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何出卖维新派？
要说袁世凯出卖维新派，那得先看看戊戌变法当时的大背景。光绪皇帝是年轻有为，也痛感积弊已久的大清朝必须改革才能图强。于是，他被康有为、梁启超这批维新派人士的“变法救国”思想深深吸引，在短短一百多天里，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史称“戊戌变法”。这可以说是要触动许多人的根本利益，尤其是那些守旧的官僚和掌握实权的皇亲国戚。
袁世凯的身份和立场是什么？
当时，袁世凯不过是天津武备道的总办，虽然手握一支新建的、训练有素的陆军——“新建陆军”，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袁家军”的前身，但论地位和影响力，他远不能跟慈禧太后、荣禄这些真正掌握实权的老牌势力相比。然而，他的这支军队，却成了变法期间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从袁世凯个人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非常现实且有政治手腕的人。他并非是那种坚定的改革派，更像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懂得审时度势，也善于在政治漩涡中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他早年是在李鸿章麾下发迹，深谙官场之道。对于维新派的激进改革，他可能内心也并非完全赞同，尤其是那些触动了传统体制和权力结构的改革措施。
慈禧太后是关键人物
戊戌变法最大的阻力，毫无疑问是当时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她代表着满清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光绪皇帝的亲政和维新派的改革充满了警惕和不满。她认为这些改革动摇了她的权威，威胁到了满清的统治根基。
在变法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慈禧太后就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准备伺机而动。她需要一个可靠的代理人，一个能够帮助她掌握军队、镇压改革的人。
袁世凯的机会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就成了慈禧太后眼中的理想人选。为什么是袁世凯？有几个关键原因：
1. 手握重兵，且忠诚度存疑：袁世凯训练的“新建陆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当时清军中少有的能与西方军队抗衡的部队。但这支军队是他在天津练的，并非直接由慈禧或朝廷直接控制。慈禧太后自然担心，如果一旦发生什么事，光绪皇帝可能会调动袁世凯的军队来对抗自己。因此，她需要确保袁世凯“听话”。
2. 缺乏深厚的政治根基和政治理念：与康有为、梁启超这样有明确政治纲领和思想体系的维新派不同，袁世凯更像是一个职业军人，他的忠诚对象更多是实际掌权者，而非某个政治派别。这使得他更容易被拉拢和利用。
3. 政治嗅觉敏锐，懂得趋利避害：袁世凯能够敏锐地感觉到局势的转向。当他得知慈禧太后对变法越来越不满，并且有能力压制改革时，他很可能就预见到维新派即将面临的危险。
“围园救驾”还是告密？
关于袁世凯“出卖”维新派的具体细节，历史上记载有所不同，但主流的说法是这样的：
在变法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维新派的谭嗣同与一些革命党人接触，甚至考虑利用日本浪人、雇佣兵等手段来支持光绪，并且计划铲除慈禧太后党羽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比如荣禄。他们甚至有人提出了“围园救驾”的构想，即计划发动兵变，软禁慈禧，支持光绪皇帝。
这些计划，或者说是对这些计划的揣测，很快就传到了慈禧太后和荣禄的耳朵里。根据当时的记载，袁世凯就是将这些消息透露给了荣禄。
荣禄收到消息后，立刻通报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抓住这个“把柄”，以“围园救驾”、“图谋不轨”为名，迅速调集了军队，于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发动了“戊戌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镇压了维新派。
袁世凯的动机分析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自我保护和政治投机：他可能意识到维新派的计划风险极高，一旦失败，他作为与维新派有联系的官员，也可能会受到牵连。而将这些信息透露给慈禧，则可以表明自己的“忠诚”，并且可能因此获得慈禧的信任和重用。在政治风暴中，与其站在一边可能失败的改革者，不如选择站在能够控制局势的强大势力一边。
对维新派的“激进”不满：虽然袁世凯也承认大清需要改革，但他对维新派的一些激进措施，比如裁撤旧官、变法过快，可能并不完全认同。他更希望的是一种稳健的、可控的改革。维新派的计划，尤其是涉及武力宫廷政变的部分，对于他这样一个军人来说，也可能显得过于鲁莽。
获得权力：慈禧太后在政变后，为了巩固权力，也需要扶持一些自己信得过的、有能力的人。袁世凯在政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尤其是在控制了部分关键地区的军队。这为他日后受到重用铺平了道路。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掌握了更多的实权，特别是他练兵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后果与评价
袁世凯的出卖，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他提供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关键“证据”和“理由”。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如谭嗣同被处死，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光绪皇帝也被软禁，大权旁落。
后人对袁世凯的评价褒贬不一。
批评者认为他是一个 Opportunist（机会主义者），为了个人前途和权力，背叛了改革事业，是晚清中国进步力量的绊脚石。
辩护者则认为，在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袁世凯的选择是出于政治智慧和现实考量，他并非主动“出卖”，而是看到了改革失败的趋势，选择了对自己和国家更有利的道路。他们可能会强调，袁世凯本人也并非完全反对改革，只是他采取的方式和时机不同。
总而言之，袁世凯出卖维新派，是晚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它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更是大时代背景下，不同政治力量、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袁世凯抓住了机会，顺应了当时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意志，最终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更大的腾挪空间，但也因此背负了“卖主求荣”的骂名。
网友意见
谢邀，大清忠臣袁世凯出卖的不是维新派，而是革命党。
教科书把谭嗣同说成“资产阶级保皇改良派”，其实精读谭嗣同《仁学》和事迹，就会知道，谭公是坚定的排满反清烈士，是没有加入兴中会的革命党，公开号召驱除鞑虏，戊戌计划中枢反清，与康有为不是一路，反清诗词还被康梁篡改。当然，跟什么“资产阶级”更是没有五毛钱关系。
谭嗣同追慕文天祥、郑思肖、王船山等宋明遗烈，参与维新是为直取首都，以覆清廷，自甘牺牲以证改良不通，更做了大量反清宣传，这点他的同道章太炎邹容陈天华很清楚，同盟会一直宣扬谭嗣同反清革命本色。邹容写《革命军》就大段引用和借鉴谭嗣同的著作，并悼之“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如果略去作者，只看这些话，会以为是孙中山、邹容、章太炎、陈天华、刘光汉（前期）、蒋中正、钱穆、牟宗三等人常见的反清言论：
——“辽金元之罪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会心也，其俗则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撄取中原之子女玉帛……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餍！……成吉思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李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时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其批判曰：“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中国犹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而其结论曰：“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
说这些话的是谁？谭嗣同。而且不是一两句，一两段，是始终如此，正所谓“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而其被篡改的绝命诗，仍号召排满反清：“三户亡秦缘敌忾，功成犁扫两昆仑”。同样，“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被康奴篡改为“无以酬圣主”。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要出卖谭嗣同呢？因为袁深知，他的荣华富贵，和将来的权力来源，都是爱新觉罗所赐，一旦他的大清灰飞烟灭，自身就是唇亡齿寒，所以袁氏终其一生，对爱新觉罗忠心耿耿（但这种忠诚并非满清豪杰良弼那样的真诚信仰，而是纯粹依附投机），哪怕段祺瑞违背他的电令，带兵上殿，配合同盟会光复的十几省逼退满清之后（这是袁世凯无法节制段祺瑞的根源，也是段祺瑞能够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原因），袁氏仍从中作梗，把清帝逊位诏加入“特命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一条，将共和国的法统，追溯于爱新觉罗私相授受的恩赐，以取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全民族共和契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这也是为什么从那以后，袁氏要三让首揖爱新觉罗，在八旗首肯之下一边汉服祭天、一边钦定长袍马褂（1913）、一边为保卫清帝逊位诏而武力撕毁临时约法、一边将满清-北洋-伪满洲国的五色旗作为赡养清室的“国旗”、一边以国家元首之名签善后大借款21条等换取帝位，一边法定“诋毁前清”者入罪（1914），一边刺杀吴禄贞等反清志士阻碍南北夹击计划，同样，这也是袁世凯为什么在帮助大清镇压义和团之后，要将义和团领导层置换为八旗皇室，把“扫清灭洋”改为“扶清灭洋”的缘故。
在反清这个问题的天平上，谭公嗣同与孙中山、洪秀全、郑成功、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李定国、张苍水是一路人，而袁世凯与康有为、曾国藩、李鸿章、施琅、周培公、纪晓岚、吴三桂、范文程是一路人。这是两极对垒，因此袁的做法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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