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或护法运动算不算破坏当时的政治生态？
二次革命（1913年）：为了“约法”而战的尝试
在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如何建立一个稳定、民主的政权。孙中山和国民党寄希望于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简称“约法”）来规范权力、限制总统（当时是袁世凯）的权力，确保共和制度的运行。
然而，当时的政治生态非常脆弱。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革命的成果并不巩固，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洋军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痕。袁世凯，这位出身旧军阀的实力派，虽然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但他对共和制度的认识和实践，以及其强大的军事和政治资源，都让孙中山等人感到担忧。
二次革命的缘由：
袁世凯的专权倾向： 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逐步展现出凌驾于约法之上的权力欲望。他废除了临时参议院，解散了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甚至在“善后大借款”问题上绕开了国会，引起了国民党的强烈不满。
刺杀宋教仁事件： 国民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意味着其在政治舞台上拥有了主导地位。然而，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前往北京的途中遇刺身亡，这一事件被普遍认为是袁世凯所为，更是点燃了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
对约法的捍卫： 孙中山和国民党认为，袁世凯的种种行为是对“约法”的公然违背，是对辛亥革命成果的根本威胁。他们发起二次革命，名义上是为了“维护约法”，也是为了阻止袁世凯走向独裁。
二次革命对政治生态的影响：
加剧了南北分裂： 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洋军阀之间军事对抗的彻底破裂。孙中山等人被迫流亡海外，袁世凯则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北方的统治，导致中国南北方的政治和军事对立更加尖锐。
军阀政治的固化： 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在二次革命中遭受重创，而北洋军阀的力量则得到了进一步扩张和整合。这使得原本就存在的军阀割据的趋势更加明显，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地方势力对中央政府的制约甚至挑战，成为了那个时代政治生态的主要特征。
共和道路的曲折： 二次革命的失败，让人们对通过合法政治程序实现民主共和产生了怀疑，也使得依靠军事力量来实现政治诉求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抬头。孙中山本人也意识到，单纯的政治革命不足以改变中国的现状，还需要“武力”来推翻反动势力。
护法运动（19171922年）：坚持“法治”与“共和”的政治斗争
在袁世凯死后，中国虽然进入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但政局依然动荡。黎元洪、冯国璋等总统的任期内，军阀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对内阁政府的干预，使得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和民主共和的进程再次面临挑战。
护法运动的缘由：
段祺瑞的专权： 1917年，北洋军阀首领段祺瑞操纵国会，迫使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并擅自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孙中山等人认为，段祺瑞的行为严重违反了“约法”，是对国家主权的漠视。
对“约法”和国会的坚持： 孙中山和南方军政府再次举起了“维护约法”和“恢复国会”的旗帜。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坚持“约法”和维护国会的合法地位，才能保障共和制度的生命力，才能抵制军阀的专权和分裂。
维护国家统一与主权： 在段祺瑞试图与德国宣战并寻求日本援助的背景下，孙中山等人也将其视为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南方建立一个代表合法政府的权威，从而在国际上获得认同，并对抗北洋政府的某些政策。
护法运动对政治生态的影响：
南方政府的建立与合法性挑战：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这实际上是中国政治版图的又一次分裂。南方政府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与北京相对立的合法政府，来挑战北洋军阀的统治，并寻求国内外的承认。
军阀内部的分裂与联合： 护法运动也引发了军阀内部的一些分化和重组。虽然北洋军阀整体上占据优势，但南方部分军阀也加入了护法的行列，试图借此对抗北方的主导势力。
政治合法性的斗争： 护法运动的核心，是对中国政治合法性的争夺。孙中山方面坚持以“约法”和国会为基础的共和政治，而北洋政府则更多地依赖于军事实力和政治联盟。这种合法性与实力的博弈，构成了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重要主题。
强化了“以武护法”的观念： 护法运动的反复，也使得孙中山越来越意识到，仅仅依靠政治上的号召力和法律上的依据，难以对抗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军阀。这促使他更加重视武装斗争，并最终走向了建立革命军和争取苏联援助的道路。
“破坏”与否的辩证看待：
要回答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或护法运动是否“破坏”了当时的政治生态，我们需要理解“政治生态”的含义，以及孙中山行动的初衷和后果：
如果从“稳定”和“统一”的角度看： 两次运动都未能实现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统一，反而加剧了分裂和动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破坏”了当时暂时的（尽管是不稳定的）政治格局。革命党人的军事失败，使得北洋军阀的势力得以扩张，国家进入了更加分散的军阀割据时期。
如果从“共和”和“法治”的角度看： 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进行的革命和运动，恰恰是为了“捍卫”当时脆弱的共和制度和“约法”。他们认为，袁世凯和段祺瑞的统治是对共和原则的背叛。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行动是为了“纠正”政治生态中的“破坏”行为，是为了坚持和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是为了“重塑”一个更符合理想的政治生态。
转型时期的必然阵痛： 中国当时正处于从帝制向共和的剧烈转型时期。旧的权力结构被打破，新的政治秩序尚未建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相互碰撞、斗争，试图塑造对自己有利的政治格局。孙中山的行动，是在这个混乱而充满冲突的转型期中，对“共和”理想和“法治”原则的坚持和追求。他的行为，无论成功与否，都成为了那个时代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后来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结来说：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客观上确实加剧了中国政治的动荡和分裂，使得原本就脆弱的政治生态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稳定。 从这个角度看，它们可以被视为对当时既有政治格局的“破坏”。
然而，从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和初衷来看，他的行动是为了捍卫和重塑中国的共和政治，是为了对抗专制和军阀的统治，是为了坚持“约法”和“法治”的原则。 在他眼中，袁世凯和段祺瑞等人的行为才是对政治生态的“破坏”。因此，他的行动可以被看作是对“反动”政治生态的“反抗”和“再造”。
所以，与其简单地说“破坏”，不如说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是在那个动荡的转型时期，对中国政治合法性、共和制度以及国家统一方向进行的一系列激烈政治博弈和尝试。 它们是那个时代政治生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影响是复杂而多维度的，既有其局限性，也为中国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网友意见
政治生态包括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人。
在当时的中国，广大工人、农民和小业主阶层都处于沉睡状态，或者说处于被利用和被支配的状态。当时的主宰中国政治的，是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即北洋军阀、立宪派和革命派势力。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是地主、买办阶级。立宪派是江南工商资本家为主的新兴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是以同盟会为代表的激进民族主义者。
推翻满清专制的壮举，是革命党主攻、立宪派赞助和北洋军阀妥协，三者相互合作完成的，缺一不可。这其中，革命党和北洋军阀的故事，在近代史书上已经分析得很透彻。唯独立宪派的故事和作用，现在的人却很少知道。
立宪派是在1900年后，随着清廷对私人资本的全面解禁而崛起，这其中最有能量的就是江浙两省的工商资本家。他们有像张謇、汤寿潜这样的怀揣救国梦想的士大夫，也有像李平书、刘锦藻这样的依靠地方力量的旧士绅，也有像朱葆三、朱志尧这样的在买办生涯中积累了大量钱财的买办商人。
辛亥之前，革命党人在南方对清廷统治发起十几次冲击，为何都未能取得成功？原因可能是他们的力量还不足够强大，但另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立宪派的支持。
立宪派之所以称为立宪派，是因为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君主立宪这一期望之上，希望能重走英日道路，以较小的牺牲完成社会的变革。
人们都知道辛亥之前，革命党人对清廷发起的猛烈反抗，但与此同时，立宪派也没有闲着。1906年12月，以张謇为实际领袖的预备立宪公会就已成立。之后，随着各省议会的成立，在参政议政方面，立宪派逐步开始崭露头脚。特别是1909年清廷组织的第一届全国咨议会，一度让当时的人们认为君主立宪就快成功了。
人们知道四川的保路运动是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1906年，浙江省就在立宪派的领导下，发起了规模达到数万人浙江保路运动。他们通过请愿游行、派代表赴京等方式，与清廷周旋了一年多时间，终于将沪杭铁路杭州段的修筑权从外资手中抢了回来。为早日实现君主立宪，1909年至1910年，立宪派发起了两次各省代表进京请愿活动，各省代表齐聚上海然后一同赴京，与其同时全国各省组织的地方声援人数超过10万人。
但一切都在1911年上半年破灭，随着清廷第一届内阁名单的出炉，立宪派人士终于看清了清廷虚与委蛇的假立宪真专制的面目。随后，四川保路运动爆发，立宪派最终在武昌的枪声响起后，全面倒戈，加入到反对清廷的阵营中。
立宪派是如何支持推翻满清的事业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有：1、清廷的逊位诏书实际上就是由江苏立宪派张謇、杨廷栋及刘厚生三人完成。2、革命党人攻打上海时，浙江小港的大实业家李云书大力支持钱财购买军火，并在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时亲自出任兵站总监。3、1911年底，如皋实业家沙元炳积极响应武昌起义，派人向大生纱厂上海办事处借款30万元购买军火组织新军起事。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在整个辛亥革命期间，正是有了立宪派的赞助和支持，尤其是清廷最重要的赋税基地江浙两省的失陷，反清浪潮才得以在全国翻涌。
但立宪派生来就是软弱的，他们并没有因为推翻满清而改变其实质。工商资本是在清末崛起，但早在明朝就已经萌芽。中国后世的工商资本家如同他们中的佼佼者胡雪岩那样，既对权力充满渴望，但又无时无刻不对其敬畏。
在二次革命时，立宪派的软弱性再次完全暴露，当革命党人扯起反袁大旗时，他们并没有重复1911年的壮举，而是选择了中立。比如国民党人钮永建起兵与浙江都督朱瑞争夺松江时，作为清末立宪运动的知名人士雷奋，就利用与朱瑞的同学关系从中斡旋，又向松江款产处暂借现款7万元，遣散了钮永建的部众。虽然平息了战祸，保了一方平安，但却助长了北洋军阀的气焰。
立宪派在清末民初的三股势力中是最弱的，但当其它两股势力势均力敌时，最弱的那一方，反而成了最关键的砝码。
二次革命失败后，三股势力开始严重分化。革命党人受到重挫后开始朝更加激进的方向发展，北洋军阀开始在全国强势布局，大力推动国有化，并撤消了自清末以来的各地地方自治事业。立宪派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受限，由北洋政府的赞助人变成了附属者。而到了1916年后，立宪派就已经名存实亡，因为那时候的人们已不再相信宪政可以救国，中国由此进入了一段新的大乱局。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或护法运动算不算破坏当时的政治生态？我认为不算，因为当时的政治生态，原本就非常的不成熟，根本不足以建立一个自组织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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