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后还留下哪些恶劣影响？为什么还会存在这些恶劣影响？
一、 政治体制的遗毒：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与权力结构的惯性
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撕裂感： 清朝建立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之上，但也正是因为其末期的腐朽，导致了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实力派借势而起。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传统，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长期存在的张力，在清朝灭亡后并未被彻底清除。解放后，虽然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历史遗留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利益冲突、以及某些地方势力与中央政策之间的微妙博弈，在某种程度上仍能看到清末中央权威式微时留下的影子。
官僚体系的僵化与“权力寻租”的土壤： 清朝官僚体系庞大、层层加码，效率低下，且腐败滋生。这种“官本位”思想和对权力的过度依附，在清朝灭亡后，虽然在形式上被革除，但其内在的思维模式和运作逻辑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转型时期，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被打乱，权力成为稀缺资源，为“权力寻租”和各种形式的腐败提供了土壤。这种“靠关系”、“走后门”的社会现象，其深层根源，可以追溯到清朝等级森严、特权横行的官场文化。
民族政策的局限与民族关系的长远挑战： 清朝是满族统治汉族，尽管后期采取了“满汉一家”的策略，但其统治本身就带有民族压迫和歧视的历史印记。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在清朝灭亡后，虽然民族矛盾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认同、民族平等、以及如何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依然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和解决的课题。某些地方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时也容易被激化，与历史上的民族隔阂有所呼应。
二、 经济发展的滞后：落后生产力与“半殖民地”经济模式的阴影
重农抑商的惯性与工商业发展的束缚： 清朝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工商业的发展缺乏重视，甚至加以限制。虽然晚清有所开放，但这种长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导向，对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难以磨灭的阻碍。这种“农业文明”的思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对现代工业、商业和金融的认知，使得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面临着如何摆脱传统经济思维的束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挑战。
自然经济的牢固与市场经济的引入阻力： 清朝的经济基础是分散的、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使得中国长期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市场意识淡薄。清朝灭亡后，虽然开始引入市场经济，但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思维，使得许多人在经济活动中，仍然习惯于依赖人情、关系，而非遵循市场规律。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何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效率优先”与“公平”之间的矛盾，以及一些旧的经济伦理依然具有市场。
“洋务运动”的局限与对外部依赖的启示： 晚清的“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西方技术，但其“中体西用”的模式，未能从根本上触及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这种“学其技而不用其道”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也留下了对西方先进技术和模式的“被动接受”或“选择性借鉴”的倾向。这种对外部依赖的模式，如果在后续发展中未能形成自身的独立创新能力，则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并在经济发展中产生新的“卡脖子”问题。
三、 文化思想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拉锯战
“体用之争”的延续与思想的割裂： 清朝末年，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知识界进行了激烈的“体用之争”，即中国传统文化（体）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用）如何结合的问题。这种思想上的挣扎，在清朝灭亡后并未立即停止，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延续。如何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现代文明的精华，实现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至今仍然是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面临的重要课题。这种“不彻底的西化”和“守旧的保守”之间的拉锯，也容易导致思想的割裂和文化认同的困境。
“实用主义”的阴影与人文精神的式微： 清朝末期，为了应对生存危机，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一切以“救亡图存”为目标。这种“实用主义”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对人文精神、艺术审美、以及形而上学的深入探讨。这种思维惯性，在后来的发展中，也可能导致社会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和物质发展，而忽略了人文关怀、道德伦理以及个体价值的实现。
权威崇拜与批判精神的缺失： 清朝是等级森严、君权至上的时代，对权威的绝对服从是社会的基本准则。这种权威崇拜的文化基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清朝灭亡后的中国社会。即使推翻了帝制，但旧的思维模式并非立即消失。在某些时期，对于某种理论、某种领袖的绝对崇拜，以及对不同意见的压制，都可以看到这种历史遗留的影响。而独立思考、批判精神的培养，则需要漫长的时间和持续的努力。
四、 社会心理的烙印：自卑与自大的摇摆
“丧失民族自信”与“寻根复兴”的矛盾： 清朝末年的屈辱史，使得中国民族在世界面前一度抬不起头来，产生了深刻的民族自卑感。清朝灭亡后，虽然民族独立得到初步实现，但那种被西方文明“吊打”的心理阴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完全消散。这种自卑感，又容易在特定时刻转化为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或“大国崛起”的冲动，表现为一种在自卑与自大之间摇摆的社会心理。
“历史虚无主义”的隐忧： 清朝作为一个统治了中国两百多年的王朝，其历史遗产是复杂而深厚的。然而，在某些历史解释和评价中，过度简化、甚至否定其历史作用，也可能是一种反向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不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社会的演变规律，也容易导致对前人经验教训的遗忘。
为什么这些恶劣影响会持续存在？
历史的连续性与惯性： 历史发展并非一蹴而就的断裂，而是具有强大的连续性和惯性。旧的制度、思想、文化、思维模式，一旦形成，就会在社会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并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清朝留下的影响，很多是与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以及转型时期社会变革的复杂性交织在一起的，难以被彻底“清算”或“抹去”。
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在经历重大历史变革后，其旧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基因，都会在新的制度和文化中产生影响。中国在经历清朝灭亡后，进入了漫长而曲折的现代化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旧的影响与新的因素相互作用，旧的模式也在新的环境中被“激活”和“改造”，从而继续存在。
缺乏彻底的“精神革命”： 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并没有实现一场彻底的“精神革命”。清朝时期形成的许多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甚至对权威的依赖，并没有被完全涤荡干净。这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逻辑，即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思想意识，那么旧的社会弊病也难以彻底根除。
转型期的复杂性与新问题的出现： 中国在清朝灭亡后，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改革和动荡。在这些过程中，虽然不断有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出现，但很多时候，这些新问题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与清朝遗留下来的旧问题发生“耦合”或“叠加”，使得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化。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引入市场经济，虽然带来了活力，但也可能为某些旧的“权力寻租”行为提供了新的温床。
总而言之，清朝灭亡后留下的恶劣影响，是历史沉淀的必然结果。这些影响并非简单地指向“反清复明”式的民族情绪，而是更深层地体现在社会运行的机制、文化价值观的内核以及民族心理的深处。理解这些影响，分析其存在的根源，对于我们反思历史、把握当下、规划未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需要我们以一种审慎、长远的眼光，去剖析历史的遗留，并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革新与完善。
网友意见
用以前写过的一篇原文回答吧！
众多周知，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时，由于革命党人的内部掺合了众多的其他派别分子（例如立宪派），再加上革命党人本身的内部不合和自身实力弱小，遂使得其对清的革命具有妥协性、不彻底性！
就如同毛主席曾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这里同样也应该说，由于革命党并未将清上层反动派进行革命，同样也未将清下层的爪牙清算。而这便会潜在的形成清复辟的基础。
在遗老的心目中，清朝并未死灰，它只是一时被“缩小”了而已。他们处心积虑企图复辟清朝天下。由满清皇族少壮派组成的宗社党和于式枚、刘廷琛、劳乃宣等封建遗老及康有为诸人，是清朝复辟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
唐宝林 郑师渠《二十世纪的中国》
无论是袁世凯的帝制复辟，还是张勋的清帝复辟，都无一例外的证明了“清上层以及下层的爪牙均未彻底清算”的事实。
与此同时，现时中的鼓吹满清正统性和美化满清帝王以及屠杀刽子手的现象屡见不鲜，均是满清遗留之毒害未被清算的表征！
由于清未被彻底革命，致使人们不仅没有从物质上彻底根除清代残余之毒，更重要的是未从思想上根除清代残余之毒。
由此，大致可以看出，清代的遗毒主要是思想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
除此之外，有部分人由于分不清满清的“伪文化”和“中华文化”，简单的将二者一并而论，遂造成一并否定之局面，不可不深思。
1、物质上的残留
（1）服饰发型
从满清入主中原开始，其剃发易服便是最显著的物质残留，满清的剃发令规定“遵依者即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迟疑借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违抗者“杀无赦”。剃发之后，衣帽装束随之改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且禁止汉人着带明式方巾，“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目间，惨祸立发”。
这就如同太平天国的《奉天讨胡檄》中所说：
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
果不如然，在现代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宣传下，倘若一个普通人（国内和国外）不是了解明清史，就会误以为中国上下五千年竟然是“拖一长尾于后”的形象。
我们都知道，“剃发留辫”和“箭衣窄袖”的满族服饰制式，其与汉族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束发于顶”和“宽衣大袖”制式是相去甚远的。
且自古以来蓄发是汉族传统的风俗，其是汉民族意识的外部表现，是汉民族意识的一种物质载体。而满清的强迫剃发，实际上就是灭族，这是对汉民族意识的公开挑战。
在满清统治中国后，对于来中国出使的朝鲜人常常记载，“华人见（我）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
由于满清可以的毁灭史集和文化恐怖，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磨灭了太多的历史记忆！在洪大荣（朝鲜人）出使北京的乾隆中期时，满清已经建立一百二十年，大致算一下已经是第四到五代了，仿佛人们也穿惯了满清服饰。
一个叫潘庭筠的汉族文人，看见洪大荣“以方冠，着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本是明代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是洪大荣向他解释道，“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
对比一下现在的“旗袍”“满清服饰”“满清发型”，是否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让人们潜移默化的错误的认为，（满清服饰）这就是中国本来的服饰呢？
（2）礼节
除此之外，由于满清是落后的部落，其带有着强烈的奴隶制残余！故而可以间接的强化清代社交的“等级之制”。
对比一下现在的“旗袍”“满清服饰”“满清发型”，是否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让人们潜移默化的错误的认为，（满清服饰）这就是中国本来的服饰呢？
（2）礼节
除此之外，由于满清是落后的部落，其带有着强烈的奴隶制残余！故而可以间接的强化清代社交的“等级之制”。
所以当时人们见面时最常用的礼节是请安礼。请安，本为满族贵族的礼节，清中期后，也在汉族社会渐渐流行。“请安礼”又可分成单腿跪的“打千”和双腿跪的“跪安”。（某些大众文学，例如小说）
（3）浓厚的奴隶制残余
经过满清开国的屠杀，已经严重的摧残了官员们的身心。又由于满清自身落后的奴隶思想（明代满族本来处于奴隶社会时期，经济落后），使得满清的皇帝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
因此，在清代，连儒学基本的人格追求，也成了满清皇帝极度扩张的妨碍。
因此，雍正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
例：杨名时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白银二三十万两，但其却忘了推功给皇上，遂引起雍正的恶感。雍正说他是“矫激以沽誉”“性喜沽名钓誉”“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寻故将其抓入大牢。也就是说，臣子做了好事一定要推美皇上，把自己隐在幕后，否则就是不“实心”，就是好“沽名钓誉”。
这种阉割官员士人的进取心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功名心”，严重的从物质上奴化了士人官员！
（4）四库全书
乾隆曾故作包容姿态说：
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记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人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结果乾隆却貌是情非，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禁书运动。
乾隆除了修正反满情绪外，还包括古代汉族人对所有少民族政权的“错误看法”。因此，乾隆要禁绝的，不只是明末清初的野史，而且还包括宋元明时代所有指斥少民族的字句。
古代汉族对历史上的非汉族人的认识本就是客观事物的必然产物，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物质基础以及生产力所决定的，再说周边民族本就落后于汉族，所以这种思想本就无可厚非！而乾隆却凭人力强行将之删改！
乾隆难道就这一点操作吗？
答案是否定的！乾隆对于一切明之所以亡的文字都使其刊刻流传，以证明明朝败亡乃咎由自取，清朝兴盛乃顺应天命！此外，有些书籍价值不高，但符合扬清抑明的政治标准，乾隆也将其收录其中！
据统计，乾隆销毁了“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
据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在长达十九年的禁书过程中，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板八万块以上”。恐怖的禁书氛围，使得民间销毁的书籍更加难以计量！
除此之外，乾隆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其余估计不少于一千万份明代档案，已经被销毁了。
清人改窜得相当彻底，不仅将中原王朝直接指称周边民族的胡虏夷狄等字眼删改殆尽，而且就连中原王朝的许多自称如中国、中华、华夏、诸夏等词亦遭改易，更有甚者，诸如捕虏赏格、胡谷寨、亡辽录、穷寇莫追、狼子野心、虎狼之怒等等与夷狄毫不相干的专有名词或习惯用语，也因馆臣认为可能有影射触讳之嫌而遭窜改。1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礼部志稿》明天启年间官修礼部志书未成之稿,是明代礼部职掌与官方礼制记载的集大成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满清将其篡改尤其是女直、元、蒙的"虏夷化"记载,于是对其进行删改。2
其颠倒黑白，扭曲是非，由此可见！
张元济曾评论说：“康雍以来，屡兴文字之狱。而惩羹吹齑者，遂不免多所顾忌。其‘夷’、‘胡’二字，有绝不相干者，亦一律加以删改。专制淫威，可以想见。”
毫无疑问，这不仅是清代对汉族历史的一种阉割，也是清对汉族的民族精神、民族记忆的一种阉割，它是一种极为可怕的手段，因为它是对汉民族历史记忆的修改和构建。
就如鲁迅曾说：“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
因命续录三部，分置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实艺林之盛事也。
《啸亭杂录》
由此可见乾隆的目的是什么了！
试问一下，被删改的面目全非的《四库全书》能代表中国文化吗？答案是，不能！《四库全书》仅仅代表的是满清阉割版的文化，是伪文化，远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
所以说革除清的“伪物质文化”，和复兴汉服是势在必行！
2、思想上的残留
（1）对儒家思想的阉割
有清一代，清代的君主无时无刻不在修改和重新构建儒家的核心思想。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十分尊崇君权，但其同时也强调能臣贤相的作用，强调民为社稷之本，以此作为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补充。就如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篇》。这是典型的君臣之间是典型的互动关系，有着双方的尊严和底线。
而自康熙开始撰写的《君臣一体论》大体上是遵循这种观念的，但其不是主流观点。在雍正时期开始强化君主至尊无二的地位，将君臣关系居于五伦之首，“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让君主的臣下居于附庸和傀儡的地位。这实际上也是满清奴隶制思想残留的影响！
在乾隆时达到了顶峰，乾隆帝阅史至王安石向宋神宗抗表申理，使宋神宗悔悟巽谢，立即批语曰：“安石抗章、神宗逊谢，成何政体？！即安石果正人，犹尚不可，而况不正乎！”（《评鉴阐要》卷八）按其语意，君主处理问题即使有误，亦不得更改，若改亦须君主日后自行为之。这就将以往提倡向君主进忠言、作诤臣补弊救偏之说统统抛弃。
毫无疑问，清的诸多手段严重的腐蚀了汉族以儒家为首的核心价值观，奴化和阉割了儒家思想！
经过清代将近三百年的统治，清代将这种阉割版的和奴性十足的儒家思想灌输于汉族身上，其造成的影响直到现在依旧有着残存！
从清末的诸多满清卫道士来看，可以说：满清的无限制拔高“君臣大义”的手段是十分成功的！满清的这种手段严重的削弱了“华夷之辨”！当然不可否认，满清卫道士与满清有着部分经济联系！
（2） 奴性思想
什么是奴性呢？一种内化为自身主动性、自觉性的意识与行为，表现为对被给予的，对自身有消极意义的事物的无原则的接受性。
从中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满清的思想。
从头论述，由于满清是落后的渔牧经济，所以“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列宁选集）。
由此可见，因为满清未入住中原时是处于奴隶制阶段的经济，所以其上层建筑必然有这奴隶制思想与之相配套。同样，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社会意识的内容归根到底来源于社会存在！
众所周知，“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是语言的灵魂”。因此我们通过清代的诸多论述思想观点，即可发现清代的奴性思想！
雍正曾说说：“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名分。”其他清代权贵也一再说：“主仆之分，满洲尤严”、“我朝君臣之分极严，尤非前朝可比。”
清代君主把“君臣之义”偷换为“主奴名分”，改造了数千年以来的君臣关系，使之变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关系。
因此，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独立需求，特别是个人尊严。不信试看下文！
为人臣者，设预存此心，必将漠视一切，泛泛如秦、越，年至则奉身以退，谁复出力为国家治事？是不可以不辨。
《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 列传七十五》
乾隆在《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中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对比前文我们即可发现，清的这种思想就是一种典型的奴性思想！这种思想影响至现代的一种变形就是洋奴文化。
综上所述，满清的遗留毒害依旧流转于现代，混淆着人民对真正中华文化的理解和复兴，所以我们要革除满清思想乃至物质上的残余毒害！褪去清的“伪文化”，恢复真正的“中华文化”！
1.吴恩荣.四库馆臣对《礼部志稿》的删改及其政治寓意[J].云南社会科学,2016,(04):158-165.
2.邱靖嘉.清修《四库全书》删改问题刍议——以校办《三朝北盟会编》为例[J].清史研究,2019,(02):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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