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类似于曹丕，司马炎之类的权臣为什么一定要篡位而不是成立幕府做幕府将军？
古代像曹丕、司马炎这样的权臣之所以选择篡位，而非效仿日本幕府制度的“幕府将军”，这是一个涉及到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权力合法性以及历史发展路径的复杂问题。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剖析。
一、 根本性的制度差异：皇权与幕府的起源和性质
首先，最核心的区别在于两者所处的政治语境和制度的根基完全不同。
中国的皇权制度： 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就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这种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天命”和“宗法制”之上，皇帝是天下的共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这种制度的运行逻辑是，权力必须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这个人就是皇帝。
日本的幕府制度： 日本的幕府制度则是在一种相对松散的中央集权（或说地方割据与中央权力并存）的政治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天皇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但实权长期旁落。武士阶层凭借军事实力崛起，逐渐掌握了实际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幕府将军的出现，并不是直接取代天皇的“合法性”，而是通过掌握了武力，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并将天皇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加以供奉。将军的权力来自于他所领导的武士集团，而非直接继承自天皇的“帝位”。
因此，曹丕、司马炎等人在中国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他们掌握了实际的军政大权，但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天下共主”，即皇帝。他们的权力来源并非来自某个军事集团的推举，而是来自对“天命”的继承和对既有政治秩序的重塑。在中国古代，“挟天子以令诸侯”已经是权臣的终极目标之一，而要真正巩固和行使这种权力，最终的标志就是成为皇帝。他们要做的不是在现有君主框架下另立一个实际的军事统帅，而是要成为那个唯一的、合法的最高统治者。
二、 权力的合法性与正统性追求
篡位者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其掌握的权力获得合法性和正统性。
中国古代的合法性： 在中国，皇位的继承和转移，在理论上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即“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当王朝衰败，皇帝无能，权臣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掌握实权后，要彻底坐稳江山，就必须打破旧有的继承规则，并通过某种仪式或理由，证明自己才是“天命所归”。“禅让”是这种合法性转移的一种理想化形式（如汉献帝禅让给曹丕，晋武帝禅让给司马炎），虽然过程可能伴随胁迫，但形式上是旧君主动将权力交给新君。这种“禅让”的戏码，正是为了给篡位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表明权力并非纯粹的武力掠夺，而是被认为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顺应天意、民心的结果。成为皇帝，也就意味着继承了“天命”，成为了国家的合法统治者。
日本幕府的合法性： 日本的幕府将军，其合法性更多是来自于对武士阶层的统治能力和对军事力量的掌控。将军并非直接继承天皇的“天命”，而是被认为是“征夷大将军”等官职的延伸，是武家政权的代表。他们的权威不直接挑战天皇的神圣性，而是通过与天皇保持一种特殊的共存关系来巩固自身统治。幕府将军的合法性是一种“事实上的权力”加上某种程度的“形式上的认可”。
如果曹丕、司马炎选择成为“幕府将军”，那意味着他们依然将那个弱势的皇帝置于某种“名义上”的尊位，自己则成为实际的军事统帅。但这种身份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语境下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的政治逻辑不允许存在两个权力中心，一个名义上的、一个实际上的。一旦有机会，权臣的目标必然是将这两个权力统一起来，完成身份的转变，成为那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皇帝。
三、 权力基础与结构的不同
中国和日本的政治权力基础和结构也有很大差异。
中国： 中国的政治权力基础是建立在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军事力量之上。权臣需要控制朝廷中的文官集团（三公九卿等）和军队（中央禁军、地方兵力）。篡位之后，新皇帝会重新任命和调整官僚体系，将效忠于自己的人安插到关键职位，以巩固统治。这种权力是国家层面的，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角落。
日本： 幕府将军的权力基础是其所领导的武士集团，以及通过武士集团在各地形成的藩国势力。将军的权力是一种对这些地方军事力量的领导和协调。幕府的权力并非直接统治全国民众，而是通过管理武士阶层来间接管理国家。
曹丕、司马炎所处的环境，他们是通过掌控朝廷、军队以及代表国家机器的官僚体系来行使权力的。这种权力结构天然就指向了最高统治者的地位，而不是一个凌驾于最高统治者之上的军事首领。如果他们要做幕府将军，就意味着他们仍然要臣服于汉献帝或曹魏的皇帝（即使是傀儡），而这与他们已经拥有的实际权力是矛盾的，并且也无法解决其权力合法性的根本问题。
四、 历史进程与文化观念的影响
中国： 中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和统一王朝的历史记忆。王朝更替是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当一个王朝衰败时，新的有能力者通过武力和政治手段取而代之，建立新王朝，是历史的常态。虽然“禅让”是一种历史叙事，但其背后是权力交接的现实。
日本： 日本的幕府制度是武士阶层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与皇室并存的权力模式。它是一种适应了日本地方分权和武士阶层兴起的政治安排。幕府将军并非想要取代天皇的“地位”，而是想要成为掌握实权的“主导者”。
简而言之，曹丕和司马炎所处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并没有孕育出可以让他们成为“幕府将军”的政治土壤。他们的目标和行动逻辑，是按照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王朝更替”和“权力集中于一身”的模式来运作的。他们拥有的是掌握国家核心权力的能力和野心，而这种能力和野心的终极体现，在中国政治文化的认知中，就是成为那个至高无上的“皇帝”。成为幕府将军，意味着他们的权力永远处于一种不完整、不彻底的状态，并且无法获得最高层次的合法性与正统性。
总结来说，曹丕、司马炎之所以要篡位成为皇帝，而不是成立幕府做幕府将军，主要原因在于：
1. 制度根基不同： 中国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皇权至上；日本的幕府制度是在天皇制下，武士阶层掌握实权的权力结构。
2. 合法性追求不同： 中国权臣追求的是“天命所归”的皇帝合法性；幕府将军的合法性更多来自武士集团的认可和对地方的掌控。
3. 权力结构不同： 中国权臣控制的是国家机器的各个层面，目标是成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幕府将军更多的是武士阶层的领导者。
4. 历史与文化差异： 中国强调王朝统一和权力集中；日本则形成了天皇与将军并存的特殊政治模式。
因此，对于像曹丕、司马炎这样的中国古代权臣而言，篡位成为皇帝，是他们掌握权力后最自然、最符合当时政治逻辑和合法性诉求的选择。
一、 根本性的制度差异：皇权与幕府的起源和性质
首先，最核心的区别在于两者所处的政治语境和制度的根基完全不同。
中国的皇权制度： 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就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这种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天命”和“宗法制”之上，皇帝是天下的共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这种制度的运行逻辑是，权力必须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这个人就是皇帝。
日本的幕府制度： 日本的幕府制度则是在一种相对松散的中央集权（或说地方割据与中央权力并存）的政治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天皇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但实权长期旁落。武士阶层凭借军事实力崛起，逐渐掌握了实际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幕府将军的出现，并不是直接取代天皇的“合法性”，而是通过掌握了武力，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并将天皇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加以供奉。将军的权力来自于他所领导的武士集团，而非直接继承自天皇的“帝位”。
因此，曹丕、司马炎等人在中国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他们掌握了实际的军政大权，但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天下共主”，即皇帝。他们的权力来源并非来自某个军事集团的推举，而是来自对“天命”的继承和对既有政治秩序的重塑。在中国古代，“挟天子以令诸侯”已经是权臣的终极目标之一，而要真正巩固和行使这种权力，最终的标志就是成为皇帝。他们要做的不是在现有君主框架下另立一个实际的军事统帅，而是要成为那个唯一的、合法的最高统治者。
二、 权力的合法性与正统性追求
篡位者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其掌握的权力获得合法性和正统性。
中国古代的合法性： 在中国，皇位的继承和转移，在理论上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即“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当王朝衰败，皇帝无能，权臣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掌握实权后，要彻底坐稳江山，就必须打破旧有的继承规则，并通过某种仪式或理由，证明自己才是“天命所归”。“禅让”是这种合法性转移的一种理想化形式（如汉献帝禅让给曹丕，晋武帝禅让给司马炎），虽然过程可能伴随胁迫，但形式上是旧君主动将权力交给新君。这种“禅让”的戏码，正是为了给篡位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表明权力并非纯粹的武力掠夺，而是被认为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顺应天意、民心的结果。成为皇帝，也就意味着继承了“天命”，成为了国家的合法统治者。
日本幕府的合法性： 日本的幕府将军，其合法性更多是来自于对武士阶层的统治能力和对军事力量的掌控。将军并非直接继承天皇的“天命”，而是被认为是“征夷大将军”等官职的延伸，是武家政权的代表。他们的权威不直接挑战天皇的神圣性，而是通过与天皇保持一种特殊的共存关系来巩固自身统治。幕府将军的合法性是一种“事实上的权力”加上某种程度的“形式上的认可”。
如果曹丕、司马炎选择成为“幕府将军”，那意味着他们依然将那个弱势的皇帝置于某种“名义上”的尊位，自己则成为实际的军事统帅。但这种身份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语境下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的政治逻辑不允许存在两个权力中心，一个名义上的、一个实际上的。一旦有机会，权臣的目标必然是将这两个权力统一起来，完成身份的转变，成为那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皇帝。
三、 权力基础与结构的不同
中国和日本的政治权力基础和结构也有很大差异。
中国： 中国的政治权力基础是建立在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军事力量之上。权臣需要控制朝廷中的文官集团（三公九卿等）和军队（中央禁军、地方兵力）。篡位之后，新皇帝会重新任命和调整官僚体系，将效忠于自己的人安插到关键职位，以巩固统治。这种权力是国家层面的，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角落。
日本： 幕府将军的权力基础是其所领导的武士集团，以及通过武士集团在各地形成的藩国势力。将军的权力是一种对这些地方军事力量的领导和协调。幕府的权力并非直接统治全国民众，而是通过管理武士阶层来间接管理国家。
曹丕、司马炎所处的环境，他们是通过掌控朝廷、军队以及代表国家机器的官僚体系来行使权力的。这种权力结构天然就指向了最高统治者的地位，而不是一个凌驾于最高统治者之上的军事首领。如果他们要做幕府将军，就意味着他们仍然要臣服于汉献帝或曹魏的皇帝（即使是傀儡），而这与他们已经拥有的实际权力是矛盾的，并且也无法解决其权力合法性的根本问题。
四、 历史进程与文化观念的影响
中国： 中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和统一王朝的历史记忆。王朝更替是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当一个王朝衰败时，新的有能力者通过武力和政治手段取而代之，建立新王朝，是历史的常态。虽然“禅让”是一种历史叙事，但其背后是权力交接的现实。
日本： 日本的幕府制度是武士阶层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与皇室并存的权力模式。它是一种适应了日本地方分权和武士阶层兴起的政治安排。幕府将军并非想要取代天皇的“地位”，而是想要成为掌握实权的“主导者”。
简而言之，曹丕和司马炎所处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并没有孕育出可以让他们成为“幕府将军”的政治土壤。他们的目标和行动逻辑，是按照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王朝更替”和“权力集中于一身”的模式来运作的。他们拥有的是掌握国家核心权力的能力和野心，而这种能力和野心的终极体现，在中国政治文化的认知中，就是成为那个至高无上的“皇帝”。成为幕府将军，意味着他们的权力永远处于一种不完整、不彻底的状态，并且无法获得最高层次的合法性与正统性。
总结来说，曹丕、司马炎之所以要篡位成为皇帝，而不是成立幕府做幕府将军，主要原因在于：
1. 制度根基不同： 中国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皇权至上；日本的幕府制度是在天皇制下，武士阶层掌握实权的权力结构。
2. 合法性追求不同： 中国权臣追求的是“天命所归”的皇帝合法性；幕府将军的合法性更多来自武士集团的认可和对地方的掌控。
3. 权力结构不同： 中国权臣控制的是国家机器的各个层面，目标是成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幕府将军更多的是武士阶层的领导者。
4. 历史与文化差异： 中国强调王朝统一和权力集中；日本则形成了天皇与将军并存的特殊政治模式。
因此，对于像曹丕、司马炎这样的中国古代权臣而言，篡位成为皇帝，是他们掌握权力后最自然、最符合当时政治逻辑和合法性诉求的选择。
网友意见
不限中央政权的话，其实类似日本这样权臣世袭的例子是有的，就是大理国，段氏当皇帝，高氏掌权。
中间段正明曾经被高升泰篡过位，高升泰临死前让儿子高泰明把帝位还给了段正明的弟弟段正淳。之后也一直照旧是高氏掌权。
段氏历代皇帝大部分退位出家为僧，也和日本天皇类似。以及段氏皇帝因为不掌权，反倒活得久，段和誉（段誉的原型）活了90多岁，比乾隆还长寿。
大概就那么多，题主自己看吧：
吕后：吕氏男女，不论老小一律处斩
霍光：全族坐罪处死
窦宪：被逼自杀，凡是在朝廷任职的窦氏子弟全部赐死
梁冀：全族被杀
董卓：尸体被点灯
诸葛恪：被灭三族
孙峻、孙綝：开棺戮尸，夷灭三族
杨骏：夷灭三族
贾南风：吞金酒自杀
八王之乱的那一帮人：最后的大赢家司马越灵柩被石勒烧了
王敦：夷灭三族
桓玄：脑袋被挂在建康示众
乙浑：被杀
徐羡之、傅亮、谢晦：徐羡之和傅亮坐罪被杀，谢晦被斩首于建康
戴法兴：赐死
胡太后：河阴之变被沉于黄河
尔朱荣：被孝庄帝设计杀死，家族被地方各军阀剿灭
宇文护：在宫中被杀。他的死坚定了杨坚篡位的决心
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没有武则天的脑袋还乱搞事，被李隆基和太平公主杀死
太平公主：政变失败，被杀
唐朝后面都是宦官搞事，五代直接“天子为兵强马壮者当之”，宋朝也就个贾似道勉强算
任得敬：被杀
海迷失：被投入河中溺死
伯颜：赐死
胡惟庸：被灭族
张居正：死后被清算
鳌拜：下狱后死在牢里
后来直接军机处了
评论补充：多尔衮
霍光：区别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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