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拥兵7万就敢篡位，曾国藩领军50万却甘为人臣，他在怕什么？
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分析曾国藩在面对庞大军权时，为何选择了“甘为人臣”，以及他可能在“怕”什么：
一、 曾国藩的政治理念与道德操守：忠君报国是核心
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代表，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儒家体系中，“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是至高无上的。忠君、报国、维护纲常伦理是他毕生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追求。他并非仅仅是被动地“为人臣”，而是发自内心地认同并践行这一套价值体系。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的自我定位： 曾国藩深知自己是晚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非常之人”，他以恢复太平盛世为己任，将平定捻军和太平天国视为天命。然而，他的目标是“救时”，是“辅弼”，是“匡扶社稷”，而不是取而代之。他认为自己的功劳是为了“报效国家”，而不是为了积累个人资本去颠覆政权。
对乱世的深刻恐惧与责任感： 曾国藩亲眼见证了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生灵涂炭、社会崩溃。他深知一旦国家再次陷入大规模的内乱，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的庞大军权，在他看来，是用来平乱、稳定秩序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制造新乱端的资本。他的首要责任是维护大清的统治，即使这个统治已经风雨飘摇。
清正廉洁的个人品格： 曾国藩以其严于律己、清正廉洁著称。他一生清贫，不贪恋权势和财富。这种品格使得他与那些热衷于权力斗争、唯利是图的政治家有所不同，他更看重的是内心的平静和道德的完满。
二、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政治格局：时机与可行性
清廷的政治制衡： 尽管曾国藩拥有强大的湘军，但清廷并非完全没有制衡手段。
中央集权的惯性： 尽管中央权威衰落，但对地方军权的警惕从未消失。慈禧太后等高层人物对权力的掌控欲极强。
其他政治派别的存在： 虽然湘军是晚清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中央政府仍然掌握着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如李鸿章的淮军）。这些力量虽然战斗力不如湘军，但在政治上仍然可以构成制衡。
“借兵剿匪”的合法性： 曾国藩的军权很大程度上是慈禧太后在危急关头“借”给他，让他去平定叛乱。一旦叛乱平定，这种授权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他需要继续依靠朝廷的授权来维持其地位和权力。
“汉人治汉”的潜在担忧： 曾国藩作为汉人，能够掌握如此大的军权，本身就是对满清统治者的一种挑战。一旦他公开反叛，不仅会引起满清的强烈反击，也可能会激化满汉之间的矛盾，引发更深层的社会动荡。
外部势力的影响： 晚清正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干涉。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大规模的内乱都可能给外部势力提供可乘之机，国家主权将更加岌岌可危。曾国藩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三、 曾国藩可能在“怕”什么？（更深层次的解读）
如果一定要说曾国藩在“怕”什么，那可能不是对权力的畏惧，而是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顾虑”和“警惕”：
1. 怕国家再次陷入战乱和毁灭： 这是最核心的“怕”。他所做的一切，包括拥兵，都是为了“救国”，而不是为了“兴家”。他深知一旦他成为篡权者，必然会引发新的战争，而他自己也可能成为历史的罪人。他所追求的是一个稳定、统一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被自己双手撕裂的国家。
2. 怕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曾国藩非常看重自己的历史评价和道德声誉。他信奉“功成身退”，希望能够以一个忠臣、名臣的形象载入史册。篡位无疑会让他背负“叛逆”的骂名，成为千古罪人。他不会冒着自己毕生追求的道义和名声的毁灭来换取短暂的皇权。
3. 怕无法掌控局面，最终自食恶果： 尽管拥有70万大军（这里可能有点夸张，晚清时期大规模军队的统计数字不一，但湘军规模确实庞大），但曾国藩也清楚，权力斗争远比战场复杂。他可能也“怕”自己虽然能打仗，但未必能驾驭得了整个复杂的政治局面，最终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甚至被更狡猾的对手算计。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野心家，他的长项是治军和经世致用，而非阴谋诡计。
4. 怕成为历史罪人，辜负先祖和后世： 曾国藩家族有良好的家风和祖训。他肩负着家族的荣耀，也希望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好的榜样。篡位行为将彻底背离他所秉持的道德准则，也无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后世的评判。
袁世凯与曾国藩的对比：
政治野心和道德底线： 袁世凯的政治野心更为强烈，并且为了实现野心，他可以突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线。而曾国藩的道德底线更为坚固，他的政治目标是“救国”，而非“夺权”。
时代背景和权力结构： 袁世凯崛起于清末民初的权力真空和政治动荡时期，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期，中央权威非常薄弱，给了他利用北洋军阀集团逐步集权的巨大空间。而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尽管清廷衰落，但中央集权的惯性仍然存在，并且他拥兵的时间是在平定内乱之后，需要依靠清廷的认可。
个人性格和经历： 曾国藩历经科举入仕，以文人身份起家，他的成长过程塑造了他“谨言慎行，克己复礼”的品格。袁世凯则更偏向于军事和实用主义，他的政治生涯充满了权谋和策略。
总结来说，曾国藩坐拥50万大军却甘为人臣，并非因为胆怯，而是他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他的选择是基于：
坚定的儒家道德和忠君报国的理念。
对国家战乱和毁灭的深刻恐惧。
对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存亡的责任感。
对历史评价和个人声誉的重视。
对当时政治格局和权力运作的清醒认识。
他“怕”的不是丢掉权力，而是怕国家因此而毁灭，怕自己因此而成为千古罪人。他的选择，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深邃思考和高尚品德。而袁世凯则代表了另一种追求权力的路径，最终走向了与曾国藩截然相反的道路。
网友意见
谢邀
很多回答解释的角度和内容太过复杂，但曾国藩不造反的理由远不需要那么些复杂的理由解释才能说通，我来说一个最简单易懂的点——打不过。
曾国藩是实打实的军事统帅，不是键盘侠，基于这么多年带兵积累下来的军事经验，他对仗能不能打还是门清的。
1.湘军造反以后打不过清王朝第一个原因在于力量不够，本身并无兵力碾压的资本。
题主说的「拥兵五十万」基本上是不存在于湘军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兵力数据，事实上湘军本身派系非常多，湘军五大主力中的左宗棠湘军和江忠义刘长佑新宁楚军根本就不归曾国藩管，真正隶属于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湘军兵力全盛时期不超过十五万。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指挥湘军攻打天京的兵力是:
曾国荃吉字100营约50000人。
皖南打援的金国琛、唐义训、朱品隆40营约20000人。
皖北打援的李续宜(去年病死了)20营约10000人。
游击打援的鲍超霆军26营约13000人。
金陵近郊老湘营刘松山、易开俊部20营约10000人。
水师杨载福、彭玉麟长江水师24营约20000人。
以上合计130营123000余人。
其中可以肯定会跟曾国藩造反的是他的嫡系曾国荃吉字、鲍超霆军、刘松山老湘营和杨载福彭玉麟水师。
皖省的湘军部队情况比较复杂，总体来说他们都是李续宜的部队，李续宜的部下分为在皖和在鄂两大部分
在皖者五支：
驻三河尖望风寨者成大吉7营、毛有铭8营。
驻霍邱者萧庆衍8营。
分防颍寿正阳关者蒋凝学10营。
屯六安州者王载阳5营。
合计38营19000人。
在鄂者3支：
驻黄州者营务处金国琛8营。
驻武昌者郭鹏程8营。
驻桐城者周宽世4营。
合计20营10000人。
此后，郭鹏程、萧庆衍两军参与曾国荃攻天京的部队，成大吉、蒋凝学留防临淮，苗沛霖灭后，调为皖北游击之师，毛有铭、金国琛、周宽世、王载阳等军调为皖南游击之师，均担负攻克天京外围阻击任务。
李续宜部湘军虽然有不少归曾国藩节制指挥，但他们实际上受皖抚李续宜与鄂抚胡林翼的指挥更多些，很难说他们会不会跟着造反，姑且把他们也算进去吧，这些队伍我们都不计天京之战的损耗，全部满打满算就行。
与之相对，不归曾国藩统属指挥的清王朝武装则要多的多，天京的北面有冯子材部2万人，东面是左宗棠湘军和李鸿章淮军，这两个军系到了同治三年都有了巨大的发展，我们一一查看。
左宗棠于咸丰十年(1860)募楚军张声恒、罗近秋、崔大光等四营，合王开琳部老湘军1400人，计5000人援浙江，经过迅猛发展，于同治三年(1864)夏，全军猛增至5万—6万人。分别是:
黄少春原楚军16营约8000人，刘典新募楚军16营约8000人。
援浙湘军亲兵4营4总哨约3500人。
老湘营王开琳部4旗约1500人。
曾国藩大营直辖徽信防军由左军调遣。
李元度安越军约3000人（原8000人撤遣了5000人）。
刘培元新军6营约3200人。
江西省防军王德榜4营约2000人。
江西省防军屈蟠3营约1500人。
蒋益澧援桂湘军20营约10000人（高连升、熊建益左右翼各5000人）。
降将蔡元吉军8营约4000人。
魏喻义桂阳勇4营约2000人。
衢州营兵李定太约8000人。
浙江水师罗启勇、杨政汉300人。
法国雇佣军德克碑2营约1000人。
以上合计约57500人。
李鸿章淮军的变化则更为迅猛，一跃成为曾国藩湘军以外的第二大实力派，他起初支援上海的部众有1万人(为湘军8营约4000人、淮军5营约2500人、黄翼升淮扬水师9营约3500人)，到上海不久署理江苏巡抚，他凭借巨额的财政收入大肆扩军，一年之内部众多达4—5万，同治三年攻下苏州以后部队暴涨到120营6万余人，若再加上黄翼升淮扬水师9营、增调的李朝斌太湖水师10营和地方防军，总数超过了7万。
不计地方驻防的防营和旗兵，而像多隆阿、穆图善的援陕军、骆秉章、刘岳昭的援川军、刘坤一楚军、广东的张运兰、杨虎臣，直隶的刘长佑楚军，贵州的田兴恕湘军这些不属于曾国藩统带的军队，于曾国藩湘军也太远，我们也可以排除在外，尽管如此，曾国藩湘军的西面情况也不容乐观，在江西有席宝田的精毅营6000—1万人，沈葆桢的江西军约1万人，江忠义新宁楚军3000余人，在湖南有陈士杰广武军8营4000人，最主要的是，为了阻击正在全力回援天京的西北太平军、捻军联军，亲王僧格林沁正调集本部马步1.4万余众，加上官文鄂军、张之万豫军、乔松年皖军共计十余万人的大军在鄂皖战场云集起来，要与太、捻联军进行决战，最终于霍山黑石渡一带把联军大部击溃，总之，如此多的重兵对于曾国藩而言是不利至极的。
2.第二个原因在于，湘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军纪败坏，一方面是锐气消散，部队腐败，暮气深沉。
湘军后期军纪非常败坏，这个众所周知，仅以龙盛运老师的论述简要说明，不必过多摘录资料:
另一个重点在于湘军的部队腐败严重，将领吃空额，克扣军饷(加之攻克天京以后人心思动，发财了人人想要回家享乐)，军队则沾染了嫖娼、洋烟、赌博、饮酒等恶习，造成了战斗力严重下降，暮气深重:
王庆成老师在《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里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可以让我们管窥到一些情况，老湘营的刘松山是最为清史稿吹捧夸赞的一个湘军名将，说他非常忠勇朴诚，以严谨著称,不争功,不诿过,战绩彪炳，曾国藩待以国士，实际上王庆成老师后来在翻阅《能静居日记》的时候看见了赵烈文的一条记载说刘松山得到了饷银不发给部众，自己和将官们私吞了，导致士卒怨声载道，同治四年就“有哗饷者”，被刘松山诛杀数人而定，这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实际上被曾国藩认为为锐气尚在的老湘军也是名难副实的。
曾国藩北上与捻军作战，湘军只带了刘松山老湘军17营8500人与张诗日吉字6营3000人，也就是说曾国藩只认为这些部队是能战的，可是刘松山尚且如此，其余湘军的情况恐怕更不容乐观看待。
3.第三个原因在于，湘军欠饷奇多，索饷哗变的情况较为严重，且曾国藩造反以后失去了后方供给粮、饷的来源，地方上又被战争摧残，从地方上搜刮钱粮也搜刮不上来多少，湘军强盗行径又极多，指望获得人民主动提供粮饷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
《湘军史》:「湘军高层幕僚赵烈文早在咸丰十一年七月初九日《上曾涤生大帅书》时，就看到了这一潜伏的危机。《能静居士日记》云：“岁月既久，将骄而黩，士怠而嗟；逆援之来，望旌思溃，全师崩坏，势如决水。夫兵闻拙速，未睹巧迟，斯之谓也。”又曰：“将位高则易骄，士金多则易怠，所获或不均则易怨，有是三者，愚鄙多虑，反用转侧，古人每胜则惧。”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近日军情并陈饷绌情形片》称：“今年兵事之迟钝，半由于饷需之奇绌（鲍超、毛有铭两军均有部卒逃散发生）。臣带兵九载，今年始有饷匮兵逃之事……夙夜祗惧，恐微臣之颠踣立见，而大局之决裂尤可虞也。”
...中略
同治三年四月十二日《沥陈饷绌情形片》称：“局势过大，头绪太多，论兵则已成强弩之末，论饷则久为无米之炊……兵弱饷绌，颠覆将及。”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奉旨复奏并陈近日军情折》称：“……深悔募勇之太多，惴惴焉恐生他变。”金陵攻占前夕，湘军因饷需奇绌，各军大多缺饷数月至十数月，各营统将纷纷告急，祸机潜伏，稍触即发。
同治四年夏，江西霆军十八营哗变，全军溃散，朝野震骇。此后，皖南、淮甸、湖北湘军均有若干哗溃事故发生。西北各军，穆图善、杨岳斌部也多次发生缺饷哗变，虽经设法弥补缓解，然而，对湘军整体亦有较大影响。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日，霆军哗溃。鲍超因丁母忧，三年十月十二日朝旨准假六个月，回籍葬亲。所部分为两军：由总兵娄云庆率领入闽之军，在上杭县大哗，回向江西索饷。江西藩司孙长绂急发银六万两，迎解于军前，众稍定。而总兵宋国永率领入蜀之军，行至湖北金口登岸，哗溃为乱，窜陷咸宁县，扰犯江西、湖南边境，湘抚李瀚章调军堵截，道经桂阳州，遭陈士杰要击，乃未入湘。五月窜入赣、粤边兴宁，与太平军汪海洋部合，乱势益盛。八月，鲍超领娄云庆军入江西、趋粤东会攻。十二月至镇平、嘉应收抚宋国永部叛卒后，于黄沙嶂战罢带至湖北战区。」
总结一下，兵没有人家多，力量也不如人家大，将卒不如人家的好，造反了以后人家把你的粮饷断了、地方上人又恨死你了，拖个几天看你底下还有几个兵跟你造反？乖乖当个大清忠臣善始善终不香吗？
袁世凯篡位成功，53岁；曾国藩攻破天京，53岁。
两人体质都不够好，一个尿毒症57岁去世，一个疑似脑溢血61岁去世。
一个王朝就是一个系统，衰落无非是个无奈的熵增过程。力挽狂澜或改朝换代，就是清除熵，就是要注入极大的外部能量，那能量就是中兴之臣或开国之君的生命力。一切野心，本质上都是对生命的残酷透支，就看本钱如何。
应该说，这两位精明过人的能臣，实际上在客观条件上，都很难突破天然限制，成为开国之君。
那么，差别就在对手，慈禧与隆裕。
慈禧如若中上水平，隆裕弱得简直不大像话，退位后2年，抑郁而终。很多人回忆其生前，智力与意志也颇低于常人。
至于军队，7万基本近代化了，与禁军有代差；50万基本没有近代化，与禁军没代差。
所以，历史就是一系列的机缘巧合而已，偶然性中体现的必然规律，必然性中发生的偶然事件。
而算法是关键。
袁世凯篡位的时候，他那七万兵是敢支持他的。曾国藩那会别说篡位了，就是割据湖南有没有50个人敢站队他都是个问题。。哪来的50万？
要说原因的话复杂到绝对够写篇几千字的论文了，但简单来说就是袁世凯时代的清朝和曾国藩那时的清朝集权度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封建王朝在各地的统治秩序已经濒临崩溃，袁世凯和孙中山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不了解曾国藩，这里只针对袁世凯说两句，从后世的视角回看，如果与古代的“改朝换代”相比，清末民初的辛亥鼎革显然是动荡较小的，袁世凯以南北议和的形式，用最小的代价获取了政权，但是如果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会发现南北和谈中的袁世凯同样是谨小慎微、左右逢源，以求在各方势力之间维持平衡，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换句话说，即使是面对孤儿寡妇、危如累卵的清廷，袁世凯的谋权之路同样如履薄冰，更不用说尚有一夕之力的晚清了，如果只从结果回看，反而会模糊了袁世凯当时的“窘境”。
南北议和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2月17日-12月28日，12月29日到1月19日前后，1月19日到2月12日清帝逊位，在第一个阶段中，袁世凯方面试探性的抛出了“国民会议”这一折中方案，以探查各方态度。南北议和的第一次会议讨论的是陕西、山西两省的停战问题，在12月20日的第二次会议中，南北双方正式就议和问题展开谈判，出人意料的是唐绍仪主动提出北方不反对共和：“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但是唐绍仪要求“必须循众”，也就是通过国民大会进行公决决定，“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由此“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但是伍廷芳对此不置可否，要求直接逊位：“须令君主逊位，其他满人皆可优待，皇位尤然。”希望尽快决断免生风波，于是唐绍仪致电请示袁世凯。
虽然唐绍仪声称“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但是其所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进行公决的方案实际上是一项态度模糊的折中方案，且不说倘若召开国民会议，清廷是否会采取暗箱操作，即使没有阴谋，会议的结果也会受到代表身份、地域倾向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远远不是唐绍仪所说达成共和的形式而已，如果采取国民会议这一方案，那么未来的政体形式实际上是不确定的，北方提出了这一方案，可以视为试探各方态度的折中策略。伍廷芳虽然提出了反对，但是态度不算强烈，因此唐绍仪将这一提案重新送回了袁世凯。
第二次会议与第三次会议之间间断了八天，对于南北议和而言，这样的中断显然是极为漫长的，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漫长的中断，是因为袁世凯在此期间内需要游走于各方势力，以确定“国民会议”方案的可行性，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列强的态度。在列强之中，日本是君主立宪制最强硬的支持者，他们害怕中国走向共和之后会冲击日本的君主体制，因此希望建立一个名义在清朝统治，但实际由汉人治理的政府，而英国同样认为中国国情不适合共和制，换句话说，日本与英国的态度将直接决定袁世凯是否继续坚持君主立宪。但是在和谈开始之后，在南方拥有巨大利益的英国突然转变了态度，主张保持中立，应当由南北双方自行决断。英国明确转向中立后，日本反对共和的主张也只能无疾而终。在君主制最有力的支持者转变态度后，袁世凯不再坚持出山时承诺的君主立宪，将这国民会议的方案抛给了清廷，最终12月28日隆裕太后下谕同意召开临时国会进行公决。伍廷芳对此表示认可，双方开始讨论具体的开会地点以及代表问题。因此在第一阶段，南北双方实际就召开国民会议进行公决这一折中方案达成了合意。
然而在12月29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其与袁世凯的斗法也正式展开。孙中山一方面在就职当日致电袁世凯，表示了“虚位以待”之意：“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另一方面则在次日以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为由要求北方直接承认共和，等于否定了国民会议的折中方案：“现各省到会代表已一律承认共和国体，无庸至北京取决……并请万勿在持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之歧说。”这一点同样超出了伍廷芳的预料，他在12月31日的第五次会议中指出：“南京代表团来电，不认国民会议，故我亦为难，至于极地……然我有全权代表，即可以全权行事也。”
孙中山与伍廷芳之间的不同态度，实际反映出此时南方内部的不统一，就对和谈的态度而言，南方可以大体划分出温和与激进两种观点，前者以张謇、伍廷芳为代表，后者以孙中山为代表。唐绍仪到上海后便会见了张謇，张謇提出：“所谓南北议和者，依照现在形势，乃是袁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谈判……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当南北和谈陷入僵局时，张謇试图从中调和，并建议袁世凯以军人向清廷施压。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温和与激进的分野与立宪派和革命党的不同有所区别，温和派中包括黄兴等革命党，而激进派里也有汤化龙、谭延闿等立宪派，正是由于对于观念不同，在和谈过程中南北内部多有矛盾。
袁世凯则对于南京的表态极为不满，在12月30日断然否认了此前南北双方就国民会议具体问题达成的协议：“代表人数四条，断无效力，本大臣不能承认，请取消。”12月31日继续发电：“此事既已普征全国人民意见公决为宗旨，自应由各府、厅、州、县各选议员一人，方足当舆论二字……至来电所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节，未经本政府承认，断无分电之理。”并以开战相威胁，最终唐绍仪当日提出辞职。之后的数日中，双方反复就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以及袁世凯撕毁协议的问题进行纠缠，而对于袁世凯的反映，1月5日孙中山一方面继续以总统之位安抚袁世凯：“一俟国民会议举行之后，政体解决，大局略定，敬当逊位，以待贤明”，另一方面要求民军“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
就袁世凯而言，在与南方在明面上进行纠缠的同时，在确认了南方的让位之意后，袁世凯开始谋划清帝逊位。他一方面利用列强向清廷施加舆论压力，1月9日，袁世凯告知莫理循希望英方就逊位问题向清廷施加压力，不久后上海商会发来了要求清帝退位的请愿书；另一方面则利用唐绍仪，绕过国民会议，与伍廷芳直接商议清帝退位问题。最迟在1月12日，清廷便开始召开御前会议讨论退位事宜，并且得到了隆裕太后、奕劻等部分成员的认可。莫理循甚至在信件中乐观的表示：“你收到这封信以前，我几乎肯定你已得到皇帝退位的消息……唐绍仪将作为中间人，进行秘密调停，使革命党接受这种安排。”在1月19日的御前会议中，袁世凯借赵秉钧之口正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南北政府同时取消，由袁世凯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
然而在1月19日前后，南北双方再次出现变数，议和进入第三阶段。就南方而言，孙中山敏锐的发现赵秉钧所提议案的问题，明确反对清帝向袁世凯授权，他在此后向《大陆报》记者强调：“满人当赞成共和而逊位，非赞成袁世凯而逊位，则余始退任。”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为清帝逊位给袁世凯，本质为私相授受，后者为清廷交权给南京临时政府，南京再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南京临时政府。因此在1月22日向袁世凯提出了五项条件，其中包括清廷明确逊位，袁世凯南下就职，宣布赞成共和，并向参议院宣誓效忠，根本目的在于斩断其与清廷的法统联系。然而孙中山的主张并未得到南方的理解，伍廷芳对此感到不满，将其视为临时加码，并且指责孙中山“似此则在我无食言之嫌”，温宗尧甚至在信中说：“如果他有一支手枪，他就亲手杀死孙中山。”
而就北方而言，《民意报》刊载了伍廷芳1月18日致南方的公报，称“此次停战展期者，因清帝有退位之议，前此秘密磋商，未便先行宣布。今已有头绪，大约再过数日即可决定”引起了清廷亲贵的激烈反对，反对者组建了宗社党，甚至强硬主张“吾国不能共和，万不得已，则当南北分立”。基于亲贵们的激烈反对，原定于1月22日发布的退位诏书被迫推迟，隆裕太后决定：“现在仍以速召国民会议为正当办法。”于是在1月22日，袁世凯重新提起国民会议问题，南北议和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面对来自南北双方的双重压力，袁世凯一方面继续以国民会议问题敷衍南方：“本大臣与贵代表久商未决者为国会选举及地点日期，并未与贵代表筹商退位办法。”一方面安抚北方情绪：“现在讹言繁兴，人心不靖，诚恐民听易惑，致生误会。其国会办法正在磋商之际，凡我臣民尤不容妄启谣疑。”同时暗中鼓动段祺瑞等人向清廷施压，1月26日段祺瑞等四十余名名军政大臣联名电请代奏“立定共和政体，不必等待国会公决，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暂时代表政府进行交涉，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而在孙中山一边，一面致电各国公使，指责袁世凯反复无常，一面正式策动北伐，在1、2月之间，姚雨平粤军在固镇与张勋部队展开遭遇战，大破清军，最终在宿州展开决战，迫使张勋退往山东。
而在一月底，南北双方的压力又同时出现转机。就北方而言，1月26日宗社党骨干良弼遇刺，于次日后去世，铁良逃离北京，宗社党势衰。而在南方，或许是迫于同侪的压力，1月29日，孙中山转而抨击少数皇族：“近与袁内阁切商清帝退位办法，已有成言，而为满洲少数皇族所把持挟制，岁令内阁为难，陷于危困。”至此，清帝逊位的阻碍力量被基本消除，南北双方对清廷持续施压，2月4日，冯国璋、段祺瑞、姜桂题、张勋等64人致电伍廷芳，表示北方军界多主张共和国体，当天孙中山致电伍廷芳，主张“民军急图北上，速定大局”，希望清军与民军联手直入北京，最终，清廷于2月12日正式退位。
回顾南北议和的过程，会发现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展现出极为谨慎的态度，在和谈的第一阶段，试探性的提出国民会议的折中方案，以观察各方态度，在南方表示同意且列强不再坚持君主立宪后，袁世凯开始推动这一方案的落实，但是孙中山的归国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导致国民会议的折中方案不再可行，袁世凯必须面对全新的政治形势，即南方存在的另一个正式政府，针对新的形势，他放弃了国民会议的方案，一方面与南方纠缠，另一方面在暗中鼓动清廷直接退位，并提出了由自己绕过南北双方，另行组织临时政府的主张。然而这一主张遭到了南方双方的反对，袁世凯的表态反复无常，正体现出夹在南北之间的窘境，在延续第二阶段基本策略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动员北方军人向清廷施压，在宗社党败亡后，终于促成了清帝退位。
袁世凯的谨小慎微，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北方和南方一样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中，在辛亥鼎革之际，无论是对于哪一方而言，想要通过武力实现统一都是极其困难的。袁世凯在《请速定大计折》中指出：“然而战地范围，过为广阔，几于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已极……若激励将士，勉强以战，财赋省份全数沦陷，行政经费茫如捕风，讨军实饷源何出？”唐绍仪也曾表示：“试问战争再起，度支何如，军械何如，能操必胜乎？……仪初意合唱赞成共和，第亲历汉沪，目击情实，不得不急为变计。”如果认为二人的说法有政治目的，身处前线的张勋的观点则更为真实：“徐饷项属巡防，马步共十九管 ，每月饷银三万余两，向由省局及海州分司淮北督销分拨，现在绅士已筹垫两月，竭蹶万分，十二月饷尚无着落。” 面对财政危机，清廷发行爱国公债，但仅募得银77万两、洋54万元。当南北政府合并时，度支部自述“细查存款，除存在大清银行之十余万两已不能作数外，其余丝丝入扣，连铜元计算在内，只有二万余两。”正是基于这种现实，袁世凯不得不游走于清廷、列强、南方之间，在极力维持平衡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对于危如累卵的宣统三年，袁世凯尚且如此，更何况曾国藩呢？历史的后见之明，往往使我们忽略了历史人物在具体情境中的危急与踌躇。
曾国藩的赞誉被捧得很高是近几年的事情，突然冒出一群人，出版了曾国藩家书系列，把他夸成大清最后的忠臣，汉族人的典范，吹他评价用人多么牛逼。
就他的传记，看完就两字：不配。
等我追究了一下，发现是曾国藩的后人请的一堆人在造势，要把曾推到圣人的地位，我就呵呵了。
曾国藩造反的事情被渲染过多次，他的传记也有提到，总的来说他没那个条件，打完太平天国皇帝就准备搞他了，左宗棠也看他很不顺眼，他当时要不当缩头乌龟，脑袋早被拧下来当夜壶了还造反。
最后，知乎也有一个视频专栏在讲曾国藩，我劝有脑子的人，别买那些破书听那破节目，纯辣鸡。
一、简单就是曾国藩站在山顶时，
同时期，还有其他得军正大佬也站在山顶，分别是清庭慈禧，张之洞，军事家李鸿章，左中棠这些大佬们都在，当然，还有当时还正在成长中得袁世凯。
当时他们都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或者说他们身后都有一群能打的铁杠的支持者；
有人说不对吧，清庭慈禧难道不是最高统治者吗，这个事情是枪杠子里出政权，没每一个王朝的核心统治力量必然是军事统治力量，
而实际上的，太平军二次破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直接撕裂、摧毁了清庭统治的核心铁杠力量——八旗和绿营，是以实际上清庭已经没有绝对得力量来震慑湘军，而清庭慈禧，震慑湘军实际上靠的只是经济手段和分化，打压，拉拢曾，左李这些同样站在⛰️顶得大佬，来完成政治上的斡旋，或者说叫做政治上的纵横捭阖；
所以实际上，那是的清庭慈禧实际上，只是天下共主，各个诸侯里的老大，而不是真正意义不大的皇家王朝；
二、站在山顶得大佬独胜袁世凯，
时空转化，清庭最高层，是实际政治幼稚，最多算站在山脚的溥仪满清派系，其周边环境，那些曾经站在山顶的显赫的军政大佬李鸿章、左中棠、张之洞，已经被时间一杠清；
而南方对手盘，孙文，蔡锷，还在通往政治家，军事的半山腰；
大佬独有袁世凯一人，所以袁世凯政治军事皆站在山顶，对清庭孙文，蔡锷，等人进行降维打击。结果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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