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为什么会被国共两党都尊为伟人?
一、 革命先行者与开创者：奠定中国现代化的基石
首先，孙中山先生最核心的贡献在于他是一名真正的革命先行者和开创者。在那个旧中国积贫积弱、王朝覆灭、军阀混战的时代，是他第一个，也是最坚定地喊出了“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口号。这绝非易事，而是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远见和牺牲。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许多人看来是天经地义、不可撼动的。然而，孙中山先生却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畏艰险，历经十次武装起义，最终成功地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这一壮举，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更是为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树立了榜样。他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深刻地触及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开启了方向。
“三民主义”的科学体系：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系统、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民族主义： 在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压迫和列强侵略。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既包含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民族革命思想，也包含了“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对外反帝国主义思想。这一点，尤其为后来共产党人所继承和发展，因为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中也包含着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支持。
民权主义： 核心是“创立民国”，即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政体。他主张“主权在民”，通过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方式来实现民意。这与共产党所追求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念，虽然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都指向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权力。
民生主义： 孙中山先生深切关注民生疾苦，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他认为“耕者有其田”，是解决社会贫富差距、稳定社会的重要途径。虽然他的经济主张更多是资产阶级改良的色彩，但其关注民生、希望国家富强的愿望，与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的理念在目标上有着某种契合。
二、 革命的持久性与跨党派的影响力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革命精神的持久性和对后世的广泛影响。
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 从早年的行医救世，到后来的投身革命，孙中山先生一生都在为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即使在革命屡屡受挫、个人屡遭追杀的情况下，他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他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无数志士仁人，包括后来的共产党人。
国共合作的推动者： 孙中山先生晚年，面对北洋军阀的强大，深刻认识到仅靠国民党自身力量难以完成革命。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他审时度势，毅然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次合作，极大地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进程，打倒了北洋军阀，实现了国家的初步统一。他与中国共产党人并肩作战的这段历史，成为两党都引以为傲的共同记忆。正是他以大局为重、顾全民族利益的政治智慧，为后世两党在特定历史时期团结合作奠定了基础。
三、 思想遗产的包容性与时代意义
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遗产具有一种天然的包容性和深刻的时代意义，这使得他能够被不同政治派别所汲取和尊崇。
“天下为公”的理想： 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强调的是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或党派的利益。这种超越党派的政治情怀，正是他能够被不同政治力量所敬仰的重要原因。
对中国前途的忧思： 他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深刻忧虑和不懈探索，体现了他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的情怀。他所提出的许多现代化构想，虽然在具体实施上可能需要调整，但其指引的方向——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中国——却是所有追求进步的中国人共同的愿景。
民主与科学的倡导者： 孙中山先生是早期在中国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杰出代表。他深刻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这种对新思想、新知识的开放态度，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根本原则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总结来看：
国民党尊崇孙中山先生，是因他创立了中华民国，是国民党的创党领袖，是“三民主义”的提出者，他奠定了国民党革命的政治基础和思想纲领。
中国共产党尊崇孙中山先生，是因为他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伟大功臣。共产党人认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道路，是他们革命事业的重要前驱。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先生晚年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这被共产党人视为与他们合作的重要历史渊源。
因此，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国共两党共同尊崇的伟人，是因为他的革命事业、思想遗产以及在历史进程中展现出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超越了具体的党派利益，触及了中国民族解放和国家现代化的根本诉求。他的精神，既是国民党革命思想的源头，也是共产党人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重要的精神支柱和合作历史的纽带。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承前启后、影响深远的伟大人物，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被历史和人民所铭记。
网友意见
如果一个人能够在时代的大潮中，在四次重要的十字路口，四次都能领先一步，引领潮流。那他不是伟人是什么呢？
论黑孙，我是足够在行的，起码能按集外集的目录顺序一路讲下去，黑他2天3夜吧。但你黑完一圈，最后你只能发现，自己太年轻了，自己其实在看三国掉眼泪啊。
掉眼泪啊。
泪啊。
季汉为什么没复兴啊啊啊啊啊啊！！！
在那黑暗迷雾中，无数人用生命和灵魂做燃料，也不过是 点点火星，希图 稍稍照亮出 寸尺前路。
在四次重要的十字路口，四次都能领先一步，引领潮流。成为指路明灯。
比别人照亮的多一些，就可算伟人。四次成为指路明灯。还不够尊为伟人吗？
而且领先两步的很多很多，恰到好处的领先一步，既是时代机缘也是天才伟业啊。
伟大的后继者们 自己成为指路明灯之前，也是依着孙文的灯火照出的路，奋勇前进，积蓄力量，最终脱颖而出，自己成为指路明灯。
我把1895起的早期起义，与维新派的失败。与会党和秀才们的联合。算作第一次十字路口。即洋务运动失败后中国道路的探索。玩脱了额的康梁占据了太多篇幅。但其实这个阶段仍然是孙文领先时代一步。
把十六字纲领的提出 和同盟会1905-1911的革命，与立宪派的失败，算作第2次十字路口.
把1913-1921年（或许1913-1923年？）的二次革命以来的（旧）三民主义革命，和北洋军阀的内战以及武力统一的失败，作为第3次十字路口.
把1923年之后新三民主义，或者说联赤作为第四次十字路口。
第一和第二次不仅仅是时间的区别，实际上我觉得唐才常方案的失败，既是是两次十字路口的分界点，也是之所以为两次十字路口的原因。
如果用比喻的话 1895-1900，实际上对应的是日本在1850年代1860年代的佐幕开国VS草莽联合论。
最终以维新变法被杀（佐幕开国 被安政大狱） 转入唐才常方案， （草莽联合论转入长洲萨摩联合）
唐-孙会盟，中国国会与 富有票自立军起义 。唐才常方案其实就是尊王倒幕。倒幕是上面尊天皇，维持法统连续，下面是下级武士控制长洲萨摩藩政，组织长洲萨摩的倒幕联军，进攻幕府的改朝换代的缝合。
唐才常方案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维新派的明君贤相与下面革命起义的缝合。所以孙文语，殊途同归，当即誓血为盟。他和唐才常可以算与他并驾齐驱，甚至唐才常比他还多考虑一些，特别是召集中国国会的各省代表性问题。但可惜失败时牺牲了。
可是唐才常方案明显缺乏条件。 天南地北各省支持者很多，但是并没有成体系的本地军队可以拿出来用。 （领先两步 不是疯子就是惨剧啊 ）
所以我说唐才常方案的失败，既是是两次十字路口的分界点，也是之所以为两次十字路口的原因。
一定程度上来说，1911辛亥的新军起义和多个省旧清官僚的咸与维新，就是一次迟到的唐才常方案再利用。 但这个时候光绪皇帝已经被砒霜送进棺材了，清王朝镇压早开国会请愿团 和皇族内阁，也耗尽了作为法统正统性的残余价值。
和第一个十字路口那时候皇权正统仍然是中国变现起来最有价值的东西。 而在1911年皇权已经变现都卖不起价了。反过来多数人仍然本能的效忠大清皇帝正统的时候，敢于站在对立面，而且是站在了正确的那条道路方向上，很多人低估了这个先行者有多先。
立宪派就像幕末的公武合体派一样两面尴尬。尤其是镇压早开国会请愿团之后。立宪派两面尴尬里外不是人。
新军起义之后建立民国，已经不再需要抬出一个光绪皇帝或者一个朱皇帝，作为法统了。 消灭帝制，建立民国，终究是历史方向。 而孙文领袖同盟会，再次走在时代前列。 但革命成功仍然不是必然的、自动成功的。第二次十字路口，黄兴起了很大作用。可惜黄兴之后就放弃了自己再下一个十字路口领袖全国的机会。
1913-1921年（或许1913-1923年？）的二次革命以来的（旧）三民主义革命，和北洋军阀的内战以及武力统一的失败，作为第3次十字路口. 袁世凯称帝那不过是插曲，总的来说是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自发的地主阶级前路探索，但趟错了路的一部分必然后果。
这个十字路口，中国完全可能走向军阀之国，最终的结果就是菲律宾、缅甸、哥伦比亚。
要注意的是，第3次十字路口，革命党不仅仅是造反和割据南方几个省，更重要的是实践了革命政权如何在夹缝中运转，如何维持一个政权的财政。如何向帝国主义争取关余和关税自主。政权不再是昙花一现，或者依赖于旧的封建时代的系统维持财政。一个现代政权的上层机构 从雏形发育起来了。
把1923年之后新三民主义，或者说联赤作为第四次十字路口。孙明灯带中国走过这个十字路口的历史分歧点，最终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程。
各种伟大成绩 伟大意义 大家讲了很多了 我就不重复了。
孙逸仙的时代，是梁启超所言的三千年之大变局，结束一个旧时代，开创一个新时代，靠一人之力在一代之间，极度困难，需要非常大的行动力，以及背后支撑的理念格局。
平心而论，那时的中国，合格的人没有几个，世界各地在那样的局面里，也罕见幸得伟人的。明治绝非一人之功，凯末尔也勉为其难，俄罗斯竟血流成河，波斯饮恨重蹈覆辙。英法美德亦无不经历残酷的革命与内战，并无一人足以整理全局。
土地、资本、劳力、科技，诸生产要素本应通力协作，为民谋利。然而社会制度以谁为尊，高低计较，争论不休。资本取代土地、劳力驱赶资本，无不千万人人头落地，流血漂杵。这中间的各路人马谁不是精英，说写斗唱不成，兵戎相见了事。孙先生何德何能之有呢？
孙先生未必经得起历史检验，但不必过于计较，以他代表那个时代，也颇为代表那时的尴尬与为难，国与共俱尊，象征一个源流，并无不妥。
如今科技企图端掉资本和劳动力，病毒都出来了，你还孙先生不孙先生的，戴好口罩，保命要紧！
我答政治题，为何总是满分？值得研究
想想一个人，既能重用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叶挺，又能重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
跟共产党合作，推行各种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让各路右派分子乖乖听话，认真执行；
能空手套白狼，自己势单力薄，却能和强大的苏俄平等合作，不用签订任何不平等条约，就能得到海量的军事、经济、政治援助（对比一下蒋某人，麾下几百万大军，自身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结果白白卖掉了外蒙和东北，自己没得到任何好处）；
维新运动还没开始呢，他就料定清朝不行了，开始组织武装反清革命；袁世凯还在招揽人心搞共和，他就说袁要称帝，武装反袁；在主流势力都在排斥苏俄，国民党以美式民主为目标，共产主义与本党宗旨严重不符的时候，有魄力与苏俄合作，拿到大量援助，敢于重用大批共产党人，改造本党，有实力压制反对派，推行与本党宗旨不符的政策。
三民主义是完整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三足缺一不可。
只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呢？让某些人吃了？
南京国民政府必须死，因为新三民主义必须生。
我们从来都不是“犹太布尔什维克”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在中国的代言人，而是由中国人民自己的探索所必然最终形成的一个组织。
而从“排满革命”到“只仇一姓、不仇一族”再到打倒列强除军阀，主张通过国民革命使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有，倡导扶助农工和平均地权的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坚持者，是中国革命伟大的觉悟者，他当然会赢得我们发自内心的尊敬。
因为他的主张。别人都帮他实现了。。
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在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他主张自由与专制这两个力量平衡起来，不走极端。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就是人民组织起来管理国家的政事。同样，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作用和地位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工作的核心内容。
主张保护人的平等权利和人的尊严，要承担起拯救人类于水火的责任。
主张以西方为楷模，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主张中华民国应当是一个新的、由大中华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
你可以说他软弱，你可以说他有缺点。但是他的几个主张。你没法反驳。。
法统需要道统的证明。当时孙文虽然反对君主制，但是他打的旗号是，旗人不合道统，汉人才合。民国有些人说那个什么没有参与议会的资格，也是说，它不是自主的，是莫斯科的分部。就算今天的美国，州长都必须是本州人。言顺需要名正，名就是管理一块地方的传承路径。这个几千年都没变过。
为了争夺合法性
无限拔高地位
应该是尊为国父，不仅仅是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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