落实劳动法，那只有减少一些锦上添花的开支，出让这些预算给地方，使得地方可以摆脱土地就能维持正常开支，从而切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而且劳动力优势也不仅仅是企业层面不敢放弃。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其实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让资本和劳动力回归制造业，因为制造业意味着出口，出口意味着外汇，外汇意味着国际影响力。所有阻碍资金和劳动力回流制造业，提高劳动力成本的因素都是脱实向虚的风险，都是不被鼓励的。劳动力优势使得企业能够负担更高的税收和土地能源成本，这保证了财政在GDP中占据大头，保证了充足的外汇收入，这样国家有钱集中精力办军事外交这样的大事。靠着对外援助在亚非拉获得的广泛影响力，我国的国际地位稳步提升。这种路径依赖是很难破解的，因为劳动力进入卖方市场是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是不稳定的源头，我国的传统就是稳定重于发展。
你会发现所谓勤劳忠顺，默默奉献而不求回报的老黄牛精神是被刻意营造成一种社会共识的。深圳地铁的广告和城市宣传片鼓励人们加班，不躺平，不摸鱼；苏州法院判决不愿意加班的员工向公司赔偿；模仿西方工会要求“讨要薪水，减少工作时间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尝试一律被视为是收了西方资助恶意破坏生产秩序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大牛助手这样能够欺骗打卡软件的程序连开发者也被抓起来了；拍摄工地实况的大猛子和拍摄瑞典程序员按时下班的maksim都被严重警告而不得不停止原先内容的创作；还有什么“当代青年从未选择躺平”之类的宣传画就不说了，你要是在网上抱怨生活苦，就会有一堆人混淆个人和环境的问题，说你自己不努力云云，还会把什么老太太上街卖菜，农村残疾人买不起假肢裹个草垫子就去干活之类的苦难拿出来歌颂一番，然后反问你凭什么不努力。这种力度光靠资本是达不到的。
恶意讨薪也成了精资现场
怎么在这总包分包都成了弱势群体？要不跟农民工换换？
工地欠工资，无非以下几种情况
1、业主方不给钱
2、总包不给钱
3、包工头不给钱
4、农民工敲诈
这里边，业主方不给钱是最普遍的原因，政府的项目大多数财政真没钱，私人的项目可能老板不知道拿钱干什么去了。
但是，这个原因也很简单，权责很清晰，年底赶紧打钱。
无良的总包其实也不多见，赚钱也不是赚这点钱，惹一身骚。
包工头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包工头的利润和农民工的工资是直接挂钩的
说的更直白点，包工头就是典型的靠剥削农民工的剩余价值来实现利润的。
但是，包工头并不是一个强势群体啊，可能有特别厉害的分包，但大多数包工头在总包面前强势不起来。
你有啥资格叫板呢？明年活不给你了，你能咋办？
业主和总包看不上农民工工资这点钱，人家都是要进人大政协当代表的，怎么会因为这点小钱影响声誉。
但包工头就指望着从农民工身上扣点出来
基本上，所有很复杂的讨薪核心都在包工头，要么是包工头没发钱，要么是包工头承诺的工资过高给不出来。
然后，工人去总包业主那里闹事。
紧接着，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作为强势方的业主总包却总喜欢给弱势的包工头撒屁股，息事宁人。一次两次可以说是他们怕麻烦，拿钱消灾，但这么多年已经形成了规律了为何还要这样帮人撒屁股呢？
这帮人的智商是不是有问题？他们是怎么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被讹死的？
就像这个问题里有位中建的朋友，说农民工拿着刀去威胁他们，3万的工资只发4900，然后他们就没办法了，明知道分包做假也只能帮他撒屁股。
我是觉得，但凡在体制内里待一天，事也不会做到这种程度。体制内其他可能效率不高，但除了事情之后落实责任是很有经验的。明知作假为什么不查呢？而且看那意思是一二十年来都这样，中建就这个水平？就算我们这种单位，真想来硬的，直接找到市局一级协助还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不把这事查个底朝天呢？为什么不以此为机会把包工头踢出去呢？
为什么你们不跟作假的包工头撕破脸而要帮他的作假行为填坑呢？
为什么你们不敢硬起来呢？你们这种单位协调个副市长是没问题的，为啥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己把事抗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你们一线可能很无奈
你们一线无奈是因为你们上边大小领导指不定拿了包工头多少好处
4900的工资发成30000，这是你一个小兵能决定的吗？你决定不了，你还要向上请示，请示完领导，领导是不是就有点摸棱两可，然后说赶紧把这事了了吧。
你们领导被搞定了，所以你才无奈。
你们领导要是硬起来，包工头就是卖车也要把钱补上，明年还想不想干了？
一个分活的，怕找活的，你这不是鄙视我们的智商吗。
这是典型的三方勾结
农民工配合演戏，拿到自己该拿的工资
包工头通过作假拿到超额利润
分管领导通过模糊处理作假行为拿回扣
总包公司那么大，出去多少钱都是公司的；包工头哪怕送条烟，都是自己的。
知乎很多工地人话都不说全，比如中建那位只说到农民工拿刀就停了，他不说给领导汇报是什么情况，公司如何决定是什么情况。
这种小规模的行贿回扣，在建筑行业司空见惯。一些国企的活你甚至可以直接送钱给领导调人工费，然后签字盖章符合程序的多拿钱。
建筑成本到底多少怕是自己人都不知道
除了材料、人工、管理这些
还有贷款、利息和营销
还有拿贷款的好处费、业主拿项目的好处费、总包拿活的好处费、分包找工程的好处费、分包现场打点的好处费。
大老虎和小苍蝇，一个都不缺。
说什么人工贵就是可笑，美国人工比中国贵多了，也没见洛杉矶房子比上海贵。
还有，总包怎么就不能直接招工人了？以前几十年，无论是正式工还是农民工不都是这样过来的。铁道兵部队40多万人，全是自己的，临解散前人家可是盈利的，不拿国家一分钱军费。
知乎一大谎言，计划经济时代没农民工，这都不知道谁编的。
农民工从60年代就开始有了
需求方发函，劳动力富余地区由县建工部门组织各村报名，落实到地区和项目，派干部带队前往。工资月结，年底或工程结束后返回。我们村里的老人60年代末就从河南去黑龙江务工，回来后给大队交钱买工分，相当于你也在大队劳动了。
这种模式持续到80年代，已经非常成熟，国营企业直接雇佣一部分工人作为主力，普通性工程交给农民工，按项目招人，有活就来，没活就不咬人。本质上是公对公，是业主方对县政府，从来没有出现过拖欠工资的事情，因为钱在人来之前就做准备好了，钱直接发给个人，带队的领导只是负责组织管理，别出事，安全带来，安全施工，安全带回。带队的人如果扣民工的钱，那叫贪污，那个年代可以直接拉出去毙了。
至于后来为什么不让这么干，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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