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经济学家黄有光提出「面对男多女少，应该考虑允许一妻多夫」这一观点?

解放前，富人家三妻四妾，穷人要么靠嫖娼，要么孤老。

解放后，打土豪分田地，施行婚姻法，改造妓女，人人靠劳动生活，富人养不起三妻四妾，穷人有条件成婚。

现在……

至于经济学家，我早就说过，替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的文人而已。

补充阅读：

本文全文已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卢瑟经济学之安生杂谈

金字塔型社会，最底层的男子是雇工和奴隶，最底层的女子自然就是性工作者和女奴，男人出卖体力，女人出卖肉体。

性工作者的地位比妾还要低得多。

农耕社会，女子几乎没有就业途径。她们一旦守寡，就要面临失去经济来源的严重危机。社会中上层的女子，可以依靠放租、收息生活。社会底层的女子就没有这样的选择了——除了改嫁、乞讨、卖淫和出家为尼（修女），她们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旧约》中的路得记，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

路得的公公、丈夫和丈夫的哥哥都相继去世，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决定从摩押回到犹大，拿俄米让两个儿媳各自回家，儿媳俄珥巴回家了，路得则舍不得离开，并请求母亲不要催促，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拿俄米便带着路得回到伯利恒，并改名为玛拉，是苦的意思。

那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路得去田间拾取麦穗，正好遇见波阿斯回来，在问过路得的事情后，对路得说请她常与自己的使女在一起，可以跟着仆人收割。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请路得吃饼，并让仆人不可呵斥她。路得将事情也告诉了婆婆，婆婆让她常与使女一起，不要被看见去别人田地。 路得的婆婆让路得晚上躺在波阿斯的床边，路得照做了，波阿斯发现后便说自己会为他尽亲属的本分。

天亮后，又给路得六簸箕大麦，路得回家后，婆婆让她只管等待。 波阿斯从城的长老选了十个人，那个与路得家关系更亲密的人愿意赎地，却不愿意娶路得，便放弃了，于是波阿斯便说自己愿意娶路得。之后路得生了一个男孩。 路得生的男孩取名为俄备得，是耶西的父亲，是大卫的祖父。

当时，路得只有乞讨、卖淫和改嫁三个选择。路得去拾麦穗，其实与乞讨类似。她婆婆让她半夜去找波阿斯，其实是变相卖淫。最终，波阿斯自己娶了她。这样，路得才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

田中绢代主演的《西鹤一代女》，也描写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不过，故事的主人公春子，就没有路德那么幸运了。

春子（田中绢代饰）年轻时曾是贵族家的女佣。一天，倾心于她的年轻武士胜之介（三船敏郎饰）把她带到了旅店，欲对她倾吐衷肠，不料被官吏发现，抓走了胜之介并将其斩首，春子及其父母一并都被赶到了京都郊外。春子被江户松平家选妾的人看中，做了老爷的小老婆，不久之后，春子生下一男孩，但是夫人为此很是嫉妒，春子被送回了父母家。为了维持生计，春子又到岛原的妓院当了妓女，骗子田舍刚要为她赎身，就被官府抓了去。春子又来到商人笹屋嘉兵卫家当女佣，但是，嘉兵卫是个好色之徒，春子又被他的夫人赶出了家门。经历过种种坎坷，春子嫁给了正直的扇子商店的老板弥吉（宇野重吉饰），但好景不长，弥吉被强盗杀死。春子只好投身于尼姑庵，也因故又被赶出而流落街头。她听说她在松平家生下的儿子已经子承父业了，但她只被允许远远地望上一眼。

在这样的社会中，许多妇女从事这个职业，只是为了活下去。

《一九四二》之中，地主老范的女儿，最终从良，不愿意回顾自己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作为观众，多数人对她都充满同情。《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之中，花魁杜十娘用自己的积蓄从良，却遇人不淑。多数人并没有歧视出身青楼的杜十娘，而是鄙视欺骗她感情，薄情寡义，把她转手卖掉的李甲。《望乡》之中，幼年的阿崎为了不被饿死，被买入妓院，她一直渴望有人能帮她赎身，从此成家从良。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她一直没有摆脱性工作者的职业，但是多数观众对她更多地是同情，而不是歧视。当然，电影之中，那些从她从事性工作过程中获利的人，却是最歧视她的人。这些人对她的歧视，反而激起了多数观众对她的同情。与之类似的，还有《悲惨世界》中的妓女芳汀，失业后，为了抚养女儿珂赛特，走投无路，被迫从事性工作。《魂断蓝桥》中的芭蕾舞演员玛拉，因为爱人阵亡，失去工作，沦为性工作者。

如果没有从良的机会，她们最终的宿命难逃，人老珠黄，沦为乞丐。《西鹤一代女》之中的春子，是她们的典型。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出身高贵的性欲强烈或者无法获得心里慰藉的女子，更愿意选择嫁入豪门，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然后与心爱的人通奸。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有些刚烈的女子，宁可选择自尽。比如《红楼梦》中贾母的红人鸳鸯。贾赦看上了鸳鸯，要收鸳鸯作妾。鸳鸯不答应。贾赦盘算鸳鸯只有几条出路：做妾、嫁人、出家、乞讨、卖淫。于是，贾赦威胁她，有我在，谁也不敢娶你，你难逃我的手心。老太太在，你有人护着，老太太去世，你能飞到天上去？

贾赦没有想到，鸳鸯也看到了这一步之后，选择了自尽。

鸳鸯是个“家生子儿”，她长得蜂腰削肩，鸭蛋脸，乌油头发，高高的鼻子，两边腮上微微的几点雀斑。父母在南京为贾家看房子，哥哥是贾母房里的买办，嫂子是贾母房里管浆洗的头儿。

贾赦看上她，非要纳她为妾，让邢夫人、鸳鸯的哥嫂来劝她，威逼她，但她坚决不从，冷嘲热讽对她嫂子说：“难怪成日间羡慕人家的丫头做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热了，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我若得脸呢，你们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封就了自己的舅爷；我要是不得脸，败了时，你们王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去！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

贾赦一听鸳鸯不肯屈从，就以断绝她的一切生路进行威胁：“我要他（鸳鸯）不来，以后谁敢收他？……凭他嫁了谁家，也难出我的手心。”

鸳鸯面对这样的威逼，还是毫不动摇，她当着贾母等众人的面，铰发立誓∶“我这一辈子，别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著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

贾母死后，她自知逃不出贾赦等人的玩弄，悬梁自尽。

（《恶女花魁》之中，幼年的清叶试图逃出妓院。被抓住以后，对方对她说，你能跑到哪里去呢？）

这种情况下，多数人反感的不是这些走投无路的女性，而是残酷的地狱般的社会背景。相对社会背景，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我们不能指望当事人脱离其所在历史环境，做出超越其历史局限性的事情。

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随时可能死于冻饿，一切都无从谈起。要避免这样的人生悲剧，只有在经济上解放女性，为女性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使她们可以有其他经济来源，有更多的选择，不必再面临饿死或卖淫的两难选择。如此，性交易才可能彻底消失。

此外，还有很多变相的性交易。比如，为了获得就业的机会，不得不为私有财产所有者提供性服务。

比如，

工厂奴隶制也和任何 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是把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给予主人的。在这方面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何况她们本来就不很珍视自己的贞操呢。如果厂主够卑鄙的话（委员会的报告叙述了许多这样的事件），那末他的工厂同时也就是他的后宫；而且，即使不是所有的厂主都利用这个权利，女工们的情况本质上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在工厂工业创始的时期，当大多数厂主都是没有 受过教育而且不尊重社会上的伪善习俗的暴发户的时候，他们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们这个“正当地得来的”权利 的。

在其他方面，工人也是老板的奴隶。如果有钱的老板看上了工人的妻子或女儿，那他只要吩咐一下或暗示一下，她就无法抗拒。…… 农奴必须把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献给主人；自由工人必须献给老板的，不但是初夜权，而且是每夜权。

这些被迫提供性服务的女工和工人的妻子儿女，其实也是变相的性工作者。当然，他们获得的回报不是现金，而是就业的机会。

这并不是说，当时从事性行业的人都是被迫的，而是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从事性交易与乞讨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因此，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从事性交易的性工作者，是走投无路的。

经济上不解放，虽然性工作者中的个别人可以被顾客赎身从良，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性工作者难以获得解放。

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社会中，性资源高度集中在社会顶层的少数人手中，必然对性工作者存在需求。

考虑到男女比例基本持平，顶层的一夫多妻，必然与底层的一妻多夫对应。顶层包养高级性工作者，底层无力养家糊口只能用零售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性欲。对这两类人来说，进行性交易，都谈不上感情交流和繁衍后代，只是满足性欲。对性工作者来说，则是用性换钱，连性交的快感都未必有。

双方的交易，是赤裸裸地金钱交易，只是发泄性欲，与人类繁衍无关，完全谈不上情感慰藉，甚至谈不上彼此产生足够的好感。

个别高级妓女，在顾客资源丰富、追求者众多的时候，也许有挑选自己比较心仪的异性的资格。但是，岁月无情，一旦宝贵的青春年华不再，追求者寥寥无几的时候，她们为了活下去只能将就。

（她们很清楚一旦自己年老色衰，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只要存在私有产权制度，存在少数人利用财产和权力压榨多数人，财产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财产联盟可以获得更大社会权力的现实，主导婚姻就是财产而不是爱情，各种婚外性行为就会长期存在下去。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失去男性直系血亲的女性缺少经济来源。少数顶层利用自己控制的财产和权力大量占有异性，满足性欲，大量社会底层的性欲无法满足。这几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这就是性工作者至少存在了几千年的原因。

与原始社会的混居走婚制不同，此时的男女关系，性资源向拥有更多私人财产和权力顶层男子倾斜。相比之下，社会顶层的女子和底层的男子，则往往是得不到满足的。社会底层女子往往比社会顶层女子有更多的性行为，这不是因为她们拥有高的社会地位，而是因为她们需要用性行为，换取基本的生存条件。对她们来说，性交易是工作，而不是为了满足性欲，更不是为了繁衍后代获得心理慰藉。

显然，出现了残酷的人吃人的社会，底层妇女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性交易就必然出现，而且不会灭绝。《旧约》之中，出现妓女喇合，就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严重的金字塔型的社会。

不过，这些行为注定不会得到法律和统治阶级道德的认可。认可这样的性行为，就意味着法律和统治阶级道德维护的社会结构的瓦解。

（十一）本文全文已发表于公众号：卢瑟经济学之安生杂谈

除了花钱购买性交快感的高级嫖客以外，性交易对所有人都是伤害。这其中既包括对性工作者身心的伤害，也包括对社会风气的破坏，还刺激由此产生相关产业——比如贩卖人口。

相比高级嫖客，中低级嫖客往往易粪相食，他们在花钱购买性交快感的同时，也要承担接收从良的性工作者的责任。被高级嫖客赎身的性工作者，往往无资格成为高级嫖客的妻子，只能成为对方的妾。她们的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就要受到嫡出子女的歧视。

不颠覆金字塔式的经济基础，就无法颠覆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人类婚姻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种种社会现象。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性交易。

“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互相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反过来，要获得以爱慕为基础结婚的自由，反对财产（或权力）联盟为基础的婚姻，就要消灭原有的财产关系。

许多革命者走上革命的道路都与婚姻不自由有关。导师恩格斯走上革命道路的诸多因素中，他与爱尔兰女工姊妹玛丽和丽希之间的爱情，如果不是决定因素的话，也是重要因素。

资本家的子女在婚姻方面，求自由求解放，如果想要获得自由和解放的话，只能走上革命的道路。

旧中国也一样。

在这样的社会中，家长（族长）掌握经济大权，他们从家族的利益考虑决定子女的婚姻，并可以轻易地让子女屈服。且不说前面提到的为了让老爹帮助偿债，答应娶堂妹的亨利四世，读过《围城》的朋友应该记得下面这段：

方鸿渐还在高中读书，随家里作主订了婚。未婚妻并没见面，只瞻仰过一张半身照相，也漠不关心。两年后到北平进大学，第一次经历男女同学的风味。看人家一对对谈情说爱，好不眼红。想起未婚妻高中读了一年书，便不进学校，在家实习家务，等嫁过来做能干媳妇，不由自主地对她厌恨。这样怨命，怨父亲，发了几天呆，忽然醒悟，壮着胆写信到家里要求解约。他国文曾得老子指授，在中学会考考过第二，所以这信文绉绉，没把之乎者也用错。信上说什么：“迩来触绪善感，欢寡悉殷，怀抱剧有秋气。每揽镜自照，神寒形削，清癯非寿者相。窃恐我躬不阅，周女士或将贻误终身。尚望大人垂体下情，善为解铃，毋小不忍而成终天之恨。”他自以为这信措词凄婉，打得动铁石心肠。谁知道父亲快信来痛骂一顿：“吾不惜重资，命汝千里负笈，汝埋头攻读之不暇，而有余闲照镜耶？汝非妇人女子，何须置镜？惟梨园子弟，身为丈夫而对镜顾影，为世所贱。吾不图汝甫离膝下，已濡染恶习，可叹可恨！且父母在，不言老，汝不善体高堂念远之情，以死相吓，丧心不孝，于斯而极！当是汝校男女同学，汝睹色起意，见异思迁；汝托词悲秋，吾知汝实为怀春，难逃老夫洞鉴也。若执迷不悔，吾将停止寄款，命汝休学回家，明年与汝弟同时结婚。细思吾言，慎之切切！”方鸿渐吓矮了半截，想不到老头子这样精明。忙写回信讨饶和解释，说：镜子是同室学生的，他并没有买；这几天吃美国鱼肝油丸、德国维他命片，身体精神好转，脸也丰满起来，只可惜药价太贵，舍不得钱；至于结婚一节，务请到毕业后举行，一来妨碍学业，二来他还不能养家，添他父亲负担，于心不安。他父亲收到这封信，证明自己的威严远及于几千里外，得意非凡，兴头上汇给儿子一笔钱，让他买补药。

老爷子威胁停止汇款，方鸿渐立即举手投降了。

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时期，一些青年能够成功逃婚，也完全仰赖于社会结构的变化。

李安的电影《喜宴》之中，身为国军退役将军的老爹问儿子，你知道我当年为什么去参军吗？儿子说，相应委员长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兵。老爹说，错了，你爹是为了逃婚……某某某当年能成功逃婚，与当时中国城市迅速发展，需要外来劳动人口密不可分。

不过，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前的中国，多数人显然没有这样的机会。

那些希望穿越回民国当小姐、少爷的人，大约没有想过，他们穿越回去，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女性回到民国当小姐，如果能侥幸不被军阀看中当姨太太的话，也许年纪轻轻就要嫁给邻村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地主的儿子，而且绝不能主动离婚。甚至年纪轻轻守寡，也不能随意改嫁。这种强大而无形的阻力既来自于丈夫的家族，也来自自己的家族——离婚和改嫁都意味着破坏两个家族的联盟关系，损害其他家族成员的利益。

《活着》之中，富贵少爷的妻子来找沉湎于赌博的老公回家，富贵少爷坚决不回家。电影之中，富贵输光房产不久，被抓了壮丁。幸而，很快就解放了，富贵回家与妻儿团聚。如果没有解放，那么他破产、被抓壮丁以后，等待他的妻儿的未来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无非前面提到的几条路。

至于私奔，想都不要想，没有经济来源，能跑到天上去？逃婚就要丧失经济来源。文君当垆，不过是做个姿态，长时间能不能维持，是两说的事情。最终，让卓王孙回心转意的也不是文君和相如之间的爱情，而是司马相如是政治潜力股。

对女子来说尤其严重，回家的话，弄不好还要被逼自尽。有些自尽，与其说是自尽，不如说是谋杀。还有一些，就是实实在在的谋杀，然后伪造自杀现场——在落后地区甚至连伪造都懒得伪造，比如用族法沉塘。家族成员为了家族的利益，私下杀害追求自由的女性家族成员，不是什么新鲜事。所谓，死了干净。对这种事，无论是民众，还官方，大多睁一眼，闭一样——因为他们都是这种制度的利益相关者，自然愿意维护这样的制度。

那些对民国向往不已的女士，是否想过自己可能面临这样的命运？

在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至今还经常能看到类似的事情。

印度网民评论荣誉谋杀 - 西诺网

印度一女孩私奔被找到后遭兽父及友人轮奸杀害_新闻_腾讯网

巴基斯坦女网红遭兄弟“荣誉处决”(图)_凤凰财经

这种事情，有的时候实在影响国际形象，也不符合工业化时代的道德标准。于是，

印度最高法庭决心根除陋习 下令将"荣誉谋杀"判为死罪

不过，经济基础的问题不解决，即使把荣誉谋杀（荣誉处决）定为死罪，也很难全面禁止。

当然，那时男性的命运其实也好不了多少。也许正在琢磨逃婚的出路在哪里，从军、出家还是流浪。

大多数情况下，在家族联姻的社会中，决定一个人发展方向的，是其家族的社会关系。最终，往往是子承父业。或者说，一个人的职业在其父母联姻的时候就决定了。男孩子十来岁，就要在家长的安排和家族关系的影响下，开始学徒生涯，为将来继承父业做好准备。20来岁的逃婚者，没有学徒经历，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家族势力的支持，是很难在这样的社会中谋求一个相对稳定，能够养家糊口的职业的。

因此，逃婚也好，私奔也好，没有外来的接济，是根本活不下去的。一般来说，绝大多数亲朋好友，从家族利益出发，是不会轻易接济私奔、逃婚者的。

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军队中的中、下层军官和基层士兵是唯一不限制人脉关系的就业机会。于是，大量逃婚者投笔从戎……比如，《喜宴》之中那位当年逃婚的老爹。

不了解时代背景，直接穿越回去，绝对让他们爽歪了。

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以财产（或权力）联盟为目的的包办婚姻，就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当时，投身革命队伍，也是逃婚者出路之一。《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反对建立在财产（或权力）基础上的包办婚姻，又无法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他们脱离家族之后，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容身之处。对他们来说，接受包办婚姻获得经济来源，拒绝包办婚姻丧失经济来源，是两难的选择。最终，他们认识到私有财产对所有人的统治，是自己处于这样尴尬的境地的根本原因。

普及教育、包办婚姻，把许多出身地主（包括乡贤）、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逼进了革命的队伍。这些人成了无产阶级政党核心骨干力量，和泥腿子、穷棒子联合起来，革他们老爹们所代表的阶级的命。

他们的老爹很多都是地主（包括乡贤）、资本家。想想就知道，在多数人日夜挣扎糊口，教育是奢侈品，文盲率超过90%（95%？）的年代，能够获得足够的教育的人能是什么家庭出身的呢？

《亮剑》中的赵政委，大学生，枪法如神。读大学贵，练枪也贵（枪感都是用子弹喂出来的，在旧中国，枪、弹都是进口的，都不便宜，何况还需要有专门的射击教练），赵政委家十有八九是地主，而且是大地主。

老爹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封建、保守、老迈、思想僵化，不能体谅子女，也不是不知道儿女的想法，毕竟自己也是从当年青春年少的时代过来的，也有过爱慕之情。但是，他们也很清楚，按照财产和权力联盟原则实行联姻的家族更容易建立联盟，攫取权力，主导社会。如果不按照私人财富和权力最大化的原则出牌，那么自己的家族很容易衰落。向儿女们妥协，自己的财产就无法通过财产联盟的方式不断巩固和加强，便无法在财产（或权力）联姻主导的社会中存在下去。那时，子女将失去现有的经济基础，更遑论追求爱情。所以，只要他们的儿女们不消灭旧时代，他们就只能按照旧时代的游戏规则运动。他们代表旧时代，他们是财产（或权力）的宿主，也只能和旧时代一起灭亡。

以私有财产（或权力）联姻为基础不断自我强化私有财产（或权力）统治的社会结构，也孕育着自我毁灭的力量。底层男女活不下去，男性不惜铤而走险，女性忍辱卖身。中上层子女要逃婚。两种人联合起来，如同群众与干部结合，士兵和军官结合……

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全国解放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个新政权取代一个旧政权。解放，给了全国绝大多数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自由甚至是光绪皇帝渴望却无法拥有的。

最终，子女们最终获得了成功，推翻了老爹们所代表的反动阶级的统治，并通过立法的方式，把自己的胜利果实确立下来。

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是在改变农村土地高度垄断的经济基础之后，彻底改变社会结构的法律。

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这部法律在某种意义上，是叛逆的子女们在对已经成为财产代理人的老子们的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后，对用法律的手段，确立了胜利果实的合法性。

如果考虑到有多少人，尤其是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干部，是因为逃婚而加入革命队伍的，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部法律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

不仅如此，相当一部分出身地主、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的父母在国统区，他们在名义上还有父母包办的婚姻，或婚约。他们的父母希望、要求自己的子女回来承担家庭责任，履行婚约。现实情况是，这些干部往往已经经过自由恋爱与有情人结婚。国共割据时期，这种老家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婚姻并存的情况还可以维持。在大陆全部解放以后，如果不宣布父母包办的婚姻不合法，那么这些干部们将面临重婚的尴尬局面。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斩断这重关系，甚至承认、保护这些包办婚姻，那么这些作为党的政策的执行者的干部们就无法斩断与父母安排的财产联盟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个政党也就无法有效推行任何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的政策。婚姻自由，在经济意义上，极大地限制了使用婚姻进行财产联姻的行为。

不过，仅有《婚姻法》是远远不够的。经济不解放，不粉碎财产（或权力）联盟的社会基础，一切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在宪法中彻底粉碎以私有财产（或权力）主导个人命运的经济基础。只有粉碎了这样的经济基础，才可能建立起新的支持自由恋爱的上层建筑。

重读新中国最早的宪法式文件《中国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不难发现这些内容。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十七条　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第二十八条　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第二十九条　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

第三十条　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第三十一条　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和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全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第三十二条　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方订立集体全同。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人民政府应按照各地各业情况规定最低工资。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

实行公有制，子女联姻并不能增强家族的社会权力，财产（或权力）联盟的婚姻才失去了意义。这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子女不必再受制于老爹，性不再作为就业的附加条件。

1954年宪法之中，增加了劳动的内容。

第十六条　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国家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八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有精神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九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规定工人和职员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保证经济权利，保证政治权利，个人才可能获得自由的婚姻，妇女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男尊女卑的陋习，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当然，许多落后的农业地区，由于男子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还存在着男尊女卑的陋习。相比之下，在男女获得平等机会，男女经济权利平等的沿海发达城市，男尊女卑的陋习已经荡然无存。少数出生在大城市的妻子，只有在陪同落后农村出身的丈夫回家探亲的时候，才会感觉到极度不适。她们的反应也很简单，要么我陪你回家的时候，你家别对我搞男尊女卑那一套，要么我不陪你回家探亲，要么咱俩离婚。这不是女子离婚就要饿死的时代了，可以挺起腰板做人了！

只有粉碎了以财产为基础的人类社会金字塔，打破了私有财产（权力）对人的绝对统治，财产联姻失去了意义，生产资料公用制，就业机会与家族势力范围之间的关系削弱，使多数人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才有可能消灭延续了几千年的父母包办、财产联姻、一夫一妻多妾制和长期存在的性交易。这样的社会，才可能出现自由恋爱，自由结合，自由婚姻，消灭宗族势力，消灭吃人的封建族权、夫权等特权，提高妇女（也包括一部分反对包办婚姻的男性）的基本人权。

有人说，土改期间，剥夺地主的土地不尊重地主的私有财产。他们没有想到，如果当年不剥夺地主的私有财产，那么他们父母和他们本人的婚姻，必然还是建立在私有财产（或权力）基础上，他们自己能否接受那样的现实？进一步考虑，如果他们的父母的婚姻是建立在私有财产（或权力）基础上的，他们的父母能否结合，他们是否存在，都是未知数。

给予更多的就业机会，性工作者也才有普遍的从良的机会。

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任何大规模的对性工作者的改造，都必然流于形式。大批没有经济来源的底层妇女还是或主动或被动成为性工作者，从事性交易。

一旦重新出现私有财产（或权力）对社会的统治，那么重新出现一夫一千多妾制，出现性工作者，也就是必然的了。当然，现在的妾不叫，叫小三。妾是有转正的机会的，小三也是。当男方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不再需要仰仗妻族的资源的时候，小三就有了转正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当然，财产再次主导婚姻，性成为商品的时代，婚姻法也必然做出相应的修改。最大限度保护财产的安全，减少小三通过婚姻分割财产甚至进入统治阶级的机会。

基于男多女少，这篇文章有两个观点：

• 妓院合法化可以部分满足因为无法婚配而产生的心理和生理需求；
• 但是婚姻能提供的远远不止是妓院能提供的，所以可以合法化一妻多夫。

这两个我就一块答了吧，顺便提前预答下周的热榜：

如何评价经济学家黄有光提出「面对男多女少，妓院合法化利大于弊」的观点？

很多貌似看起来有好处而没有广泛开放的市场，往往是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市场外部性。

在信息不对称的时代，灰色地带是一直存在的，并且灰色地带始终存在于合法的边界。如同文中所说，禁止了合法妓院，那么就会存在地下妓院；但是如果允许了合法妓院，那么各种有组织的人口贩卖和色情业服务就很容易披上合法的外衣而无法禁止。

而即便是最激进的妓院支持者，也不会说支持「强迫从事色情业」这样组织的存在。但是开了这个口之后，往往就很难杜绝有组织有计划的贩卖人口，集团化的搞色情业的行为。即便是在法治比较完善，色情业合法的德国，至今依然有很多东欧的女性是被贩卖过来从事这个行业的。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开了妓院这个市场，意味着就促进了人口贩卖这个关联的市场，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负外部性。

很多时候，自愿和强迫的边缘也是模糊的。比如欠债还钱，因为需要还钱而被债主暗示去做色情业，这算是自愿还是强迫呢？这种模糊地带在妓院合法化的情况下，就非常容易被利用——也就是俗称「逼良为娼」。这显然也是一个负的外部性。即便说，我们可以加大执法力度，严打人口贩卖，但是这也意味着社会执法成本的增加，并不是毫无代价的。

所以我很好奇黄教授下周会怎么来论证：妓院利大于弊。即便我们抛弃所有的伦理和社会规范，就单纯的讨论「社会福利」，妓院依然只是一个权衡：一边是生理和心理的满足的渠道和合法色情业从业者的保护，一边是人口贩卖风险和逼良为娼可能的增加，同时伴随的还有社会执法、司法成本的增加。

关于一妻多夫。文中引用的那个文献Sommer （2015）是说的清代底层社会的一妻多夫婚姻与卖妻交易——事实上，一妻多夫更多的出现在落后，贫穷的地区，一旦社会开化，就会回到一夫一妻的社会。一妻多夫，绝非想象中女性更强势，支配两个男性的婚姻体制，反而女性就变成了男性因为实在娶不起妻子，而为了满足自己传宗接代和生理上的需要，而花高价彩礼「购买」的工具人。

其实看文中所说的一妻多夫的好处，无一不是生理上或者物质上的：

以生理功能而论，平均而言，一个男人能够满足多个女人的性需求的能力，大大小于一个女人能够满足多个男人的能力。一个妓女一天接客十多次是司空见惯的；一个男子能有一半的能力，就肯定属于超人水平了。因此，至少在这方面而言，一妻二夫比一夫二妻更可行。

即使在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一妻二夫也比一夫二妻更有利。如果以多数家庭由妻子负责主要家务（不表示这是否应该）而言，煮给三个人吃，不会比煮给两个人吃多很多时间，因此，一妻二夫，轻而易举。

而事实上文中支持一妻多夫的理由是「婚姻的意义远远不止是生存和繁衍」有些是妓院无法提供的。然而，这些列举的论据依然是生存和繁衍……即便是在原文中也提到，一夫一妻对于后代抚养等高于简单的生存和繁衍的需求，是有优势的。

文中下面的论证也非常的想当然：

一妻二夫，虽然也会有问题，但应该比较小。这其实也有进化生物学的原因。在人类的长期进化历史，大致是（不表示应该是）男子在外打猎，女子在家照顾孩子。照顾孩子（尤其是喂奶等）大致是一个人的工作，不必多人合作。打猎须要多人合作。因此，男子天生比较容易信任朋友，和朋友合作等。因此，一妻二夫，应该比一夫二妻容易相处。

这个论证非常的弱，因为性别对于合作的关系，现在已经很多实验做过了。女性在开始的时候往往会比男性更容易合作，但是随着不断重复的实验，性别的差异在缩小^[1]，并没有证据表明，两个男性更容易「共享」女性。其实，因为配偶的资源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两位男性不可避免的存在竞争的关系，只有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也就是很穷，任何一方都无法独立负担一个妻子成本的时候，双方才会更倾向于互补，而这往往就是在落后地区才发生的事情。

学什么不好，非要从最落后的地区来学习制度呢？

即便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目前没有看到主流的文献有说一妻多夫是一个稳定「均衡」的。在Lagerlöf（2010）^[2]中，讲述了一个有一点阴谋论的故事：一夫多妻制下，精英有能力拥有很多的妻子，但是这增加了底层人民暴动的可能性，所以一夫一妻增加了社会的稳定性。在La Croix et al.(2015)^[3]中，也是在说带离婚制度的一夫一妻事实上是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在富裕人口比例逐渐增加的情况下，社会的均衡会从一夫多妻转移到一夫一妻。

事实上，在Gould （2008）^[4]中的模型，论证了不同人群的不平等，对婚姻制度的影响，男性之间的不平等，有利于一夫多妻；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有利于一夫一妻。

我们都知道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说，一妻多夫和一夫一妻的优劣是不言而喻的。而即便不考虑公序良俗，一妻多夫也很难说是女性的「更优」选择。因为女性一定可以保证自己的后代是自己的，并且女性一生能够进行的有效生育是有限的——毕竟每次怀孕都需要十个月，加上恢复要一年。如果从「最大化传播自己基因的角度」来看，女性更看重配偶的质量，而非数量——因为即便是只有一个配偶，也足以满足自己对孩子数量的需求，那么接下来最大化的就是质量了。

而为什么模型中很多时候都是在一夫多妻和一夫一妻中选择和权衡呢？因为男性理论上一年之内可以让数百人受孕，所以男性，尤其是非常富有资源的男性，是有动机在配偶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做权衡的。如果考虑到中国古代普遍的一夫一妻多妾——也就是妻子之间存在等级区分，那么确实有文章表明一夫多妻存在福利改进的可能^[5]，并且一夫多妻对于很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有一定帮助^[6]。

经济学不是不能讨论「反公序良俗」的制度，其实经济学还热衷于进行这样的讨论。但是就目前所知，主流的经济学文献里面主要讨论的都是「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的权衡，是真的没有找到讨论「一妻多夫」的优越性的，尤其是在女性地位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很难找到一个立场，去说明开放一妻多夫的必要性。而大部分关于「一妻多夫」的论文都来自于人类学、动物进化等等——就从文献的分类来说，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是更应该相信科学共同体的眼光。

参考

1. ^ Mason, Charles F., Owen R. Phillips, and Douglas B. Redington. "The role of gender in a non-cooperative gam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5, no. 2 (1991): 215-235.
2. ^ Lagerlöf, Nils-Petter. "Pacifying monogam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5, no. 3 (2010): 235-262.
3. ^ De La Croix, David, and Fabio Mariani. "From polygyny to serial monogamy: a unified theory of marriage institution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2, no. 2 (2015): 565-607.
4. ^ Gould, Eric D., Omer Moav, and Avi Simhon. "The mystery of monoga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1 (2008): 333-57.
5. ^ Reynos, A. "Polygamy, co-wives' complementarities, and intra-household inequality." Work. Pap., Univ. Mich., Ann Arbor (2019).
6. ^ Tertilt, M. (2005). Polygyny, fertility, and saving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6), 1341-1371.

我以前就写过类似的文章，BBC已经倡导过多次了，所谓的“多元婚姻”，“多远之爱”，那今天黄有光教授提出这些东西，我也不觉得多奇怪，在国外一般是左派喜欢提这个，由于圣经里面对于一夫一妻制的严格要求，因此反而是右派攻击的多。

一妻多夫根本问题就是在于冲击原有的伦理道德，由于中国近一百年革命不断，所以大家对于“原有的伦理道德”没有那么重视。

不能说因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所以就要考虑一妻多夫，我不知道现在的经济学家怎么了，他们在研究经济的时候，经济出现波动，国家出手干预-----本来就是纯经济的问题，立即被经济学家喝止：住手，不要干预市场运行。但是对于攻击一夫一妻制这类的传统，经济学家丝毫不在乎，似乎伦理的坍塌还比不上经济上的波动。

经济学家更有意思的是，在面对经济的时候，他们喜欢去解释，且把目前的情况合法化合理化，比如说贫富差距问题，经济学家如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他们不解决，他们发明了一个“涓滴理论”，告诉你今天之所以贫富差距太大，是因为富人还不够富，而向富者减税，可促进他们投资，这才是正确的办法。

但是他们在面对伦理问题，社会问题上的时候，就不这么干了，直接把维持社会运行的伦理三下五除二拆了个干净。

因为男女比例失调，所以就要考虑一妻多夫，请问这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同时我还反对所谓的社会抚养，社会抚养同样是没有考虑到社会伦理问题。

还记得老舍《茶馆》里面两个逃兵找人贩子“合买一个老婆”的桥段吗？我高中的语文老师讲过，当时她在课堂上对这个桥段的评价是：“枉顾人伦，恶心至极”。

我听了这个提案被冠冕堂皇地提出的时候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上一个让我恶心到同样程度的事情是德国官方给东欧移民介绍妓女的“工作”并美名其曰“帮助再就业”。当初代孕合法化的消息都没让我恶心到这种程度。

刨除财产关系的话，法律意义的婚姻关系意味着什么？无非是生育和性。对那些既没什么财产也没有人格魅力可言的底层男性来说，婚姻除了这两个东西以外就更没有其他的内容可言了。别和我犟，但凡他有其一，为什么要沦落到和另一个人合娶？

对他人的开放关系，我是不歧视也不反对的。但一方面，这种关系在人群中是可以忽略的绝对少数，再怎么合法化也不可能让拥护这种关系的人变多；另一方面，不涉及财产的、真的基于个人意愿的开放关系，也根本不需要婚姻的强行绑定。而沦落到需要靠结婚证强行确保的那种关系，怕是女方也真就成了“合法”的泄欲工具与生育机器了吧，毕竟我国法律里面没有婚内强奸这一说。

这种法案真的通过的话，最大的受益者无非就是那些残存在山沟里的小农，用这种方法把他们或买或骗来的女性用一张结婚证“合法公妻”掉（他们但凡有一人买一个的钱，也不至于用买的）。然后结合最近的离婚冷静期条款，风味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