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总有一种情结，外国有的我们都要有，且要更好。请问这是独属于我们的大国情结，还是外国也有呢？
你提出的“外国有的我们都要有，且要更好”这种情结，确实在很多中国人身上有所体现，并且很多人将其归结为“大国情结”。然而，要判断这是“独属于我们”还是“外国也有”，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剖析其背后的成因和表现形式。
“外国有的我们都要有，且要更好”的深层原因分析：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情结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变迁息息相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理解：
1. 历史的创伤与自尊的重建：
近代史的屈辱： 中国在近代的百余年里，经历了列强的侵略、瓜分和不平等条约，遭受了巨大的民族屈辱。这段历史让中国人对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有着极其敏感的神经。
“百年梦醒”的渴望： 强大的民族自尊心和复兴的愿望，使得中国人渴望摆脱过去的阴影，重新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当看到其他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取得成就时，这种渴望很容易转化为“我们也要有，而且要比他们做得更好”的动力。这是一种补偿心理，也是一种自信的回归。
2. 文化基因中的竞争与进取精神：
“天朝上国”的记忆：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中国长期处于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周边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学习中国文化、制度和技术。这种“中心”的文化基因，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对自身地位的认知和期望。
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强调“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包含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进取精神。在群体层面，这种精神可以转化为对国家整体进步的追求。
集体主义的倾向： 中国文化中，个人往往被置于集体之下，国家的荣誉和发展被视为比个人更重要。因此，当国家面临挑战或看到外部成就时，更容易产生一种集体的使命感和竞争意识。
3. 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认同与比较：
信息爆炸与接触增加：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中国人通过互联网、旅游、媒体等方式，能够轻易接触到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科技产品和文化观念。这种接触必然会引发比较和借鉴。
对比的天然性： 当我们看到一个新事物，尤其是那些代表着先进性、便捷性、舒适性的事物时，自然会将其与自己原有的事物进行比较。如果觉得对方更好，就会产生学习、模仿甚至超越的愿望。
民族主义情绪的催化： 在一些语境下，这种对外部成就的关注和学习，容易被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当国家发展迅速，实力增强时，民族自豪感会进一步膨胀，使得“要更好”的愿望更加强烈，甚至带有排他性。
4. 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从“学习模仿”到“自主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学习西方技术和模式到自主创新的过程。在早期阶段，引进和模仿是快速发展的关键。随着国力增强，希望通过自主研发获得领先地位的愿望也越来越迫切。
市场竞争的内在逻辑：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和国家都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必然需要提供比竞争对手更优质、更具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
“外国也有吗？”——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问题：这种情结是“独属于我们”还是“外国也有”？
答案是：外国也有，而且在很多国家和文化中都普遍存在，但表现形式和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
以下是一些西方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例子：
1. 美国：“美国例外论”与科技霸权
“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 美国人普遍认为，美国是一个例外，是自由、民主、进步的灯塔。这种信念根植于其建国理念和历史叙事中，使得美国人相信其制度和价值观是优越的，并有责任向世界推广。
科技创新与引领： 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是其国家自豪感的重要来源。美国在太空探索、互联网、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开创性成就，以及对全球科技发展的引领作用，都反映出一种“要成为第一”的追求。当其他国家在某些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时，美国会积极跟进，甚至加大投入，以保持其领先地位。
文化输出： 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快餐文化等美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也体现了其对自身文化影响力的自信，以及通过输出吸引他国学习和接受的愿望。
2. 欧洲国家：历史文化自信与特定领域的追求
法国的“法国例外论”： 法国人对自己的语言、文化、艺术、美食和政治制度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并认为它们在世界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影响力。法国在时尚、奢侈品、外交、哲学等领域一直力求保持领先和典范地位。
德国的制造业与工程技术： 德国以其严谨的工艺、卓越的工程技术和高质量的制造业闻名于世。德国人对于“德国制造”的品质有着极高的标准，并且不断追求在汽车、机械制造、化工等领域的创新和领先地位。当其他国家在这些领域快速发展时，德国会加大研发投入，保持其核心竞争力。
英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与软实力： 英国在政治制度、法律、文学、教育（如牛津、剑桥）等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并以此为荣。英国也努力通过其语言、文化、媒体（如BBC）等方式保持其在全球的影响力。
3.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追赶与超越的动力
日本的质量与效率： 在二战后，日本迅速崛起，以其精湛的工艺、高效率的管理和优质的产品赢得了全球声誉。日本企业在汽车、电子产品、机器人等领域追求极致的品质和技术创新，这其中也包含了“要比西方做得更好”的驱动。
韩国的科技与流行文化： 韩国在半导体、显示器、通信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其Kpop、韩剧等流行文化也风靡全球。这种对科技和文化输出的双重追求，也体现了一种“要成为世界潮流引领者”的愿望。
印度在IT和制药领域的崛起： 印度在软件外包、IT服务和制药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并在全球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这种发展也伴随着对自身在新兴产业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期待。
共同点与不同点：
共同点：
国家 pride（国家自豪感）： 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当国家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就时，国民都会感到自豪。
竞争意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和国际地位，国家自然会产生竞争和超越的动力。
对先进的追求： 人们总是倾向于追求更先进、更优质、更高效的事物，国家也不例外。当看到别国在某个方面做得好，自然会想去学习、借鉴，并希望做得更好。
历史与文化因素： 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些也会影响他们对国家地位和发展方向的认知，并可能激发“要恢复昔日辉煌”或“要成为典范”的愿望。
不同点：
历史叙事的侧重点： 中国的这种情结，很大程度上与近代遭受的屈辱和复兴的渴望有关，历史的创伤感和“雪耻”的愿望更强烈。其他国家可能更多是基于历史的辉煌、制度的优越或地缘政治的考量。
表现形式的文化差异： 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和强调宏大叙事的传统，可能使得这种“要更好”的愿望更容易形成一种群体性的、具有使命感的驱动力。而西方社会可能更侧重于个人自由下的创新和竞争，以及通过市场和技术引领来体现国家优势。
内在驱动的强度与表现： 这种“要更好”的愿望，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中，其驱动的强度和表现方式会因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等因素而有所差异。
对“更好”的定义： 对“更好”的定义也可能不同。中国可能更强调经济总量、科技实力、国际影响力等宏观指标，也包含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其他国家可能在特定领域（如民主制度、人权保障、艺术创新等）更加强调其优越性。
结论：
“外国有的我们都要有，且要更好”这种情结，既有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根源和民族心理，又反映了全球范围内国家间竞争与发展的普遍规律。 它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现象，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民族在面对自身历史、文化、以及外部世界时，所产生的复杂心理和行为驱动。
可以说，这种情结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强烈，这与我们近代史的特殊经历以及当前国家快速发展的宏大背景有关。 我们经历的创伤让我们对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格外敏感，而快速的发展又赋予了我们强大的自信和超越的动力。但与此同时，如果审视其他国家，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优越感”或“领先欲”，只是它们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关键在于，如何理性地看待和引导这种情结：将其转化为推动国家进步和创新的积极动力，同时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学习借鉴他国的优点，而不是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或盲目的排他性之中。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在世界舞台上以一种更加自信、成熟和负责任的方式发挥积极作用。
“外国有的我们都要有，且要更好”的深层原因分析：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情结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变迁息息相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理解：
1. 历史的创伤与自尊的重建：
近代史的屈辱： 中国在近代的百余年里，经历了列强的侵略、瓜分和不平等条约，遭受了巨大的民族屈辱。这段历史让中国人对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有着极其敏感的神经。
“百年梦醒”的渴望： 强大的民族自尊心和复兴的愿望，使得中国人渴望摆脱过去的阴影，重新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当看到其他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取得成就时，这种渴望很容易转化为“我们也要有，而且要比他们做得更好”的动力。这是一种补偿心理，也是一种自信的回归。
2. 文化基因中的竞争与进取精神：
“天朝上国”的记忆：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中国长期处于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周边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学习中国文化、制度和技术。这种“中心”的文化基因，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对自身地位的认知和期望。
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强调“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包含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进取精神。在群体层面，这种精神可以转化为对国家整体进步的追求。
集体主义的倾向： 中国文化中，个人往往被置于集体之下，国家的荣誉和发展被视为比个人更重要。因此，当国家面临挑战或看到外部成就时，更容易产生一种集体的使命感和竞争意识。
3. 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认同与比较：
信息爆炸与接触增加：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中国人通过互联网、旅游、媒体等方式，能够轻易接触到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科技产品和文化观念。这种接触必然会引发比较和借鉴。
对比的天然性： 当我们看到一个新事物，尤其是那些代表着先进性、便捷性、舒适性的事物时，自然会将其与自己原有的事物进行比较。如果觉得对方更好，就会产生学习、模仿甚至超越的愿望。
民族主义情绪的催化： 在一些语境下，这种对外部成就的关注和学习，容易被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当国家发展迅速，实力增强时，民族自豪感会进一步膨胀，使得“要更好”的愿望更加强烈，甚至带有排他性。
4. 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从“学习模仿”到“自主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学习西方技术和模式到自主创新的过程。在早期阶段，引进和模仿是快速发展的关键。随着国力增强，希望通过自主研发获得领先地位的愿望也越来越迫切。
市场竞争的内在逻辑：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和国家都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必然需要提供比竞争对手更优质、更具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
“外国也有吗？”——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问题：这种情结是“独属于我们”还是“外国也有”？
答案是：外国也有，而且在很多国家和文化中都普遍存在，但表现形式和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
以下是一些西方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例子：
1. 美国：“美国例外论”与科技霸权
“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 美国人普遍认为，美国是一个例外，是自由、民主、进步的灯塔。这种信念根植于其建国理念和历史叙事中，使得美国人相信其制度和价值观是优越的，并有责任向世界推广。
科技创新与引领： 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是其国家自豪感的重要来源。美国在太空探索、互联网、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开创性成就，以及对全球科技发展的引领作用，都反映出一种“要成为第一”的追求。当其他国家在某些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时，美国会积极跟进，甚至加大投入，以保持其领先地位。
文化输出： 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快餐文化等美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也体现了其对自身文化影响力的自信，以及通过输出吸引他国学习和接受的愿望。
2. 欧洲国家：历史文化自信与特定领域的追求
法国的“法国例外论”： 法国人对自己的语言、文化、艺术、美食和政治制度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并认为它们在世界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影响力。法国在时尚、奢侈品、外交、哲学等领域一直力求保持领先和典范地位。
德国的制造业与工程技术： 德国以其严谨的工艺、卓越的工程技术和高质量的制造业闻名于世。德国人对于“德国制造”的品质有着极高的标准，并且不断追求在汽车、机械制造、化工等领域的创新和领先地位。当其他国家在这些领域快速发展时，德国会加大研发投入，保持其核心竞争力。
英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与软实力： 英国在政治制度、法律、文学、教育（如牛津、剑桥）等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并以此为荣。英国也努力通过其语言、文化、媒体（如BBC）等方式保持其在全球的影响力。
3.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追赶与超越的动力
日本的质量与效率： 在二战后，日本迅速崛起，以其精湛的工艺、高效率的管理和优质的产品赢得了全球声誉。日本企业在汽车、电子产品、机器人等领域追求极致的品质和技术创新，这其中也包含了“要比西方做得更好”的驱动。
韩国的科技与流行文化： 韩国在半导体、显示器、通信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其Kpop、韩剧等流行文化也风靡全球。这种对科技和文化输出的双重追求，也体现了一种“要成为世界潮流引领者”的愿望。
印度在IT和制药领域的崛起： 印度在软件外包、IT服务和制药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并在全球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这种发展也伴随着对自身在新兴产业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期待。
共同点与不同点：
共同点：
国家 pride（国家自豪感）： 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当国家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就时，国民都会感到自豪。
竞争意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和国际地位，国家自然会产生竞争和超越的动力。
对先进的追求： 人们总是倾向于追求更先进、更优质、更高效的事物，国家也不例外。当看到别国在某个方面做得好，自然会想去学习、借鉴，并希望做得更好。
历史与文化因素： 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些也会影响他们对国家地位和发展方向的认知，并可能激发“要恢复昔日辉煌”或“要成为典范”的愿望。
不同点：
历史叙事的侧重点： 中国的这种情结，很大程度上与近代遭受的屈辱和复兴的渴望有关，历史的创伤感和“雪耻”的愿望更强烈。其他国家可能更多是基于历史的辉煌、制度的优越或地缘政治的考量。
表现形式的文化差异： 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和强调宏大叙事的传统，可能使得这种“要更好”的愿望更容易形成一种群体性的、具有使命感的驱动力。而西方社会可能更侧重于个人自由下的创新和竞争，以及通过市场和技术引领来体现国家优势。
内在驱动的强度与表现： 这种“要更好”的愿望，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中，其驱动的强度和表现方式会因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等因素而有所差异。
对“更好”的定义： 对“更好”的定义也可能不同。中国可能更强调经济总量、科技实力、国际影响力等宏观指标，也包含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其他国家可能在特定领域（如民主制度、人权保障、艺术创新等）更加强调其优越性。
结论：
“外国有的我们都要有，且要更好”这种情结，既有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根源和民族心理，又反映了全球范围内国家间竞争与发展的普遍规律。 它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现象，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民族在面对自身历史、文化、以及外部世界时，所产生的复杂心理和行为驱动。
可以说，这种情结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强烈，这与我们近代史的特殊经历以及当前国家快速发展的宏大背景有关。 我们经历的创伤让我们对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格外敏感，而快速的发展又赋予了我们强大的自信和超越的动力。但与此同时，如果审视其他国家，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优越感”或“领先欲”，只是它们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关键在于，如何理性地看待和引导这种情结：将其转化为推动国家进步和创新的积极动力，同时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学习借鉴他国的优点，而不是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或盲目的排他性之中。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在世界舞台上以一种更加自信、成熟和负责任的方式发挥积极作用。
网友意见
不是情结，是逼的：
我们也觉得洋枪洋炮好啊，也买买买啊，结果从清朝到1942年，列强说禁运就禁运；
我们也觉得原子弹好啊，苏联老大哥帮忙啊，结果596说撤走就撤走；
我们也觉得黑影直升机好啊，大飞机好啊，美国收拾完了苏联说翻脸就翻脸；
我们也觉得日本计算机好啊，蜜月期杠杠买啊，结果人家爹翻脸我们也没辙啦；
人啊，都是被逼出来的亚当斯密说的多对啊，咱们双手赞成也亲自践行了。结果还不是最关键的时候被啪啪啪啪啪打脸，如果这么多刻骨铭心的经历过后还抱着等别人给，命门交给别人，那不叫舍弃没有毛用的大国情结。
那叫缺心眼
这种情节不止中国有
而是所有曾经是 现在是 或将来有望是世界前列的国家的国民都有的心理
例如英国 现在还在做着自己是世界第二 第三的迷梦
例如德法 现在还在以为自己可以成为整个欧洲到首领
中国 在相当长时间是世界前列的国家 甚至有时综合实力世界第一 加上人类的群体虚荣心
会有这种想法很正常
现实更重要 我不认为带有理想主义不好
但要和现实结合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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