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明末清初时候的军事水平和西方拉开差距了么?

回答
明末清初,中国军事水平与西方世界的差距,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个非常复杂且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绝非一句“差距拉大”就能简单概括的。与其说是“拉大”,不如说是“固化”或“开始显现出无法弥合的裂痕”,尤其是在技术层面。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明朝末年和清朝初期,我们谈论的“西方”并非铁板一块。此时的西方世界正处于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从军事角度来看,以荷兰、西班牙、法国、英国等为主的欧洲列强,其军事体制和技术正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而中国,虽然仍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和一些传统优势,但在军事技术和理念上,却显得有些“原地踏步”。

火器时代的全景扫描:

我们先从当时最能体现军事实力的火器说起。

欧洲的火器革新: 十六世纪开始,欧洲的火器技术就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火绳枪开始被更先进的前装滑膛枪取代,如 the arquebus (火绳枪) 逐渐被 the musket (火枪,通常有板机或轮击,尽管轮击在明末还未普及到战场主力) 取代。更重要的是,滑膛枪的制造工艺不断提升,射速、精度和可靠性都有了质的飞跃。
战术应用: 欧洲人很早就认识到火器的力量,并发展出相应的战术。例如,“排枪”(volley fire)战术,即士兵们分列成几排,轮流射击,形成持续的火力输出,这在当时极大地增强了步兵的杀伤力。还有“散兵战术”(skirmishing),利用火器进行远程骚扰和消耗。
后勤与训练: 欧洲军队开始更加重视火器的标准化生产和士兵的专业化训练。火药的生产技术也有了进步,弹药补给变得更为规律。
火炮的进步: 欧洲火炮的设计更加轻便、灵活,后装式火炮虽然未普及,但前装式火炮的铸造技术和装填速度也在提升。战术上也更加注重炮兵的协同作战,例如组成炮兵阵地,进行集火射击。

明末清初的火器状况:
引进与仿制: 明朝政府确实在引进西方火器方面做出了努力。尤其是与传教士如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的合作,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火炮设计理念和制造技术,催生了“红夷大炮”的仿制。这些大炮在威力上确实比之前的国产火炮有了显著提升,在对抗后金(清朝前身)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宁远之战。
生产与装备的局限: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引进和仿制并未能够真正渗透到军队的基层。
数量与分布不均: 红夷大炮虽好,但制造工艺复杂,成本高昂,而且主要集中在少数精锐部队和关键城防中。大部分军队仍然依赖传统的刀枪弓箭,或者技术相对落后的火器。
士兵训练与战术脱节: 即使装备了先进的火器,士兵的训练水平也难以跟上。欧洲军队的步兵训练是系统性的,包括射击姿势、装填速度、齐射配合等。而明军的火器手训练往往是零散的,且缺乏统一的战术指导思想。很多火器手可能只是普通士兵临时被拉来操作火器,其熟练程度可想而知。
战术思想的僵化: 明朝的军事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深受传统冷兵器作战理念的影响,即使引入了火器,也往往是将火器视为一种“辅助性”武器,而不是像欧洲那样,将其置于军事革新的核心地位。例如,当红夷大炮被使用时,往往还是作为攻城略地或防守城池的重型武器,而非像欧洲那样,组成机动的野战炮兵部队进行战场火力支援。
清初的继承与发展: 清朝入关后,继承了明朝遗留的一些火器制造能力,并在战火中进一步学习。比如,八旗军队也开始装备火器,并在战场上运用。然而,清朝的军事发展模式更多的是一种“实用主义”和“征服者心态”。它成功地利用了现有的军事技术和组织形式,通过武力征服了中国。但在持续的军事技术创新和战术革新方面,似乎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形成持续的内在驱动力。

其他军事层面的对比:

除了火器,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差距:

军事组织与管理:
欧洲的职业化军队: 十六世纪开始,欧洲各国逐步建立起常备军。这些军队由国家直接招募、训练、装备和支付薪饷,形成了更专业化的军事体系。军官的选拔和晋升也逐渐开始依据能力和军功,而非完全依赖门阀或裙带关系。
明朝的卫所制衰败与募兵制弊端: 明朝的卫所制度在长期的和平与腐败中已经严重衰败,军户逃亡严重,战斗力低下。募兵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卫所的不足,但同样存在军饷拖欠、将领拥兵自重等问题,导致军队的忠诚度和战斗力不稳定。
清朝的八旗与绿营: 清朝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军事组织体系,即八旗制度,这是其征服成功的基石。八旗制度在早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强调满族士兵的忠诚度和军事素质。但随着入关后的安逸,八旗的战斗力也逐渐下降。绿营是清朝用于统治汉族人口的军队,其训练和战斗力更是参差不齐。尽管清朝在某些方面进行了军事改革,例如学习西方的某些军事纪律和组织方式,但与欧洲职业化军队的精细化管理和专业化训练相比,仍有差距。

海军力量:
欧洲的海上霸权: 十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海军力量突飞猛进。他们发展出大型风帆战舰,拥有强大的火炮装备,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海上扩张和贸易。海军成为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技术和金钱的集中体现。
明清的海军: 明朝的海军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曾一度辉煌,但之后逐渐萎缩,主要承担沿海巡逻和漕运任务。虽然在明末有一些改进,例如装备火器和学习西方造船技术,但整体规模和技术水平与欧洲强国不可同日而语。清朝在入关后,对沿海的控制和管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虽然也发展了海军力量,例如福建水师、广东水师等,但其装备、战术和组织能力与欧洲海军相比,已经远远落后了。郑成功时期对台湾的收复和对荷兰的驱逐,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用了明朝后期遗留的海上力量,但这种力量的持续发展能力非常有限。

军事理论与战略:
欧洲的军事革新家: 欧洲涌现出许多军事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们对军事战术、组织、后勤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创新,例如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三十年战争中对步兵和炮兵协同作战的运用。
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 中国拥有丰富的军事思想遗产,如《孙子兵法》等,这些思想在战略和战术层面仍然具有深刻的价值。然而,在面对近代化军事技术的冲击时,传统的战争理念和战略模式似乎难以完全适应。明末清初的军事战略更多地是在应对内部叛乱和边疆威胁,以及与清朝的消耗战,虽然有战略的考量,但与欧洲那种将军事革新与国家整体实力提升相结合的模式有所不同。

总结一下:

与其说明末清初中国军事水平“拉开了差距”,不如说是在近代军事技术,尤其是火器技术和相关战术运用上,与欧洲发达国家之间已经 形成了显著的、而且是愈发难以弥合的代差。这种差距不仅仅体现在装备本身,更体现在 装备背后的生产能力、研发能力、士兵训练水平、战术思想的创新以及军事管理体制的现代化程度。

明朝末年已经开始意识到并尝试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红夷大炮),但这种尝试是零散的、被动的,未能形成系统的、持续性的军事革新浪潮,也未能将其渗透到军队的每一个角落。清朝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其八旗制度在早期确实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但其军事发展更多地是吸取了过去的成功经验并进行统治的工具,而非像西方那样,将军事科技创新视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因此,当我们审视明末清初的军事史时,会发现中国军队在面对掌握了更先进军事技术和体系的西方势力时,显得捉襟见肘。这种差距的种子,在明末已经埋下,并在清朝初期得以延续和固化,最终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以更加残酷和显性的方式呈现出来。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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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清军很奇葩的特点是投送和后勤能力很强,但是战斗力在当时就已经不太行了。康雍乾战争的含金量凭心而论并不低,问题是难度不在打仗上,对军队正面作战能力的锻炼价值不高。

清军固然打不赢当时西方军队,但你要是让当时的西方军队去打平准、平大小金川这种极限投送式的战争,也是很难打赢的。

至于岳钟琪川藏线闪击拉萨,福康安翻越喜马拉雅远征廓尔喀(1814年大英征廓尔喀,三万打一万打了两年),这放到任何军队都是会被长期纪念的赫赫战功。从军事角度而言,应该被每个时代的军人所敬佩。


平大小金川之战三路清军进军及补给线必经之地:



岳钟琪进兵拉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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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明朝中叶开始,中国军事技术就已经开始落后西方。这里的“西方”代指大航海时代来到了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等等,他们携带的武器装备基本代表了当时欧洲的一般水准。

在葡萄牙人的澳门史料中,1524年澳门的一位西班牙人对明军海上武装非常鄙夷,对中国的海军战术作了轻蔑的描述:

“帆船上只装有小型的铁火铳,而无铜火铳,火药也很糟糕……中国人的火绳枪质量低劣,弹丸连普通的胸护甲也打不穿,尤其是他们不懂得如何瞄准。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竹枪、矛,有的装有铁矛头,有的则用火烧硬,短而钝的弯刀,护胸甲是由铁锡制成。有时人们看到上百艘船围攻一艘海盗船,这些船顺风抛撒石灰粉,以迷盲敌人。因为他们数量众多,可产生一些效果。这就是他们的主要战术。”

大发熕和佛郎机炮都是1506年葡萄牙船到广东后才输入的。其中铜发熕属于当时的重炮,由佛郎机炮发展而来,创制于嘉靖年间(1523年以后)(《中国军事史.兵器》)重500斤,发射的弹丸每个重4斤。 关于大发熕的实际运用,据《筹海图篇》记载,在水战中“贼若方舟为阵,亦可用其小者。但放时,火力向前,船震动而倒缩,无不裂而沉者。须另以木筏载而用之可也。”
原来这种重炮在船上基本是摆设,在实战中哪有拖着木筏开炮作战的事?想象一下,在危急的临战时刻,水兵们还得忙着下到木筏上操作大炮作战,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实际这还是和明朝此时的造船技术落后有关,不仅仅载重量大的船只不能建造,就连船体牢固程度也不如西洋船了----大炮一发,就会“船震动而倒缩,无不裂而沉者”。

1622年(天启二年)八月荷兰人来到福建沿海地区,舰队是一些武装商船改装的战舰,福建明朝当局不允许贸易,荷兰人10月中旬便派出8艘舰队进攻厦门,烧毁击沉中国战船及商船七八十艘,荷兰人仅只有十几人伤亡。明人体会到荷兰战舰高大坚厚的实力,荷兰战船“前后左右俱装巨炮,一发十里,当之无不立碎”的威力。(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文人的夸张言辞也恰好代表了明朝官僚阶层的惊讶水平。

福建将领朱文达说:“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工, 合闽舟师, 不足撄其锋”。 (张燮《东西洋考》卷8 税考)

新任福建巡抚南居益对于荷兰人所挟持以俱来的“巨舰大炮”毫无抵御之方,只有想法子以“互市”为饵,诱以退出澎湖,移舟远去,以便以“扬帆归国”奏报朝廷,了结此事。南居益亲身体验了荷兰的“巨舰大炮”,他在一篇名为〈谨陈闽事始末疏〉中承认了技不如人的事实:“……见大海澎湃中,万难接济战。夷舟坚统大,能毒人于十里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文字颇有文学感,但不得不承认明军实在无法正面与荷兰舰队对抗。

明人沈德符所撰笔记《万历野获篇.红毛夷》记载了明军与荷兰军远距离海战时的史事,荷兰人所施放的红夷炮:“第见青烟一缕,此几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

明朝人把荷兰火炮战舰看作自己无法对付的庞然大物和难以逾越的海上屏障;“我舟高大, 不及彼五分之一, 而欲与争胜于稽天巨浸中, 必无幸矣”。 (史澄《广州府志》卷120《崔奇观传》)

这些明朝官僚士绅阶层的人物,都从军事技术水平上承认了中西方的差距。

明朝中后期大量引进西洋火炮时,明朝时人曾对西方火炮的技术特征和威力等与中国传统火器进行了比较,更加从技术细节上发现了差距。如1623年明人焦勖参考西方技术书籍编著的《火攻掣要》书序中说:“近来购得西洋大铳,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比,更胜诸器百千万倍”。并详细比较了同期中西火器的技术特点。中国火器“铸造无法,其大器不过神威发熕,灭虏虎蹲,小器不过三眼快枪。此皆身短,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且无照准而难中的。铳塘外宽内窄,不圆不净,兼以弹不合口,发弹不迅不直,且无猛力。头重无耳,则转动不活,尾薄体轻,装药太紧,即颠倒炸裂”。而“西洋火器”其“制亦长短中矩,厚薄适宜,其用能命中致远,坚利猛烈,更以造铸有传,药弹兼精。”

火药配制方面,中国造药缺乏技术标准,“不谙分两轻重之术,配合研捣之功,不能摧坚破锐,及损枪坏统及收凉失事,而延祸极惨”。西洋火药“迅速猛烈,燃之手心不热,纸上不焦及不致损枪法。”

发射技术上,中国“不谙远近之宜,多寡之用,循环之术。或失期妄发,贼至而反致缺误;或发而不继,乘间而冲突而人;或仓皇失火,未战而本营自乱。西洋分仰、平、倒三法,而知弹所到之远近,更辅之于窥远神镜,百发可以命中”。(《火攻掣要.火器总论》卷上)。

从上述明朝人共同的观点可看出,明朝末年中国的军事武器制造和操作技术确实已远远落在欧洲人之后。而且,明朝官绅统治阶层的不少人实际是承认这一点的,远比现代某些m粉要心胸开阔。

军事水平势必包括了一个政权的军事组织、后勤补给以及比较务虚的战斗精神等方面。不提欧洲列强跨洋过海的万里殖民,以沙俄十六世纪中叶开始的西伯利亚征服历程,在十七世纪初哥萨克就已经出现在黑龙江中下游。这个时期整个西伯利亚大约有各族人口22万到23万,最多时组织起7000-8000骑兵反击沙俄,但还是在半个世纪内被沙俄征服。俄军最多一次成建制派出的部队好像也就2000多人,基本是以不断组织小队武装建城堡然后移民扩张推平了西伯利亚,万里征途上后勤根本不能保证,全靠哥萨克对土地的无比渴望和对沙皇的忠诚--无比的进取心支持下来。

@威斯特蜀黍 特地抓个图给某位看书不仔细的

努尔哈赤起兵复仇是十六世纪后期,统一女真各部是在十七世纪初,此前整个辽东以北包括外兴安岭、库页岛的居民大约不到40万,女真人不超过24万(曹树基先生的《中国人口史》),在后金统一前分属上百部落部族互相争斗,王昙什么的女真部落造反要勾结蒙古人才能凑齐2000以上骑兵,这就是某些人认为很强的满洲“后金”的情况--此时明朝在辽东就有300万以上汉人,军队号称十几万,距离女真核心聚集地不过几百里,但就是无法组织起来征服辽东北方的土地,李成梁几次直掏巢穴的进击都以后勤原因退兵,其实他的主力部队也常常就千把人。

@威斯特蜀黍 这位说“西伯利亚的面积了解一下?哥萨克叛乱了解一下?”,呵呵,您的意思,比东北明朝官军少得多的哥萨克占领了西伯利亚,当然你得除去南西伯利亚大部和外东北地区,西伯利亚东部被俄军占领是18世纪19世纪初完成的,满清发家时俄国没有占到120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你和我提中亚干嘛?你不知道那边不属于西伯利亚吗?还白奴,那么满清还有全由俘虏俄军组成的八旗军队啊,你到底想说明什么?还是仅仅想为面子反对?中亚的乌拉尔和奥伦堡哥萨克人是怎么来的,哈萨克小儒芝是怎么被碉堡防线围困的?1716年俄国在额尔齐斯河的碉堡是怎么在1834年重建的?你到底怎么在看书的?把满清与中亚那些文化政治传统延续数千年的各民族相比,你是不是太抬举满清了?

明朝真正能够放眼望世界的人还是太少,以高居上位的官绅为代表的主流文化还是以保守为主。如著名的刘宗周身处严重社会危机之中,依然不思具体的改进措施,一再鼓吹“本心”之重要,认为天下“非无才之患”,只有“无本心之患”,一味空洞地力劝皇帝行“尧舜之道”,为“尧舜之学”,宣称“国家大计,当以法纪为主。法纪修,则人心肃,人心肃,则阃外命”。同时,他对西方传入的先进武器不以为然,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制造火炮。他说:“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他把汤若望看成异端之人,请崇祯“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他坚持“仁义”说,反对革新兵器,更拒绝接纳西洋的天主教。表明儒家传统已失去了宽宏大量的开放精神,这也许是近四百年来中国落伍、中华文化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刘的迂腐空疏言论,完全是几千年辉煌文明所造就的文化自负心理的自然表现。徐光启等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态度,也不过是能够正视其功用意义而已,依然没有发生价值信仰的真正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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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单论军事水平,明中前期差异不大。

西班牙光复战争的状态,几乎与明军是一个套路。反正安达卢西亚的摩尔人的路数跟蒙古人也有一点儿类似。

之后的胡斯战争,大量的开始运用车营弩箭等,这种手段从汉代就开始使用了。西方这个路数,一直到17/18世纪历次扎波罗热哥萨克闹事儿中依然是主流。所以浙军啊神机营啊之类的战法并不是落后战法,大家都差不多。

之后西班牙大方阵战术,这时期中国没有完全一致的战法。因为条件不一致。西班牙大方阵起源于水手登陆抗击摩尔轻骑兵,客观来说在大规模陆战中效果不好。无论是弗兰德斯战争,还是后来对法作战,效果都不理想。如果真要说相似情况,浑河浙军与白杆军联合作战,其实跟西班牙方阵基本是一个思路。只不过命运跟西班牙弗兰德斯军团也是一个样,丧失机动性后,虽然可以抗击冲锋,但被优势火炮歼灭了。

同期还有拿骚的莫里斯改革,主要特点是将大方阵扯成长阵,减少火力浪费。同时在中世纪后第一次在欧洲引入了军装概念。然后还开始摒弃西方传统的外国雇佣军,开始以本土征兵为主。另外还有在武器枪炮等方面的革新。但客观来说,主要是规范化和补短板,这一时期中西方没有实质性的战术战法差距。

这一时期,大体是明中后期,因为猛烈的战争频率与强度,西方在造炮技术和火枪技术上开始快速超越明朝。但明朝先后引进了弗朗机炮和红衣大炮船用加农,到万历朝援朝作战时,基于中国庞大的钢铁产量和成熟的铸造历史,火炮运用的密度强度远大于同期欧洲。援朝作战时,明军的火枪水平非常落后,之后认真的模仿了葡萄牙的鸟铳,其后又引进了土耳其的鲁密铳,以及西班牙的重型火枪。这一时期西方数学快速发展,火炮观瞄技术快速进步,明末天启崇祯朝,都历次引进葡萄牙炮队和铸炮师进行火炮改革。如果不亡,其实并不会落后。

在往后古斯塔夫二世军事改革,主要开始了近代骑兵改革,炮兵集中作战,进一步摊薄阵线增加一线火力等。这种战法改革,非常像穿越小说里YY的主人公对明军革新。然而客观来说,这种战法非常不适合中国。瑞典的战术战法,在碰到具备大量重骑兵的大波波和毛熊时,往往死伤惨重甚至溃败。过于薄弱的阵线抗冲击能力很差,而且首尾协调性很差。古二爷本身,也是在吕松被神罗一波猪突打穿战线而死。而对面的神罗,依然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状态,重步+长枪+手枪黑衫骑+一丢丢火炮,而且打仗全靠雇佣军。神罗唯一的好东西,是买自纽伦堡的哥特式盔甲,然而在火枪面前略强于浮云。这一时期明军的正式战法并不落后于欧洲,只不过从卫所制衰败后,明军已经自行退步。戚继光主持的军事改革依然能紧跟西方先进水平,部分主力部队仍然维持跟西方二流军队相等的战斗力,但主体军镇已经退步到了西方中世纪水平。。。。

明亡之后,满清其实进一步加强了陆军火枪比例,并且认真的改良的鸟铳的精度强度和射程。其实哪怕到一鸦时期,单论装备水平,也并不落后同期的废柴西班牙。西班牙到拿破仑战争时,依然很愉快的用着火绳枪。

但明亡之后,西方的各种军事改革,满清几乎认真的一个没落的全错过了。燧发枪改革,看见了装没看见。与之配套的线列步兵改革,也当没看见。炮兵标准化改革,没听说过。至于近代骑兵改革更是不屑一顾。以至于出现了二鸦僧格林沁骑兵在八里桥冷兵器近战中被英军的阿三骑兵击溃的闹剧。要知道其实这一时期西方主流国家,出现了一个将近一百年的军事改革停滞。一鸦里英军的赫贝斯是打拿破仑用的。而拿破仑战争的主要军事思路与装备,都是18世纪中期的产物。

所以啊,明中前期与西方常常各有千秋,并没有系统性差距。明末仍然努力引进,在理论性上并不落后,但实际操作中已经落后很多。至于满清时期,早期其实进一步提升,但努力时间很短,而且完全排斥了对外交流,彻底的错过了两个世纪的西方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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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那些0关注,0被关注。0赞同,0感谢,0收藏,无头像。却在留言里写了几百个字进行挑衅的。这种典型的喷子,一律拉黑!



正文:明代大量文献显示出,同时代的明朝人是认可明末西方军事技术和航海技术优于中国的。

“ 世界史的修正主义学派通常不愿意评断欧洲的技术、科学或经济能力与亚洲相比孰优孰略,而宁可将焦点放在全球性的比较上 。。。。。世界史学家都不太敢宣称欧洲具有科技方面的优越性,但17世纪的中国人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

——《1661决战热兰遮》欧阳泰(美)

(“ 顾虑 ” 指的是 “ 承认西方科技优于同时代中国 ” 的这个事实)


郑大郁《经国雄略,武备考,卷八》:

“ 红夷所造,巨舰大如山。而固如铁桶,坚不可破,终莫能当之者,纵横海外,不患破损 。。。。。尝为海患,不时驾巨舰入内海游荡劫掠,商船遇者,人货具空,身为可恨 ”。

(我拿普通话给你们翻译一下:西洋人造的船,巨大的像大山一样大,像铁桶一样坚固,坚不可破,没有人能阻挡他们的船,在海上肆意航行,也不担忧船会出现破损 。。。。。已经成为海上安全的巨大隐患,经常开着他们的大船到大明沿海进行劫掠,我们的船只要遇上,人和货物都会被抢走,特别可恶 )语气上感觉有点无可奈何。


《中丞南公祖来视闽师》:

“ 彼(红夷)舟如山,我(明)舟如垤 ”。

垤(die)本义:蚂蚁做窝时堆在穴口的小土堆。

(普通话翻译:西洋人的船像山一样大,我们明朝的船像蚂蚁堆在穴口的小土堆一样大)你们感受一下。


《新校本明史》:

“(红夷) 所恃惟巨舟大炮。周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窗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 ”。

(普通话翻译:西洋人所凭借的就是巨大的船和大炮 。。。。。船厚二尺多,立着五个大桅杆,船尾有三层楼,两旁窗户里都有铜炮,桅杆下边装配有两丈长的巨型大炮,开炮可以击穿石头垒的城墙堡垒,几十里外都有震动)你们想想厉不厉害!


明代福建巡抚邹维琏《奉剿红夷报捷疏》:

“(荷兰人) 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毒流海上长技有如此者 ”。

(普通话翻译:荷兰人的船 。。。。。船有三层,里面都装配有大炮,大炮可以击穿石头垒的城墙堡垒,几十里外都有震动,大炮要是打船,人和船都得粉碎,他们就是凭着这些本事,祸害海上的)装备世界先进火器的大明神机营呢?


但不管有什么文献资料,明粉们就是打死不承认。

天天像小丑一样,用 “ 百度贴吧 ” 和《明朝那些事》来源的资料,来和你杠。





郑成功的金门厦门基地距离台湾热兰遮城,荷兰人殖民据点的距离。

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总部与台湾热兰遮城殖民据点的距离。

荷兰本土阿姆斯特丹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的直线距离。

荷兰本土阿姆斯特丹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热兰遮城的殖民据点的直线距离。

人家荷兰跨越千山万水,从欧洲西端到亚洲东端。跑到你眼皮底下和你打,还是个商业公司旗下的武装船队。郑成功带了2万多人身经百战的正规军,打了几个月,费劲巴拉才勉强打下来一个殖民据点。郑成功是伟大的!有功于民族的!但是你们明粉还有脸说自己多厉害!


承认自己和别人有差距,就那么难?

难道,这种差距也是满清和乾隆造成的?

天天嘲讽、批评乾隆昏聩自大,不屌马嘎尔尼,不重视最新的西洋军事科技。

那你们和你们所嘲讽、批评的乾隆又有什么区别?

人家在位时,起码还把准噶尔汗国给灭了,征服了中亚地区。

你家大明火器天下第一,都干啥了?

拿破仑进攻俄国时,从巴黎到莫斯科的行军距离为2400公里,同时代五十年前,清军对中亚的战争,从北京到天山山脉的距离为3000公里,到塔里木盆地的距离为3700公里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从小亚细亚到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




我不是替乾隆洗地,但明粉们不管什么事,只要是负面的,一股脑儿的都往满清和乾隆身上推。

明朝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找出各种八竿子打不着的理由,来进行辩解和转移。

清朝皇帝勤政,就说这是专制独裁制度的强化,明朝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就说国家可以不靠皇帝来正常运转,这是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鸦片战争,清政府被完成了工业革命,撤销了东印度公司后的英帝国官方政府,直接军事击败。明朝军队击退了袭扰沿海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武装走私商团,就证明明朝比清朝军事技术先进,军事实力强大。。。。。

多读读书,多读读专业著作。少刷贴吧,少拿畅销读物当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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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等洋小将赶到战场下厨上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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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我说句难听的话,什么军事水平和军事技术在生产力面前就是浮云。首先,炒钢这一块,我国战国晚期就出现的玩意,西欧十八世纪才突破是不是显得特别落后呢?


再说说明朝的产铁量:

嘉靖十年,广东省按照税银换算的民营铁产量为2764万斤[17],是明初全国定额总和1847万斤的1.5倍左右。一省就超过全国五成。

“明初的广东配额为189万6641斤[18],占据全国比例约十分之一强,假设嘉靖时期民营铁产量占据全国比例类似,则此时全国民营铁产量当为2亿6923万明斤,换算一下,约为16万吨的产量。这和18世纪初欧洲钢铁总产量14万吨到18万吨在同一水平线上”

而山西的铁产量也很高,天顺五年山西阳城县民营铁课数量五六十万斤,折算成铁产量在八百万斤左右[15];而洪武时期给山西的定额也就是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七斤。

仅仅阳城一县的产量就已经是洪武年间山西铁产量的七倍以上。

民营铁产量就达到西欧18世纪的钢铁总产量,服不服?

说完了产量,再无聊扯扯明朝的军器产量唄!比比比,怎么比?明朝弘治年以前每三年造的军器数量如下:

碗口铜铳3000个、手把铜铳3000把铳箭头9万个、信炮3000个、椴木马子3万个、檀木槌子3000个、檀木送子3000根檀木马子9万个

如果说是如此的话,洪武元年至弘治十八年生产的火器数量是:碗口铜铳13.5万个、手把铜铳13.5万把、铳箭头405万个、信炮13.5万个、椴木马子135万个、檀木槌子13.5万个、檀木送子13.5万根、檀木马子405万个。

当然这还不包含手把铁铳乃至将军铳等等其它的火器了。。。说到铁铳,明朝一次就可以募集到七万五千把:

而1513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皇家军火库却仅拥有火绳枪18000支,火门枪22000支。。。。如果这都不算是代差那什么才是代差?!

再说说明朝为啥火器显得那么不先进的问题,首先明朝军队面临的大敌,也就是北虏,他们的远射武器是弓箭,古代骑射距离是多少呢?

根据现代匈牙利人卡萨先生开设的骑射学校的练习显示,游牧民族战士骑射时,因为马背的颠簸不定,所以骑手们不得不在离目标较近的距离才能放箭杀敌,一般是10-20多步的距离。具体看看西藏骑兵的演武:

而明军面对的蒙古人数量极其庞大,往往十多万之巨,而第二次火烧莫斯科的克米里亚汗国也是如此多的数量!

“臣阅宁武关之阳方口。东西长可百八十里。适当朔州大川之冲。平衍夷漫。虏虽拥数十万骑。皆可成列以进。且比年贼寇内地。率径斯。”

面对这样的对手,明军采取近距离(二三十步)用大量火炮和枪管短射速高的火门枪有啥关系么?大炮鸟铳远距离射击敌军,近距离则是三眼铳和火箭保护大炮,这才是对阵虏的可靠措施!

全营兵力:步兵3200人;

骑兵2400人;

辎重车夫512人;

各级军官,侍从,传令,杂役515人;

共计官兵6627人。

装备火器:枪1984枝,

其中鸟铳256枝;

3眼枪1728枝;

大小佛朗机共256挺;

各种火炮(红夷,神飞,灭虏等等)88门。

装备车辆:偏厢车128辆(战车)。

辎重车256辆。

所以,生产力才是关键,所谓的军事技术什么都会是空谈,会根据战争情况而改变。(评论下扯明军腐败的建一个拉黑一个,板鸭佛兰德斯军团因欠饷暴动多少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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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承认明末清初时中国军队在某些方面和西方确实有所差距,但这些差距究竟是什么,以及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却需要仔细地分析和研究,否则就会像 @asdf 不懂装懂,故作惊人之语。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asdf对于当时中国大陆正常状态下的攻城战都是一知半解,他挑选的扬州、潼关、桂林这三场战役恰恰不是守军处在正常状态下的守城战,扬州之战时明军军心早已在一连串叛逃行为下崩溃,史可法又拒绝部下拆毁民房清理守军射界的做法,这又焉能不速败;潼关战前,顺军冒险对清军发动了连续两天的反击,等清军运来红衣大炮时早已累的精疲力尽,此时又传来阿济格突破陕北的消息,全军军心浮动撤回西安,此时守将方才投降;桂林之战,孔有德主力已经在严关被消灭,即使如此,李定国也严令各部不要在邻近各县纠缠,迅速合围桂林,避免孔有德有时间重整军备,这才快速将孔有德逼入绝境。

而守军准备正常的攻城战要打成什么样子,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大同之战,清军几乎全部八旗精锐悉数上场,以往在外独自领军的亲王此时只能带领偏师扫清外围据点,多尔衮两次亲征,先后战死29名将校,花费一年,最终还是靠内部叛变才攻克了大同。广州之战,尚、耿两藩为了攻打广州城,事前准备了73门大炮,花了十个月的时间才最终落城。辰州之战,早在李定国挥军进攻湘南时就同步开始,断断续续打了一年,孙可望不断加码,最后调来白文选重整的入蜀军残部,自己亲自指挥殿前亲军,以10倍于驻守该城的徐勇部的兵力强攻方才得手。失败的例子就更多了,李定国第二次进攻新会,郑成功围攻福州,都不可谓不用上了吃奶的力气,结果还是因为兵力不足导致了惨败。因此,17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陆,围绕城防据点的攻守在守备方状态正常时都是一个大难题,半开玩笑地说,郑军在一年内攻克一个防御完备的城市据点简直是超水平发挥了。

其次,他也并不清楚郑军执行攻台行动时的困难有多大,郑军在南京城下的大败是伤筋动骨的,高级将领战死被俘了近乎一半,最精锐的铁人军损失大败,随后反达素的围攻虽然取胜但对粮草和器械的消耗是非常大的(粮草的巨大压力也是促使远征的诱因之一)。不仅如此,手下将领对进攻台湾也并不看好,战前会议上只有杨朝棟一人支持征台,大将吴豪明确表示台湾是个疾病遍地的贫瘠破岛(他的说法其实更接近真相),国姓完全是靠自己的多年积威强压着大军出征,而后勤的准备有多么窘迫从一件事就可见一般,征台舰队走到澎湖的时候遇到逆风 ,在停顿期间国姓担心因为风信不顺迁延日久,于是下令在澎湖征集粮草,结果搜遍整个澎湖才搜集到只供大军一天的粮草,这让国姓极为担心,害怕刚到 台湾就粮草不够了,幸好之后天气迅速转好 了。而热兰遮的城防和驻军也绝非是某些人说得草台班子,台湾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除巴达维亚外最赚钱的据点,相对 地它配备的城防工事也是除巴达维亚外亚洲地区最好的工事,荷兰在巴达维亚驻有亚洲的绝大部分军事力量,可以随时对台湾实施支援

最后,攻打热兰遮的过程也并非是某些人想象的数万大军围着一座孤城困了一年,蛮勇而有武德的荷兰武士每次出击都神勇无敌的击退了郑军的人海浪潮,最后因为饿的实在拿不动 武器了才被击败,不不不,这完全不是事实。

一开始 ,荷兰人对东方军事力量是极为狂傲的 ,当睽一要求巴达维亚议会增兵防御国姓 进军 的 时候 ,巴达维亚方面的 回复是你小子有病吧,我们荷兰人哪次在亚洲不是几百破数千乃至上万,1656年的时候120个荷兰 火枪兵就 镇压了5000个汉人农民的起义,现在你手上有上千人,还需要我们给你增兵?“汉人完全不是当兵的料,他们都是一群娘娘腔 ”这是荷兰人当时的原话 。结果郑军第一批上万人登陆后,睽一只派了250个火枪兵去进攻有上千人的陈泽部(这在荷兰人看来简直是稳吃),郑军由于火药匮乏,优先供应大炮各镇此时火铳均配备不对,这种情况下郑军正面面对荷军的三段射击毫不动摇维持阵型不变,分出一支小部队在荷军侧后登陆前后夹击,最后荷军只有80人逃回城堡。海上最大的战舰赫克托号则被郑军火攻引爆,陆海全面失利的情况下,赤嵌城投降,荷军完全被孤立在热兰遮城里。

第一阶段的战斗显示西方当时引以为豪的纪律、训练、火枪战术同郑军相比完全没有优势,而随后郑军进攻热兰遮时的炮术和精度也完全震惊了荷兰人。郑军第一次齐射就轰塌了总督府的楼顶,睽一逃出来的时候如同刚从面粉团子里跑出来,睽一的秘书则吃惊地感叹道郑军的火炮居然一发接一发完全没有停歇,热兰遮最上层的剁台则被炮火清空,而这一切居然是夜间射击达成的。而这之后,西方当时唯一对中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一项技术挽救了荷兰人,那就是起源于文艺复兴的棱堡系统。这是西方当时真正与东方拉开差距的地方,热兰遮一系列炮位形成的无死角射击导致 一两个 火力点失效后依然可以发挥出强大的火力,这是郑军在大陆面对城防据点时从没遇到过的情况,这次进攻导致郑军在损失几百人后放弃了。

然而国姓真正放弃围攻的原因并不是怕了荷兰人的大炮了,而是因为——郑军马上就要断粮了。郑军第一批上岸了一万余人,结果进展远超预期,但没有及时通知后续的部队,于是又运了一万人上岸,事后来看这次增兵不仅没有提高效率反而差点让攻台行动失败了...何斌之前提供的情报 有误,整个台湾当时只有2万农民开垦出的土地极为有限,供养一万人尚可以支撑,再来一万人...总之,按现有的供应情况,郑军2个月后就要断粮了,不得已国姓只留下了马信一镇和热兰遮的睽一对峙,是的,理论上持续一年的热兰遮大战绝大部分时间是马信的1000人VS睽一的700人,绝大部分军队被派到台湾各地去屯田,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郑家预计断粮是两个月后,而粮食哪怕是番薯,再怎么种也要一个季度才能收获。

之后的演变可谓泛善可陈,漫长的围城变成了比拼人性和耐心的对决,而郑军似乎更不利一些,部分镇的士兵已经在绝望中用宰杀耕牛这种有上顿没下顿的手段度日了。随后因为西方又一项领先 的技术,西方的帆船可以在逆风中行驶,胜负的天平似乎倾斜到了荷兰人一边——巴达维亚的援军终于到了。接到睽一的求援后,巴达维亚方面派出了手头短时间能用的所有军队和补给,并且在逆风时节赶到与睽一方面会合,这完全出乎国姓的预料,而此时匆忙召集起来的郑军只有几千人。

现在睽一手上1000多名装备精良的荷兰军队,还有5艘大帆船,而国姓手上只有数千名饥肠辘辘的士兵,其中只有一半人有战斗力,这荷兰人怎么可能输嘛,A上去就赢了。战前,有人向睽一提出了荷兰方面取胜的最好意见,那就是不要和郑军在野战上争长短,而是充分利用舰船驾驶上的优势,去澎湖拉开封锁线,饿他几个月国姓的大军就会不战自溃。但是睽一觉得上次250个人打不过1000个人也就算了,现在我手上1000个酒足饭饱的士兵(由于淡水十分珍贵,荷兰军队很多时候是靠喝米酒补充水分...)还打不过郑军几千个饿的连路都走不动的军队,看不起我吗?于是,荷军丢下近两百具尸体后再度大败而回,原因是郑军也并没有闲着,重新标定了大炮的射击单元,因此炮击打的极准,荷军的大船根本无法靠陆射击反而被击毁了两艘,而用来登陆的小船则在浅水区域被灵活的中式帆船一边倒的屠杀。随后,荷兰人最后的机会失去了,从金厦运往台湾的粮船终于到了 。

这之后就是垃圾时间了,但有几点很值得一说,一是这之后由于之前的袭击证明即使加入了巴达维亚的援军也没有在野战中战胜郑军的希望,与其一起坐吃山空,不如散出去袭击郑军的后方,但是在澎湖列岛的时候80名荷军与100名郑军遭遇,如同上次的翻版,上百名郑军迎着射击维持阵型不动,一轮冲锋白刃将荷兰人砍翻,让后者丢下40具尸体后匆忙撤退。另一点则是郑军对西方工事的快速学习,郑军在北线尾修筑的堡垒已经有了西方城防据点的影子,双方围绕热兰遮周边玩起了塔防游戏,荷兰人凭着在工事修筑上的唯一优势,屡屡化解了郑军的进攻,但随着郑军最终在北线尾筑起炮台,热兰遮城连出去上厕所都会被炮弹轰击的时候,失守就是必然了(这里还有个插曲,睽一此时还想再雄起一把,但有人指出因为北线尾炮台大家不能出去上厕所的缘故,现在热兰遮城里早就屎尿横飞,再继续守下去大家怕是只能去粮食仓库拉屎了,极大地影响了士气)。而郑军十二月份修好纯欧式的乌得勒支堡炮台后,1月25日总攻,一天打出2000发炮弹后,27日荷军即宣告投降。另外,我也想请@asdf解释一下,1673年才出现的沃邦攻城法是如何穿越到1662年的?


从上述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此时东西方确实有所差距,尤其棱堡和大帆船这两样西方独立发展路径诞生的产物确实超过了东方,但除此以外呢?

当时我们炮术的精准和迅速令西方吃惊,我们有面对密集射击也毫不动摇的纪律,有迎着炮火白刃战的勇气,有分进合击的灵活战术指导,有严格的训练操典和指令,有几个月复刻对方工事的快速学习能力。

而到下一轮交锋的时候,西方人看到的是什么呢?是面对密集射击一哄而散的溃不成军,是面对刺刀冲锋一触即溃的胆怯懦弱,是只知远处放枪不知侧翼冲击为何物的呆板笨拙,是洋务搞了20年军队除了武器外还是没有一点近代化影子的迟钝,是无论西洋还是东洋人真的可以靠几百个训练有素的士兵击溃数千名军人的耻辱。

直到再一百年后,西方军队才再度看到了那支虽然饥肠辘辘但斗志和毅力毫不逊色,面对密集火力也绝对要完成先前战术指令的勇猛无畏,夜战、坑道、冷枪、侧袭等多种战术手段相结合的灵活多变,对苏式装备快速理解和运用的学习能力,是农业国和工业国打成平手的光荣。

而在明郑军队和共和国军队这两者之间的三百年,中国军事技术的演变到底经历了什么历程,而这些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地方


参考文献:欧阳泰《决战热兰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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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末清初的远东军事小白一枚,对同时期以及稍早的西欧国家了解多一点


第一个需要解释一下的问题是所谓的“西方”,从步兵战术体系上来说西欧主要就是大方阵体系、荷兰体系以及二者的延伸产物。骑兵方面有英格兰苏格兰这样的另类,不过欧陆国家在1630s之后还是相对有共识的,仅有的例外应该就是帝国哈布斯堡对抗奥斯曼的方向了。当然西欧不等于西方。


第二点是如果尽可能将会战与决定性野战的概念剥离(比如1631年萨克森会战,在北德方面双方投入大约二十万人,但是最大的野战布赖滕菲尔德加起来只有七万人,拿布赖滕菲尔德和萨尔浒或者松锦对比的话对大家都不公平),或者说将决定性野战中的战术表现与以天为单位的机动相剥离,那么个人觉得西方国家在战术层面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在这里不打算谈霍恩在布赖滕菲尔德的完美表现,毕竟只是个孤例。真正能体现人员水平的是像罗克鲁瓦战役时西班牙步兵在多个重要步兵军官阵亡,骑兵崩溃,德国人和瓦隆人崩溃,三个意大利tercio逃走的残局下组成巨型方阵,尝试等待博克带着六千部队来支援。这个过程和在接触前就布置好的浑河之战其实是不一样的。另一个能体现人员水平的则是瑞典军在诺德林根的表现,虽然输的很惨,但是人家第一轮冲锋就击退一个有工事的tercio,之后面对夺回了工事的tercio de Idiaquez冲了十四次,尽管没冲开,不过显得意志力还是不错的(虽然显得西班牙人也很不错)。1658dunes的经典残局也可以考虑一下,不过木有中文资料,英语界倒是有专门的论述。

明军清军能做到类似表现的话说明大头兵和下级军官这个层面上的水平应该是差不多的,做不到的话才需要认真考虑一下明军清军到底什么水平。



第三点纯个人私货,求轻喷~瑞士方阵这个变态被接受为常态在很大程度上把西欧的战术体系引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上。在步兵方面西欧国家变得更喜欢去追求给方阵创造出色的冲锋机会,尽可能通过方阵一锤定音。而骑兵面对方阵缺乏有效的手段,1562年dreux之后的近七十年里骑兵就再也没有野战中独自击破方阵的案例了(硬要说的话1578年gembloux应该也是,但是那次荷兰人其实想打又不敢打,阵型呵呵)。方阵一波带走对方到英国内战都还能看到,在布赖滕菲尔德帝国军也在这个思路下有几乎极限的尝试。

大方阵的持续发展和新出现的荷兰体系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对瑞士方阵的歪路的修正,步兵变得越来越重视持续的火力。反倒是之后的瑞典雷霆其实比较接近追求完美一枪了。这个修正在太阳王时代基本走完了,或者说九年战争到西王继承战争时期的发展才完全把西欧系军队带出了把瑞士方阵这个变态常态化后付出的代价。

没有受瑞士方阵那么大影响的军队虽然也有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北方七年战争时期的axtorna战役,瑞典人的步兵被丹麦人雇佣的朗斯克纳给一波带走了。但是日后瑞士方阵一系的思路在长期发展中被抛弃却是个事实。至于东欧的军队,经常把有限的长枪兵作为人肉拒马处理,而不倾向于用长枪兵来打一波流。西欧国家在1670s到80s其实也基本接受了这个思路。


所以硬要说差距可能有,但是某些人神化西欧国家的军队神化的过分了,至少这时候的西欧军队在战术层面也有自身的问题。组织层面的问题因为我不熟明清所以没办法对比。


书的话罗克鲁瓦和gembloux参考通往罗克鲁瓦之路,诺德林根有西班牙人在albuch,dunes有一篇同名英语论文,dreux有国王的军队,布赖滕菲尔德参考瑞典国王1611到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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