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南下后，是如何掌控局面，实现有效统治和皇权集中的？
赵构南渡之后，宋朝的局势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可谓是九死一生。但正是这位常被后人诟病的皇帝，却凭借其个人能力和一系列政治手腕，硬生生地从一团乱麻中稳住了阵脚，并在之后实现了相对有效的统治和皇权的集中。这其中，他扮演的角色，远比那些被动等待历史滚滚向前的皇帝要复杂和主动得多。
一、救亡图存：从临安的危机中站稳脚跟
赵构南渡初期，那真是叫一个狼狈。金军如虎狼一般追击，朝堂之上群龙无首，文臣武将人心惶惶。他本人也曾屡次陷入险境，险些被俘。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赵构首先要做的是稳定军心，安抚民心，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能够让他“坐得住”的地方。
政治上的收拢与清洗： 面对拥兵自重、观点不一的文武百官，赵构深知必须用霹雳手段。他并非不信任所有人，但为了巩固统治，他必须清除那些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势力，或者那些在混乱中表现出投降倾向的人。
对李纲等主战派的策略性利用与压制： 李纲是当时最坚定的主战派，他主张强硬抗金，曾一度赢得了民心和军心。赵构初期也倚重李纲，任命他为宰相。然而，赵构的战略是偏向于“保全江南”，而非倾覆金朝。他看到了李纲的威望和号召力，但也警惕其势力膨胀。当李纲的强势主张与赵构的实际战略产生矛盾时，他便开始寻找机会将其“请辞”或外放，以避免出现第二个“天子亲政”的局面。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既利用了李纲的才能救国，又避免了自己权力受到挑战。
对张邦昌等投降派的严惩： 张邦昌在北宋覆灭时曾任宰相，后又在金国扶持下建立伪楚政权。赵构南渡后，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清算，将其处死，并没收其家产。这不仅是为北宋的灭亡“讨一个说法”，更是向天下表明自己的立场——绝不与金人妥协，也向臣民传递了一个信号：效忠于他才有出路。这种杀鸡儆猴的效果，对于稳定朝局至关重要。
平衡与制约内部势力： 在清除异己的同时，赵构也非常注重内部力量的平衡。他不会把所有权力都交给某一个人或某个派系，而是通过官员的任命和调动，在不同派系之间形成制衡。例如，在启用汪伯彦的同时，也会提拔秦桧等相对温和或有其他政治诉求的官员，使得朝廷内部权力结构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避免任何一家独大。
军事上的重新整合与部署： 军事是国家存亡的根本。赵构南渡后，面对的是一支残破的军队和各地零散的抵抗力量。
整合残余部队： 他从各地招募士兵，重组军队，并通过严明的军纪和一定的物质奖励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这其中，他对一些忠诚的将领，如岳飞、韩世忠等人，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和信任，让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
强调“守成”的军事战略： 与北宋初期那种“开拓进取”的军事思想不同，赵构更侧重于“守成”。他认识到在金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正面硬拼并非上策，而是要利用南方有利的地形，消耗敌人，争取时间。这种战略思想虽然被后人批评为保守，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是最务实的选择，避免了进一步的惨败。
陆秀夫等人的海军建设： 在重视陆军的同时，赵构也敏锐地看到了南方水网密布的特点，开始大力发展海军。通过招募和组织，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师，这支海军不仅在长江沿岸抵御金军的进攻，也为南宋的贸易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
经济上的稳定与民心争取： 没有经济基础的统治是空中楼阁。南渡不仅带走了人口和技术，也意味着生产的混乱。
重视农业恢复： 赵构深知民以食为天，将恢复农业生产作为首要任务。他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垦荒、减免赋税的政策，吸引流亡人口回到家乡，鼓励他们重新耕作。
发展商业贸易： 临安作为新的都城，其商业潜力巨大。赵构积极推动商业贸易的发展，鼓励对外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这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改善了民生，提升了临安的繁荣度，从而赢得了更多民心。
推行“通货”与财政改革： 为了稳定经济秩序，赵构也进行了一些财政改革，例如推行纸币“交子”等，虽然早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上是为了应对战争带来的经济动荡，提供一种新的交易媒介。
二、皇权集中：在“太平盛世”中巩固统治
一旦局面稳定下来，赵构便开始着手于皇权的集中，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确立“天子”的绝对权威：
废除“外廷”影响： 在南渡初期，一些有威望的官员，例如李纲，拥有很大的话语权，甚至能够影响到皇帝的决策。赵构在稳定局势后，逐渐削弱了这种“外廷”对皇权的干预。他通过将权力分散，避免形成能够挑战皇权的个人权威。
倚重亲信与宦官体系： 与许多朝代一样，赵构也善于利用亲信和宦官来处理事务，监督官员。这既能确保信息直接传递到自己手中，也能避免被朝臣所蒙蔽。宦官体系的兴起和壮大，是皇权集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设立机构制约臣下： 赵构也创造性地利用了南宋特有的机构设置来加强皇权。例如，设立了“参知政事”等职位，但并非所有人都拥有宰相的实权，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分散权力，同时让他们互相制约。
对军事将领的管控： 军事将领在乱世中崛起，对皇权构成了潜在威胁。赵构对此非常警惕，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控制他们。
“杯酒释兵权”式的策略： 虽然没有直接效仿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但赵构也采取了类似的思想。当岳飞等名将屡立战功，声望日隆时，赵构一方面给予他们物质奖励和名誉，另一方面也开始限制他们的权力，甚至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处死。这显示了他为了维护皇权，可以不惜牺牲功臣的决心。
制度上的牵制： 实行“兵将分离”的制度，即兵权和将权不完全由一人掌握。例如，调动军队需要多个部门的批准，并且将领的任免也需要经过皇帝的同意。同时，他也善于利用其他将领来制衡岳飞等人的势力。
监军制度的完善： 派遣监军到军队中，监督将领的军事行动，并向皇帝汇报。这使得皇帝能够及时了解军队的动态，防止将领拥兵自重。
意识形态的建设与维护：
“天命所归”的叙事： 在南渡过程中，赵构也努力塑造自己是“天命所归”的形象，强调自己是宋朝正统的继承者，能够带领南宋人民度过难关。
文治武功的并举宣传： 他既宣扬自己励精图治，重视文教，也宣传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虽然实际情况可能有所夸大），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对士大夫集团的笼络与分化： 南宋的统治基础依然是士大夫集团。赵构一方面笼络那些愿意为他效力的士大夫，给予他们职位和荣誉，另一方面也通过政治斗争和派系倾轧，分化那些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势力。
总结一下赵构的策略，可谓是“内圣外王”结合，但更侧重于权术和生存：
1. 以退为进，保存实力： 南渡本身就是一种战略性的退却，目的是保存宋室的血脉和江南的资源，为日后的反攻或自保奠定基础。
2. 政治上的高度警惕与平衡： 善于利用臣下的长处，也善于防范和制约臣下的权力，避免出现能够挑战自己地位的强大势力。
3. 军事上的务实与控制： 采取适合南方地理特点的军事战略，同时对功勋卓著的将领保持高度警惕，并通过制度和非常手段进行控制。
4. 经济上的恢复与发展： 关注民生，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从而为统治提供物质基础和民心支持。
5. 皇权至上的坚定不移： 在所有策略的背后，都贯穿着一个核心目标——巩固和集中皇权，确保自己在国家机器中的绝对领导地位。
赵构的统治并非完美无缺，他的“怕死”和对岳飞的处理方式也饱受争议。然而，从一个风雨飘摇、濒临灭亡的君主，到建立一个延续百余年的南宋王朝，并实现了相对稳定的统治和皇权集中，这其中所展现出的政治智慧和手腕，是不能忽视的。他用自己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为宋朝续写了百年的篇章。这其中，每一个决策的背后，都充满了博弈、权衡和算计，是一个在极端压力下，以求生存和巩固权力为首要目标而展开的复杂政治实践。
一、救亡图存：从临安的危机中站稳脚跟
赵构南渡初期，那真是叫一个狼狈。金军如虎狼一般追击，朝堂之上群龙无首，文臣武将人心惶惶。他本人也曾屡次陷入险境，险些被俘。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赵构首先要做的是稳定军心，安抚民心，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能够让他“坐得住”的地方。
政治上的收拢与清洗： 面对拥兵自重、观点不一的文武百官，赵构深知必须用霹雳手段。他并非不信任所有人，但为了巩固统治，他必须清除那些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势力，或者那些在混乱中表现出投降倾向的人。
对李纲等主战派的策略性利用与压制： 李纲是当时最坚定的主战派，他主张强硬抗金，曾一度赢得了民心和军心。赵构初期也倚重李纲，任命他为宰相。然而，赵构的战略是偏向于“保全江南”，而非倾覆金朝。他看到了李纲的威望和号召力，但也警惕其势力膨胀。当李纲的强势主张与赵构的实际战略产生矛盾时，他便开始寻找机会将其“请辞”或外放，以避免出现第二个“天子亲政”的局面。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既利用了李纲的才能救国，又避免了自己权力受到挑战。
对张邦昌等投降派的严惩： 张邦昌在北宋覆灭时曾任宰相，后又在金国扶持下建立伪楚政权。赵构南渡后，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清算，将其处死，并没收其家产。这不仅是为北宋的灭亡“讨一个说法”，更是向天下表明自己的立场——绝不与金人妥协，也向臣民传递了一个信号：效忠于他才有出路。这种杀鸡儆猴的效果，对于稳定朝局至关重要。
平衡与制约内部势力： 在清除异己的同时，赵构也非常注重内部力量的平衡。他不会把所有权力都交给某一个人或某个派系，而是通过官员的任命和调动，在不同派系之间形成制衡。例如，在启用汪伯彦的同时，也会提拔秦桧等相对温和或有其他政治诉求的官员，使得朝廷内部权力结构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避免任何一家独大。
军事上的重新整合与部署： 军事是国家存亡的根本。赵构南渡后，面对的是一支残破的军队和各地零散的抵抗力量。
整合残余部队： 他从各地招募士兵，重组军队，并通过严明的军纪和一定的物质奖励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这其中，他对一些忠诚的将领，如岳飞、韩世忠等人，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和信任，让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
强调“守成”的军事战略： 与北宋初期那种“开拓进取”的军事思想不同，赵构更侧重于“守成”。他认识到在金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正面硬拼并非上策，而是要利用南方有利的地形，消耗敌人，争取时间。这种战略思想虽然被后人批评为保守，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是最务实的选择，避免了进一步的惨败。
陆秀夫等人的海军建设： 在重视陆军的同时，赵构也敏锐地看到了南方水网密布的特点，开始大力发展海军。通过招募和组织，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师，这支海军不仅在长江沿岸抵御金军的进攻，也为南宋的贸易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
经济上的稳定与民心争取： 没有经济基础的统治是空中楼阁。南渡不仅带走了人口和技术，也意味着生产的混乱。
重视农业恢复： 赵构深知民以食为天，将恢复农业生产作为首要任务。他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垦荒、减免赋税的政策，吸引流亡人口回到家乡，鼓励他们重新耕作。
发展商业贸易： 临安作为新的都城，其商业潜力巨大。赵构积极推动商业贸易的发展，鼓励对外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这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改善了民生，提升了临安的繁荣度，从而赢得了更多民心。
推行“通货”与财政改革： 为了稳定经济秩序，赵构也进行了一些财政改革，例如推行纸币“交子”等，虽然早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上是为了应对战争带来的经济动荡，提供一种新的交易媒介。
二、皇权集中：在“太平盛世”中巩固统治
一旦局面稳定下来，赵构便开始着手于皇权的集中，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确立“天子”的绝对权威：
废除“外廷”影响： 在南渡初期，一些有威望的官员，例如李纲，拥有很大的话语权，甚至能够影响到皇帝的决策。赵构在稳定局势后，逐渐削弱了这种“外廷”对皇权的干预。他通过将权力分散，避免形成能够挑战皇权的个人权威。
倚重亲信与宦官体系： 与许多朝代一样，赵构也善于利用亲信和宦官来处理事务，监督官员。这既能确保信息直接传递到自己手中，也能避免被朝臣所蒙蔽。宦官体系的兴起和壮大，是皇权集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设立机构制约臣下： 赵构也创造性地利用了南宋特有的机构设置来加强皇权。例如，设立了“参知政事”等职位，但并非所有人都拥有宰相的实权，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分散权力，同时让他们互相制约。
对军事将领的管控： 军事将领在乱世中崛起，对皇权构成了潜在威胁。赵构对此非常警惕，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控制他们。
“杯酒释兵权”式的策略： 虽然没有直接效仿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但赵构也采取了类似的思想。当岳飞等名将屡立战功，声望日隆时，赵构一方面给予他们物质奖励和名誉，另一方面也开始限制他们的权力，甚至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处死。这显示了他为了维护皇权，可以不惜牺牲功臣的决心。
制度上的牵制： 实行“兵将分离”的制度，即兵权和将权不完全由一人掌握。例如，调动军队需要多个部门的批准，并且将领的任免也需要经过皇帝的同意。同时，他也善于利用其他将领来制衡岳飞等人的势力。
监军制度的完善： 派遣监军到军队中，监督将领的军事行动，并向皇帝汇报。这使得皇帝能够及时了解军队的动态，防止将领拥兵自重。
意识形态的建设与维护：
“天命所归”的叙事： 在南渡过程中，赵构也努力塑造自己是“天命所归”的形象，强调自己是宋朝正统的继承者，能够带领南宋人民度过难关。
文治武功的并举宣传： 他既宣扬自己励精图治，重视文教，也宣传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虽然实际情况可能有所夸大），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对士大夫集团的笼络与分化： 南宋的统治基础依然是士大夫集团。赵构一方面笼络那些愿意为他效力的士大夫，给予他们职位和荣誉，另一方面也通过政治斗争和派系倾轧，分化那些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势力。
总结一下赵构的策略，可谓是“内圣外王”结合，但更侧重于权术和生存：
1. 以退为进，保存实力： 南渡本身就是一种战略性的退却，目的是保存宋室的血脉和江南的资源，为日后的反攻或自保奠定基础。
2. 政治上的高度警惕与平衡： 善于利用臣下的长处，也善于防范和制约臣下的权力，避免出现能够挑战自己地位的强大势力。
3. 军事上的务实与控制： 采取适合南方地理特点的军事战略，同时对功勋卓著的将领保持高度警惕，并通过制度和非常手段进行控制。
4. 经济上的恢复与发展： 关注民生，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从而为统治提供物质基础和民心支持。
5. 皇权至上的坚定不移： 在所有策略的背后，都贯穿着一个核心目标——巩固和集中皇权，确保自己在国家机器中的绝对领导地位。
赵构的统治并非完美无缺，他的“怕死”和对岳飞的处理方式也饱受争议。然而，从一个风雨飘摇、濒临灭亡的君主，到建立一个延续百余年的南宋王朝，并实现了相对稳定的统治和皇权集中，这其中所展现出的政治智慧和手腕，是不能忽视的。他用自己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为宋朝续写了百年的篇章。这其中，每一个决策的背后，都充满了博弈、权衡和算计，是一个在极端压力下，以求生存和巩固权力为首要目标而展开的复杂政治实践。
网友意见
结论是运气好。
赵构最初的草台班子，无论文武都没有什么在中枢工作的经验。
宋高宗在登基之初的文臣班子，汪伯彦、黄潜善、朱胜非、宗泽等人都只是地方知府、知州，范宗尹、吕好问是谏官，吕颐浩只是专长于财政……
武官方面，除了陈淬、刘光世、王渊有过指挥一路兵马的履历，其他韩世忠、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这些也就有过统帅几百上千人的经验。
简而言之，赵构后来所谓的“中兴名臣”有一多半要么还没上线，要么还是开局一条狗一把刀装备全靠捡的萌新，仅以这个阵容来说，做个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还凑合，要整合力量南北对峙的可能性搞不好还不如南明。——那么，这个草台班子是怎么掌控局面的？真的如高晓松、袁腾飞吹的那样“是因为宋高宗的雄才大略”？
吐槽鬼・朱熹后来是这么评价宋高宗前期的小朝廷的——
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纪纲。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
这里的“李公”指的就是东京保卫战的指挥者的名相李纲。赵构亲信的汪伯彦、黄潜善，虽然给他的小朝廷带来了第一波军队，但是对如何运营整个朝廷，根本无从下手。只有李纲在靖康年间既有过中枢工作，又指挥过大军守城——考虑到北宋的中枢宰执要么是被追究罪责（蔡京、童贯等），要么是在东京城破后被一波带走，李纲几乎是赵构要重建朝廷的唯一指望。
然而，这样重要的李纲在相位只呆了不过70天，期间还得不断应付汪、黄之流的拖后腿，这样才初步搭建出了个“朝廷模样”，也有了吕颐浩、赵鼎、张浚这些地方官僚学习成长的空间。
元代的《宋史》编撰组在写到南渡诸相的时候都忍不住吐槽宋高宗：你有李纲不用，用什么黄潜善、汪伯彦、秦桧，是哪里和正常人不一样吧？
以李纲之贤，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建炎间，莫或挠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岂至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则安，用小人则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恶危。然纲居相位仅七十日，其谋数不见用，独于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见，与人殊哉？
南宋之后的历史，说的好听点叫“不断螺旋上升”，说的不好听就是反复作死的过程。
宗泽好不容易站稳脚跟，把他的班子交给水旱蝗汤的杜充，挖开黄河大堤直接完球……
数万大军云集扬州，被金兵数千击破，守将王渊则把预备的舟船拿去运送财货了……
好不容易收拢较有战斗力的西军残部，结果给张浚在富平之战一把梭哈全军覆没……
说好让岳飞统领长江中游军事，临时又反悔，结果淮西七万大军被逼的全军投敌……
至于最（不友善）（不友善）的十二道金牌，我更是连提都懒得提了……
就赵构这微操水平，上下五千年来只有常氏凯申一人能勉强望其项背，他还没有苏联美国两个爸爸的持续输血，这样都能生存下来，不是运气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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