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为什么28年从不上朝？
这事儿不能简单归结为“皇帝懒”，里面牵扯的因素可比这复杂多了，更像是一场深层次的政治博弈和帝王心术的体现。要说清楚，咱们得一层一层地剥开。
一、 导火索：皇子继承权之争，皇帝的心病
万历皇帝真正意义上“不上朝”的开始，和他的长子——朱常洛（也就是后来的泰昌皇帝）的册立问题脱不开关系。万历皇帝对朱常洛的态度，可以说是“嫌弃”居多。这孩子是郑贵妃所生，但并非万历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所生，而是由王恭妃所生。
要知道，在古代皇权社会，嫡长子继承制虽然是惯例，但皇帝的个人喜好和宠妃的影响力也至关重要。万历皇帝是出了名的迷恋郑贵妃，他一心想立郑贵妃为皇后，并且希望由她所生的儿子来继承皇位。然而，当时有着严格的制度约束，王恭妃是万历皇帝早期的宠妃，虽然不是皇后，但她的儿子朱常洛作为长子，按照礼法是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这下可好，万历皇帝既想满足自己的私欲，又不能完全违背祖制，就陷入了两难。他采取了一种“拖”的策略，迟迟不肯正式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这一拖就是十几年！这期间，朝堂之上是吵翻了天。以首辅张居正为代表的一批正直大臣，拼命劝谏，认为太子之事关系国本，必须尽早确立。可万历皇帝就是不听，他觉得这些大臣们是在干涉他的家事，甚至是对他个人意志的挑战。
这种长期的拉锯战，让万历皇帝感到厌烦，也让他觉得，朝臣们并不真正“懂”他，也不愿意顺从他。当他最终在巨大压力下册立了朱常洛为太子后，他内心积压的不满和怨气可想而知。
二、 权力与控制的斗争：皇帝的反击
从万历皇帝的角度来看，不上朝并不是因为懒惰，而是一种更为消极但却极为有效的“罢工”式的政治反击。
他觉得，自己作为皇帝，本应拥有绝对的权力，而朝臣们，尤其是那些大臣们，却一个个倚仗着自己的资历、学问，甚至是以“劝谏”的名义，来挑战他的权威，干涉他的决策。他觉得他们这是“挟君以令诸侯”，是在架空他。
特别是他信任的张居正去世后，那些曾经受制于张居正的大臣们，纷纷开始弹劾张居正及其家产，甚至连张居正的子孙都受到牵连。这让万历皇帝觉得，自己身边没有真正忠诚于他的人，只有那些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官员。
他认为，与其在朝堂上被那些喋喋不休、自以为是的大臣们折磨，不如将自己关在宫里，自己掌控有限的权力。他虽然不上朝，但通过不批奏折、不传旨，就能让朝堂运转陷入瘫痪，以此来表达他的不满，并迫使大臣们“屈服”。
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大臣们意识到，没有皇帝的点头，什么都做不了。他用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试图重新夺回对权力的绝对控制。
三、 政治体制的僵化与官员的腐败
明朝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内阁制度，在初期是有效率的，但随着时间推移，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
一方面，官员的选拔制度，尤其是“八股取士”，虽然保证了科举制度的公正性，但也培养出了一批只擅长文字游戏、缺乏实际管理能力和政治智慧的官员。这些人更多的是在政治斗争中生存，而非真正为国事操心。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官员的腐败问题也愈演愈烈。万历皇帝不愿意亲自处理这些繁杂的政务，而宫中的太监集团则趁机崛起，成为皇帝的耳目和帮凶，进一步加剧了朝政的黑暗。
万历皇帝的不上朝，客观上为这些弊端提供了温床。当皇帝不再过问政事，那些汲汲于名利、钻营钻营的官员们就更容易得势。而且，许多本该由皇帝审批的事务，因为皇帝的“缺席”，被延宕、被私相授受，最终影响了整个国家的治理。
四、 皇帝的个人性格与生活方式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忽略万历皇帝的个人因素。历史上的评价认为，万历皇帝虽然早年勤勉，但后期确实变得有些怠惰和厌世。
他沉迷于后宫，享受奢靡的生活，对朝政的兴趣逐渐淡薄。他觉得自己在位期间，国家虽然也算安定，但并没有经历什么大的动荡，这让他觉得自己“做得够好”了，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而且，他内心深处可能也对官僚体制感到失望。他觉得那些大臣们贪婪、狡猾，不如他自己的家人（尤其是郑贵妃）那样可以让他信赖和掌控。
所以，与其说是“不上朝”，不如说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统治”——一种消极的、防御性的统治。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维系自己的权威和满足个人欲望上，而将具体事务的运转交给了一个混乱且低效的体制。
总结起来，万历皇帝二十八年不上朝，是一个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皇子继承权之争带来的帝王与臣子间的根本性矛盾激化。
万历皇帝为了维护个人权威，对抗官僚体制而采取的极端反制手段。
明朝政治体制本身的僵化和官员腐败的加剧，为他的“缺席”提供了空间。
皇帝个人性格的转变和对现实政治的失望。
他的不上朝，虽然在短期内可能让他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和“控制感”，但从长远来看，对明朝的国力却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加速了明朝由盛转衰的进程。这就像一个司机突然放开了方向盘，虽然他可能觉得脚可以放松一下，但车辆的命运已经不再由他掌控，最终只会走向危险的边缘。
网友意见
万历以及嘉靖、正德等皇帝不是不上朝，是不上早朝，遇到大事了也会召开朝会。
说万历皇帝怠政不是因为他不上早朝，是因为他不及时做决策，例如不及时任命高级官员，例如努尔哈赤正式反明的时候“时内阁止一人，尚书止四人，侍郎止四人，科臣止七人，台臣在京者止十人”，国家机器已经运转不动了。
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今吏部全空矣，兵部虽点尚书而未至，犹然空也，刑部止臣一人，并无侍郎，户、礼、工三部各侍郎一人，并无尚书，都察院止一副都，左都、左佥俱久悬缺，何寥寥也”，地方最严重的时候“今南北大僚强半空署，督抚重臣经年虚席，藩臬缺至五、六十员，郡守缺至四、五十员。”
万历皇帝几十年下来积攒了上千份未处理的奏章，他爷爷嘉靖皇帝几十年下来也就攒了几十份……
说一下带明的早朝：
首先，明朝的早朝制度比较奇葩，每天都要开，此前和此后的朝代一般是五或十天开一次，有的甚至十五天或三十天一开。
张居正摄政的时候，为了照顾年少的万历皇帝，改成了逢三六九和朔望（初一和十五）开朝会，不到三天一朝，还是很频繁。
其次，上早朝很累，凌晨三点多就得起床。
皇帝们是从正德朝开始摸鱼不上早朝的，而大臣们早在宣德朝就开始摸鱼不上早朝了，成化朝有一次早朝只有十分之一的官员到岗创下记录，弘治朝的早朝得了“鸦朝”的雅号（人太少以至于很多鸦雀落下）。
最后，早朝从正统朝就开始礼仪化了，不上早朝不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正统朝之前，早朝是处理实际政务的，早朝处理不完还开午朝，午朝搞不定还开晚朝，相当折腾。但正统皇帝登基时年少，再加上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廷议等制度的成熟（以及大臣们普遍看开始摸鱼），早朝逐渐礼仪化，不再处理实际政务。
正统朝之后，皇帝负责重大决策，皇帝的秘书（司礼监）和助理（内阁）负责日常决策，六部都察院等部门负责执行决策；小事官员直接上提案（奏折），较大的事官员们开会商量并投票表决提案（廷议），很大的事皇帝会召开真正的朝会（集议）；根本用不着每天早上开大会，天天开大会纯属瞎折腾。
因为决策并非只能是在朝堂上进行的。万历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但大明依然有条不紊地运转，他的城府、权谋，以及万历的世界，可不是那么容易看懂的。
公元 1592 年，万历二十年，五月的北京正是暮春时节，春花烂漫，气候宜人。
然而，兵部尚书石星却一点儿也感觉不到惬意，这一切都因为月初的时候来了一个叫郑昆寿的朝鲜人。这位朝鲜国王亲派的「大使」，一进石星府里倒头便拜、仰头就哭。不仅如此，这位「大使」还每天都来，每天都哭，搞得四邻八舍不明就里，还以为石府出了什么白事，让石星直嘬牙花子。
石星摊上的，是比这重要上千倍万倍的大事，心烦到直摇头。他手里正拿着的，可是朝鲜国王李昖的亲笔信，这封信写的情真意切，仿佛能透过纸背看到李昖朦胧的泪眼。
「大明自古就是我朝鲜的母国，血肉相连，如今倭人来势甚猛，我朝鲜八道儿郎已尽力，可还是无法抵挡，倭人并非仅仅冲着我们朝鲜而来，他们强迫我们当向导以便进攻天朝，狼子野心是可忍孰不可忍，请求母国准许我渡江避难，待天兵一到，我将与天朝一起剿灭倭人……」
这就是朝鲜王朝第十四代君主李昖那封著名求援信的大致内容（《宣祖实录》卷三十七），传奇般的万历朝鲜之役正是自此而起。
不过石星其实并不发愁打仗、救援这事儿本身。半年前，这位兵部尚书大人才刚刚在征讨宁夏哱拜之乱一役中大显身手。连手下一水儿蒙古铁骑的哱拜都能收拾得服服帖帖，那些日本倭寇又能算得上什么东西？
但要怎么和当今天子说上话，就让石星愁得不知道能怎么办了。只要一想起万历皇帝，石星就脑仁儿都疼，不只是他，所有大臣都集体头疼。去年，连一贯涵养功夫冠绝天下的首辅申时行大人都不堪这痛苦，辞职回家了……
一、三十年不上朝的「传纸条」皇帝
万历到底为什么会让大臣们这么头疼呢？
万历朱翊钧是有万千争论傍身，但从没人说过他好的皇帝类型，一顶「明实亡于万历」的大帽子就让他永世不得解脱。无数史学家和吃瓜群众都一致认为万历是个「昏君」，就是他把国家搞坏了，好好的大明掏空了，劳动模范崇祯最后其实只是替他背了个天大的黑锅罢了。
万历作为「昏君典范」，还被进行了「归纳总结」，即「万历六条」：第一，不郊，不亲自郊祭天地；第二，不庙，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第三，不朝，不上朝；第四，不见，不接见大臣；第五，不批，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第六，不讲。不参加经筵讲席。
万历有近整整三十年的时间都没上过朝，不接见大臣，那这大明帝国到底能如何运转呢？
答案是「传纸条」。
「传纸条」不是真「纸条」，它的学名儿叫「谕旨」，有的是小本本，有的带卷轴，就像是纸质版的微信、文字版的「金口玉言」。万历的规矩是，有事儿你就写「纸条」，我高兴就给你「传纸条」，我肯定不会去看你，但你也千万别过来烦我。
万历朱翊钧先生，真可谓摸鱼界的钢铁侠、划水界的战斗机。这位「六不大神」如此生猛，上不理天地，中不理祖宗，下不理朝政，这也就怪不得让石星最发愁的事，竟会是字面意义上的「怎么和当今天子说上话」了。
那关于朝鲜来使求援的「纸条」，石星已经递上去好久了，但依然只能干等着。而朝鲜大使一边整日赖在石尚书住处号啕大哭，一边还不忘记告诉他更多使者已经正在来的路上了（「请援之使，于路络绎不绝」张廷玉《明史·神宗本纪》）。
石星头疼得更厉害了。因为在半个月后的今天，他好不容易苦等到的万历批复，却根本看不懂：
「o」（圈阅）
那位爷的风格他是知道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好」「知道了」，但这一个圈，里面的学问可就大了，绝不仅仅是「圈阅」那么简单
石星明白，更多时候这一手类似中国画的「留白」，潜台词太多，不会是什么好事儿，基本意味着他对你的轻蔑一笑：「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
实在没辙，石星只得硬着头皮找到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张诚。禁侍张诚难得直来直去一回，只是说了两个字：
「银子。」
二、大明还剩多少银子？
石星作为 1592 那年的大明帝国国防部长，他太清楚这两个字的分量了。打仗是要银子的，而且是流水一般的花销，大队人马的粮草一定要充裕，士兵的饷银和阵亡将士的抚恤更不能克扣，哪儿都得花钱啊。
想到此处，石星不由得一阵出神，这倭人实在是太会挑时间了。
1592 年的二月，才刚过完年，宁夏那边儿就出事儿了。官任宁夏卫都指挥使，也就是军区副司令的哱拜，却一直暗中蓄养着无数亡命之徒，组成「苍头军」。
他这一反，端得是势如破竹，迅速攻占了中卫、广武、玉泉、灵州，又南下固原，连坐镇宁夏的庆王爷也被他绑了票儿了。要知道那可是太祖朱元璋第 16 子的直系后人，即使在万历那时的皇谱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皇亲国戚了。另外，曾经和哱拜有着深仇大恨的河套蒙古人，也和他化干戈为玉帛，趁乱来占点大明的便宜……
一时之间，明朝能打的将军都被派往了宁夏，「奔雷手」麻贵在那儿，「钢铁侠」李如松也在那儿，辽东、宣府、大同、山西最厉害的军区精锐全都在那儿……
这就是在后世大名鼎鼎、与援朝同列万历三大征的宁夏之役。在《明史》的记载中，颇可窥见当年情势的严峻：
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
而在之前的三年间，大明北方所有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又均大幅减产，特别是万历十九年（1591）京师地震，宫中火患，南方洪涝，赈灾后政府又进行了减赋免税，所以到了 1592 年这个关口，真的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了。
战场开销巨大，宁夏那边每天还都在往里面砸着银子，援朝的军饷又能从哪去挤出来呢……现实很骨感，此刻大明的内承运库仅仅剩下两百万两银子，这个数目对当时庞大的帝国开支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万历「骄奢淫逸，奢华无道」，偌大的央行和财政部都被坐吃山空了。
与后世万历被频频「网暴」「背锅」的情况相比，石星心里却很清楚，军饷不是递上两张纸条，劝劝万历「勤俭节约」就能解决的。
毕竟万历已经直接下过旨，让工部停止修葺去年烧毁的宫殿，甚至还准备把那些准备修宫殿的上好木料卖掉，换成银子直接送到西北前线当军饷了。
而此时的万历自然顾不上这类键盘侠般的争论，他一个人长久地看着面前的棋盘，上面星星点点，都是他自己已经落好的棋子。
直到掌灯时分，他唤来一直在外候着的张诚，低声说道：「密旨：着福建许孚远再探平秀吉。」
三、丰臣秀吉的「美梦」
四月十二日，已是早樱初上的时节，丰臣秀吉正伫立在广岛临海别墅的天台上，那是个可以清晰观察陆陆续续启航庞大舰队的地点。
一望无际的海面上，小西行长率领的东瀛第一军已在早些时候穿过了对马海峡。
丰臣秀吉虽裹着锦缎的阵羽织，却四仰八叉地躺在宽大的高级木床上。他儿时贫困、父亲早亡、母亲改嫁，继父虐待，从小营养不良，因矮矬瘦小受尽歧视，一直带着「猴子」的绰号被人欺负。
但他周围鼠目寸光的人们却怎么都想不到，未来有天，东瀛将仅仅是丰臣秀吉搅动天下的起点，「大唐」竟才是他想要逐鹿的目标，才是他的「天下」。（日本极度仰慕唐代文化，直至 1592 年，日本对中国依然是「大唐」「明国」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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