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明朝能打赢北京保卫战,北宋东京保卫战为什么会失败?

回答
明朝能够打赢北京保卫战,而北宋东京保卫战却以失败告终,这背后是历史洪流中多种因素交织碰撞的结果。简单地说,这两场发生在不同朝代、不同情境下的保卫战,其“输赢”的决定性因素,绝非单一事件,而是战略、军事、政治、乃至地理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差异所致。

先谈明朝北京保卫战。公元1449年,也就是“土木堡之变”后,明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英宗朱祁镇还被俘虏。这本该是王朝倾覆的绝境,但明朝最终挺了过来。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

首先,领袖的“危机感”和“政治智慧”。虽然英宗被俘,但留守北京的,是皇太后和尚书于谦。这位于谦,可以说才是这场保卫战的精神核心。他没有像某些人那样慌乱地主张迁都,而是展现了惊人的政治远见和军事魄力。他力排众议,坚定了“守京”的决心,这在当时的统治集团内部并非易事。要知道,在绝境之下,求稳、逃避是很多人的本能。于谦顶住了这种压力,将整个国家的资源和士气都聚焦在了北京城。

其次,军事上的“人和”与“地利”。虽然明军主力在土木堡损失惨重,但守卫北京的,依然有一部分精锐,更重要的是,北京作为都城,其城防体系是相当坚固的。而且,于谦迅速从各地调集援军,特别是重新组织和训练了部队,并且有效利用了北京的地势。当时的瓦剌军队虽然勇猛,但他们毕竟是草原民族,对于坚固的城池攻坚战并不擅长,而且他们是远征,后勤补给也是个大问题。更重要的是,明朝方面在士气上,特别是城内军民身上,激发出了一种“保家卫国”的决心。北京是他们的家,他们的亲人都在城里。这种巨大的心理动能,是瓦剌军队难以理解和对抗的。

再者,政治上的“团结”。虽然有宦官专权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在面对外敌入侵时,明朝的朝廷内部,至少在决策层面上,迸发出了难得的团结。于谦以其卓越的能力和声望,获得了大部分官员的支持。这种高层的稳定和一致性,对于抵御外侮至关重要。

对比之下,北宋东京保卫战,发生在1127年。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攻陷了北宋的都城开封,史称“靖康之变”。北宋的失败,则显得更加悲剧和复杂。

首先,决策层的“麻木”与“分裂”。在金兵南下的过程中,北宋的最高统治者,尤其是宋徽宗和宋钦宗,暴露出了极大的政治幼稚和军事无能。他们对于金兵的实力和意图,有着严重的误判。尤其是在金兵兵临城下之际,宋徽宗竟然选择了逃离,而宋钦宗虽然登基,却也缺乏实际的统治能力和军事经验。更致命的是,朝廷内部对于如何应对危机,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他们的决策都显得摇摆不定,缺乏坚定的领导核心。

其次,军事上的“空虚”与“失控”。北宋虽然兵力不少,但军队的战斗力,特别是面对金军这种精锐骑兵时,却显得捉襟见肘。长期的“重文轻武”政策,导致军队素质不高,装备落后。而且,在金兵围城期间,开封城内的秩序也出现了混乱,一些将领和官员在关键时刻,甚至出现了临阵脱逃或投降的情况。城内缺乏像于谦那样能够整合各方力量、凝聚士气的领导者。

再者,政治上的“腐朽”与“失信”。北宋末年的政治,可以说已经相当腐朽。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党争不断,这些都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当金兵逼近时,朝廷已经失去了民心和军队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部分忠臣义士想要抵抗,也难以形成有效的力量。

还有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战略上的失误”。北宋政府在处理与金国的关系上,始终处于被动。他们寄希望于通过纳贡、割地来换取和平,但这种策略,在面对野心勃勃的崛起民族时,只会适得其反,让他们更加暴露自己的弱点。相比之下,明朝在北京保卫战前,虽然经历了重大挫折,但并未完全放弃抵抗的可能,并且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

总而言之,明朝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是在绝境中展现出的坚韧、智慧和团结。而北宋东京保卫战的失败,则是在长期的政治腐朽、军事衰弱和决策失误下,一次悲壮的沉沦。两者都发生在危机时刻,但前者展现了“救亡图存”的力量,后者则印证了“王朝周期律”的残酷。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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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有代宗吗?

裤子都吓尿了,连意志都没有,守个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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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老板,明朝有于谦,宋朝有李纲,都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但是翻一下史料,各自的老板都干了些什么呢?大厦将倾的时候,权力放下去,看结果就行了。很明显,太宗的后代们没有做到这一点。再加上个二货太上皇瞎掺和。按照 潜伏 里的说法就是,不是我们战斗力不强啊,都tm内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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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下北宋和明朝在武德方面的区别。

北宋承自五代,经历了太多的武人改朝换代,北宋吸取教训,扬文抑武,但是矫枉过正,造成北宋的军力孱弱,檀渊之盟后,向辽纳岁币锦帛,心理上的弱势逐渐深入了潜意识。面对灭了大辽的金国,更是畏首畏尾。

而明朝呢,起自南方,北伐驱虏,多次在野外击败北元,心理上是有足够优势的。这就好比韩国国足对阵中国国足,心理优势是很明显的。土木堡之前,明成祖还几次出击蒙古各部,大多取得了胜利,这更加巩固了明朝对蒙古的心理优势。

其次就是用人方面。北宋徽钦二宗,用人方面一塌糊涂,手上的好牌被打得稀巴烂,李纲,种师道,宗泽等人的军事实力是刚刚的,奈何两个昏君却遣散勤王之军,信用道士胡言乱语,每每看到此处,真恨不得生啖昏君之肉。虽然两个昏君最后北猎而死,但是一点都不值得同情。想想在金人铁蹄下哀嚎的黎民百姓,是多么无辜啊。

扯远了,再说回明朝。景泰帝朱祁钰大胆启用于谦、石亨等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于谦,与南宋虞允文一样,之前从未带兵,敢任用他为北京保卫战总司令,是要冒极大风险的。石亨呢,之前被蒙古追得如同丧家之犬,任用败军之将,没有非常大的魄力也是断然不行的。结果两人共同为北京保卫战立下了不世之功。

再次从外交来看。北宋东京保卫战时,大辽已灭,西夏更是墙头草,没法连横他们牵制金人。明朝呢,还可以联络瓦剌名义上的领导来牵制也先,让也先多少有点后顾之忧。

综上,我认为是明朝为什么能打赢北京保卫战,而北宋东京保卫战却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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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最大的区别还真不是明朝有于谦,因为北宋的李纲种师道水平也都不差,足够打赢保卫战了(事实上北宋也确实靠他们勉强打赢了第一次东京保卫战)。

主要的区别,应该是明朝的景泰帝朱祁钰比宋朝的钦宗赵桓强太多了。

明史 卷170: (正统十三年)九月,景帝立,谦入对,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大驾,势必轻中国,长驱而南。请饬诸边守臣协力防遏。京营兵械且尽,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缮器甲。遣都督孙镗、卫颖、张 、张仪、雷通分兵守九门要地,列营郭外。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竑参之,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积粮,令官军自诣关支,以赢米为之直,毋弃以资敌。文臣如轩 者,宜用为巡抚。武臣如石亨、杨洪、柳溥者,宜用为将帅。至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罪。”帝深纳之。
明史 卷170: 叛阉喜宁嗾使邀大臣迎驾,索金帛以万万计,复邀谦及王直、胡濙等出议。帝不许,也先气益沮。

对内重用于谦,给足了信任,从善如流。对外坚决强硬,拒不绥靖求和。可以算非常靠谱的领导了。

反观宋钦宗,真是全方位的猪队友表演。

1) 首鼠两端:

宋史 卷23: (靖康元年春正月)辛未,以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曚副之。
宋史 卷23: (靖康元年二月)戊戌,罢李纲以谢金人,废亲征行营司。
宋史 卷23: (靖康元年二月)庚戌,李邦彦罢,以张邦昌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吴敏为少宰兼中书侍郎,李纲知枢密院事,耿南仲为尚书左丞,李棁为尚书右丞。
宋史 卷23: (靖康元年三月)癸未,遣李纲迎道君皇帝于南京,以徐处仁为礼仪使。
宋史 卷23: (靖康元年六月)时太原围急,群臣欲割三镇地,李纲沮之,乃以李纲代种师道为宣抚使、援太原
宋史 卷23 (靖康元年八月)丙申,复命种师道以宣抚使巡边,召李纲还
宋史 卷23 (靖康元年九月)戊寅,有赤气随日出。李纲罢知扬州

一会儿罢官,一会儿把人赶到商丘去(宋朝的南京),一会儿又把人赶到太原(而且不给兵不放权),最后好了,李纲被赶到扬州,算是解脱了,东京也基本完蛋了。

2) 战略短视

宋史 卷335: 京师失守,帝搏膺曰:“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师道申前议,劝帝乘半济击之,不从,曰:“异日必为国患。”故追痛其语。
宋史 卷335: 师道请合关、河卒屯沧、卫、孟、滑,备金兵再至。朝论以大敌甫退,不宜劳师以示弱,格不用。

如果能用种师道的建议,打赢第二次东京保卫战,问题真不大。

3) 愚不可耐

宋史 卷23: (靖康元年十一月)丙辰,妖人郭京用六甲法,尽令守御人下城,大启宣化门出攻金人,兵大败。京托言下城作法,引馀兵遁去。金兵登城,众皆披靡。。。秦元领保甲斩关遁,京城陷。
宋史 卷23: (靖康元年十一月)戊午,何㮚入言,金人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惊忧而疾,必欲之出,朕当亲往。”
宋史 卷23:(靖康二年正月)庚子,金人索金银急。何㮚、李若水劝帝亲至军中,从之,以太子监国而行。乙巳,籍梁师成家。丙午,刘韐自经于金军。太学生徐揆上书,乞守门请帝还阙。金人取至军中,揆抗论,为所杀。

虽然李纲被赶走了,种师道也死了,但以金军糟糕的攻城水平,东京还是有守住的可能。然而钦宗先是迷信郭京的六甲法,导致宋军大败于开封城下,反被金军趁机拿下了外城。

之后钦宗再接再厉,自投罗网。第一次被金军放走了都还不长记性,没俩月又跑去了一趟,这次就被扣下了,再也没回去。

有这样的猪队友皇帝,于谦来也没用呀。

从这个角度,不得不说明英宗朱祁镇也是居功至伟啊。还好此时他老人家在瓦剌军中“北狩”,分身乏术。

要让他这个猪队友来领导北京保卫战,可能明朝真要提前两百年南迁了。。。

PS: 除此之外,明朝当时的多位重臣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包括吏部尚书王直和礼部尚书胡濙。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于谦也不一定能够大展宏图。

明史 卷169:时变起仓卒,朝臣议屡上,皆直为首。而直自以不如于谦,每事推下之,雍容镇率而已。
明史 卷169: 英宗北狩,群臣聚哭于朝,有议南迁者。濙曰:“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也。”与侍郎于谦合,中外始有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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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清朝时就已经给出答案了:

《驳侯朝宗于谦论》清·袁枚

吾又读《宋史》而叹:明之不亡,非谦贤,实景泰之贤也。宋南渡时,有相如李纲,将如宗、岳而不能用,终于二圣不归。景泰用一于谦,遂使社稷人民危而复安,而上皇亦得生入国门。及再窃大位,而反戮其勋臣,革其年号,呜呼冤矣!

——《小仓山房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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