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怎么从克己复礼的向内寻求变成后来的假仁假义的向外表现？
儒学从“克己复礼”的向内修养，到后世被批判为“假仁假义”的向外表现，这中间的演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涉及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儒学自身思想的流变。要详细解释这一过程，我们需要剥开历史的层层帷纱，深入探究其内在的逻辑和外在的驱动力。
一、 儒学的初心：克己复礼的向内求索
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天子权威衰落，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背景下，孔子并非要革新一套全新的社会制度，而是力图恢复和重塑已经衰落的周礼，以此来稳定社会秩序，化解冲突，并最终实现“仁”的理想境界。
“克己复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出自《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克己”：指的是约束和反省自己。这是一种内在的功夫，要求个体认识到自身的欲望、情感、偏见可能导致行为的失范，因此需要通过自觉的努力去克服这些主观上的障碍。这种克服并非压抑，而是将私欲置于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之下。它强调的是一种自我主宰，而非被外在事物所奴役。孔子对“仁”的定义，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都指向了通过理解和尊重他人来达成人我和谐。这种“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和行为准则，需要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实践和体悟。
“复礼”：指的是遵循和恢复周礼。“礼”在孔子那里，并非僵死的繁文缛节，而是一套包含社会规范、道德伦理、政治制度、行为准则的有机整体。它体现了社会秩序、等级尊卑、人伦关系，是维护社会和谐的基石。孔子认为，“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也就是说，没有内在的仁德，形式上的礼乐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克己复礼”就是通过内在的修养，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从而实现“仁”的理想。
所以，在孔孟时期，儒学是一种高度强调个体修养、道德自觉和内在精神追求的学说。它关注的是君子如何通过自我反省、学习经典、实践仁义礼智信，来达到人格的完善，成为一个道德高尚、行为合乎规范的人。这种向内的求索，是为了建立一种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而这种秩序的根基在于每个个体的道德自觉。
二、 发展与变迁：从“仁”到“名”的转移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环境和政治格局也在不断变化。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要与现实政治发生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发生调整和演变。
1. 政治实用主义的兴起： 儒家思想并非一开始就成为官方显学。在汉武帝之前，诸子百家争鸣，儒家只是其中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儒学吸纳进官方意识形态。为了服务于大一统的帝国统治，儒学不得不进行一些调整。
“内圣外王”的侧重点转移： 儒家虽然强调“内圣”，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外王”——即治国平天下。当儒学成为统治思想时，“外王”的层面，尤其是如何利用儒家思想来巩固政权、管理国家，变得更加突出。这就容易导致对“礼”的理解，从内在的道德规范，逐渐倾向于外在的政治制度和等级秩序。
“名教”的强化： 汉代儒者董仲舒等人，进一步将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等学说结合，构建了神学化的、等级森严的“名教”体系。这种体系强调君臣父子、夫尊妇卑等名分，将“礼”解释为维护这些名分的重要手段。在此过程中，“礼”的形而上的道德意义，可能被相对削弱，而其形而下的政治功能和等级标识作用则被放大。
2. 士大夫阶层的职业化： 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渐建立和完善，读书做官成为士人阶层的主要出路。儒家经典成为考试内容，掌握儒家思想成为获取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重要途径。
“学以致用”的功利化： 学习儒家经典不再仅仅是为了道德修养，更多的是为了通过考试，获得功名利禄。这就使得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可能趋向于掌握那些能够应付考试、在仕途上获得成功的“术”，而不是深入体悟其内在的道德精神。
“名”的吸引力： 当“仁”变成了一种抽象的、难以捉摸的道德理想时，而“名”（名分、名誉、官位）却能带来实际的利益，人们自然会更倾向于追求“名”。为了获得“名”，有人就会在言行举止上模仿“仁”的表象，而内心却不一定具备真正的仁德。
3. 宋明理学的反思与再出发： 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并非没有危机感。宋明理学就是对唐宋时期儒学可能出现的僵化、浮泛的一种反思和回应。
重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 理学大师们，如程颐、朱熹，再次强调了儒家“内圣”的功夫。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要通过穷究事物的道理来获得知识，最终达到“明明德”。他们也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试图将“克己”的功夫做得更深更细。
但理学也存在局限： 尽管理学在内圣上下功夫，但其体系也更加庞大、复杂，并且同样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秩序。某些理学观点，如对待女性的压抑，也反映出其历史局限性。 而且，理学本身也成为一种“新礼”，对后世学人构成了新的规范和约束，也可能滋生新的形式主义。
三、 后世的批判：从“假仁假义”的表象
当儒学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尤其是经过与官方意识形态的融合，以及社会功利化的侵蚀后，其内在的“仁”的精神，在一些人身上可能就只剩下外在的“礼”的形式，甚至变成了粉饰太平、掩盖现实的工具。
1. “仁”的空心化与“礼”的工具化： 当“克己复礼”的“礼”被理解为一套僵化的等级制度和政治规矩，而“仁”的内在德性却被忽略时，人们就可以在遵守这些外在规矩的同时，在内心缺乏真正的道德约束。
面子工程的流行： 许多人在公开场合表现得十分“仁义道德”，言必称“礼”，但私底下却勾心斗角，唯利是图。这种知行分离的现象，使得“仁义礼智信”变成了表演的道具，而非发自内心的行为准则。
“吃人”的礼教： 到了明清时期，一些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更是将儒家思想中的一些糟粕，如等级森严、对人性的压抑，推向极致。“三纲五常”在某些情况下，被用来维护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压制个体的自由和尊严。 此时的“礼”，就成了压迫和剥削的工具，“仁”也变得虚伪而遥远。
2. 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 “假仁假义”的批判，很多时候也来自于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和反叛。
晚明时期： 晚明社会，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一些思想家，如李贽，就对被僵化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当时的儒学已经失去了活力，变成了“虚文”。
近代时期：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陈独秀等，认为儒学在近代社会已经无法满足救亡图存的需要，甚至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他们对儒学中的一些形式主义、保守性进行了批判，认为其“假仁假义”，无法真正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
3. 理解的片面性： 批判者也可能片面地理解了儒家思想的复杂性。他们可能更关注儒家思想在某个历史时期，被某些人滥用、扭曲的方面，而忽略了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在许多真正践行者的身上所展现出的积极意义。
总结来说，儒学从“克己复礼”的向内求索，变成后世被批评为“假仁假义”的向外表现，是一个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复杂演变过程：
最初的“克己复礼”，是孔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恢复周礼为契机，强调个体道德自觉和内在修养，以期实现社会和谐。
汉代“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承担起官方意识形态的使命，“礼”的政治功能和等级意义被放大，可能导致对“仁”的内在追求相对弱化。
士大夫阶层的职业化，使得儒学学习带有功利色彩，容易导致对“仁”的模仿而缺乏真情实感。
历史发展中的曲解和滥用，使得一些人将儒家的道德说教变成粉饰太平、压迫他人的工具，“仁”的外壳下，包裹着冷酷的现实。
后世的批判，既是对儒学在特定历史时期弊端的揭露，也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和反思。
需要强调的是，将整个儒学体系笼统地定性为“假仁假义”，是一种过度简化和片面的解读。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无数儒者依然在身体力行着“仁”的精神，他们以其德行和智慧，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历史的局限性，政治的压力，以及人性的弱点，确实使得儒学在某些历史阶段，以及在某些人身上，出现了“向外表现”的虚化和“假仁假义”的倾向。理解这一演变，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区分儒家思想的原初意涵、历代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个体和群体的实践。
一、 儒学的初心：克己复礼的向内求索
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天子权威衰落，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背景下，孔子并非要革新一套全新的社会制度，而是力图恢复和重塑已经衰落的周礼，以此来稳定社会秩序，化解冲突，并最终实现“仁”的理想境界。
“克己复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出自《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克己”：指的是约束和反省自己。这是一种内在的功夫，要求个体认识到自身的欲望、情感、偏见可能导致行为的失范，因此需要通过自觉的努力去克服这些主观上的障碍。这种克服并非压抑，而是将私欲置于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之下。它强调的是一种自我主宰，而非被外在事物所奴役。孔子对“仁”的定义，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都指向了通过理解和尊重他人来达成人我和谐。这种“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和行为准则，需要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实践和体悟。
“复礼”：指的是遵循和恢复周礼。“礼”在孔子那里，并非僵死的繁文缛节，而是一套包含社会规范、道德伦理、政治制度、行为准则的有机整体。它体现了社会秩序、等级尊卑、人伦关系，是维护社会和谐的基石。孔子认为，“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也就是说，没有内在的仁德，形式上的礼乐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克己复礼”就是通过内在的修养，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从而实现“仁”的理想。
所以，在孔孟时期，儒学是一种高度强调个体修养、道德自觉和内在精神追求的学说。它关注的是君子如何通过自我反省、学习经典、实践仁义礼智信，来达到人格的完善，成为一个道德高尚、行为合乎规范的人。这种向内的求索，是为了建立一种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而这种秩序的根基在于每个个体的道德自觉。
二、 发展与变迁：从“仁”到“名”的转移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环境和政治格局也在不断变化。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要与现实政治发生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发生调整和演变。
1. 政治实用主义的兴起： 儒家思想并非一开始就成为官方显学。在汉武帝之前，诸子百家争鸣，儒家只是其中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儒学吸纳进官方意识形态。为了服务于大一统的帝国统治，儒学不得不进行一些调整。
“内圣外王”的侧重点转移： 儒家虽然强调“内圣”，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外王”——即治国平天下。当儒学成为统治思想时，“外王”的层面，尤其是如何利用儒家思想来巩固政权、管理国家，变得更加突出。这就容易导致对“礼”的理解，从内在的道德规范，逐渐倾向于外在的政治制度和等级秩序。
“名教”的强化： 汉代儒者董仲舒等人，进一步将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等学说结合，构建了神学化的、等级森严的“名教”体系。这种体系强调君臣父子、夫尊妇卑等名分，将“礼”解释为维护这些名分的重要手段。在此过程中，“礼”的形而上的道德意义，可能被相对削弱，而其形而下的政治功能和等级标识作用则被放大。
2. 士大夫阶层的职业化： 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渐建立和完善，读书做官成为士人阶层的主要出路。儒家经典成为考试内容，掌握儒家思想成为获取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重要途径。
“学以致用”的功利化： 学习儒家经典不再仅仅是为了道德修养，更多的是为了通过考试，获得功名利禄。这就使得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可能趋向于掌握那些能够应付考试、在仕途上获得成功的“术”，而不是深入体悟其内在的道德精神。
“名”的吸引力： 当“仁”变成了一种抽象的、难以捉摸的道德理想时，而“名”（名分、名誉、官位）却能带来实际的利益，人们自然会更倾向于追求“名”。为了获得“名”，有人就会在言行举止上模仿“仁”的表象，而内心却不一定具备真正的仁德。
3. 宋明理学的反思与再出发： 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并非没有危机感。宋明理学就是对唐宋时期儒学可能出现的僵化、浮泛的一种反思和回应。
重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 理学大师们，如程颐、朱熹，再次强调了儒家“内圣”的功夫。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要通过穷究事物的道理来获得知识，最终达到“明明德”。他们也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试图将“克己”的功夫做得更深更细。
但理学也存在局限： 尽管理学在内圣上下功夫，但其体系也更加庞大、复杂，并且同样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秩序。某些理学观点，如对待女性的压抑，也反映出其历史局限性。 而且，理学本身也成为一种“新礼”，对后世学人构成了新的规范和约束，也可能滋生新的形式主义。
三、 后世的批判：从“假仁假义”的表象
当儒学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尤其是经过与官方意识形态的融合，以及社会功利化的侵蚀后，其内在的“仁”的精神，在一些人身上可能就只剩下外在的“礼”的形式，甚至变成了粉饰太平、掩盖现实的工具。
1. “仁”的空心化与“礼”的工具化： 当“克己复礼”的“礼”被理解为一套僵化的等级制度和政治规矩，而“仁”的内在德性却被忽略时，人们就可以在遵守这些外在规矩的同时，在内心缺乏真正的道德约束。
面子工程的流行： 许多人在公开场合表现得十分“仁义道德”，言必称“礼”，但私底下却勾心斗角，唯利是图。这种知行分离的现象，使得“仁义礼智信”变成了表演的道具，而非发自内心的行为准则。
“吃人”的礼教： 到了明清时期，一些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更是将儒家思想中的一些糟粕，如等级森严、对人性的压抑，推向极致。“三纲五常”在某些情况下，被用来维护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压制个体的自由和尊严。 此时的“礼”，就成了压迫和剥削的工具，“仁”也变得虚伪而遥远。
2. 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 “假仁假义”的批判，很多时候也来自于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和反叛。
晚明时期： 晚明社会，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一些思想家，如李贽，就对被僵化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当时的儒学已经失去了活力，变成了“虚文”。
近代时期：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陈独秀等，认为儒学在近代社会已经无法满足救亡图存的需要，甚至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他们对儒学中的一些形式主义、保守性进行了批判，认为其“假仁假义”，无法真正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
3. 理解的片面性： 批判者也可能片面地理解了儒家思想的复杂性。他们可能更关注儒家思想在某个历史时期，被某些人滥用、扭曲的方面，而忽略了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在许多真正践行者的身上所展现出的积极意义。
总结来说，儒学从“克己复礼”的向内求索，变成后世被批评为“假仁假义”的向外表现，是一个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复杂演变过程：
最初的“克己复礼”，是孔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恢复周礼为契机，强调个体道德自觉和内在修养，以期实现社会和谐。
汉代“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承担起官方意识形态的使命，“礼”的政治功能和等级意义被放大，可能导致对“仁”的内在追求相对弱化。
士大夫阶层的职业化，使得儒学学习带有功利色彩，容易导致对“仁”的模仿而缺乏真情实感。
历史发展中的曲解和滥用，使得一些人将儒家的道德说教变成粉饰太平、压迫他人的工具，“仁”的外壳下，包裹着冷酷的现实。
后世的批判，既是对儒学在特定历史时期弊端的揭露，也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和反思。
需要强调的是，将整个儒学体系笼统地定性为“假仁假义”，是一种过度简化和片面的解读。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无数儒者依然在身体力行着“仁”的精神，他们以其德行和智慧，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历史的局限性，政治的压力，以及人性的弱点，确实使得儒学在某些历史阶段，以及在某些人身上，出现了“向外表现”的虚化和“假仁假义”的倾向。理解这一演变，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区分儒家思想的原初意涵、历代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个体和群体的实践。
网友意见
有尿憋的，对不对?
说不对的可以当街撒尿
说对的，就会背着人撒尿。
但是有种人是明明自己当街撒尿，还非说自己没有。这就是虚伪。但是这种情况往往都是个性行为。与什么主义，思想都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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