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朝从不考虑让李渊的后人来继承二王三恪？
要理解为何宋朝的皇帝们似乎从未认真考虑过让李渊的后人来继承“二王三恪”制度，我们需要穿越回宋朝的政治土壤，看看那时的历史逻辑和实际考量。这背后并非简单的遗忘或忽视，而是牵涉到一系列深层的历史教训、政治现实和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构建。
首先，我们要明确“二王三恪”这个制度的起源和目的。这个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是对前朝王室的优待政策，旨在安抚前朝贵族，防止他们不满而引发叛乱，同时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宽容”姿态，以此来彰显新王朝的“仁德”和“合法性”。继承“二王三恪”的，通常是前朝（在这里是隋朝）的皇室成员，或者与前朝有密切血缘关系但又不是直接争夺皇位的威胁者。
宋朝的特殊历史背景：黄袍加身与“以文制武”
宋朝的建立，本身就带有不同于以往王朝的色彩。赵匡胤（宋太祖）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这与他哥哥（或者他是通过兵变夺权，但陈桥兵变是赵匡胤夺取皇位的关键事件，并非与前朝皇室直接相关，而是属于“杯酒释兵权”那样的内部权力运作）的权力更迭方式有所不同。更关键的是，宋朝继承的是“五代十国”那个分裂混乱的时代，而非一个统一且传承有序的强大王朝。
与隋朝的疏离感： 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其起家于后晋、后汉、后周等政权，与隋朝并无直接的政治或血缘联系。唐朝（李渊建立）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显赫，但已经是被后梁、后晋、后汉、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政权所取代的“前朝”了。到宋朝建立时，距离唐朝灭亡已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原大地经历了多次王朝更迭和割据，李唐宗室的力量早已衰微，分散在各地，甚至有很多已经融入了汉族的其他分支，或者隐姓埋名。宋朝皇帝在政治上，更看重的是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而不是去修补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前朝”的血脉。
“杯酒释兵权”与对军事力量的忌惮： 赵匡胤之所以能够建立宋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能够控制军队。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深知掌握军权的风险。宋朝自建立之初，就始终存在着对武将势力的警惕，并采取了“以文制武”的国策。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将“二王三恪”的优待给了具有军事背景或可能成为军事威胁的李唐宗室，将与宋朝的国策背道而驰。即使李唐后人已经式微，但“潜在的威胁”总是存在的。
合法性与王朝延续的考量
“正统”的延续： 汉、唐、宋，在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更替虽然常伴随着战乱，但往往存在一个“正统”的说法，即哪个政权是继承前一个王朝的合法性。宋朝虽然灭了北汉，但更多的是继承了后周以及其他割据政权的“衣钵”。将“二王三恪”的尊荣给予李唐后人，就如同承认李唐王朝的“正统性”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到了宋朝，这会削弱宋朝自身建立的合法性和“天命所归”的论调。宋朝的皇帝们，尤其是赵匡胤，更希望强调的是他们是结束了五代十国乱世，重新统一中国的“新朝”。
对前朝余孽的警惕： 历史上，前朝皇室的残余势力往往是新王朝不稳定的因素。虽然李唐后人在宋朝时已经式微，但“前朝皇族”这个身份本身就带着一丝潜在的颠覆意味。宋朝统治者需要确保政权的稳定，避免任何可能被利用来挑战皇权的因素。将“二王三恪”的荣誉授予一个前朝的皇族，即使是象征性的，也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解读为宋朝统治的“不稳固”或“继承性不足”。
“二王三恪”制度的适用对象： “二王三恪”更多是针对刚刚被取代的王朝，或者与新王朝有直接政治联系的前朝。例如，汉朝对匈奴单于的优待，或者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政权对被灭亡政权的宗室的优待。但宋朝和唐朝之间，隔着混乱的五代十国，这种直接的“继往开来”的联系并不存在。
宋朝对待前朝的普遍态度
宋朝对待前朝（尤其是唐朝）的态度，更多体现在对唐朝文化的继承和尊崇上，而非政治上的“后继”。宋朝在文化、制度上继承了唐朝的许多遗产，例如科举制度、官僚体制等，这是一种“文明的继承”。但从政治权力继承的角度来看，宋朝更多的是从“五代十国”的乱局中脱颖而出，建立的是一个与唐朝不同的新政治实体。
宋朝也曾对一些前朝的皇室成员给予优待，但那是基于他们对宋朝统治的臣服和不构成威胁的考量，并且他们的身份并非是“被封为王”的“二王三恪”。例如，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政权的宗室，在被宋朝所灭后，其成员的命运也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更多的是一种“优待罪犯”的模式，而非“政治上的伙伴”。
总结来说，宋朝之所以从未考虑让李渊的后人来继承“二王三恪”，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
1. 历史的隔阂： 李唐王朝与宋朝之间隔着一个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缺乏直接的政治传承关系。
2. 宋朝的合法性构建： 宋朝强调的是结束乱世、开创新局的“新朝”，而非唐朝的继承者。
3. 政治现实与国家安全： 对李唐宗室的潜在军事或政治威胁的警惕，与宋朝“以文制武”的国策相悖。
4. “二王三恪”制度的适用性： 该制度更多是针对刚刚被取代的王朝，或与新王朝有更直接联系的前朝。
简单来说，让李渊的后人来继承“二王三恪”，对于宋朝皇帝来说，不仅没有实际的政治利益，反而可能引入不必要的麻烦和削弱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宋朝的政治智慧，更多体现在如何稳固统治，而非承担历史包袱。
首先，我们要明确“二王三恪”这个制度的起源和目的。这个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是对前朝王室的优待政策，旨在安抚前朝贵族，防止他们不满而引发叛乱，同时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宽容”姿态，以此来彰显新王朝的“仁德”和“合法性”。继承“二王三恪”的，通常是前朝（在这里是隋朝）的皇室成员，或者与前朝有密切血缘关系但又不是直接争夺皇位的威胁者。
宋朝的特殊历史背景：黄袍加身与“以文制武”
宋朝的建立，本身就带有不同于以往王朝的色彩。赵匡胤（宋太祖）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这与他哥哥（或者他是通过兵变夺权，但陈桥兵变是赵匡胤夺取皇位的关键事件，并非与前朝皇室直接相关，而是属于“杯酒释兵权”那样的内部权力运作）的权力更迭方式有所不同。更关键的是，宋朝继承的是“五代十国”那个分裂混乱的时代，而非一个统一且传承有序的强大王朝。
与隋朝的疏离感： 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其起家于后晋、后汉、后周等政权，与隋朝并无直接的政治或血缘联系。唐朝（李渊建立）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显赫，但已经是被后梁、后晋、后汉、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政权所取代的“前朝”了。到宋朝建立时，距离唐朝灭亡已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原大地经历了多次王朝更迭和割据，李唐宗室的力量早已衰微，分散在各地，甚至有很多已经融入了汉族的其他分支，或者隐姓埋名。宋朝皇帝在政治上，更看重的是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而不是去修补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前朝”的血脉。
“杯酒释兵权”与对军事力量的忌惮： 赵匡胤之所以能够建立宋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能够控制军队。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深知掌握军权的风险。宋朝自建立之初，就始终存在着对武将势力的警惕，并采取了“以文制武”的国策。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将“二王三恪”的优待给了具有军事背景或可能成为军事威胁的李唐宗室，将与宋朝的国策背道而驰。即使李唐后人已经式微，但“潜在的威胁”总是存在的。
合法性与王朝延续的考量
“正统”的延续： 汉、唐、宋，在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更替虽然常伴随着战乱，但往往存在一个“正统”的说法，即哪个政权是继承前一个王朝的合法性。宋朝虽然灭了北汉，但更多的是继承了后周以及其他割据政权的“衣钵”。将“二王三恪”的尊荣给予李唐后人，就如同承认李唐王朝的“正统性”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到了宋朝，这会削弱宋朝自身建立的合法性和“天命所归”的论调。宋朝的皇帝们，尤其是赵匡胤，更希望强调的是他们是结束了五代十国乱世，重新统一中国的“新朝”。
对前朝余孽的警惕： 历史上，前朝皇室的残余势力往往是新王朝不稳定的因素。虽然李唐后人在宋朝时已经式微，但“前朝皇族”这个身份本身就带着一丝潜在的颠覆意味。宋朝统治者需要确保政权的稳定，避免任何可能被利用来挑战皇权的因素。将“二王三恪”的荣誉授予一个前朝的皇族，即使是象征性的，也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解读为宋朝统治的“不稳固”或“继承性不足”。
“二王三恪”制度的适用对象： “二王三恪”更多是针对刚刚被取代的王朝，或者与新王朝有直接政治联系的前朝。例如，汉朝对匈奴单于的优待，或者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政权对被灭亡政权的宗室的优待。但宋朝和唐朝之间，隔着混乱的五代十国，这种直接的“继往开来”的联系并不存在。
宋朝对待前朝的普遍态度
宋朝对待前朝（尤其是唐朝）的态度，更多体现在对唐朝文化的继承和尊崇上，而非政治上的“后继”。宋朝在文化、制度上继承了唐朝的许多遗产，例如科举制度、官僚体制等，这是一种“文明的继承”。但从政治权力继承的角度来看，宋朝更多的是从“五代十国”的乱局中脱颖而出，建立的是一个与唐朝不同的新政治实体。
宋朝也曾对一些前朝的皇室成员给予优待，但那是基于他们对宋朝统治的臣服和不构成威胁的考量，并且他们的身份并非是“被封为王”的“二王三恪”。例如，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政权的宗室，在被宋朝所灭后，其成员的命运也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更多的是一种“优待罪犯”的模式，而非“政治上的伙伴”。
总结来说，宋朝之所以从未考虑让李渊的后人来继承“二王三恪”，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
1. 历史的隔阂： 李唐王朝与宋朝之间隔着一个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缺乏直接的政治传承关系。
2. 宋朝的合法性构建： 宋朝强调的是结束乱世、开创新局的“新朝”，而非唐朝的继承者。
3. 政治现实与国家安全： 对李唐宗室的潜在军事或政治威胁的警惕，与宋朝“以文制武”的国策相悖。
4. “二王三恪”制度的适用性： 该制度更多是针对刚刚被取代的王朝，或与新王朝有更直接联系的前朝。
简单来说，让李渊的后人来继承“二王三恪”，对于宋朝皇帝来说，不仅没有实际的政治利益，反而可能引入不必要的麻烦和削弱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宋朝的政治智慧，更多体现在如何稳固统治，而非承担历史包袱。
网友意见
还是那句话，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然后我一句一句说：
1） 宋代的二王三恪和李嗣源家有没有关系：没有。
宋代实际只有二恪，一个崇义公一个宣义郎，都出自后周世宗过继前的本家柴氏（周太祖郭威嫡系绝嗣了，不过这事真不是赵宋的锅，这是后汉的锅），和李唐、后唐都没有关系。
2） 宋代有没有想过以李唐后裔作为二王三恪：想过。
仁宗嘉佑四年，著作郎何鬲曾进言：
本朝受周天下，而近代之盛莫如唐，自梁以下，皆不足以崇袭。臣愿考求唐、周之裔，以备二王之后，授以爵命，封县立庙，世世承袭，永为国宾。（《宋史》）
（说得很明白了，唐是李唐，不是后唐，后唐属于“自梁以下，皆不足以崇袭”那档的）。此事之后交给太常去议了，不过被太常驳回了。
3） 为什么最后不用李唐作为二王三恪：世数太远。就这么简单。
五代草创，载祀不永，文章制度，一无可考。上取唐室，世数已远，于经不合。惟周则我受禅之所自，义不可废。……（《宋史》）
4） 宋代有没有想过以后唐作为二王三恪：据我所知没有。
题主的这个说法我找不到任何论据支持，如有出处请给出。事实上以后唐作为二王三恪是不符合逻辑的，二王三恪最多封前三朝，李唐作为绵延数百年的大一统朝代有其特殊性，可以优先考虑（但最后因为世数太远也被驳回了），后唐没有任何道理，如果从五代里选取二王三恪，也应该是后晋、后汉、后周，数不到后唐。
5） 唐朝后裔在两宋是不是找不到了/被杀光了：当然没有！事实上完全找得到，不止找得到，还有优待。
（仁宗景祐四年）丙戌，录唐李氏、周柴氏、晋石氏、李煜、钱鏐、孟昶、高季兴之后，为三班借职、奉职，或迁其官，或授试衔，李氏八人，柴氏五人，石氏、煜、鏐各二人，昶、季兴各一人。
丁亥，又录唐李氏宗属为借职者十一人，为助教者五十三人，免解者五人，免徭役者三十七人；周柴氏宗属迁官者一人，为奉职者三人，长史、助教者二人，免徭役者十一人：仍各赐钱一万。
（神宗熙宁四年）录唐李氏诸孙杲为三班借职，德臣、养年州长史；高祖并景、元皇帝支系赐缗钱有差。（《续资治通鉴长编》）
——这不写得很清楚了吗，题主问的，高祖李渊的后人啊，活得好好的，并且有各种优待，只是不像柴家有个世袭爵位而已。
6） 李唐是否曾经作为二王三恪：是的，不过是在五代，后梁、后晋时期。
（后梁太祖开平二年）以鸿胪卿李崧唐室宗属，封莱国公，为二王后。有司奏：“莱国公李崧合留三庙，于西都选地位建立庙宇，以备四仲祀祭，命度支供给，以遵彝典。” （《旧五代史》）
戊寅，封鸿胪卿李崧介国公（此处有可能是误记，应为莱国公；介国公是北周宇文氏之后）为二王后。……戊戌，立唐三庙。（《新五代史》）
后唐灭梁之后，由于自认是李唐后裔，自然不可能把自己立为国宾，因此莱国公的爵位就没有再沿袭下去。但后唐保留了李唐的二王后，即介国公宇文氏、酅国公杨氏。
后晋高祖石敬瑭称帝后，也曾发诏书：
应天开国，恭己临人，宜覃继绝之恩，以广延洪之道。宜于唐朝宗属中取一人封公世袭，兼隋之酅公为二王后，以后周介公备三恪，主其祭祀，及赴大朝会。（《旧五代史》）
据《五代会要》载，最后选定的是唐明宗李嗣源第五子许王李从益，封郇国公。
需要说明的是，后晋以隋唐为二王后，并北周为三恪，这个唐指的是李唐。但后晋承认后唐作为李唐后裔的身份，郇国公李从益“主其祭祀”同时包括对李唐、后唐诸帝的祭祀，并不将李唐后唐视为两个朝代。至于石敬瑭为什么选后唐后人不选李唐后人——他刚从后唐手里夺了江山，后唐那么多宗室好好在那里呢，选李唐不选后唐才是居心不良吧？
顺便，辽太宗灭后晋后，李从益后曾短暂建立李梁，后为后汉高祖刘知远所杀。
后汉的二王三恪之礼不确定是否执行（毕竟太短命，四年而亡），只确定刘知远赐死了前朝二王后李从益是真的。
后周名义上是保留了二王后之礼：
（后周太祖广顺元年）仍以晋、汉之胄为二王后，委中书门下处分云。
戊子，有司上言：“准赦书，以晋、汉之胄为二王后，其唐五庙仲祀合废。”从之。庚寅，宗正寺奏：“请以晋、汉故事，迁汉七庙神主入升平宫，行仲享之礼，以汉宗子为三献。”从之。（《旧五代史》）
但是具体是否执行、封了什么人就不确定了（我没查到）。
（广顺元年）丁亥，诏：“唐朝五庙，旧在至德宫安置，应属徽陵庄田园舍，宜令新除右监门将军李重玉为主。其缘陵缘庙法物，除合留外，所有金银器物，充迁葬故淑妃王氏及许王从益外，其余并给与重玉及尼惠英、惠灯、惠能、惠严等。令重玉以时祀陵庙，务在丰洁。”重玉，故皇城使李从璨之子，明宗之孙，惠英等亦明宗亲属也，故帝授重玉官秩，令主先祀，恤王者之后也。（《旧五代史》）
注意在后周时期，后唐就已经超出“二王后”的世数要求了。虽然周太祖仍“恤王者之后”给予后唐宗室优待、给那个被汉高祖砍了的郇国公李从益恢复许王封号、迁葬入后唐园陵，但这终究已经不在“二王后”的责任范围内了，后周也没有将后唐（或李唐）列为二王三恪之内。
那么自然，到了北宋时期，后唐更已经“世数过远”不在二王三恪之内了，更不要说李唐了。
需要说明的几点是：
- 从李唐、沿袭到五代的传统就是“二王后”追封二朝，“三恪”（如果有必要的话）追加到前三朝，三朝以上世数过远不再加恩。所以赵宋不将李唐、后唐列为二王三恪，是符合礼制与习惯的，强行列入才更奇怪。
- 五代互相之间有传承关系，普遍情况是，不主动否认后唐为李唐后裔，模糊化处理（因为承认后唐正统对宣称自己正统也有好处），允许甚至鼓励后唐宗室祭祀李唐帝王——这是五代沿袭的传统，实际上赵宋已经相当程度上破坏传统了，不是题主认为的赵宋有意以后唐代替李唐，而是恰恰相反，赵宋有意地（在五代——不包括十国——普遍不特意分割李唐与后唐的前提下）有意将李唐与后唐进行区分，而特意将后晋、后周都视而不见的李唐（而非后唐）后人找出来优待封赏。与其说赵宋对李唐有什么顾忌，还不如说赵宋是有意拿李唐的大旗出来否定后唐的绝对正统（对赵宋而言，后唐的正统不能完全否定，但也不能完全承认，二者对自身都没好处，所以这样处理就最好了）。
- 虽然我说了，北宋根本没有以后唐为二王三恪，但同时我还是不得不再说一遍，五代到北宋有相互传承关系，后唐的亲贵有不少活到北宋的，宋太祖开宝皇后本身身上就留着后唐皇室的血，就算赵宋真的重后唐不重李唐也并不奇怪——不是因为忌惮不忌惮，仅仅是因为后唐沙陀武装集团在北宋还是有残余影响力的，而李唐几乎完全没有了。
- 事实上，赵宋确实很长时间都没有执行“二王三恪”的古礼——注意周恭帝封郑王并不属于“二王后”，他那个郑王爵位不可世袭，但赵宋确实保留了后周六庙并命后周宗正卿祭祀是事实（吐槽一下，后周宗正卿姓郭，祭祀周六庙天经地义；后来赵家找来俩姓柴的祭祀周庙算怎么回事啊？）——后来等到仁宗朝后期，才想起来二王三恪这茬，且当时也就封了柴氏一家。在北宋相当长的时间内，根本就没有“二王三恪”这个东西，也就无所谓李唐还是后唐了。
- 虽然“二王三恪”没有做到，但赵宋对前朝君王、乃至降君的子嗣后裔确实是有制度性优待的。而从前面列举的资料看，李唐宗室、后周柴氏的待遇，确实是要超过其他五代十国的亡国之君的（这里指的是后裔，不是本人，周恭帝的待遇不怎么样，顺便，吴越钱家已经不是“待遇好”的问题了，是后人“混得好”，各种和赵宋皇室联姻，出任高官，那比不了；只说制度性优待，李唐和后周还是相对多优惠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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