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为什么有给官僚、公务员系统低工资的传统，这是否催生了他们贪污腐败？
中国古代给官僚、公务员系统设置低工资，并非是一种“传统”的固定做法，而是存在于不同朝代、不同时期，且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演变。将低工资直接等同于催生贪污腐败，也未免过于简化。但毫无疑问，低工资确实是官僚体系中腐败现象滋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它也与其他权力结构、文化观念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官场的生态。
要深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几个层面来考察：
一、 并非所有朝代都“低工资”：历史的复杂性
首先要纠正一个误解，那就是中国古代官员工资水平一直是低的。事实上，不同朝代在这方面差异很大。
早期（如汉朝）： 汉朝初年，官员工资并不算低。例如，汉朝的郡守（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年俸就很高，足以支撑其奢华的生活。但随着国家财政状况的波动，以及对官僚控制的需要，工资水平会进行调整。
唐朝： 唐朝的官员工资相对较高，尤其是在早期。有记载称，三品以上的官员年俸可以达到数千贯，足以让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但唐朝中期以后，尤其是安史之乱后，财政吃紧，官员俸禄有所下降，但整体而言，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收入仍然可观。
宋朝： 宋朝在官员俸禄方面，可以说是做得比较好的。宋朝实行的是“厚禄”政策，官员的工资相对较高，而且还有各种津贴和福利。史书记载，宋朝官员的俸禄很高，足以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甚至有盈余。宋朝政府希望通过高薪来“养廉”，减少官员的贪腐念头。
明朝： 明朝初期，官员工资水平是相对较低的。明太祖朱元璋虽然严惩贪腐，但他设计的官员俸禄并不高，很多官员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生活。这成为明朝官场腐败的一个重要诱因。但到明朝中后期，由于物价上涨和经济发展，官员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低工资的问题更加突出。
清朝： 清朝的官员俸禄同样存在“低工资”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后期。朝廷一方面为了控制财政支出，另一方面也出于某种政治考量，官员的“正项”工资不高。但与此同时，清朝的“养廉银”制度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补充，试图通过额外津贴来提高官员的实际收入，并劝诫他们廉洁。
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中国古代官员工资一直很低。很多时候，问题并非是绝对的低，而是相对的低，或者说是“名不副实”，以及随着时间推移，实际购买力下降而显得低。
二、 “低工资”背后的逻辑：财政、控制与权力
即使是相对较高的俸禄，也往往伴随着一些限制和不确定性。而“低工资”的背后，常常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逻辑：
1. 财政压力与国家能力： 古代中国，虽然疆域辽阔，但财政能力并非无限。尤其是在战乱频仍、自然灾害多发的时期，国家财政常常捉襟见肘。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开销，如果给每一个官员都支付高昂的工资，可能会压垮国家财政。
2. 控制与制约官僚： 给予官员过高的俸禄，也可能让他们形成一股强大的、独立于皇权的力量。较低的工资，加上严格的监察制度（如御史台、厂卫等），可以让皇帝和中央政府更好地控制庞大的官僚队伍。俸禄低，也更容易让官员对权力的依赖性增加，而不是对财富的依赖。
3. 权力本身就是“工资”： 在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是：职位本身就意味着权力，而权力就可以转化为财富。 官员的收入来源，并不仅仅是朝廷发放的那份微薄的俸禄，更重要的是他们手中的权力带来的“灰色收入”。这种“权力变现”是低工资下官员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也正是腐败的根源。官员可以通过掌握人事权来收受贿赂，通过掌握经济大权来谋取私利，通过执法权来盘剥百姓。
4. 社会观念与等级制度： 古代社会强调等级和名分。官员的身份本身就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荣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物质上的不足。同时，官员的俸禄也受到其品级和职位的影响，高低有别，也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结构。
5. “经济自给自足”的期待： 一些朝代（如明朝初期）对官员的期望，是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资源来维持体面的生活，而不是完全依赖朝廷。这是一种对官员个人能力和操守的考验，但同时也为腐败留下了空间。
三、 低工资与腐败的恶性循环：催生还是加剧？
那么，“低工资”是否直接“催生”了腐败呢？更准确地说，是“低工资”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诱因，而腐败一旦形成，又会反过来巩固低工资和权力变现的逻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诱因与合理化： 当官员的工资不足以支撑其体面的生活，或者与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所拥有的权力不匹配时，腐败就成为了他们“合理化”生存的一种方式。如果“大家都这样”，那么违背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的行为，就更容易被接受和模仿。
权力变现的动力： 既然从朝廷那里获得的收入有限，那么官员就会更加积极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取其他收入。低工资使得权力寻租、贪污、受贿等行为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养廉”的失效： 即使一些朝代试图通过“养廉银”或高俸禄来“养廉”，但如果权力寻租的收益远大于俸禄的增加，那么这种政策就难以奏效。当腐败的“回报率”高于廉洁的“回报率”时，腐败就会蔓延。
监督的难度与成本： 中国古代的监察体系虽然存在，但其效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信息不对称、监察者本身也可能腐败、惩罚力度不足等等。当官员收入不足时，他们更可能冒险去贪腐，而监察体系的有限性，也让这种冒险变得相对容易得逞。
社会生态的塑造： 长期以来，如果官场腐败成为常态，那么社会也会逐渐适应这种“潜规则”。从上到下，从官员到百姓，都可能形成一种默契。低工资在这种社会生态中，更容易被看作是官员“不体面”生活的客观原因，从而为他们的腐败行为提供某种“合理化”的辩护。
举例说明：
明朝的低工资现象非常典型。明朝官员的俸禄是出了名的低，按照洪武年间的标准，一个七品知县的年俸银不过十余两，绢一匹，布一张。这在当时根本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更不用说应酬、养家糊口。因此，许多官员不得不依赖“火耗”（在征收税粮时，将碎银熔铸成整块以方便称重，多出的零头归官员所有）等非法手段来贴补家用，这本身就是一种变相的贪腐。当这种行为成为普遍现象，官员们就更加容易进一步走向更严重的贪污腐败。
宋朝的“厚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抑制了低级官员的腐败，因为他们的收入足以体面生活。但即使在宋朝，高级官员的贪腐仍然存在，这说明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权力本身带来的诱惑，以及对财富的无止境追求，是超越工资水平的因素。
结论：
中国历代官员工资的波动性很大，并非一成不变的“低工资传统”。但是，在许多朝代，尤其是明清时期，官员的俸禄确实存在相对较低、难以维持体面生活的问题。
这种低工资，并非是催生腐败的唯一原因，但它绝对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和重要推手。 它增加了官员对权力的依赖性，使得权力寻租和变现成为他们获得财富的主要途径，从而加剧了贪污腐败的蔓延。当官员的生存需求与权力带来的利益形成巨大反差时，腐败就成为许多人“不得不”的选择，并最终演变成一种难以根除的顽疾。同时，腐败的盛行又反过来使得提高工资以“养廉”的政策难以奏效，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
因此，理解中国古代官场腐败的根源，需要结合财政状况、政治结构、权力运行机制、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来综合分析，而“低工资”无疑是其中一个关键但并非全部的切入点。
要深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几个层面来考察：
一、 并非所有朝代都“低工资”：历史的复杂性
首先要纠正一个误解，那就是中国古代官员工资水平一直是低的。事实上，不同朝代在这方面差异很大。
早期（如汉朝）： 汉朝初年，官员工资并不算低。例如，汉朝的郡守（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年俸就很高，足以支撑其奢华的生活。但随着国家财政状况的波动，以及对官僚控制的需要，工资水平会进行调整。
唐朝： 唐朝的官员工资相对较高，尤其是在早期。有记载称，三品以上的官员年俸可以达到数千贯，足以让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但唐朝中期以后，尤其是安史之乱后，财政吃紧，官员俸禄有所下降，但整体而言，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收入仍然可观。
宋朝： 宋朝在官员俸禄方面，可以说是做得比较好的。宋朝实行的是“厚禄”政策，官员的工资相对较高，而且还有各种津贴和福利。史书记载，宋朝官员的俸禄很高，足以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甚至有盈余。宋朝政府希望通过高薪来“养廉”，减少官员的贪腐念头。
明朝： 明朝初期，官员工资水平是相对较低的。明太祖朱元璋虽然严惩贪腐，但他设计的官员俸禄并不高，很多官员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生活。这成为明朝官场腐败的一个重要诱因。但到明朝中后期，由于物价上涨和经济发展，官员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低工资的问题更加突出。
清朝： 清朝的官员俸禄同样存在“低工资”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后期。朝廷一方面为了控制财政支出，另一方面也出于某种政治考量，官员的“正项”工资不高。但与此同时，清朝的“养廉银”制度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补充，试图通过额外津贴来提高官员的实际收入，并劝诫他们廉洁。
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中国古代官员工资一直很低。很多时候，问题并非是绝对的低，而是相对的低，或者说是“名不副实”，以及随着时间推移，实际购买力下降而显得低。
二、 “低工资”背后的逻辑：财政、控制与权力
即使是相对较高的俸禄，也往往伴随着一些限制和不确定性。而“低工资”的背后，常常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逻辑：
1. 财政压力与国家能力： 古代中国，虽然疆域辽阔，但财政能力并非无限。尤其是在战乱频仍、自然灾害多发的时期，国家财政常常捉襟见肘。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开销，如果给每一个官员都支付高昂的工资，可能会压垮国家财政。
2. 控制与制约官僚： 给予官员过高的俸禄，也可能让他们形成一股强大的、独立于皇权的力量。较低的工资，加上严格的监察制度（如御史台、厂卫等），可以让皇帝和中央政府更好地控制庞大的官僚队伍。俸禄低，也更容易让官员对权力的依赖性增加，而不是对财富的依赖。
3. 权力本身就是“工资”： 在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是：职位本身就意味着权力，而权力就可以转化为财富。 官员的收入来源，并不仅仅是朝廷发放的那份微薄的俸禄，更重要的是他们手中的权力带来的“灰色收入”。这种“权力变现”是低工资下官员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也正是腐败的根源。官员可以通过掌握人事权来收受贿赂，通过掌握经济大权来谋取私利，通过执法权来盘剥百姓。
4. 社会观念与等级制度： 古代社会强调等级和名分。官员的身份本身就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荣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物质上的不足。同时，官员的俸禄也受到其品级和职位的影响，高低有别，也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结构。
5. “经济自给自足”的期待： 一些朝代（如明朝初期）对官员的期望，是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资源来维持体面的生活，而不是完全依赖朝廷。这是一种对官员个人能力和操守的考验，但同时也为腐败留下了空间。
三、 低工资与腐败的恶性循环：催生还是加剧？
那么，“低工资”是否直接“催生”了腐败呢？更准确地说，是“低工资”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诱因，而腐败一旦形成，又会反过来巩固低工资和权力变现的逻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诱因与合理化： 当官员的工资不足以支撑其体面的生活，或者与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所拥有的权力不匹配时，腐败就成为了他们“合理化”生存的一种方式。如果“大家都这样”，那么违背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的行为，就更容易被接受和模仿。
权力变现的动力： 既然从朝廷那里获得的收入有限，那么官员就会更加积极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取其他收入。低工资使得权力寻租、贪污、受贿等行为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养廉”的失效： 即使一些朝代试图通过“养廉银”或高俸禄来“养廉”，但如果权力寻租的收益远大于俸禄的增加，那么这种政策就难以奏效。当腐败的“回报率”高于廉洁的“回报率”时，腐败就会蔓延。
监督的难度与成本： 中国古代的监察体系虽然存在，但其效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信息不对称、监察者本身也可能腐败、惩罚力度不足等等。当官员收入不足时，他们更可能冒险去贪腐，而监察体系的有限性，也让这种冒险变得相对容易得逞。
社会生态的塑造： 长期以来，如果官场腐败成为常态，那么社会也会逐渐适应这种“潜规则”。从上到下，从官员到百姓，都可能形成一种默契。低工资在这种社会生态中，更容易被看作是官员“不体面”生活的客观原因，从而为他们的腐败行为提供某种“合理化”的辩护。
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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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厚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抑制了低级官员的腐败，因为他们的收入足以体面生活。但即使在宋朝，高级官员的贪腐仍然存在，这说明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权力本身带来的诱惑，以及对财富的无止境追求，是超越工资水平的因素。
结论：
中国历代官员工资的波动性很大，并非一成不变的“低工资传统”。但是，在许多朝代，尤其是明清时期，官员的俸禄确实存在相对较低、难以维持体面生活的问题。
这种低工资，并非是催生腐败的唯一原因，但它绝对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和重要推手。 它增加了官员对权力的依赖性，使得权力寻租和变现成为他们获得财富的主要途径，从而加剧了贪污腐败的蔓延。当官员的生存需求与权力带来的利益形成巨大反差时，腐败就成为许多人“不得不”的选择，并最终演变成一种难以根除的顽疾。同时，腐败的盛行又反过来使得提高工资以“养廉”的政策难以奏效，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
因此，理解中国古代官场腐败的根源，需要结合财政状况、政治结构、权力运行机制、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来综合分析，而“低工资”无疑是其中一个关键但并非全部的切入点。
网友意见
恶意揣度下
古罗马如何保证元老院和公职人员都是贵族和富人？
不给公职人员发工资就可以了。
这样还干的下去的只剩下本来就有钱的人。
从而让权力和财富更迅速的结合。
现在公务人员对于贫寒农家子弟的吸引力还有多大？
我要是成功企业家，巴不得政府别给公务员发一分钱工资。
中国男篮，
花300万请外教，打的一坨狗屎，后来谁也不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
危急时刻，宫鲁鸣教练顶住压力上马，男篮再回亚洲巅峰。
给他的是一个月6000工资，
口头答应会给每月1万的补助，未兑现。
口头答应会给适量的奖金，未兑现。
我大明，
让抵抗建奴最顽强的东江镇，饿的吃人肉。
很多全家被满清杀光的人，跟满清有血海深仇，被逼的投了满清。
如果大明有知乎，上面的清谈人士一定会发言：
1、高薪并不能养兵。
2、投敌是个信用问题。
3、荣誉感最重要。
根本原因是，薪水与职级挂钩，而职级与权力、责任、可支配资源不匹配。
比如说，苏州市下属的昆山市、张家港市、常熟市的GDP都是12位数，财政收入都是11位数，但党政一把手的法定职级只是正处级，领的薪水只是刚满6位数，差不多就是10万多元这个档次。
想想看，一个管理几百亿产值的大型企业的CEO，年薪是什么档次？而我们的人民政府，就是由一群收入不如知乎上应届本科毕业生的人来管理GDP几千亿的地区，支配几百亿财政资金。结果无非是三种，要么官员有情怀，要么水平达不到知乎平均水平，要么通过贪腐获得了额外收入。
这些“关键少数”的收入该不该涨？太应该涨了。但是薪水与职级挂钩，而职级设置又极不合理。地区主官与机关办事员在级别上没有任何优势。比如说，一个中央部委或省直机关，一个资历稍老的办事员就是处级干部，和昆山市市长级别是一样的。任何一个省，差不多处级干部人数都在5位数，厅级干部4位数，一涨俱涨，政府如何涨得起？
更不用说，行政区的级别设置也不合理。比如说，北京市延庆区，常住人口、经济总量、财政收入还不如长三角、珠三角比较发达的镇，但沾了直辖市的光，延庆的区长是正厅级干部，虎门的镇长只是正科级干部，相差四级，职级收入与权力责任严重倒挂。结果，就算只给地区主官这个“关键少数”加薪，还是很难兑现。因为给正科级镇长们加薪了，直辖市这批正处级镇长是不是应该拿的比他们更多呢？政府如何涨的起？
可见，僵化的职级与薪酬制度不改革，收入如何涨得了？但这又牵扯到太多利益，如何改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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