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人讲讲朱总司令的贡献？

我来喷几句

了解的历史不多，想从团队关系、个人贡献、竞争、人物性格、历史地位说几句：

（1）团队关系

党这个团队初始时，是一群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既然都是青年人，还不成熟，他们比较信服老师，也需要老师的引导，所以新文化的旗手和图书馆的主任都有团队领袖的资格。但是，维持团队需要经费，这个团队参加了北边成熟的团队，以后受北方的领导和影响越来越重。

朱老是军人出身，和团队多数清高的人不同，开始要求加入团队时被拒绝过，后来朱老总去德取祖经，认识了周公，被周公介绍入了团队。朱老一生敬重比自己小很多的周公。

在这个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团队里，军人出身的难以充分融入，地位都不会太高。还记得周公去世时，年逾90的朱老，给周公敬了一个十分标准的军礼，令我等普通人民非常感动。这个军礼充分说明了周公和朱总的关系：引路人，直接领导，肝胆相照的兄弟……

（2）个人贡献

说实话，我军的真正创立者是周公，教员的贡献在于他把一支旧军队改造成为一支新军队，在这一点上，朱老不具备教员对军队思想教育的改进能力。但朱老和教员一样，都为党保留了一个军队骨干力量，两者在这一方面贡献是同样的，而且朱老保留的力量军事素质更高。如果算股份的话，两者的开始股份差不多，一个担任军长，一个担任党代表。后来又来了一个股东彭大将军，算第三骨干力量吧。

井冈山期间，军事斗争是主要工作，朱老和彭总自然更重要些，但教员的诗人气质和哲学逻辑，对于一支小军队如何在夹缝中的生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对最终领导权有过争议，但当时的上级周公是明白的，支持教员做总负责，这以后朱老成为军事业务的执行者了。

因北方集团的强势，不断培养出来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回国来工作，一个区域的总负责教员被更年轻的知识分子干部排挤，有时就是个花瓶，被这些小孩子摆来摆去。但朱总作为军事业务的执行者的任务没有变，在那些青年知识分子指挥下矜矜业业的工作，直到长征被分配至左路军后，又被另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张总政委领导工作。

抗日期间，朱老以自己在国共两方有巨大影响的军功，担任八路总司令。

自长征分兵以后，朱老慢慢淡出了一线指挥工作，但保持着对外军人代表的形象，是团队军事组织的图腾。

解放战争，朱老在团队内取得了最高的地位，担任书记处书记，但这时团队已由教员担任了核心，有刘付的主要助手，朱老仅仅成为最高层总军事顾问。

建国后，教员威信冲天，朱老慢慢开始习惯解甲归田（当时几个主要军事家都似乎一歌释兵权，除彭大将军外，101拿转业费养病了，西米大将躲在青岛医院里养伤，刘总参办学校去了）过和平生活了。

（3）竞争

除井冈期间和教员这个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竞争过军事路线外，朱老不再和团队内的知识分子们竞争了，这个团队主要成份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理论水平很高，纯军人出身的人难以成为对手。

从解放初期的并挂画像，到慢慢退出最高待遇，没做任何不满竞争。

（4）人物性格

朱总是个宽厚仁慈的长者，在三个河坝带独立团的苗子，很是尽心尽力，现场直接教兵直接出战。井冈和长征前期，作为主要军事执行者落实实际指挥。抗战时有时坐镇八路总部，给彭大将军站台，有时配合周公，跟国党协调。解放战争，到华东给西米大将站台，到石家庄给攻城部队上军事课，矜矜业业。庐山时，给彭的意见被教员评价为隔靴挠痒。文革时以80高龄参加劳动，一生清廉，从不害人。

（5）历史地位

一生磊落的共产党人，团队军事业务的第一执行人，团队内军事家们的伯乐、导师，仁慈的长者，不争、不抢的好人。

我发现很多人不知道“带南昌起义余部上井冈山”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南昌起义三河坝分兵殿后部队由朱德率领转移到粤北时只有800多人〈一个团〉，上井冈山时有近万人---https://zhuanlan.zhihu.com/p/370345413 这个文章评论里很多人都以为上井冈山也是800多人。

其间发生的 湘南起义〈遍及20余县〉 坪石大捷 被教科书忽视了。坪石大捷是一场非常经典的以弱胜强、以微小损失羸得重大胜利的战役。

以少胜多的坪石战斗 - 解放军报 - 中国军网：许克祥自以为可以依仗兵力优势取胜，便夸下海口说：“老子用六个团同朱德的一个团去较量，吃掉他绰绰有余！”-----俘虏敌官兵1000余人，还缴获步枪1500余支、重机枪10余挺、各式手枪100余支、迫击炮和过山炮30余门、子弹200多担、马13匹。

其实我最佩服的是他在努力践行人人平等

井冈山扁担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不多说了。朱总司令行军打仗从来不骑马，他的马都是让给伤病员骑，或者驮公文行李。三次过草地也没有骑过马，那时他已经50岁了，在军中是高龄。三年困难时期，他是中南海唯一亲自种菜的高层---

吕泽(?~公元前199年)，战国末年魏国单父县(今山东省单县)人。西汉王朝开国功臣、外戚。吕公的长子，汉高皇后吕雉的兄长。

秦末起兵，帮助刘邦平秦灭楚，率领的军队颇有军功。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受封周吕侯。

汉高帝八年(公元前199年)，死于国事。

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夏天，追谥"令武"，连谥称"周吕令武侯"。

汉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追封王爵，谥号"悼武"。

受诸吕之乱的影响，其本人的军功多有隐匿，仅有部分事迹散落在各个部将的记载中。

朱老总军事指挥能力极强，战略则稍显不足。三湾改编起红军以游击战为主，但古田会议后红军发展迅速，战争规模升级，演变成以大兵团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

朱德传：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巨大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军向运动战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第一次反围剿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歼灭张辉瓒，再乘胜追击撤退的谭道源。第二次反围剿避实击虚，先打弱敌后击强敌，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五战五胜。第三次反围剿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三战三胜，随后牵牛转山拖垮敌军，主力休养后全力反击。三次反围剿，红军共作战九个月，自损一万三，歼敌约八万。

教员有一幅对联，是第一次反围剿前夕写的，是我军历来的作战方针。
第一次反围剿之前：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第一次反围剿之后：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三次反围剿开创了红军大兵团运动战的战法，解放战争时期各种运动战都是从三次反围剿中衍生变化出来的，根本作战思想如出一辙。可以说，毛教员与朱老总是老师，彭、林、刘、粟是学生，朱老总与毛教员同是我军运动战思想的奠基者与创始人。

朱德传：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共同创立的基本作战原则已经形成。这些作战原则，对以后的中国革命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粟裕回忆录：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我们打了一系列胜仗，使我认识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开始常处于被动，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是很宽广的。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一方面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在这三次反“围剿”中的丰富经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概括。他写道：“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宁都会议毛教员寡不敌众，守株待鬼去了。

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宁都会议上坚决支持教员的只有王稼祥，王稼祥只知道教员指挥就能打胜仗，教员离开后就会打败仗。
1965年毛泽东在谈起这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宁都会议后，没有毛教员指挥，由朱老总负责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朱老总奉中央命令，硬攻南丰不克，转手将硬攻改佯攻，围城打援。鉴于敌人援军左右齐头并进，集中红军主力在黄陂歼敌52-59两个师，这一战是红军时期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黄陂之战后敌军改为前中后鱼贯而入类似一个长蛇阵，诱敌深入引走敌人蛇头及蛇腹的部队，集中兵力包围并歼灭敌军蛇尾部队中央军王牌11师，分兵阻击歼灭敌人支援部队9师一个团，这一战是红军时期前所未有的大兵团攻坚战。

朱老总的政治眼光与战略洞察力相对比较欠缺。比如八月失败，比如红四军七大，比如草地分兵，比如漳县会议。

井冈山会师时，南昌起义的28团与湘南起义的29团是朱老总的部队，当时朱老总的部队设置了士兵委员会，老总看到大家都想去湘南，硬着头皮去湘南发展。结果29团几近全灭，只剩下二百余人；28团让袁崇全一下拉走了六个连，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为了拉回部队牺牲。这次失败差点把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部队败光。此外赣军趁机攻进井冈山烧杀抢掠，井冈山根据地损失惨重，如果不是因为赣军内讧开战，井冈山这个时候应该就失守了。

毛教员红军时期唯二参加追悼会，并亲自写挽联：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毛教员评价：我们红4军参谋长、红28团王团长，从参加北伐，到南昌起义，直至井冈山的斗争。这个人很好，很忠实，很能打仗，很能指挥，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

关于红四军七大至古田会议，毛教员与朱老总的争论不是个人权力之争，而是在党与军队关系、在建设人民军队上存在不同看法。毛教员是人民军队当之无愧的缔造者，三湾改编开天辟地，古田会议铸就军魂。

朱德则对毛泽东这几条意见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第一，“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先例”，他说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
毛教员：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红4军党的主要问题，是红4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这次议论的问题，虽分成了3个（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但精神是一贯的，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表现，具体说，是有人与党……

草地分兵，中央的命令是北上，这个朱老总是知道的。张国焘明摆着违抗中央决策，铁了心南下，而南下会失败，红军将遭受极为惨重的损失，这是可以预见的。既然如此，朱老总为什么不带走五九军团与三十三军先行北上？如果说为了争取红四，为什么不让五九军团与三十三军先行北上，自己留下来继续争取张国焘？当时在左路军的除了董振堂、罗炳辉的红五红九军团，还有蔡树藩、邓发率领的军委纵队一部。在左路军过草地时，张国焘没有办法拦截一方面军北上的部队。蔡树藩、邓发先行北过草地，之后直接绕开徐向前陈昌浩的部队，跑到俄界红一军团的驻地去了，可见偷偷带走部队北上完全是可行的。五九军团与三十三军共计1.2万余人，活到陕北的只有一千多人（这还包括延安花钱从马家军营救回来的）。

毛教员：我们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先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会来的。
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俄界会议：毛教员、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

其实草地分兵罢了，可是漳县会议时，张国焘等人铁了心经洮州西进，这个时候老总没有带走红五军团北上，如果不是黄河对岸大雪封山，红四就全部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了。

如果老总当时快速拉走五军团，并通知红二赶紧北上。不仅五军团会保存下来，而且五军团不会在华家岭被重创，同时红二也不会在渭水突围时损失六千余人。之后彭总在海打战役与同心城被连坑两次也不会发生。这总计可以多保存下1.5万兵力左右，要知道张国焘带到陕北的也就1.5万人。五军团加上二方面军2.4万人与彭总会师后，就可以在海打战役伏击中央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另一方便，大雪封山，张国焘从洮州过河行不通，只能暂时北上。因为红五红二在前面，张国焘只能在后面打阻击，也就没有时间从靖远西征过河了，九军三十军及方面军直属队共计1.8万余人也能保存下来。
这样发展，红军就可以在海打战役，八路军至少多出两个师的兵力番号。如果红军在海打战役后进一步完成宁夏战役，是可以和老蒋要四个军十二个师12万人的番号编制的。

1932年10月，国民党军在鄂豫皖和湘鄂西大规模“围剿”取得胜利后，立即由这些地区抽调部队至江西，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10月14日，朱老总在广昌发布作战计划，决定趁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部署尚未完成之机，出其不意地、迅速地向国民党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建宁、泰宁、黎川发起进攻，以策应其他苏区红军的作战，并同赣东北苏区取得联系。在10月18日至22日的五天内连续攻克建宁、泰宁、黎川、邵武四座县城。11月8日，攻克光泽县城。17日，北上攻克资溪县城。19日，又攻克金溪县城。陈诚见连失七城，便命令原驻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和原驻临川的孙连仲部第二十七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金溪。十一月二十日，当第二十四师进到南城东北时，朱老总指挥红三军团和红三军主力于21日在运动中迅速消灭该师一个团，打破了这次夹击。红一方面军的北线作战暂时告一段落。

1932年11月24日，朱老总在准备粉碎敌入大举进攻的紧急训令中，明确指出：“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全方面军及各作战地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应认识目前任务的严重”，“集中一切精神于歼灭敌人的当前的伟大任务上”，“要求部队认真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实行政治上的动员”，“加紧阶级的政治教育”，“要最大努力的提高军事技术与战术”，“加紧作战地域的群众工作”，“争取新占领区域的赤化”，“解决筹款”等。但是，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主张“积极进攻路线”，以自己的进攻打破敌人的“围剿”。

12月下旬，何应钦采取“三路分途向巢进則，主力集中于中路，包匪军主力于黎川附近地区一举面歼灭之”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实行第四次围剿。其部署是：以第18军军长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12个师为中路军，担任“主剿”任务。蔡廷锴指挥的第19路军和驻福建省部队共6个师又1个旅为左路军，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指挥的广东省部队6个师又1个旅为右路军，分别担任福建和赣南、粤北地区的“清剿”，并策应中路军行动；第23师为总预备队。另有4个师又2个旅分布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第3、第4航空队以南昌为基地，支援作战。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共出动约40万大军。

陈诚按照上述部署，将中路军的12个师组成3个纵队。第1纵队，以第11、第52、第59师组成，由第5军军长罗卓英为纵队长，在宜黄南部地区集中，向广昌方向进攻；第2纵队，以第10、第14、第27师(后改任守备)和第90师组成，由第4军军长吴奇伟为纵队长，在抚州以南地区集中，与第3纵队协同作战，侧击黎川。第3纵队，以第5、第6、第9、第79师组成，由第8军军长赵观涛为纵队长，在金溪地区集中，与第2纵队协同作战，向黎川正面进攻。另以第43师为预备队，要求3个纵队统于1933年1月6日以前集中完毕（实际上并未能按计划完成）。

1933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朱老总指挥部队向北隐蔽急进黄狮渡，敌第5师13旅旅长周士达没想到红军主力来到，因此该旅被朱老总歼灭。红军俘虏一千余人，北上首战告捷。接着，朱老总又指挥部队向金溪秘密运动，很快占领该城。

驻守临川的敌军三个师经济湾分两路向金溪、黄狮渡增援，在南城的一个师从南面策应，企图南北夹击红军，同红军主力决战于浒湾东南地区。朱老总乘他们尚未会合之际，在1月7日下达攻击浒湾的命令。8日上午九时半，浒湾战斗打响了，敌军三个师被击溃，红军占领浒湾。由南城增援的国民党军队，得到消息后又缩了回去。这次战斗共歼敌两千余人，缴获也不少，但红军的伤亡不小，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　　建黎泰战役、金资战役的胜利，为打破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非常有利条件。

朱老总主张红军主力继续北上贵溪地区，打通同赣东北红十军的联系，在抚河和信江之间开辟新苏区，待北线敌军发动进攻时，将它消灭在运动中。1月12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转中央，报告了前方的这个意见。朱老总、周恩来、王稼祥致电中共闽浙赣省委，指示他们“应将作战中心转到信河南岸”，协同红一方面军将闽浙赣苏区同中央苏区打成一片，这与毛教员的思路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然而16日，苏区中央局提出要“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调动敌人，求得战机。”要求在金溪、资溪战役后已经集结于抚河以东、准备以运动战消灭敌入的红一方面军，“转移到抚河以西，调动敌之主力决战”，进攻敌人的重兵集团和攻击坚城。1月24日，中央局复电：“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以下的指示”，“集中我们所有主力取得南城并巩固和保持他”，“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并巩固和保持他。”总之，临时中央与中央局要求强攻取得南城与南丰，前线的朱老总则主张开辟扩大新苏区，在运动中歼灭敌军。

1月25日，周建屏率领的赣东北红十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十军与红三十一师合编为红十一军，周建屏任军长，肖劲光为政委。另一方面，临时中央、中央局与前线指挥部扯皮了半个月。

中央局一再坚持要强攻南丰，朱老总只好在2月9日率军由黎川附近向南丰地区开进，以红三军团为中央纵队，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红五军团和红二十二军为右纵队。12日黄昏后，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各一部在夜雨中向南丰城西北面的外围阵地发起攻击。因守军工事险要坚固，经过一夜猛攻，未能突破，歼敌不足一营，而红军却损失四百余人，红三军团彭鳌牺牲，彭总把这件事记刘帅身上了。

陈诚深知南丰地势险要，是以后“进剿”赣南的支撑点，因此，除要求陶峙岳的第八师固守南丰待援外，还令驻在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驰援南丰。并指挥中路军各纵队由北向南挺进，特别是要求罗卓英率领的主力第一纵队（辖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迅速向宜黄地区集中，准备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南丰城下。

根据敌情变化，朱老总于13日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以一部兵力佯攻南丰吸引敌人，主力集结于南丰城和里塔圩一线以面地域，背靠苏区，待机情灭增授之敌。15日，林三虎向一方面军总部建议：“我方面军乘敌分进而未合击之势时，采取各个击破之战略，以遭遇战之原则，站在主动地位消灭来援之敌，以击破敌人四次‘围剿’，展开四次革命战争的新局面”，林三虎的建议与朱老总不谋而合。

22日，敌中路军第2纵队正由抚州地区向南城进发，第3纵队准备由金溪地区南下，第1纵队准备由宜黄乐安地区迁回红军后方，企图围歼红军于南丰地区。方面军首长鉴于敌人兵力过于集电，再战不利毅然决定撤围南丰，釆取退却步骤。从2月23日起，朱老总命红十一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附近东渡抚河，向黎川佯动，迷惑和吸引敌人。主力陆续由南丰西北地区秘密转移到苏区前部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这对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陈诚误认为红军主力真的到黎川方面去了，便令第二和第三两纵队向黎川地区前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第一纵队纵队长罗卓英，为了配合第二和第三纵队的行动，于二月二十四日亲率第十一师，由宜黄南下黄陂；李明的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由乐安向东南推进，准备到黄陂同第十一师会合。然后，三个师合力奔袭广昌、宁都，截断红军主力的退路。这样，陈诚所部中路军的三个纵队被分隔在两个相距比较远的地区，为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击破造成了有利条件。

黄陂之战

朱老总指出：“乐安敌人两个师，有于本（26）日向东、黄陂前进，宜黄敌人一个师自神岗、党口前进模样。”“我方面军拟于二十七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随后指挥红一方面军分为左、右两翼队，平行北上黄陂，包抄敌军。由于当地群众帮助严密封锁消息，五万红军如此大规模的运动竟没有走露一点消息。朱老总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关门打狗。这就要先让狗进来，再关起门来打。因此，北面的部队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能暴露过早。”朱老总的具体部署：利用山深林密使敌军协同困难，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在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东陂以面地区，选择有利地形，以伏击的战法，首先歼灭敌第52师和第59师于东进途中，尔后相机歼灭其他各路敌军。部署是：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二十一军为左翼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从东韶、洛口地区秘密北进，集结于金竹、大坪、望仙地区，并适时前出，待敌第52师进登仙桥、蛟湖、桥头一线时，突然对敌行军纵队发起攻击，分割围歼该敌。以红五军团、红二十二军为右翼队，由董振堂、朱瑞统一指挥，从水口、吴村地区秘密北进，集结于横石、侯坊一线准备占领黄陂、霍源地区，阻敌第59师，并保障左翼队右侧翼的安全。以江西军区独立第4师在永兴桥至杨坊之线，独立第5师在河口西北上源、下源地区，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以红十二军为预备队，随右翼队行进，保障右翼队右翼的安全，并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扩张战果。方面军总司令部随红五军团前进。此外，黄陂之战，朱老总的计划是一举歼灭中央军三个师：以主力由左打到右，迅速解决敌五十二师，次及五十九师，逐次由左向右打击由宜黄来援之部队，即继续消灭肖乾的十一师。

2月27日八九点钟，太阳升起，浓雾逐渐消散。不一会，雾散天清，敌人也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火力射程之内。首先过来的，是敌五十二师。全师二个旅四个团毫无戒备地从指挥所前走过。“打不打？”参谋请示林彪。
林彪冷静地说：“等辎重部队。”他判断，敌人大部队行动不可能没有辎重部队。不出林彪所料，敌人辎重部队过来了。“打吧？”参谋人员又请示。
林彪仍是冷静地说：“等护卫团。”这样，等敌人全部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后，林彪才发出总攻信号。顿时，平素僻静的山谷里，枪炮声震耳欲聋，近两万大军将敌人团团围住，使其动弹不得。
这一战，进入伏击圈内的中央军无一漏网地被红军消灭了，连未进入伏击圈的中央军也无一漏网地被红军消灭了。因为这时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敌人没有进入伏击圈的那个团，面对伏击圈里的战斗竟然既不前进也不逃跑，就在那里等着。林三虎与聂荣臻在解决了伏击圈里的敌人后，命令十一师师长刘海云率部扑过去，很快把这个团也消灭了。这股敌人本来是可以跑掉的。解决战斗后审问俘虏时才知道，蒋介石有个连坐法，谁从战场上逃离就要问斩。伏击圈里的敌人不冲出去，他们自己也不敢跑。

27日13时许，敌52师前卫第155旅主力进至桥头、第154旅到达蛟湖、师部和直属队到达大龙坪，154旅后卫第309团进至登仙桥附近时，红一军团突然发起攻击。红七师主力由杨梅嵊首先向蛟湖之敌攻击，将敌行军纵队拦腰切断并以1个团插至蛟湖与大龙坪之间地区，阻止蛟湖之敌回援；红九师由苦竹坳向大龙坪之敌攻击；红十师29团和第11师33困向进至登仙桥附近之敌攻击。14时，红二十一军赶至登仙桥附近，截断了敌人的退路。这时，敌已被分割，林三虎令红十师、红十一师主力协同第7、第9师围歼大龙坪、蛟湖之敌；第11师第33团协同第21军攻歼小龙坪、登仙桥地区之敌。敌军仓皇应战，由于情况不明，联路被切断，加之浓雾笼罩，观察困难，完全陷人被动挨打的困境中。经3小时的激烈战斗，红一军团与红二十一军将敌第52师师部、第154旅309团歼灭，俘敌师长李明，敌155旅312团遭重创后残部向蛟湖与154旅307-308两个团会合。

敌52师前卫第155旅主力310-311两个团到达桥头地区后，从激烈的枪声中判断大龙坪方向和霍源方向发生战斗，因情况不明，遂就地俘止，占领阵地，转入防御。27日16时，红三军团先头红二师到达桥头以东以南的下庄、安槎地区，与敌接触。18时，军团主力到达后将敌155旅主力合围。28日2时，彭总决心乘敌混乱之际，集中兵力迅速歼灭该敌。部署是：红二师向下庄、安槎之敌攻击，主力集中于安槎方向；红三师向桥头、安槎之敌攻击，并适时向军坪方向迂回，断敌退路；红七军向蛟湖之敌攻击，协同红一军团继续围歼敌第154旅残部；红一师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授桥头与蛟湖方向的作战。28日6时30分，红三军团对被围之敌发起攻击。8时，红二师、红三师在安楼、罗山一线与敌展开白刃将斗，逐次夺占安槎以南阵地，但遭到罗山之敌的阻击。9时，彭总派出红一师从安槎、蛟湖两敌之间楔入敌阵，迂回到安槎之敌的右侧后；红二师、红三师乘势占领安槎以北罗山一带敌人阵地，并向西堵截。激战至11时，将桥头地区之敌全歼于摩罗嶂东簏山谷中。歼灭桥头之敌后，彭总以红二师和红三师1个团向太源方向攻击前进，支援林三虎的右纵队作战。同时向蛟湖进攻之红七军，在红一军团第七师、第十一师协同下，全歼敌154旅307-308两个团以及敌155旅312团残部。

黄陂之战，林三虎的红一军团表现并没有超过彭总的红三军团。

红一军团大龙坪歼敌一个团、重创一个团，以及歼灭师部直属队，用了三个小时。红三军团桥头歼敌两个团，用了四个半小时。蛟湖敌军则是一三军团合力歼灭的。一三军团歼灭敌人的实力相差不多；歼灭敌人的规模也相差不多；歼敌所用时间也差距不大。
红一军团还有红二十一军帮忙，并且红一军团是真正意义上的伏击。红一军团开打后，敌155旅两个团已经转入守势，红三军团开战的突然性已经远不能与红一军团相比。

27日11时，红军右翼队先头部队到达黄陂、秀源一线，发现敌59师正由西源向霍源、黄陂前进。董振堂决心集中兵力，歼灭该敌于黄陂、霍源地区。部署是：以红二十二军主力（欠66师）向霍源方向急进，提前占领黄陂西北高地，红六十六师由太源向西源方向迂回前进，红十五军在第二十二军左侧占领匡鹿梯一带阵地，红三十八师接替独立第5师任务，占领黄陂以西高地，向安槎方向警戒；红三十九师准备接替红二十二军主力的阵地，以便红二十二军集中力量迁回兜击敌人；独立第5师集结于黄陂待命。13时，红十五军在匡鹿梯一带与敌59师前卫第177旅第354团遭遇，经数小时激战，将敌击溃，红军乘胜占领军坪。战斗打响后，敌师长陈时骥西令后卫第175旅第351团主力和独立团迅速向西源集中，保障后方安全；一面率第175旅第352面和第351团第1营向前增援。当陈时骥到达佛岭坳时，得知前卫第177旅第354团伤亡严重，即令第352团增授该团。激战至黄昏，第59师参战部队伤亡惨重。陈时骥遂令各团就地转人防御，加强工事固守。当日国民党军第1纵队长罗卓英率第11师由宜黄南下，先头进至河口以北之杏坊附近，但未能与第52师和第59师取得联络。

考虑到敌军援军即将赶到，董振堂决心加快战斗进程，赶在敌11师到达前歼灭敌59师，当夜调整部署：以红二十二军之一部向河口方向侦察警戒，阻击敌11师的增援，红二十二军主力经佛岭坳迂回攻击崔源之敌；红三十九师以一部从正面攻击霍源之敌，配合红二十二军作战，一部配合红十二军夹击云峰山之敌；红三十八师与红十五军协同作战，歼灭军山之敌；红军独立第5师协同红二十二军一部阻击宜黄方向援敌。并要求各部队当夜做好一切作战准备，于次日集中全力猛攻。

28日8时，红军右翼队各部队按照上述部署发起全线攻击。红三十八师和红十五军首先歼灭军山之敌；15时，红十二军和红三十九师歼灭云峰山之敌；担任迂回攻击任务的红二十二军，在红三十九师和红十五军以及左翼军红三军团第三师第八团的配合下，于19时全歼崔源之敌。

敌59师则在霍源、黄陂地区被红五军团、红二十二军、红十二军歼灭，师长陈时骥率残部数百人乘夜向蛟湖方向逃窜，并给李明写信乞援：“文献兄：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利，现部队已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当时陈时骥逃至蛟湖附近时，发现第52师已被歼灭，即向乐安方向逃窜，3月1日陈时骥被活捉。

却说红一军团在清查俘虏时，没有发现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聂荣臻问被俘虏的中央军，得知陈时骥是个麻子，于是下令全军团搜索麻子，在摩罗嶂山谷中到处都在查找麻子的红军。军团电台班上山砍树准备架线用，凑巧抓到一个麻子，果然是陈时骥。

至此，敌59师除在西源一带的独立团和第351团两个残营在敌11师接应下逃脱外，其余均被红军歼灭。红五军团三十九师师长王树亚、副师长王广建在前线检查阵地时牺牲。

黄陂一战共俘敌1.3余人，毙伤四千余人，缴获枪支一万五千余、最新式德造轻机枪三百余挺、大炮四十门，缴获大洋百余万等。黄陂之战胜利后，红军才正式装备了轻机枪与自枪步枪等武器。
黄陂之战前夕朱老总决定，左路军歼灭52师，右路军阻击59师，左路军取胜后再汇合右路军围歼59师，最后在运动中消灭赶来支援的王牌十一师。

朱德军事文选：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按朱老总的打法，林三虎的左翼军是主力部队，不仅独自承担歼灭52师的任务，还负责支援右翼军合围歼灭59师，最后歼灭11师。但是林三虎只歼灭了52师，并没有及时支援右翼军。右翼军原本负责阻击59师，由于十一师赶来的速度过快，因此右翼军连夜调整部署，将阻击战打成歼灭战，独立歼灭59师。3月1日，林三虎的左翼军还是没有与右翼军会合，导致红军无法在运动中歼灭11师。这一战林三虎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也不是前敌总指挥，除了红一军团之外，红三军团、红五军团、二十二军、十二军、十一军在黄陂之战的表现都很不错，统筹如此大兵团作战取得红军时期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黄陂之战起主要作用的是朱老总。

黄陂之役，我们命令决定，以主力由左打到右，迅速解决敌五十二师次及五十九师，逐次由左向右打击由宜黄来援之部队，即继续消灭肖乾的十一师。我们的企图已指示过，但是我主力二十七日与敌接触，即解决五十二师一部，师长已被擒，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即解决战斗，五十二师只有一个团退守大华山，并在我二十一军包围中。在此时期，果能机动地本上级之意图，迅速以一部主力抄袭右翼之敌之右后方，是十分有利的，不但二十八日可以全部解决右翼队的战斗，即三月一日迎击敌人之十一师亦最为有利。但是我主力之一部只派一部分兵力增援二十一军解决大华山之一个团，其余集中待命。我主力之另一部，虽已经发扬了机断专行的动作，追击敌人已到了右翼阵线，实际上也援助了右翼军，但是未将西源五十九师之一个团及无线电队、军需处等残敌消灭，即率队归还建制，因途中往返，亦错过此好机会。
三月一日我方面军已解决敌之两个师，敌之十一师才赶到河口向霍源增援，正是消灭敌之十一师的好机会。但我主力军机断专行不足，不能将部队事先移到右翼，又因无线电传达三月一日十一时总攻十一师之命令至午后才达到，时机已错过，总攻未执行。敌之二、三纵队的增援于二日达到河口附近，我不能再行攻击，只得撤出战斗。
此役的教训是：我们坚决执行命令是最近的进步，但各级指挥员未本上级之企图，发扬极大的机断专行达到全部任务，是一缺陷。

聂荣臻元帅回忆：消灭五十二师，一军团缴到几十挺轻机枪。这些机枪当时在中国是较为先进的武器，是运输大队长刚从外国买回来，才装备到嫡系部队的。敌人麻痹轻敌，行军时竟装在箱子里，还没来得及拿出来，枪管里没染上一点硝烟就“转送”给红军了。这在红军是十分了不起的武器！

朱德后来说：“那都是最精锐的兵，有最新式的捷克轻机关枪几百挺，还都是一枪未发过的。

黄陂之战，国军电报提到黄陂之战毙匪8000，然后自己两个师全军覆没。事实上红军在黄陂之战阵亡连八百都没有，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国军歼敌一亿，却只能虎据台湾了。

3月1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祝贺红一方面军的光荣和伟大的胜利，贺电指出：黄陂地区作战的胜利，给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以致命的打击，给了帝国主义完全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企图，以工农红军的铁拳的回答。”

草台岗大捷

黄陂之战后，陈诚继续寻找红军主力准备再战。鉴于黄陂失败的教训，中央军将原来三路“分进合击”改变为一路“中间突破”，布成了一字长蛇阵。将中路军原来的三个纵队缩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以第二纵队为前纵队，第一纵队余部和第三纵队第五、九两师为后纵队，共六个师的兵力，梯次轮番地向东南方向的广昌搜索前进，目的是直取广昌，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朱老总在谈到陈诚的这一新计划时，说：“前后两纵队重迭，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朱老总这句话，简单来说就是：陈诚的部队太分散了，首尾不能呼应，输定了，等死吧，再见！

朱老总将计就计，一方面命令红十一军到广昌西北地区积极活动，配合独立师团和地方武装，佯攻吴奇伟指挥的前纵队的先头部队，示形于敌，使他们误认为红军主力就在广昌地区，吸引前纵队向广昌方向急进，拉大同后纵队的距离，为红军主力相机消灭后纵队造成有利战机；另一方面命令红军主力隐蔽地向北急进，集结于东陂、草台岗一带，准备伏击他们的后纵队。

陈诚部果然上当，3月20日，前纵队已进至洽村、甘竹一线；后纵队第十一师正向草台岗、徐庄地区前进，第五十九师残部尾随跟进，第九师在东陂附近，两纵队相距已近50公里。前后两个纵队相隔很远，形成一条长达一百华里的长蛇阵。后纵队态势孤立，出现了各个击破的良机。

参谋送来情报局长曾希圣的敌情报告，张云逸接过来念道：“敌前纵队第十四师、第十师、第九十师和后纵队第五师经东陂、新丰向甘竹前进；其后纵队第九师在东陂山区占领阵地；其第十一师已进驻黄陂。”朱老总说：“我们的战略还是各个击破，令第十一军继续钳制和吸引敌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4个师后，截击敌人后纵队两个师。”

徐庄、草台岗一带地区，群山环抱，峰峦起伏，丛林密布，道路崎岖，易于红军伏击作战。

朱老总命令：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二十一军、独立第五师组成左翼纵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主力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徐庄地区之敌，并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九师与第十一师的联系；红五军团、红十二军、宜黄两个独立团组成右翼纵队，归董振堂、朱瑞指挥，主力由东向西进攻侯坊、徐庄、雷公嵊一带之敌，并以一部兵力牵制东陂之敌第九师，并向新丰市方向警戒，阻敌前纵队回援；第二十二军为预备队，归左翼纵队指挥。

左翼纵队又以红三军团为右翼队，以其余部队组成左翼队，归林彪、聂荣臻指挥。3月20日21时，左翼队队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下达命令，以红21、红22军和独立第5师组成左翼支队，罗炳辉任队长，蔡树藩任政委。左翼支队任务是：在红一军团攻击草台岗之敌时，截断东陂与草台岗之敌的联系，并钳制东陂之敌，候草台岗之敌歼灭后再以全力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待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